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袁黄(袁了凡)是晚明著名思想人物，其生前已是耆宿名士，身后更以三教会通的思想特色及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影响著称于世。师承上，袁氏是阳明高第王龙溪的及门弟子，亦推崇泰州学派罗近溪之学，属于阳明后学的一员。交游方面，他与晚明阳明学派学者、社会贤达及佛道二教中人过从甚密。此外，袁氏著述丰硕，涵盖经史子集，但流传至今而又广为人知者寥寥。
关键词：袁黄；阳明学派；师承；交游；著述
袁黄(1533—1606年)即袁了凡，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年)生于浙江嘉善魏塘，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任宝坻知县，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适逢朝鲜“壬辰倭乱”(1592年)，袁氏以军前赞画身份随军入朝，不逾年即遭削籍，返乡后隐居吴江赵田，著述教子，行善积德。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逝世，享寿74岁。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追赠其“尚宝司少卿”。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袁黄、袁俨父子同入吴江贤祠。
袁氏一生跨越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活跃于晚明[注]笔者对“晚明”这一历史概念的界定，依照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一书的划分，“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参看嵇氏著：《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页。时期。其于《明史》并无专传，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他亦未能名列其中，属于“《明儒学案》所不收”而又“和《明儒学案》中的若干位又实在不无交涉的人”[1]。袁氏生前，与冯开之、钱明吾被誉为万历年间“秀水三名士”；袁氏身后，又以《了凡四训》及其提倡的“功过格”对世俗伦理道德影响深远，名垂后世。[注]明末清初张履祥(1611—1674年)指出当时士人群体奉持了凡功过格的风气之盛，“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清代彭绍升(1740—1796年)则指出，“了凡既殁百又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参见(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7页。(清)彭绍升：《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42页。
《了凡四训》流行数百年，其所宣扬的“立命之学”及报应思想深入人心，世俗社会因此多将袁氏视为佛教居士，亦有以士绅身份目之者。笔者认为，这些看法皆不足以尽其底蕴。长期以来，由于学者对袁黄与阳明学派的渊源及其交游、著述疏于考究，遂使其真实面目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探究袁氏的师承、交游及著述情况，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明晰其人其学，因而具有相当的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意义。
一、师承
欲考证袁黄的师承渊源，先要从其父袁仁(1479—1546年)说起。袁仁，字良贵，号参坡，居于浙江嘉善，“以医为业”，藏书甚富，“吴下推为文献世家”。袁黄乃袁仁第四子。[注]关于了凡的家世渊源，可参见章宏伟：《袁了凡生平事迹考述》。袁仁与阳明门人弟子多有交往，亦曾受王心斋(1483—1541年)引荐，亲向王阳明问学。王龙溪(1498—1583年)《袁参坡小传》云：
心斋王艮见之(笔者按：袁仁)于萝石所，与语，奇之曰：“王佐之才也。”引见阳明先师。初问良知之旨，师以诗答之曰：“良知只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瞿然有省，然终不拜。弟子有谤则告，有过则规，先师以益友待之。嘉靖戊子，闻先师之变，公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与余辈同反会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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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参坡小传》，龙溪十分厚爱他的学生袁表(即袁黄)，但起初并不知道他是故人袁参坡之子，当知晓其家世后，龙溪欣然记述这一因缘。其云：
公(笔者按：袁仁)没后二十年，武塘袁生表从予游，最称颖悟，余爱之而不知其为公之子也。后询其家世，始知为故人之子。因作《小传》以授之，以志通家之雅。[2]816
杜思雨逃到大街上，一时真的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他依然像逃跑似的，双腿机械地快速地移动着。他此时就像一只没有逃跑方向的孤独的野狼。
