摘 要：完善社区治理格局是构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其中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然而，当面临社区居民参与率低、参与效能不高、参与主体偏老龄化等问题时，如何从居民参与的视角探索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首先，从结构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文化主义视角、社会资本视角解释了居民参与动力不足的原因；其次，围绕动机、工具与保障三个维度构建了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最后，针对未来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以期更好地为我国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参与动力 参与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总体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居民自治、专家参与等几种典型代表的社区治理模式。虽然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即滕尼斯所说的“社会共同体”。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要素：第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互惠互助的社会网络；第二，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其行为符合既定的规范与章程。[1]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社区尚未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长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二是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尚未取得合法性地位；三是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低，参与主动性差，未能有效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权利；四是社区内部利益相关者社会网络关系的破裂与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因此，在面对社区居民参与率低、参与效能不高、参与主体偏老龄化等问题时，如何从居民参与的视角来探索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一、研究问题：如何理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不足
以往的研究在探讨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时，主要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解释角度。
一是结构主义视角。该视角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进行解释，认为当前居民参与不足主要源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压制了社会空间，从而抑制了居民参与的能动性。[2]具体来说表现在：社区服务过度依赖于政府，社区服务的供给与居民的实际需求相背离，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浓厚。在这种视角下，学者们认为激发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推行政社分离，保证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和信心，重塑现代公民社会。
二是制度主义视角。该视角主要是从政府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供给来进行解释，认为当前居民参与不足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足，如缺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通道、缺乏社区参与的制度环境、缺乏居民议事的平台以及政府不科学的管理方式等。在这种视角下，学者们提出只有将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需求和公民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相结合，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创新制度，并将这种新的创新制度变成社会互动的普遍规则，让居民充分了解和熟悉这些规则，使居民由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参与。[3]
三是文化主义视角。该视角主要是从社区成员内在的价值体系及居民之间的交往方式来进行解释，认为当前居民参与不足主要来源于破裂的社会网络关系、公民精神缺失、社区认同感及社区意识淡薄以及搭便车行为，使得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陷入文化陷阱。[4]在这种视角下，学者们认为要培养居民的共同利益和社区认同关键在于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网络。在这种网络关系中，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行为会遭受到集体的排斥和惩罚，为了持续性地融入到集体之中，他们自然选择主动参与，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互信互助的日常规范，最终形成社区归属感。[5]
改革开放后，随着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在全国兴起，单位制逐步解体，原来由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步转向社区。与此同时，大量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及本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都对社区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鼓励在全国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工作，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居民需要提供社会服务。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的工作意见》。此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区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应地，各种行政性事务也越来越多。
