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影响政治秩序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主体意志、法律制度与传统习俗。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是实现善治的基础。一个单位与组织的领导者在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建构和谐政治秩序，宜尊重组织决策和政治家权威，坚持民主精神与科学治理的辩证统一，规避政治行为的消极风险与不当问题发生，提升领导者辨识、抵御政治噪音干扰能力，克服唯形式正当主义，实践重大决策合议制度，建立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关键词]政治秩序 善治 和谐社会 政治家
“善治”是中西方政治学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道德经》第八章就提出“政善治”。[1](P20)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概念被西方学者频繁用于探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2](P117)将“善治”正式引入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在中央统战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3]这揭示出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对于实现善治理想的重要意义。现代政治史表明，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意志与法律制度、传统习俗等多方面因素互动而形成的。政治主体意志是影响政治秩序建构最为活跃的因素，其次是法律制度，再次是传统与习俗。每一种因素对政治秩序建构产生影响的活跃程度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在政治系统内部会产生两种秩序类型：一是受法律制度与传统因素影响而建构起来的静态政治秩序，二是受政治主体意志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动态政治秩序。
善治实现过程是政治秩序从确立到不断优化最终走向和谐、良性、可扩展和自循环的过程。法律制度、传统因素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决定了受其影响产生的静态政治秩序变革会形成较强的惰性与非易变性。与之不同，受政治主体意志影响形成的动态政治秩序变革则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与活跃性。一个组织的政治秩序就是由静态政治秩序与动态政治秩序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制度/行为体系，在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及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4](P8)
一、和谐政治秩序：实现善治的制度基础
政治秩序不仅会存在于一个国家组织系统之中，也会存在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系统之中。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是在个体、群体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保障与促进社会组织系统向善运行的过程。正如康德所说，“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每个物种在客观上，在理性的理念中，都注定要趋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促进作为共同善的一种至善”。[5](P98)
(一)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
和谐政治秩序是由静态政治秩序与动态政治秩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协调体系。法律制度、传统与习俗是静态政治秩序外在表现的载体，动态政治秩序则更多地是以具体行为规则与价值取向的形式而存在的。动态政治秩序的形成既会受到具体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政治意志与政治风尚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静态政治秩序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善治的实现过程中，建构一个稳定运行的和谐政治秩序是非常必要的。
总而言之，在房屋建筑施工中，施工技术的使用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房屋建筑工程的建设质量，新时期下，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房屋建筑施工技术也越来越完善，在具体施工中，施工单位要结合现场实际，合理的选择施工技术，并做好施工管理活动，确保房屋建筑施工效益。
苏穆武和老伴在超市买东西。苏母在货架上选商品，苏穆武推着购物车。车里已经堆满了各种商品，苏母突然说：他们小两口的用品快用完了，咱们一块给他们买回去吧？苏穆武不以为然地：他们用完了会自己买，用得着你操心。苏母说：自己女儿女婿，又不是外人。苏穆武问：咱买了谁掏钱？苏母白他一眼：瞧你说的，一家人什么钱不钱的！
式中，0<α<2为特征指数，δ>0为离差，类似于方差，-1<β<1为对称参数，-∞<μ<∞为位置参数，sign(·)为符号函数。当β=0时，此分布被称为对称Alpha稳定(SαS)分布，当且仅当随机变量X1和X2为联合SαS分布时，复随机变量X=X1+jX2服从SαS分布。当α=2时Alpha稳定分布退化为高斯分布，但随着α的减小，分布的非高斯性变得明显，其拖尾越长。对于第2节中所给实测数据直方图，采用Alpha稳定分布进行拟合，可得α取1.3，如图4中实线所示，拟合效果明显优于瑞利分布。
在一个单位与组织内部，政治秩序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否则就容易导致政治动乱乃至群体暴乱发生。统一政治秩序的建构，需要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核心价值观是一切制度建构、行为建构的潜在基础与依据。价值观虽有不同的层次与类别，但即使处在不同领域，价值观内涵或内核需为相同或趋同。在价值观体系构建过程中，上一层次核心价值观是下一层次价值观建构的依据，下一层次价值观的建构不能与上一层次核心价值观相冲突。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为今后中国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公民行为规则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核心价值基础，对于保障与促进今后良好政治秩序的建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是良好政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没有科学、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就难以有稳定、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