武塘即魏塘，袁表即袁黄。袁仁逝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据此推测，袁黄游学于龙溪之门约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其时龙溪69岁，袁氏34岁。这段经历，亦与《分湖志》的记载两相契合。《分湖志》云：“黄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3]13也就是说，袁氏自幼兴趣广博，曾分别向当时名士学书、学文及学道。此处所谓“道”是指身心性命之学，是包含学术思想、价值观念在内的一种学术传承，涉及到哲学体系的构建，自然不同于其他专业技能的学习。笔者所谓“师承”，正是就这一层面的师从与传承而论。
由此可知，袁仁并未向阳明纳贽称弟子，阳明也仅“以益友待之”，但无疑在学术思想上接近或倾向于阳明学派。而从阳明殁后“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的行为表现来看，说他私淑阳明也不为过。此外，龙溪直言与袁仁“相知甚深”[2]816，也透露出袁仁与阳明学派的密切关系。龙溪即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王阳明高第弟子。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南京职方主事，不久以病告归，升兵部武选郎中。后乞休，致力于阐扬阳明“致良知”学说，讲学吴山越水之间达四十余年，“讲舍遍于吴楚闽越，而江浙为尤盛，年至八十犹不废出游”[2]830，卒年八十六岁。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主张在先天心体上立根，以顿悟为工夫，强调“一念之微”“见在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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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删正》是袁氏兼具四书诠释和举业参考双重性质的一部著作，曾广泛流传于晚明，其孤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注]关于《四书删正》一书的写作、流传及禁毁情况，参见拙文《袁黄〈四书删正〉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在此书中，袁氏言及“从先师闻阳明之教”，此处“先师”即指王龙溪。袁氏学无常师，却独奉龙溪为“先师”，正是将“道”置于其他专业技能之上的表现，同时亦可印证他是龙溪及门弟子的事实。
在袁氏晚年所著《训儿俗说》中，他直言：我在学问中，初受龙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4]9
显而易见，袁氏承认其学术思想得自龙溪。既然如此，其师从龙溪的具体情况怎样呢？袁氏《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云：
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氏逝于是年七月，二人此番对话正在辞世前三个月。对话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其一，袁氏对近溪推崇备至，认为其学说“近宗王文成，远溯程宗正”；其二，袁氏之于近溪甚有“相遇日疏”之恨，说明他并无长期从学近溪的经历，最多是听过近溪讲学而已；其三，袁氏由于座师复所之机缘而得以亲近近溪之学，因之“时窃聆其绪言”，这也印证了上文推测。
所谓“清湖丁公”是指丁宾(1543—1633年)之兄丁寅。丁氏兄弟乃嘉善望族，亦是袁氏挚友。由此可见，袁氏是与丁宾一同拜入龙溪之门的。尤为重要的是，此处提及阳明心学历史上的重要公案“天泉证悟”，表明袁氏坚信中龙溪“四无”之论代表阳明心学“正传”，更加证实其龙溪一派的思想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龙溪殁后，袁氏作为门人参与了《龙溪王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其中，“全集”卷五《语录》署名“门人袁黄坤仪辑、丁宾礼原校”[注]包括：一、蓬莱会籍申约，包括敦德业、崇俭约、恤患难、修礼节、严约规、明世好、申约后语等七篇；二、竹堂会语；三、南雍诸友鸡鸣凭虚阁会语；四、慈湖精舍会语；五、颖宾书院会纪；六、天柱山房会语(与张阳和、周继实、裘子充问答)；七、书同心册卷；八、与阳和张子问答；九、万松会纪。参见(明)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3-128页。，卷十五《杂著》署名“门人袁黄坤仪编、丁宾礼原校”[注]包括以下篇章：一、先师画像记后语；二、跋名贤遗墨漫语；三、跋徐存斋师相教言；四、私警录后语；五、云间乐聚册后语；六、书耿子健冬游记后语；七、书庐野永思卷后语；八、易测授张叔学；九、图书先后天跋语；十、明儒经翼题辞；十一、莘疇记迹题辞；十二、法华大意题辞；十三、苇航卷题辞；十四、调息法；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十六、自讼问答；十七、天心授受册；十八、盟心会约；十九、册付应吉儿收受；二十、册付光宅收受后语；二十一、册付炯德收受后语；二十二、册付丁宾收受后语；二十三、册付养真收受后语；二十四、册付梦秀收受后语；二十五、册付云凤尚袞收受后语；二十六、趋庭漫语付应斌儿；二十七、北行训语付应吉儿；二十八、遗言付应斌应吉儿；二十九、若赞(先生像赞也)；三十、黄松轩像赞。参见(明)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10-444页。。龙溪讲学数十年，名声显赫，弟子众多。而“全集”的编撰涉及学术思想的传承，绝非寻常小事。一般而言，能得到先师首肯、同门推许的高第弟子方有资格参与此项工作，这也从侧面说明，袁氏作为龙溪门人，是得到同门的许可与推崇的。
此外，倘若《分湖志》的记载属实，袁氏亦曾师从阳明心学另一位重要人物、泰州学派巨擘罗近溪(1515—1588年)。那么，这一渊源又是如何呢？今按《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其扉页署名“东吴门人袁黄”所作“近溪罗先生像赞”云：