第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可以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我国的居民参与通常指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和管理事务。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有机会面对面地互动、合作，为解决社区问题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在互动过程中增加居民对社区环境的感知，增进邻里之间互相了解，修复居民之间原本破裂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当居民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认可周边的邻里、依赖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关系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归属感、认同感和社区意识。这种对社区的归属感又会进一步刺激居民参与的能动性，居民的参与动机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导向，而是为了需求联系和社交的需要。巢小丽（2013）基于Z省N市的172名居民的调查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越多，对社区越熟悉，越容易在社区内与其他成员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其自豪感与主人翁的意识越强烈，社区归属感也明显得到提升。[10]同时，该研究也指出传统式街坊社区类似“熟人社会”，居民社区归属感最强，居民参与的比例达到80%；安置型社区通过党建引领与社区组织培育，吸引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居民的归属感较强，参与的比例也较高；而商品房社区由于居民异质性及居住空间的私密性，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较差，居民参与的比例也非常低。因此，未来应该采取措施增强居民对居住地的归属感、认同感及其他依附情感，从寻求社区归属感的心理需求来动员居民参与，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居民参与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
二、创新社区治理的动机：理解居民参与治理的重要性
第二，居民的参与使利益相关者不断自发组织或者被组织起来，有利于促进市民意识的觉醒。社区治理是社区居民共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其关键就是建立多元主体的协调机制和参与网络。这种参与网络是政府、居民、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等多元利益主体在持续互动过程中经过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它的形成会进一步内化于社区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信任、认同、包容等。当所有的社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稳定的网络关系时，为了维护当前的网络结构或社区声誉，他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成立业委会或加入各种草根组织，积极地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种自发组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民意识觉醒的过程。
第一，居民的参与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作出公平的决策起到更有效和更有影响力的作用。社区最早源于滕尼斯提出的“社会共同体” 的概念，它是由人类自身的本能、记忆和习惯推动，以团结和互助为特征的社会组织方式。[7]社会共同体以人们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这种共同利益不是来自彼此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而是产生于日常互惠过程中的邻里效应。居民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有权利更有义务对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只有居民不断参与，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才能识别出团体中最信任的成员。当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就会自发地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8]2009年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事件，由于具有较强知识背景的奥北社区居民的集体反对与阻挠，并起草《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最终引起政策决策者的重视，开始对垃圾焚烧厂项目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全面地考察与分析，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向社区居民解释垃圾焚烧的工艺流程和实际影响。这次社区居民的集体维权事件，不仅促使《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也维护了社区居民自身的知情权与决策权。[9]
在构建了社区治理的工具箱之后，如何保障居民可持续地参与社区治理，这个过程自然少不了对居民参与治理的限制条件进行探讨。虽然政府掌握了有效的治理工具箱，但是忽视现实社会的限制条件，在动员社区居民的过程中一样会碰壁。只有在承认其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治理工具箱逐步降低其限制条件的影响程度，才能真正确保可持续的参与式治理。
上述4个理论视角对于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动力不足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随着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些理论却面临着新的社会挑战，即我国社区治理尽管存在总体性参与不足的情况，但却呈现出特定群体参与热情较高的群体分异现象。这些特定群体主要包括党员骨干、家庭主妇、社工、老年人等，而广大年轻人则相对较少地关注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际上，对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居民参与的结构型限制条件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探讨相对较少，且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因此，本文主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路径的三个维度——动机、工具与保障出发，来探讨如何从社区参与视角下来创新社区治理的路径，从而为我国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一定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为了使学生、教师和病人都受益于床边教学，我们应发挥其更大作用。教学医院应成立教学组，尽量减少病房工作干扰，并注意保护病人权利及隐私，单独分配床边教学时间。将床边教学纳入工作计划，特别是初级医生，初级医生新近掌握临床检查技能，往往热衷于传授自己的学识[6]。
1.《协定公约》与国内税法的有效对接。在国际条约守信原则下，《协定公约》如何通过国内的税收立法安排来履行义务，如何在本国的税收征管中更有效地运用《协定公约》，是国际税收透明度建设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BEPS行动计划的参与者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转化适用。把《协定公约》作为一个框架原则，同时又要把《协定公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并与之衔接，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税收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对于《协定公约》中本国目前税收立法缺失的内容，通过补充完善税收立法来实现；现行税收立法有规定但与《协定公约》不符或不全面的，需修改和细化国内税法相关规定。
三、创新社区治理的工具：理解居民参与治理的路径
理解了社区治理过程中为什么不能缺少居民参与这一环节之后，需要进一步理解居民应该如何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常常是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居民只是被动式地参与或被告知，大事小事都由政府来做主，如何破解社区居民“不愿参与”“懒于参与”“不会参与”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开展社区治理的棘手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从参与的内容、方式与激励三个维度来创新社区治理的工具。