在和谐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要规避消极风险与不当政治行为的发生，首先需要克服唯形式正当主义的发生。唯形式正当主义发生后不仅容易导致实质不正义，而且也容易导致政治秩序演进的阻滞与僵化。其次，要建立重大决策合议制度。个体决策由于受信息供给不充分以及理性认知有限性影响，很容易产生决策的偏误。为此，就需要在组织决策与政治秩序构建中建立起协商、沟通与合议机制。一个决策愈为重要，其对政治秩序建构产生的影响就愈大，就愈需要通过合议的方式进行决策。再次，建立严格问责制度。不论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还是组织成员都应该为自己政治行为后果负责。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不能仅凭政治家与组织成员的政治良心与责任心，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起严格的民主监督和问责制度，即对组织发展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政治行为应该进行监督和问责。
随着国内农资市场的风云变幻，营销新变革是市场给“盐湖股份”出的一道待解之题。对此，吴文好给出了答案：“在保证企业利益的前提下，改变单一的买卖关系，创造市场服务价值，是盐湖股份公司一直以来在发展过程中努力检验的重要课题。”
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首先要求政治家群体力避功利主义诉求，因为功利主义更多地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眼前现实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短视性和片面性。一种政治秩序建构起来以后，在较长时期内都会保持它的稳定性，尤其是静态政治秩序。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不仅要回应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还应具备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与恒常价值，如此才会真正行稳致远，对未来社会发展才能表现出很好的衔接感和适应性。
既然政治秩序具有很强的惯性与稳定性，那么，在政治秩序的设计与建构过程中就需要对其适应性有长远谋划。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组织，在其政治秩序设计与建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都必然是该组织的领导者与知识精英，而非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因此，和谐政治秩序必然内生性地选择出核心领导者及其政治团体，必然要求组织领导层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具备远见卓识与战略谋划能力。否则，政治秩序的建构就容易陷入功利主义误区，难以适应一个社会与组织的未来发展要求。
3.需要有广泛的民主参与
“政治秩序被看成是体现和实现公民本质的工具”。[6](P20)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民主参与主要是指利益相关人的参与，每个利益相关人在政治决策中都应具有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利。但是，当利益相关人超过一定规模以后，直接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利需要进入科学的议程设置和间接表达程序，以有效避免部分人或群体的负参与或有限参与。
“民主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和协调相互竞争的种种顾虑的一种价值”。[6](P297)民主参与的目的与意义并非仅为组织成员提供一个可靠的政治诉求通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集中与发挥组织成员集体的政治智慧，保障与提升政治决策的质量。此外，民主参与还可以减小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保障与提升政治决策执行的质量与效率。
(二)和谐政治秩序的价值特征
1.具有典型的目的或价值的正当性
在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法律、传统乃至人的自由意志等形式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为一定的政治行为目的而服务。因此，当政治行为目的意愿发生变化后，作为政治行为手段的法律、传统与人的自由意志就会随之改变，尤其是当目的与意愿倾向正当的时候。如果一种目的性欲求不能给国家与社会带来基本的善的因子，那么就不会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因此，当新的正当性目的吁求产生后，作为以形式与手段而存在的法律制度、传统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就有可能因此失去它未来存在的合理性，此时就需要对当下政治秩序的价值基础进行重构，以保障正当性目的欲求能够得以有效地实现。
和谐的政治秩序是能够得到组织成员普遍认同的政治秩序，是具备广泛感召力和参与感的秩序，是能够有效动员组织成员的最大化参与从而展现共同善意及正当价值的秩序。
2.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向善行为的发生
和谐政治秩序必然是基于广泛的民意产生的，如果这种民意同时包含有朴素的善意指向，必然产生强大的正的能量场。这里需指出，政治的善不是某个人的善，也不是某些群体的善，而是基于整体组织的个人与群体利益共同的善，是一种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又能够给最需要改善境遇的人带来最大满足的善。
众所周知，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有些情况下亦是需要付出一定政治代价的。若政治的目的性需求是正当的，并且亦能保障其结果正当时，那么付出一定政治代价也是情有可原与理所应当的。但要尽可能地避免在实现政治目的正当性过程中，出现适用手段“不正当”问题的发生。一种政治秩序的建构，无论其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如果不能给组织成员带来基本的向善，那么很难带来社会的和谐。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有利于保障与促进社会成员向善行为的发生以及社会的稳定。
组织领导者不仅决定着政治秩序演化的方向，而且也决定或影响着一个组织政治秩序演化的方式。
3.形式正当与实质正当的辩证统一
政治秩序有形式正当与实质正当之分。形式正当是在程序、过程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正义诉求。实质正当则是在本体与价值层面表现出来的正义诉求。实质正当需要形式正当来保障，但保障形式正当未必就一定会带来实质正当。因为政治秩序的实质正当是通过政治目的以及政治后果的统一体现出来的。一旦政治目的正当性出现了问题，即使形式正当也会导致实质不正当。在现实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形式正当与实质正当之间存在着4种关系模式，见表1。
表1 形式正当与实质正当的4种关系模式
形式正当不正当实质正当关系模式Ⅰ关系模式Ⅱ不正当关系模式Ⅲ关系模式Ⅳ