儒者曰：汝学似禅；释者曰：我法无是。超然直透本心，以俟圣人百世，此昔人赞象山先生之言，予赞先生无异。(罗汝芳《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
按照黄宗羲《明儒学案》划分，王龙溪是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罗近溪则为泰州学派巨擘，“二溪”同为阳明心学后起之秀。袁氏是龙溪的及门弟子，同时崇信近溪之学，无疑属于阳明后学[注]亦称“王门后学”，主要是指阳明之后尊崇并推广其学问的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
袁氏本人坦承受近溪思想影响颇深，其在任宝坻县令期间(1588—1592年)所作《答杨复所座师书》云：
吊脚楼以木结构为主，大多为“穿斗”或“绑扎”式的。用木柱在平地上撑起上下两层，这样可以节约土地，造价也比较便宜。在实地上建造正屋，厢房的一边与实地接触并与正房连接，其他三边依靠柱子的支撑，均呈悬空状态。每扇四柱撑地，横梁对穿，上铺木板呈悬空状态。吊脚楼上有绕楼的曲廊，曲廊还配有栏杆。小青瓦，花格窗，丝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四角翘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
某自受官以来，轻徭缓刑，颇得民和。每朔望，群弟子员而授之经，讲《论》《孟》之遗言，而实示以现在之至理。生童之属，环明伦而观听者不下数百人，诵义之声达于四境，此皆先生及罗先生(笔者按：罗近溪)之教也。[4]1315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相关技术主要指工程技术，使用的标准为GJJ 82—2012《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施工前准备、绿化工程、园林附属工程、工程质量验收等。每个部分都对应了细致的技术标准，包括树木的栽植、修剪、园路广场铺装、水景工程、园林设施安装工程等，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发展，人工湿地、新型铺装工艺、雨水回收等技术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应的法规标准也需要及时作出调整与更新。
杨复所即杨起元，为袁氏丙戌进士及第之“座师”。袁氏赞之曰：“岂曰寻常之座主，实惟衣钵之明师。”[4]1105可见，二人志同道合之默契，交往密切之程度，远非一般关系可比。而复所本是近溪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其思想学术之源头活水正是近溪。此处将复所与近溪之教并称，既表明袁氏对二人学术之服膺，又说明他对近溪学说之了解很有可能来自座师复所。
与复所并称“近溪门下二大佬”曹明府(胤儒)《盱坛直诠跋》云：
万历丙午初夏，不佞儒过了凡袁丈于吾苏之开元僧舍，相与扬榷斯学，盖溢志而尽其事已。袁丈曰：“迩来理学先生立言于世，没而不朽者，莫过于旴江近溪罗先生。先生近宗王文成，远溯程宗正，弘洙泗之风而悬诸日月，恨予相遇之日疏也。犹幸座师岭南复所杨先生为先生门人，予时窃聆其绪言。杨先生今亦弃门生矣。予欲自适而不可，将参验而必之。子亲受业于罗先生且久，其何以道予先路？”不佞爰少述先师诲人大义，重以一二微言，袁丈则竦意而听焉，悱然若有所深解焉。[5]
初，东浙王文成公倡道东南，其门人龙溪先生独得文成之正传，天泉桥证悟可考也。侍御公(笔者按：丁宾)同余先登龙溪之门，闻言契悟，深识世儒之支离之谬。[4]1458
可见，袁氏对近溪之学推崇备至，亦自称近溪门人。罗近溪，名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师事颜山农(字钧，1504—1596年)，尽受其学，得泰州学派真传。嘉靖三十二(1553年)进士，曾任太湖县令，后历任刑部主事、知宁国府、东昌府、云南副使、参政，万历五年(1577年)致仕。一生宣讲哲理，教化士民，其学以“求仁”为宗旨，以“孝弟慈”为核心内容，提倡“赤子之心”“当下即是”，主张顺适自然。
二、交游
“道学”师承之外，袁氏师友尚多。在其七十四年生命历程中，与许多社会贤达以及佛教中人都有密切交往。按社会贤达、丛林中人进行分类，罗列其主要交游如下：
(一)社会贤达
殷迈(1512—1577年)，字时训，号秋溟居士，南京人。《居士传》卷四十二载，殷氏“性淡泊，虽处清要，不耐交际苛礼”，曾“屏居山寺，反求诸己，期于自得”。在官13年，告归闲居17年，“耽释氏书”，深研《楞严经》《金刚经》，并撰《赘言》一卷。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中直称殷氏为“金陵法侣”，“少求格致之义，不得其说，参证内典，澄思静照，久之忽有省，自此皈依佛学，栖息天界寺”。《本朝分省人物考》(天启刻本)卷十三云：“殷迈，字时训，嘉靖丁卯举于乡……丁卯穆庙改元，起元官，视学两浙。”《了凡四训》记云：“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也就是说，袁氏正由他批准补贡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
唐顺之(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氏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破倭寇于海上。后升右佥都御使，巡抚凤阳。唐氏理学文章为时人推崇，其理学思想得自龙溪者为多。袁氏曾向其请教文章之道，唐氏勉励之曰：“吾弟于世情颇淡，今将一切闲书尽从屏省，只将此三经(笔者按：指《楞严经》《维摩经》《圆觉经》)从容熟玩，句句要悟透本心，字字要消归自己。”[6]178他推许袁氏云：“适见王龙溪，道吾弟(笔者按：即袁黄)负一方盛名，浙中士子俱视为准的，吾弟之身正，则一方士子俱正，否则一方皆颓靡矣。”[6]179同时告诫袁氏：“六经之言，皆是古昔圣人以其心之精微形之副墨者，不可全靠他人讲贯……既有醒悟，而后观前辈讲章与先儒传注，皆是梦中说梦。故善读书者，当借传以明经，不可驱经以从传；当尊经而略传，不可信传而疑经。”袁氏《四书删正·凡例》引唐氏之语云：“荆川先生云：‘学者当借传以明经，不可驱经以从传；当尊经而略传，不可信传而疑经’。卓哉！”[7]