（一）居民参与的内容
无论是社区更新规划、居委会决策还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等，都在强调居民参与。居民参与十分重要，但是如何促进居民参与，或者应该参与什么内容呢？从社区本身所需要的服务与功能来说，它主要包括环境卫生功能、公共文化功能、公共服务功能、社会福利功能以及照顾社区弱势群体功能；从居民参与的客体角度来考虑，社区的资源既有硬件设施资源，也有服务性项目资源。硬件设施资源通常指环境卫生、治安、服务设施、活动场所、交通条件等；服务性项目资源通常指文娱活动、体育活动、慈善活动、教育培训等。现有的学者大多都是从社区功能本身出发，对社区参与活动进行分类。杨敏将居民参与的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11]黎熙元等根据居民参与项目内容，将居民参与活动划分为文娱活动、体育健身活动、教育培训活动、志愿者活动、慈善活动等。[12]也有一些学者从社区现有的资源要素对居民参与进行划分，田北海等将居民参与分为社区公共管理参与和社区公共服务参与，前者主要包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重要事项评估、公共事务管理，监督社区公共事务运行情况；后者主要包括参与社区治安联防活动、社区环保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及社区教育、宣传、培训活动和公共文化娱乐活动。[13]成都市肖家河街道通过引入“爱有戏”组织和晚霞居家养老助残服务站，利用社区广场、街巷、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开展“义集、义仓、义坊”活动，举办居民艺术节、拍摄微电影、建立社区印象博物馆、兴办社区学院等，大大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为居民的互动参与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14]
（二）居民参与的方式
为了解决社区内部的公共利益被侵犯问题（如建垃圾厂、化工厂等），居民很可能会被卷入到居民参与中，并采取抗议性的集体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会激发居民自我维权意识和团结精神，并动用各种资源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利益诉求。然而，现实中大部分个体不知道如何表达需求，使自己的诉求被他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当遇到棘手问题时，只有求助于居委会或寻求各种私人关系来解决问题。造成这种个体参与的障碍主要有两点：第一，公众自身缺乏相应的参与知识和能力，不能理解公共政策设定、决策与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正常干预和有效谈判；第二，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居民的反馈并未得到实质有效的回复。不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参与成熟度不同，参与成熟度主要包括参与能力和参与心理素质，前者指居民的知识和技能，后者指居民参与的意愿和道德素质。一些学者率先在国内制定参与成熟度的初步评价标准，根据对规划知识的理解、对规划目标的理解、是否有参与经验、是否有驻派规划师来评判参与能力成熟度，根据参与规划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愿意参与来评判参与心理成熟度。[15]在确定居民参与成熟度的基础之上，将居民参与形式划分为四个层次：通知、协商、合作、授权。针对参与能力低、心理成熟度低的居民，主要采用通知形式，即基层政府帮助他们开展社区教育，告知他们政策内容，传达政府的工作目的；针对参与能力适中、心理成熟度适中的居民，主要采取协商形式，即基层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需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并进行正式的反馈；针对参与能力适中、心理成熟度高的居民，主要采取合作形式，即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制定和选择政策目标，并做出最终决策；针对参与能力高、心理成熟度高的居民，主要采取授权形式，即政府只需要制定某些政策的边界和原则，由居民独立完成政策目标的制定、选择，并做出最终决策。
（三）居民参与的激励
社会制度的稳定运行需要构建一套包含激励主体、激励对象、激励标准、激励手段和激励过程的完整激励机制。[16]然而，社区居委会依赖于打“感情牌”或发放“小礼品”等物质性回报来诱导居民参与，这种参与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短暂的“情感行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始终没有上升到价值的认同层面。一方面，当没有小礼品诱导时，或当前的小礼品没有以前的小礼品好时，居民参与的动力会大打折扣，行动的弹性和随意性较大，可持续性不足。另一方面，居民的参与没有话语权，很多社区活动都是由上级政府委派，由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为了完成政府考核的业绩需要，居民通常都是被动陷入设定好的各种考核评价体系中，长此以往，一些居民对这种象征性和仪式性的活动感到麻木而不愿意参与。
(1)目标函数的建立。区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主要依照学术界对基尼系数的计算函数，本文将基尼系数引入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中，可作如下假设：若一定比例的人口分配了相同比例的医疗卫生资源，则医疗卫生资源绝对平均，或一定比例的面积分配了相同比例的医疗卫生资源，则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绝对公平。可见医疗卫生资源基尼系数的内涵与经济领域的基尼系数意义基本一致。根据基尼系数的计算，其目标函数为[11]：
破解居民参与难题的关键在于彻底激发居民的能动性，核心不在于物质或精神的回报，而在于“赋权于民”的过程，将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执行权与评价权真正地交还给社区居民。例如，杭州市开展参与式社区治理的经验体现在政府赋权于民的过程。首先，以公众选举参与决定社区组织的建构。2010年以来，杭州市在全市576个社区中全面实施公众直接参与选举社区居委会主任及其他自治组织负责人的制度，选举参与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增加成员对社区自治组织的信任，更有利于形成居民选举联络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使社区公共事务得以被广泛地讨论。其次，拓展居民参与社区决策的多重渠道，包括设置“四会”工作制度（民情恳谈会、工作听证会、事务协调会、成效评议会），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以及建立荣誉纪念制度，鼓励公众对社区公共事务建言献策。最后，通过党建文化促进制度化参与。杭州市在全市社区中按“社区建党委，楼道建支部，单元建小组”的方式建构社区党委，并借助制度化的政治资源激发、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17]
四、创新社区治理的保障：理解居民参与治理的限制条件
精准调控水分不但能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还能有效地提高水分利用效率[11]。定量分析水分与作物生长发育之间的关系，对农田水分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12-15]，减少作物蒸腾作用而不影响光合作用，则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会明显增加，合理的农林间作群体有利于提高土壤贮水量，减少作物蒸腾，促进光合作用，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本试验中，轻度水分亏缺下棉花产量与正常灌水差异不显著，考虑到水分投入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间作系统的水分利用效率，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6-17]。