在政治秩序建构实践过程中，4种关系模式都有可能产生。其中模式Ⅰ是政治秩序建构的理想模式。和谐政治秩序建构不是建立在形式正当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实质正当基础之上。因此，当形式正当偏离了实质正当要求，就需要对形式进行合理重构，以保障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
二、和谐政治秩序的引擎：政治领导者的作用
公共治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秩序的合理建构过程。政治秩序是组织秩序建构的核心，一个组织的经济与文化秩序是在稳定的政治秩序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善治的实现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皆与政治文明密切相关。决定政治文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政治制度传统，其二是政党与政治团体建设，其三是政治家尤其是领导人作用的发挥。政治制度传统是一种静态力量，政党、政治团体与领导人作用的发挥则是一种动态力量。一个单位或组织的领导者在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建构和谐政治秩序的价值基础
人类社会秩序既有自生自发的，也有人为主导建构的。政治秩序不是自生自发的，其完全是人类理性建构的结果。政治秩序的建构起源于某种政治目的的需要，一旦某种目的确立后与此相连的价值观或价值基础就已经潜在形成。因此，价值观与价值基础对于政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主有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真民主与伪民主之分。伪民主与形式民主往往是以程序与过程正当来实现非正当的私人目的。而真民主与实质民主则是一种符合民主本性的民主，主要强调民主的价值与结果。在民主治理过程中，如果过多地强调民主的形式正当性，而忽视其实质正当性，那么，就会很容易违背民主治理的本意。民主治理本意不仅要求做到形式正当，而且也要求做到实质正当。如果一种民主行为违背民主本性要求，那么，即便是其形式存在着正当性，亦需要对其进行改造与矫正，如剥夺利益相关人员的民主参与权，在民主基础上进行有效集中，以及对民主决策权力进行赋值等。否则，民主与政治秩序都难以取得积极的进步与发展。
在市政工程管理中，相关部门必须监理完善的都市生态保护机制，除了要做好工程建设中的保护工作中，对建后的维护工作也不能忽视。以都市自然生态为例，在市政建设工程中，道路工程、园林工程、地下管道工程等都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地下管道工程，工程建设会产生大量的废气、粉尘和废水，若是处理不当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工程建设前，必须要做好工程区域生态标准检测工作，并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污染进行分析预测。为市政道路建设的生态问题分析表，基于此，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和应对措施。
在科层体制内部，领导者的政治行为必然具有很强的统摄性。体制内部领导者政治行为的统摄性容易使得政治秩序走向极好或极差两端。若是一个领导者在执政期间通达贤明且具有很高统摄与社会动员能力，那么政治秩序就容易走向极好一端，否则就会很容易走向极差一端。
(二)建构组织内部政治行为与文化
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础与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有关，但更与一个组织领导者的政治理念和主张有关。凡是具有全局影响的决策活动，领导者都负有最终的决策责任，这也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实现主张正义和程序正义。在一个组织内部，领导者不仅决定着将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也决定着这个组织应怎样建构这种秩序。
在政治与行政组织中，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向上效仿性。在一个单位与组织内部的人治化程度愈高，那么组织内部政治行为与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其领导者的影响也就会愈大。正因如此，若想规避不良的政治行为与文化的形成，一方面需要严把领导者的选任关，另一方面更需要积极建立防范不良政治行为与文化产生的法律与规章制度。
(三)建构政治秩序的发展路径
政治秩序的演化有激进性的，也有渐进性的。由传统习俗构建起来的政治秩序是渐进性的，而由法律、政治主体意志构建起来的政治秩序既可能是激进性的，也可能是渐进性的。一般情况下，良好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与演进皆是渐进性的。当然，若是政治秩序的不良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和谐政治秩序的变革也可能转变到激进性的路径。
社会统计学派比数理统计学派的形成稍晚一些，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1821—1889）以及恩格尔（1821—1896）、梅尔（1841—1925）等人沿着凯特勒的“基本统计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从那时开始，数理统计学与社会统计学便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社会统计学派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整体性，需要进行整体的大量观察和分析，研究其内在联系，才能揭示现象的内在规律，这就是该学派所谓“实质性科学”的显著特点．
渐进政治秩序演化多发生在稳定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皆具有较好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即当政治秩序产生了有悖于正当与善的要求以后，就会及时地按照正当性要求进行自我调整与修正。否则，如果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失去了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就会产生政治秩序不当与非善的累积，以及政治秩序调整的滞后，同时也意味着到一定时期以后激进式变革必然会发生。
社区教育的短板是缺乏相应的专业教育人才，更多的教育人才流向学校和相关教育团体。社区在家长教育过程中，没有专门的课程开发团队、课程开发流程不规范、课程目标不够明确、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没有科学规范的课程评价体系，这些直接影响了家长教育的延续性和有效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社区基于移动终端的家长教育开展更是少见，导致这种情况的主因就是信息化人才并不直接流向社区。因此教育资源的数量、质量、形式等不能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资源应用推广的宣传力度不够，资源提供方提供的应用支持服务与居民的数字化学习意愿有较大的差距。
三、善治意味着和谐政治秩序的合理建构