“一直以来，色彩控制都是印刷行业的痛点。”项建龙向我们介绍道。欧美国家的胶印机制造水平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现在的难点是如何让将那些已经服役了一些年限的传统印刷机改造升级，转变为智能化的设备，实现精准供墨。此外，近些年由于传统印刷受到数字印刷的冲击，不少企业经营者在与项建龙的交谈中也表露了困惑：下一步该如何走？
薛应旂(1500—1575年)，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授慈溪知县、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累迁南京考工郎中。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因忤严嵩，谪建昌通判，后复起浙江提学副使。罢官归家后，潜心理学，著书立说。著有《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四书人物考》《方山文录》等。袁氏曾向薛氏请教作文之法，他告诫袁氏：“作人作文，皆以求放心为急。心是一身之主，百骸万应，靡不关焉。此心常在腔子内，则动而应事，必中规矩，下笔为文，定然可观。”
据了解，在《绿色勘查指南》基础上，部勘查司将组织相关部门继续加强对绿色勘查标准体系的研究，逐步推出绿色勘查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并在预算等方面给予绿色勘查支持。
耿定向(1524—1597年)，字在伦，号楚侗，又称天台先生，湖广黄安(今湖北红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历行人、御史、学政、大理寺右丞、右副都御史至户部尚书。隆庆初为大理寺右丞，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耿氏学宗王守仁，亲近泰州学派，以“不容己”为宗，即“莫致莫为，原自虚无中来，不容着见”，圣人“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即是此义。作为阳明后学，耿氏积极推动讲学运动，注重纠偏救弊，改善社会风俗，其部分主张成为东林学派的先声。袁氏推重耿氏云：“耿天台先生督学南中，专尚德行，奖恬退，抑奔竞，讲孔孟之正学于流风靡靡之时，而管登之、焦弱侯辈，遂翕然奋起。”[6]465又曰：“予从先生游，见其内介外和，量宽心细，不以气节沾沾自喜，而以委曲济时为中道。每传坐听教，觉其精神常贯满于一堂之中。凡所启发，不以悟门为急，而以行门为先，循循有序，闻着莫不动心有进，真如春风发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6]466
杨起元(1547—1599年)，字贞复，号复所，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人。其学承自罗近溪，尊奉罗氏为“圣人”。杨氏之学既有深刻的阳明心学印迹，又有冲破俗套、自立门户的见解，展现出泰州学派“非豪杰之士不能”的独特性格。杨氏为袁氏丙戌进士之“座师”，其《赠袁了凡诗》云：“自从晓事来，知子海内杰。敢以文字知，屈在弟子列。”又曰：“每忆了凡向在灵济宫会中，同志谈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了凡徐应之曰——且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时一闻此语，与欲镂膺刻骨。凡吾人之学，所以不到实际，不及古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虽有超脱妙悟，不过添知识、增机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许可，至我了凡，则每云‘吾无忧矣，吾无忧矣’。”袁氏推许杨氏云：“复所杨先生祖述尧舜，宪章圣祖，融二氏之教，开百代之迷。其学授之盱江罗公，而广大精微多所自得。”又赞其文章曰：“杨侍郎起元，心同赤子，量比沧溟，讲千圣之绝学，起末俗之支离，故其为文，借假谈真，直透理窟，如天风环佩，遗响白云。”[6]466杨氏之学不讳佛禅，曾作《决科要语》宣扬阴骘思想。袁氏《当官功过格·序言》云：“《道藏》有紫微帝君功过格，吾师复所杨先生刻之感应篇中，余取其有切于官守者增损数条，用以自警。”可见，袁氏编制此格受到杨氏启发。袁氏从政名著《宝坻劝农书》，特请杨氏作序；而在杨氏身后刊刻著作的门人中，袁氏往往名列其首。
丁宾(1543—1633年)，字礼原，初号敬宇，晚号改亭，浙江嘉兴府嘉善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年)出任南直隶句容知县，万历八年改授御史，万历二十六年起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后历职于南京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都察院等，天启元年(1621年)以南京工部尚书致仕。后加太子少保，卒谥清惠。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是举人的丁宾与尚为诸生的袁黄一同拜入王畿之门，二人最终成为龙溪晚年得意弟子。隆庆五年，袁氏与丁宾等十人同赴会试，断言丁氏必定高中，他如是说：“君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承顺、小心谨畏如敬宇者乎？有受辱不答、闻谤不辨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4]895-896袁氏《送丁敬宇书》极称其贤，曰：“足下真实之心，恺悌之行，事不敢为天下先，而举世让步，若言讷讷，而能使听者醉心，以至柔而胜天下之至刚，以无为而胜天下之有为，实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也。”[4]1316