（一）个人的理性主义
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面对的更多是新课题，不少改革已突入“无人区”，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
（二）社区管理体制过度行政化
四是社会资本视角。该视角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角度来解释，认为当前居民参与不足主要来源于社区成员的异质性、流动性较强，社区内部的信任程度较低，内部社会网络关系暂未构建起来，居民达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过大。[6]在这种视角下，学者们认为要培育社会资本，可以从发展社区的非盈利组织入手，重点增强社区居民的互动性、互惠性、组织性和资源共享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区参与经常遇到的困境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事情，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非常高；而如果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居民就很少参与。因此，利益的相关性直接决定居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根据居民的参与方式，通常将社区居民分为三类：搭便车者（很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的人）、看门人（只参与少数关系自身利益的关键议题的人）、积极参与者（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人）。[18]个体之所以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其动力不外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回报，在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中，获取公共资源的剩余收益；另一方面是精神回报，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之中，树立个人的威信和集体崇拜。然而，现实是城市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社区规模越来越大，居住群体成分越来越复杂，利益相关性越来越低，达成集体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另外，个人的利益本身具有一定的隐私性，只有产生利益冲突时，居民的个人利益信号才会被释放出来。因此，在无法了解居民的个人利益偏好时，想要达成共同利益，并促成集体行动就变得难上加难。
社区管理的事务全部落到基层社区居委会，但权限仍然在街道。居委会没有相应的权力，但又要完成上级的各项检查，只有凭借熟人之间的人情、面子以及私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机制，形成中国基层治理“社区居委会—积极分子—普通居民”的动员路径。这种参与方式收效甚微，因为它表达的并不是大多数居民的真实意愿，而是以完成行政任务为导向的被动式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居委会一直充当“保姆”角色，居民习惯一有事情就找居委会，对居委会充满依赖，导致自治意识逐渐被消磨，很容易造成“服务越多、自治越弱”的内卷化困境。[19]未来，应该对社会组织进行更多赋权和对居民进行增能，一方面，通过提高社会组织和居民的自治能力，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行政压力和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将更多权利赋予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动员和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三）城市化过程中的陌生化与流动化趋势加强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国当前的社区正在经历着双重转型。从体制上看，单位制正逐步被社区制所替代；从形态上看，传统老旧小区正逐步被商品房社区所替代。新型商品房社区居民可能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构成成分较为复杂，邻里之间彼此陌生，相互居住在属于自己领域中的一个方格中，双方几乎没有任何的交往和联系。这种相互隔离的空间状态很容易导致“冷漠”。因此，商品房社区已不再具备传统社区建立在熟、亲、信基础上的强大凝聚力。除了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陌生化趋势加强，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导致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此外，网络通信技术与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原本由传统社区所承担的休闲、工作、社会交往等众多功能逐渐外移，社区居民的大量社会活动分散至社区外不同的空间，发生于社区内的社交活动逐渐减少，对社区邻里的依赖性也逐渐减弱，居民对社区关系网络需求的弱化直接造成了邻里关系的冷漠与疏远。[20]
五、未来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对居民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的解释，以及围绕动机、工具与保障三个维度来探讨如何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在整个探讨的过程中，发现了当前社区治理的现状，仍然是精英式参与、政府主导式参与以及对治理效果的感性认知评估。然而，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未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必然会面临着较大的转折。
（一）居民参与治理主体：由少数精英式转向大众式
当前，我国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治理，主要是因为政治精英的有效治理和社会精英的制度化参与，才使得社区治理开展得有声有色。社区精英权威式地位与其“公共身份”的获取密切相关的，他们主动投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事务中，在服务的同时也加入社区权力结构中，使其有足够的权力去调动和整合社区现有的资源，获得好的治理结果进一步强化其“公共身份”，并得到居民对他们能力的承认与认可。然而，精英式治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很多弊端：第一，“公共身份”的获得并没有制度化的许可机制，社区精英很难保持持续的参与热情；第二，社区精英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非理性思维，一旦决策失误，个人的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将会遭到巨大的损失风险；第三，精英式治理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会导致个人权力和欲望的膨胀。[21]由于居民不满足于精英式治理所带来的低效率与官僚化，当前社区正在兴起以“业委会”为代表的大众式治理模式。业委会是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团体机构，其职责主要是维护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协调社区的公共事务处理，监督社区公共资源的利用。伴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存量规划的时代，未来社区内部将会出现大量的房屋外墙脱落、小区内部绿化不足和设施老化、无障碍化设施不足等现象，这些需要集体维权的公共事务将会使得精英式治理弊端更加凸显，所以应该通过业委会将社区集体维权行动纳入组织化、常规化的合法渠道，以基于契约的协商和对话机制来实现新的治理模式。
（二）居民参与治理过程：由被动式转向主动式