“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秩序，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必定处于不稳定状态”。[7]法律制度是政治秩序建构的最基本手段，但也隐含着对正当的与善的需求不能及时地做出回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当一项法律制度不能够对善尤其是不能对一个国家与社会基本的善做出回应时，那么，就需要对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改，以此对政治秩序进行重构，以保障与促进善治的顺利实现。“一种制度可能会满足某一时代的需要，而另一套制度则可能满足一个新时代的需要”。[4](P19)
(一)推进民主精神与科学治理的辩证统一
“现代民主政治是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实体民主是程序民主的内容，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形式”。[8]民主的本性不是绝对自由，不是放任个人意志为所欲为，而是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领导人的对话与潜在对话进程之中获得预期公平、发展均势和利益平衡。民主赋予每一个人真实表达自我的权利，同时让每一个人在治理体系中最大化减少风险和损失。民主作为一种科学的决策形式，局限在于决策成本高，且很容易被怀有歹意的人进行隐性操控，甚至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科学的民主必然呼唤集中的治理路径与和谐的政治秩序。
1.需要有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微课程知识点明确，针对性强。对于学生而言，微课便于课下反复查漏补缺。对于教师而言，课堂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的与学生交流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内化知识点，将教师单纯讲授转化为师生共同探索与实践，实现分层次教学。因此将微课应用到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必将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民主政治秩序自身并非绝对善的”。[9]在民主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赋予一个人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而且更需要有效地发挥民主治理手段，促进政治秩序的合理重建。民主制度实施究竟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进行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利用。若其被政治利用追求的是一种善的目的，那么，就会带来积极、良善的民主结果。
(二)提升辨识抵御政治噪音干扰能力
通常情况下，领导者所掌握的权力愈大愈集中，那么，其耳边所产生的政治噪音也就愈多。政治噪音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领导者耳边故意炮制的与事实不符的扰乱领导者视听的声音。在动态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如果领导者不具备鉴别、排除各种政治噪音干扰的能力，那么良好的政治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
当所传播的带有政治意义的信息与领导者政治主张或现存政治秩序价值取向不符时，那么，政治噪音就已经产生了。根据噪音信息的真伪来分析，存在信息真实的政治噪音与信息虚假的政治噪音两种形式。信息真实的政治噪音往往会扰乱领导者的政治思考、转移领导者的视线或削弱领导者的政治自信等。信息虚假的政治噪音典型表现就是在领导者面前说假话、空话，言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其本质不过是为迎合领导而炮制的带有政治意义的虚假信息而已。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政治噪音对政治秩序的维持与重构所产生的直接影响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客观地说，即便是政治噪音能够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只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为找出廊道内部的动应力反应规律，根据廊道结构受力特点，在左岸选取了三个典型剖面(见图9(a))进行分析，动静叠加后应力分布情况如图9所示。
克服政治噪音影响的首要办法，就是对无论来自何人何处的信息都采取兼听的态度。中国古代的先哲与政治家早已总结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条克服政治噪音干扰的经验。“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管子·君臣上》) “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其次，对重要问题要深入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多情况下人们所看到与听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并非是事物本然的真实状态。因此，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进行真相与原因探究非常重要，这是克服政治噪音最有效的方式。
(三)规避政治行为的消极风险
在和谐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政治行为消极风险与不当时有发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规避与及时遏止，那么所产生的危害与消极影响有时是难以想象的。
政治行为消极风险有两个方面典型表现。其一，违背了法律法规的框架与要求。遵纪守法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基本要求。政治行为不当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把个人的政治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恣意地践踏法律制度的尊严。其二，法律正当性价值的疲弱和形式化。唯形式正当主义即如此。法制的正当性价值会随时代而变化，形式的正当性价值并不具有永恒性。过于强调形式价值，机械地恪守与遵循形式正当性要求，很容易导致政治行为刻板化、机械化甚至僵化问题发生。
文献[14]研究了乏风瓦斯利用的反应机理，在空反应器及装填蜂窝填料的反应器中开展了稀薄甲烷均质燃烧特性研究，基于试验数据分析，形成了简化的2步反应机理，并确定了描述反应器内稀薄甲烷均质燃烧反应的动力学参数。研究认为CO2浓度随温度升高达局部最大值，然后随温度升高会逐渐降低，最终又呈现出上升趋势。在低温下甲烷亦可能直接氧化为CO2，这部分CO2会与甲烷反应，并在高温下被还原为CO。在高温时，CO2主要是由CO生成的。填料的存在会降低点火温度，并促进甲烷燃烧，填料与气相接触面积越大，点火温度越低。增大比表面积或减小孔道直径，均可以促进燃烧反应，而极小的直径可能会导致燃烧完全熄灭。
政治行为消极风险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善的正当性目的在政治领导者之间不具有必然的传递性，一个政治家的善既不会必然地传递给另一位政治家，也不会必然地传递给他的下属与组织成员。其二，任何个人都天然地具有寻租动机，也天然地存在不当或失当的概率。不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在社会状态都可能为谋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的措施与手段。其三，包括自身在内的局限性、限制性因素的影响。有些政治行为不当并非是主观恶意造成的，而是源于客观因素的限制。