冯梦祯(1546—1605年)，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宝居士，浙江嘉兴府秀水人。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罢官，盛负文名。他喜佛好禅，曾礼紫柏真可为师，与密藏道开、云溪祩宏、憨山德清等著名僧人交往甚密。冯氏与袁氏同乡，隆庆四年(1570年)同科中举，尝以学行相砥砺，堪称一生挚友。冯氏为万历丁丑(1577年)进士，《了凡四训》记云：“丁丑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少年之习。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相之。兄今年决第矣。’已而果然。”[4]896冯氏《寿了凡先生七十序》云：“所叹天下皆知有先生而先生竟不为天下用，其仁心惠政仅试于宝坻一邑而已。颜氏之言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余于先生亦云。”(冯梦祯《寿了凡先生七十序》，《快雪堂集》卷六)又曰：“汉而下，道术裂而为三，先生能一之，著书竖义为后学所宗。盖天将以万世木铎寄之。”(冯梦祯《寿了凡先生七十序》，《快雪堂集》卷六)冯氏殁后，袁氏撰写祭文云：“忆岁庚午与公同升，有善相助，有过相惩，游从稍久，德义日增。及丙子谐上公车，修业燕京，谈经讲艺，一惟予之是凭。昼扃丈室，夜对清灯，既搜孔辄，亦证佛乘，扫少年之狂荡，慕前辈之庄矜，遂变钩棘之习，而以大雅自绳。”又云：“寂寂实阶，人非路圯，知己交情，如君几人？寝门之悲，恸彻苍旻。”[4]1445痛失故人之伤痛，情见乎辞。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必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是，“窗口打开了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如何才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到“排污不排外”呢？这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和广州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在实践中，广州逐步认识到只抓经济建设不抓思想文化建设不行，必须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构筑“防火墙”，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于价值共识和道德判断的理性支撑。
李世达(1534—1599年)，字子成，号渐庵，晚年又号廓庵，泾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授户部主事，后改吏部，历考功、文选郎中。万历二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又进右副都御史，后改抚浙江。他历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政声显赫，以耿介闻名于世。袁氏早年即与李氏相交，据李氏记述：“予家去终南山最近。尝裹粮深入，遇梅翁于古松涧，与谈合变，纵横无穷，异而订交焉。了凡袁子下第，谒予，谋隐于终南。时予方废弃，亦有终焉之志。因与同造梅翁，了凡持一缣，以师礼事之。梅素信予，受而不辞。是夕，语至夜分，梅变色曰：此吾师，非吾友也。稽首，而还其缣，且约之同谒其本师。既见，尽以其学授之，促令出山……明年，予起官赴淮，旋自南转北，而了凡以会试至，相见欢甚。”[4]310他对袁氏推崇备至，曰：“予交了凡二十余年，见其乐善如饥，好学不倦，日间非静坐即观书。虽祁寒盛暑，不令隙虚。其与人交也，胸怀洞然，至情可掬，孳孳欲人同归于善。听其教，激励裁抑，具于片言之中，贤愚皆获其益。觌其面，如春风发物，鄙吝潜消，未有不爽然心服者。六艺之学久不讲，而了凡能以身通之；二氏为世所大忌，而了凡则笃信而行之。大而天文地理，小而三式六壬之属，靡不开其关而入其奥。”[4]311
管志道(1536—1608年)，字登之，号东溟，江苏吴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任南京兵、刑二部，万历六年，上疏陈事忤张居正，出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南韶道，寻遭弹劾，降盐课司提举，次年以母老乞归。著有《周易测六龙解》《孟义订测》《从先维俗议》等。《明儒学案》卷二十《江右王门学案五》称其“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坳”[8]。袁氏评价其文章云：“近日诸名家如管佥事志道，资禀高明，闻道最早，守礼之矩，会禅之精，以三教之宗师，为一方之标榜。”[6]465其《答管东溟书》曰：“世间一切顺逆好丑皆系宿业所召，不可脱离，不容欣厌。其遇逆与丑也，反躬自励，借境进修，不求减轻，不计效验；其遇顺与好也，应缘忖德，不胜惭愧，常恐顺境多魔、淫佚日肆。《中庸》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者，岂特随缘顺受已哉？正有一段正己工夫，不怨不尤，始有下落。”
