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相遭遇、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在中国人民不懈探索自强独立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辉煌，还将继续指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建设；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样逐步发展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这些既是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追溯历史以探求其中的必然，从而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走向富强，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马克思主义被传播到中国，是由于中国革命自身发展需要的结果。究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开展博士后技术服务行活动。选择在油田生产、科研单位，建立相对固定的博士后服务基地，定期组织活动，并保持日常工作联系，随时提供服务。现场帮助基层解决生产、科研工作中的技术难题，博士后高端人才资源被充分利用；实现博士后与基层技术人员、科研项目与生产一线的完美衔接，解决科研与实际生产相互脱节问题。
1.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自强梦想与自我反省的结果。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体系逐渐瓦解，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地发动侵略战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理地要求割地赔款，使国家千疮百孔，国将不国。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使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独立自强而不懈探索，甚至英勇献身。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来自民间自组织的反抗运动，又有封建政府抗击外国侵略的反抗斗争；既有封建政府内部的反省与变法实验，又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反省与革命斗争。期间发生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等。但这些反抗斗争和革命斗争最终都归于失败。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E2、LH、PRL、FSH、T和AMH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E2和FSH水平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和AMH水平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总结这些斗争失败的原因：第一，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这些斗争的指导思想都不够科学。即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缺乏深刻认识。第二，斗争的力量相对薄弱。封建政府虽然举全国之力以抗击帝国主义，但这却是封建落后的手工生产力与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之间的较量，其实力对比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它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三，封建政府或资产阶级革命党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作用，致使领导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分离状态，有时甚至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总之，这些斗争的失败，激发中国人民继续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序曲。
实践化的理解方式不是不要思辨思维，而是要更加充分发挥思辨思维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对经济形式的研究中，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而必须发挥抽象力的作用。那么，实践化的理解方式与学术化的理解方式有什么不同呢？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排除实践的目的、各种需要和各种条件的干扰，而前者则必须把这些内容纳入理论的思考之中。因为前者要求理论必须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而实践都是具体的，它不允许脱离现实、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理解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再创造。毛泽东思想正是以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理解的。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动和一些外国资本的输入，中国在工商业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规模有限（即它并未真正触动中国广大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些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进入，从生产力上来说是中国在小范围内所发生的一个质变；从思想上来说，中国与西方列强斗争的失败和中国生产力的新变化，足以使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中国人在观念上产生巨大震动：我们究竟是继续奉行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奉行“拿来主义”；即使是“拿来主义”，我们究竟要把哪些东西拿进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救国路线，不仅有实业救国路线，还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乡村运动等路线。在思想上，出现了两种思想派别，即保守派和激进派。保守派主张“中体西用”，即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仍要继续坚持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地位；激进派则更多主张“拿来主义”。由于这些救国路线大多都是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思路，于是就有了大量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比如，实用主义、各种社会主义、伯格森主义、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尼采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次思想浪潮中被引进中国的。但最初只是在报刊上的一小块文字做了简短的介绍，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人关注马克思主义是在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逐渐开始的。1918年，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介绍、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开始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如果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即把俄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李大钊1918年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如果单从理论学说角度看，正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应以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1920年9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公开出版为开端。自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正式来到中国。但必须强调，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一起被引进中国的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酝酿建党问题。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重点宣传共产党的知识，介绍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三者是一体的，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成立了“第三国际”，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代表来华讨论建党事宜，并帮助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1920年5月间，苏联政府在中国的《东方杂志》《新青年》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由此，不仅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和了解，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要求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的结果。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个大变革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五四运动”是个历史节点。“五四运动”前是清政府的自我改良运动和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共同特点为都不是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而“五四运动”的主要特点则完全是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后来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认为这一运动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范畴，只是在这一运动中生长和发展出一个“新阵营”，即“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这是“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进步的地方。［1］558这一“新阵营”的出现，显示了中国革命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革命诉求，同时也提出了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更高革命目标的客观要求。“五四运动”的这些特点恰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一致。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方面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深刻的理解，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从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才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些方法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我们单说其中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思想就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法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和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都需要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苏联的十月革命也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更多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一思想。从当时的中国实际来看，除非建立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否则难以取得革命胜利。其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无法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大多数是农民，而农民又是分散的力量，所以如何动员农民、组织农民是能否成功走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显然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应该说与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贡献正是毛泽东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思想指引的结果。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思想也必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
不论在肾上腺或肾上腺外,嗜铬细胞瘤均是一个有包膜的实体瘤,包膜发出的纤维索伸入到瘤组织内,将瘤组织分隔成分叶状。瘤组织外的正常髓质未发生变化或者由于被挤压而发生萎缩。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先以世界是物质的唯物论观点排除了一切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并在世界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和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开展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以探索人类历史规律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的阐发工作，并按照“自然史”的眼光来理解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提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10按照唯物史观看法，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必然以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内在本质要求去改变世界，因此人类历史的最终趋势必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被称为共产主义世界观。按照这种世界观的看法，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方向。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奋斗目标或政治纲领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政治方向。但必须承认，党在初期阶段对这种政治方向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十分抽象的，主要是缺乏实践的具体性。毛泽东对党的政治方向适时地做出了具体阐述。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关注唯物史观问题、群众史观问题、国家问题、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又包括生产力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革命问题等［2］248-249。他们对这些问题不是按照学术化或学院化的方式去理解，而是按照实践化或政治化的方式去理解。
在嫖宿幼女罪中行为人主观要件的认定上，以应该知道或可能知道对方年龄为标准，这就为不入罪留下了一个小切口，即行为人不知道受害人是或可能不是满14周岁的，不构成嫖宿幼女罪。但在司法操作上，这种主观要件的认定需要借助于外部客观证据，不容易判定，有时候甚至是难以得出结论而只能以疑罪从无认定行为人无罪。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参考国外立法例，即当男性进行嫖宿行为时，由对方亮明身份年龄，这样责任转移在男性身上，弥补了证据提取上的缺憾。