当前，我国的社区管理方式依然采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体制，社区居委会对社区拥有直接管辖权。社区资源的使用、公共事务的决策、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权力基本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也倾向于大包大揽，一直充当“保姆”角色，造成了居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对政府和居委会具有高度依赖性，自治意愿消磨殆尽。然而，这种被动式参与正在导致社区治理陷入“服务越多、自治越弱”的内卷化困境，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都不满意彼此，相互抱怨。如何由被动向主动转变，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依赖于成熟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NGO来源于地方社区，对当地居民的实际问题认识更深刻。相对于居民来说，NGO在协商、组织、沟通上更加专业，它们可以使用更加综合性的方法，来改变社区内部的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它们在社区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充当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扩大社区服务能力，培养社区领袖、教授居民技能，并且很多NGO的创始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这些都对居民主动参与有着强大的驱动力。
《三国演义》具有强烈的功利者观念。赢者通吃。至于失败者，自然要赋予负面形象，所以，强化了吕布的毛病。除了“三姓家奴”、背信弃义、有勇无谋之外，吕布还有一个罪名：好色。恋妻好色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居民参与治理效果：由感性认知评估转向理性能力评估
当前，我国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效果的评价主要是测量社区治理满意度或治理绩效。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社区功能实现作为其治理绩效的评价标准。傅利平等主要从认知层、意愿层和参与层三个方面对社区治理满意度进行测量，测量指标偏主观认知和主观评价，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22]；王素侠等主要从居民生活状况、生活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环境秩序、安全知识、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设施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进行全方位考察，虽然某些测量指标相对客观，但测量内容太过于庞杂，没有突出社区治理所关注的重点。[23]徐林等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治理绩效测量进一步精简为能否满足居民需求和提高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24]国内学者对于社区治理绩效从最早的认知与意愿层面进行主观测量，转向关注客观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秩序的测量，最后聚焦于人的能动性测量，即社区成员是否有能力和资源让社区变得更美好。然而，国外对于社区治理效果更倾向于考察人的能动性，Williams在研究夏威夷州青少年饮酒问题时，将社区能力归纳为六个主要领域：组织、效率、员工知识和技能、资金和其他资源、文化竞争力、可持续性。[25]Kemner也将社区能力概括为领导力、合作伙伴结构、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合作伙伴能力、合作伙伴的政治影响力、对合作伙伴参与社区治理和成为社区成员的看法。[26]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社区治理效果的评价，都在逐步由抽象的、感性的认知评价向具体的、理性的能力评估转变。
在教学过程中，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越来越紧密.在学生学习高中生物学科中涉及的许多知识都是要利用其他学科来解释的.如：学习叶绿体知识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要用学习化学的方法去解决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学习到分泌蛋白知识点的时候，可能就要涉及到用物理的方法去实现蛋白分泌的过程.不仅如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运用哲学讲述教学原理的知识点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在解决高中生物教学的同时还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这不禁可以帮助同学们对知识进行快读有效的掌握，还可以促进学生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有着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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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Participation
Fang Hao, Li Xuewei
Abstract: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is the key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in which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the basi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However,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ow participation rate,low particip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old age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s,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motivation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ism, institutionalism, culturalism and social capitalism. It then build an innovation pat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rou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tools and security. Finally, the trend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a’s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participa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C9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5.012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023）。
作者简介：方浩、李雪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卢小文）
标签：社区论文; 居民论文; 社会论文; 视角论文; 政府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城市观察》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023)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