王肯堂(1549—1613年)，字宇泰，金坛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上疏言事及政治事故而辞官回乡。王氏曾追随袁黄问学，对袁氏有关“福祚、阴谴”的观念印象深刻。其《律例笺释·自序》曰：“余久欲锲行(《读律私笺》)于世。闻袁了凡先生言：流传法律之书，多招阴谴。惧而中止……世之司民命者，倘因余言而有感焉，体圣祖之心，遵圣祖之训，则刑为‘祥刑’，而皋陶迈种德之一脉，为不断矣!福祚且流及子孙，而又何阴谴之有？故余与虞倩来初捐俸流通之，固了凡先生之意也。”袁氏曾告诫管氏云：“欲养气，先要息心，随缘练习，从粗入细。盖志为气之帅，未有帅不宁尔气能顺者也。又要知蹶趋之类，能扰吾心。行须缓步，语要低声，百尔动作，安详徐整，使冲和之气充于四体，而塞于两间，我与天地万物同在一点太和元气之内，即此便是致中和之实学。”又评价王氏文章曰：“王检讨肯堂，性敦孝友，学绍家庭，谦厚冲抑，不以才高自眩，故其为文，细密谨严，会词切理，如三代法物，模范秩然。”[6]465
却见那店主取出一只尺来长的黑丝绒板，一端略小些，上面一个个缝眼嵌满钻戒。她伏在桌上看，易先生在她旁边也凑近了些来看。
周汝登(1547—1629年)，字继元，号海门，浙江嵊县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累官南京尚宝卿。周氏学宗龙溪，属尊悟一路，主张心体“无善无恶”之说，提倡儒佛汇通。《明史》称其“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周氏极为赞赏袁氏，支持刊刻袁氏《立命篇》等书，曾曰：“上士假之游戏以接众生，中下援之钩引而入真智。启之入门，诱之明了，兹文(笔者按：即袁黄《立命篇》)有无限方便存焉。余早年不知是事，有从兄剡山者，乃苦行头陀，与我谈不能入。一日会袁公(笔者按：袁黄)于真州，一夜之语而我心豁然，始知世间有此正经一大事，皈依自此始。余迄今不能一日忘此公之恩。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六)周氏早年即与袁氏相识，其思想亦深受袁氏启发。
其次，司法救济途径不够完善，造成农民不能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维权成本过高，影响相关的司法救济。
(二)丛林中人
袁氏博学多通，笔耕不辍，自言平生“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书毋虑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余种”[4]1317，由此可见其著述之丰富浩繁。其弟子韩初命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作《刻祈嗣真诠引》云：
素庵真节(1519—1593年)，讳真节，湖北襄阳人，俗姓钟，幼习理学，少为诸生，行年二十五，宿根内萌，即辞亲割爱，投南阳留山寺，从泯庵休上人祝发。继而飘然一钵，走伏牛，入五台，后进京依秀法师精研经论十一年，因学富内外，被诸方推为教下龙象。后负锡南下，朝礼普陀，游历金陵，主摄山栖霞寺讲席，畅演《华严大钞》《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众逾三百，教备五乘”(幻为如惺《大明高僧传》卷四，《卐续藏》第134册)。栖止十年，格顽导愚，道声大振。慈圣宣文太后钦其德业，特赐金缕僧伽黎衣一袭，以示褒崇。袁氏《圆通精舍募田碑记》云：“江之浒，有六朝古刹，曰栖霞寺，云谷老人尝栖止其中。余曩就访之，获接素庵法师，聆其绪论，豁如也。后游金陵，必访师，师道业愈隆，法席愈广。秋溟殷先生素慎许可，独重师，命余依止，以求解脱。余壮年阔步，实勃勃有遗世之想，一堕尘网，倏焉廿载。癸巳岁，得师手书，索作长生田记，余心诺之，未暇也。今秋，其徒如敬不远千里谒余赵田草堂，求曩所诺文，则素师逝矣。”
紫柏真可(1543—1603年)，讳真可，字达观，晚年自号“紫柏老人”，江苏吴江人，俗姓沈，与云溪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合称明末高僧。紫柏与袁氏早年即相交甚笃，据袁氏养子叶绍袁记曰：“(紫柏)少游四方，参契道奥，英气高情，挺然云霄而立，与袁司马公(笔者按：即袁黄)心宗密友也。司马家多藏书，故大师在湖上闭关三年，尽司马公诸书而去。以此益名闻天下，凡偈颂诗文操笔立就，皆琳琅金石。”二人虽然路途分疏，但感情深厚，不时有书信往来。紫柏寄袁氏诗云：“华岳山人辟谷方，先生独得已休粮。悬知天上增仙籍，岂恋人间转烛光。玉液常吞肝肺润，金丹能转鬓毛苍。青山不远终相见，知己新添一少郎。”袁氏《紫柏可上人六十》诗曰：“六月十一是何日？悉达宫中钟磬鸣。花甲已周尝世变，苦辛历尽见人情。新愁黯黯寒烟积，故里萧萧春昼晴。我已七旬君六十，莫留燕市滞浮名。”
妙峰真觉(1537—1589年)，讳真觉，又号“百松”，江苏昆山人，俗姓王，二十一岁落发于杭州锅子山，后往苏州竹堂寺，从虚白禅师受具足戒。至崇明寿安寺闭关，读《楞严经》，出关后在与虚白禅师论议，“其锋已不可当矣”。再从湖州月亭明得法师学《法华经》，并阅大藏，得四明尊者《妙宗钞》，宛如夙契，遂潜心天台一家教观，深悟一心三观之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于锅子山开演《法华经》，翌年，长住天台，相继开演《楞严经》《法华经》《妙宗钞》《法华玄义》等经。二十六年间，“岁无虚席，远近风向”。冯梦祯称誉妙峰法师“梵相奇古，身不逾中人，而言论风采如大火轮，不可撄触”。妙峰法师出月亭明得之门，但其所传心印，则与本迹相齐、金口祖承之付嘱无异，故被尊为继四明尊者之后的天台宗第十八祖。袁氏深受妙峰法师影响，其《静坐要诀》云：“余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遗教，谓禅为净土要门。”