1.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在农业人口和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方向并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世界。由于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相遭遇，致使中国处于近百年的彷徨与摸索之中。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为中国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运用的结果。
2.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中国向外国学习的结果。经过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人首先体会到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上的先进性，斗争的失败使人们普遍承认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落后，要想自强图存，必须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习。那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不仅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清政府方面的行动就是大力兴办洋务，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发展以兵器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自1861-1890年间，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中几乎都建起了兵器制造厂，发展机械制造业和船舶工业等。另一方面，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有组织地向西方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此外，中国民间资本也在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初步建起了以机器为主要动力的现代企业。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工业生产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和激烈讨论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学术化的理解方式是以规范的理论形式或逻辑形式去认识和描述事物的客观规律。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是以一种纯粹理论态度去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努力争取“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3］8这种纯粹理论态度的目的在于确保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它要求以思辨性和实证性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客观规律，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时，更是要发挥思辨思维的作用。可是当人们去认识纯粹思维对象时，由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都是思维本身，于是实证性思维就被隐藏在思辨思维之中而被人们所忽略。因此在实证思维隐去之后就出现了以脱离现实、脱离实践为理论兴趣的纯粹思辨思维，这种纯粹思辨思维经过扩大化之后就走向了唯心主义之路。
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共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壮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运用信息网络、“ABC金三角（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首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包含了革命目的、革命对象问题，又包含了革命动力问题；八七会议以后，他又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模式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把中国革命划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就是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4］1；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在这样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广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翻身解放，才能摆脱一切阶级压迫关系。毛泽东的具体阐述，使得中国革命实践在每个具体阶段上都能找到具体的政治方向，从而才使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功走向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宝库。在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宝库中，既包括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和社会的矛盾分析方法，又包括具体的革命实践方法，革命实践方法集中体现在“三大法宝”上面，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些方法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长期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集中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要求就是思维要以改变世界的实践为基础，要把实践的内容、实践的需要、实践的目的等要素转化为思维要素，并接受实践检验；唯物辩证法在理解客观世界特别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时，它既承认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规律或辩证否定规律，又要求以矛盾分析方法和辩证否定方法去认识世界；唯物辩证法对历史的一般看法是，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承认历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中运动发展的，所以在一般实践上，就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中组织社会生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上的应用就是，发现革命力量、组织革命力量、选择斗争方法。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方法论财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自觉地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进步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和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工作。［2］246-252他们的理论宣传和思想论战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特点值得关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
三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观随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的，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相遭遇之后中国人苦苦求索的结果；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必须与世界历史发展相统一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结果；是中国自身前途的必然选择。
学术界普遍认为，自鸦片战争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近百年的时间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也有人把这个大变动时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时期相比拟。［4］1由此可见，每一次的历史大变动都既是对自己传统的一次清算，同时也必然孕育着未来新思想、新道路。发生于19-20世纪之间的历史大变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这种历史局面，既是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一次历史清算，同时也迫使着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顽强地探索民族独立自强的新出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来到了中国。
虽然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已在历史大变动中瓦解，但它的一个基本事实并未改变，那就是整个人口的80%以上是农民，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他们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局部成功，但并未建成独立自强的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只有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必然分为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谁不懂得中国的这个特点，谁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66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趋势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自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世界历史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已经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668鉴于此，不论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来看，它本身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起的。
四要持续提升公共实训基地服务效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职业培训发展状况，不断提高公共实训基地服务效能，建立企业、培训机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实训基地紧密联系机制，对公共实训基地实训项目进行动态管理，提升技术标准和设备设施先进水平。要进一步开拓思路，努力创新公共实训基地管理运行方式，积极推行BOT、BT等代建方式，鼓励有品牌知名度、有经济实力、懂经营管理、擅长培训的企业或者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投资建设或者参与运营管理，委托社会专业机构对实训设备设施进行维护管理，促进公共实训基地不断提升经营活力和综合效益。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指导作用，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特点决定的。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任何个人偏私和阶级偏私，而是始终致力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他之所以把人类解放这一宏大理想最终集中于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上，是因为人类解放就包含在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之中，“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5］62-63最广大的劳动阶级历来处于社会最底层，不论是农民还是工人，从财产的占有量来说，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才能最终获得全人类的解放。这也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内在理念。
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看，历史是由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其他各种精神劳动都是派生的只具有从属意义，因而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各个历史形态中，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广大人民群众却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所以从社会正义感上来说，人类历史也将走向社会主义，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进一步说，人类走向社会主义也不能仅仅依靠社会正义感为根据，而是需要找到历史的客观规律为根据。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农业生产力必然落后于工业生产力，所以历史发展趋势必然表现为从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变，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工业劳动基础上，人类历史才能真正迎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人依据这一点，也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3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而提出中国不该这么早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可能忽略了中国历史的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中国自从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30年的曲折正是中国从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转变、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阵痛的表现，这是发展中的曲折，但绝不意味着要改变历史方向；三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不能像有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走“依附性”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许全兴,陈战难,宋一秀.中国现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A81；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9－0004－06
［作者简介］
王国坛（1963-），男，辽宁瓦房店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刘东方（1991-），男，山东菏泽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根据矿体围岩及铁矿中的硫同位素δ34S值均介于-9.7～+2.2之间[11]，具未分异的陨石流的特点，说明这些物质都来看自地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哲学史资料库建设和研究（1919-1949）”（编号14AZD08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攻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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