2.需要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
四、结 语
“通观历史可以看出，每一次伟大的历史政治发展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10](P177)善治之道，不是恪守政治秩序不变，而是一个政治秩序和谐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构的更多的是动态政治秩序，只有当其不能为善治提供权威保障或与善治要求相违背的特定时刻，静态政治秩序才会被重构。在和谐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需要政治家的驱动力，尤其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没有主线驱动，只能是一盘散沙而不能抵达多元共生；没有超然独立的视点，就不能充分吸纳个人发展诉求之中利他的因素；没有一定的权威，就不能将善意汇聚成集体无意识和共同意志；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就不能在激烈的政党竞争、组织竞争、国际竞争中实现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也就是说，只有领导者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以后，才能对成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的规约与限制。[4](P8)领导者权威建构如果不够充分，推进和谐政治秩序就会存在很大的困难与风险。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既要保证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内在一致，又需要建立在合法性与正当程序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才有可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11]
注释：
初选法兰盘直径为102 mm，板厚为10 mm，法兰盘承受密闭容器的内压力0.5 MPa、清洗盘的压力4 N、雷达测距装置拉力5 N、LED发光标尺拉力5 N、摄像头压力3 N和照明系统的压力3 N.建立法兰盘结构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添加约束和载荷，如图6、图7所示.
[1](春秋)老子著，饶尚宽译注.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本书编写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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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建设实施及运行开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各种复杂的影响，既包括有利的一面，也包括不利的一面，在尾水导流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工程建设对引用水水质产生的隐患。如徐州尾水导流工程采用明渠运送污水，沿骆马湖经大马庄涵洞尾水最终排入新沂河，而骆马湖是徐州市重要的供水水源地，一旦雨季时节雨量大造成明渠溢出，污水溢入骆马湖，容易对骆马湖水质造成污染，甚至影响徐州市区的供水安全。因此，后续工程应加强水质监控并进一步加强工程的优化设计，以消除污水污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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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各高校跨境电商教学还存在一些难题，政府、企业、高校乃至每个从事涉外专业教学的教师，都应当思索和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困境和出路并存，危机和机遇并存。转变思路和观念，大胆创新，集思广益，高校跨境电商教学一定可以走上符合时代需求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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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deaofGoodGovernanceandtheConstructionofHarmoniousPoliticalOrder
SU Jun-y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main factors e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mainly include three aspects: the will of political subjects, legal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The formation of harmonious political order is the basis of good governance. Leaders in the organization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political order, we should 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ians,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democra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governance, avoid the negative risks and improper problems of political behavior and enhance leaders’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resist the interference of political noise, overcome formalistic legitimacy, practice major decision-making collegial system, and establish strict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
Keywords:political order; good governance; harmonious society; politician
[收稿日期]2019-02-14
[作者简介]苏君阳(197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8-0004-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801
标签：政治论文; 秩序论文; 民主论文; 领导者论文; 正当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