密藏道开，名道开，号密藏，江西南昌人，原为儒生，后出家，因紫柏真可誉满士林，志心师从，著有《密藏开禅师遗稿》《密藏禅师定制楞严寺规约》《藏逸经书标目》。万历七年，袁氏与紫柏真可、嘉兴知府陆五台(光祖)等人发愿刊刻《大藏经》，后由密藏道开主其事。袁氏《刻藏发愿文》记曰：“明年甲申，遇密藏师兄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划(刻藏事宜)，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垒、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大藏经》原无版刻，版刻始于北宋，自宋至元不过七八副。明初，诸方之板已尽废，明太祖命刻于南京(称“南藏”或“南版”)，明太宗又命刻于北京(称“北藏”或“北版”)。但两版均系梵策，浩繁笨重。而《径山藏》改梵策为方册，易印刷，便流通，并经严格校勘，正确度高，故在历代《大藏经》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以上列举的名公巨卿、高僧大德之外，袁氏与当时士庶大众之接触与交游亦广，包括众多的中下层士子、佛道中人等，在此无法一一详述。
三、著述
云谷法会(1500—1575年)，法名“法会”，号“云谷”，浙江省嘉善县胥山镇人，俗姓怀，幼年立志出家，投在本乡大云寺一老和尚座下，剃度为僧。十九岁时，到处参访善知识。翌年，受三坛大戒。后修习天台止观法门。恰逢法舟禅师在天宁寺闭关，便去参访问道。“一日受食，食尽亦不自知，碗忽堕地，猛然有省，恍如梦觉。复请益舟，乃蒙印可。阅《宗镜录》，大悟唯心之旨。从此一切经教及诸祖公案，了然如睹家中故物”。袁氏登第之前，曾于南京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受其点拨遂了悟“立命之学”(详见《了凡四训》)。此外，袁氏自称：“幼受云谷老师之教，即知静坐摄心，或经夕不寐，或经旬不出。”[6]450可见，其静坐之法很大程度上得自云谷禅师。
混凝土是房屋建设中的主要建筑材料。混凝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最终建筑的质量。因此，要提高房屋的建筑质量，必须加强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创新。在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创新中，突破重点在于提高混凝土的耐热性，降低其水化热反应的热差，从而避免混凝土的过度收缩，进而避免混凝土的变形和开裂。提高混凝土的使用寿命。
先生(笔者按：袁黄)登进士，名重于天下，天下士传诵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又作《经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梓，世莫睹焉。[4]67
按《心鹄》《备考》《疏意》皆为科举考试参考用书，盖袁黄是受当时士子推崇的举业大家，出版商亦对其趋之若鹜。
另一弟子杨士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所作《刻了凡杂著序》云：
陈于王(生卒年不详)，号颖亭，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福建按察使，为万历朝“循卓名臣”。万历三十四年朝廷谕令，认为其“品著清廉，心存忠正”，赐祭勒碑，于嘉善县建祠。袁氏与陈氏同年进士，相交甚笃。其《与陈颖亭论命书》云：“我辈平日辛勤刻苦，为子孙创业者，死来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释然无憾者，惟此修德行义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来之福有限，积来之福无穷。”[6]450又曰：“然从此而遍交天下豪杰聪明智慧者，如麻似粟，并无一个半个知归根复命者，是以世智浮慧愈高，而去本地风光愈远。纵步步圣贤，早已错用心矣。弟知世儒学问迷误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络，居然断灭，故从来只和光混俗，未尝敢以真实本分之事开口告人，而今特举以告足下，为爱足下不同众人也。”[6]451又赞其子陈龙正“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限量”。
先生(笔者按：袁黄)又以其余力发挥古先圣人之书，读《易》则有《袁氏易传》三十卷，读诗则有《毛诗袁笺》二十卷，读《书》则有《尚书大旨》十二卷，读《春秋》则有《义例全书》十八卷，读《礼》则有《礼记略说》《周礼正经解义》共二十卷，读《四书》则有《疏意》二十四卷，外古使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4]1-2
可见，袁氏既有关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著述，又有《袁氏通史》《皇明正史》等史学著作。
其养子叶绍袁《湖隐外史》云：
袁司马先生(笔者按：袁黄)，有《图书解》《历法新书》《屯田马政治河考》《农书》《易说》《尚书中庸疏意》《举业文规》《心鹄》《群书备考》《两行斋集》。[3]253(按：《两行斋集》是袁氏本人文集，包括其文章、尺牍、诗词等等。)
《了凡杂著》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亦即袁氏去世前一年)由“建阳余氏”梓行。1998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录该书，包括著述十种：《训儿俗说》《静坐要诀》《祈嗣真诠》《袁生忏法》《静行别品》《劝农书》《皇都水利》《诗外别传》《历法新书》《宝坻政书》。
土壤冻结及冻融交替会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其代谢活性产生影响[46，47]。冻融循环过程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对微生物活性及微生物种群产生强烈的影响[11]，因此冻融循环不仅影响土壤碳、氮动态过程，也影响着N2O和CO2的产生和排放。Ludwig et al.研究发现冻融初期土壤排放的N2O中，来自反硝化作用的占83%[48]。冻融循环会通过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生物性质（酶活性、微生物效应）从而影响对温室气体的排放[11]。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研究》中列举了现存袁氏著作，包括：
1.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收藏：《立命篇》《省身录》《广生篇》《祈嗣真诠》《阴骘录》《四书删正》《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游艺塾续文规》《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四集》《新刻经世文衡》《两行斋集》《历史大方纲鉴定补》。
2.除以上各种外，《四库全书》收录：《皇都水利》一卷、《评注八代文宗》八卷。
3.除以上各种外，《千顷堂书目》录有：《宝坻政书》二卷、《宝坻农书》二卷、《袁生忏法》一卷、《诗外别传》一卷、《静坐要诀》一卷、《历法新书》五卷。
4.日本内阁文库藏《袁氏丛书》收录袁黄校订、增订的其父袁仁的著作：《毛诗或问》《尚书砭蔡编》《春秋针胡编》《一螺集》《纪年类编》《庭帷杂录》。
嘉善县政府历时四年，在《了凡杂著》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了国内现存袁氏著作，于2006年委托线装书局出版了《袁了凡文集》。该文集共3函20册，收录袁氏著作影印版十七种：《训儿俗说》《静坐要诀》《祈嗣真诠》《袁生忏法》《静行别品》《河图洛书解》《劝农书》《皇都水利考》《诗外别传》《历法新书》《宝坻政书》《禹贡图说》《了凡四训》《摄生三要》《两行斋集》《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史汉(定本)》。
按线装书局版《袁了凡文集》收录了袁氏大部分著作，但仍有欠缺，如具有珍贵思想价值的《四书删正》《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等均未能囊括。总体来看，袁氏著述涵盖经史，相当丰硕，绝不仅仅是世俗眼中的“善书”作者、佛教居士。然而，这些著作或生前并未梓行，或刊行后因禁毁、年代久远等原因而亡佚，流传至今而又为人熟知的仅有《了凡四训》《祈嗣真诠》《摄生三要》《静坐要诀》等寥寥数种。倘能系统梳理袁氏有关著述，无疑有利于吾人全面、准确把握其人其学及其学术地位，因此极具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柳存仁.和风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36.
[2]王畿集[M].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分湖三志[M].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吴江市档案局,编.扬州：广陵书社，2008.
[4]袁黄.袁了凡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6.
[5]罗汝芳.盱坛直诠[M].台北：广文书局，1956：297.
[6]袁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袁黄.四书删正[M].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明].
[8]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467.
VerificationofInheritance,FriendshipandWorksofYuanHuangofYangming-School
LIN Zhi-peng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Yuan Huang (Yuan Lefan) is a famous fig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 was a famous celebrity and known as the influence of Sanjiao Huitong and his influence on folk ethics. As for his thought, Yuan is a student of Wang Longxi, Wang Yangming’s student. He also praises the Taizhou School, especially Luo Jinxi, and therefore is a member of Yangming-school. In terms of friendship, h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yang-school, the social elite, and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In addition, Yuan’s writings are rich, covering a subset of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 but few of them are still widely known.
Keywords:Yuan Huang; Yangming-school; inheritance; friendship; works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2-0021-07
[收稿日期]2019-02-13
[作者简介]林志鹏(1980-)，男，河北石家庄人，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阳明心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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