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代诸大家的修身思想意涵丰富，博大精深，且各具特色与视阈。孙中山以毕生努力“唤起民众”，强调在修身立德的过程中，“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章太炎鼓吹革命，提出革命之成败在道德、革命之力量在修身的思想理念。梁启超以塑造“新民”为己任，提倡兼具公德与私德、独立与自由、进取与冒险精神的理想人格。蔡元培更大声疾呼：修身以立己、修学以立志、修德以立业，以培育“独立之人格”的公民。这些修身理论对当今社会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修身思想；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
古有恒言，曰：“天下国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又云：“修身为本”（《礼记·大学》）。由此引发古代先贤浩如烟海的修身理论。洎乎近代，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修身思想又呈现出怎样的进展和样貌，本文即以此为题，略试论之。
一、孙中山：传承古今美德与修身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和领袖，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致力于“唤起民众”、重塑民族精神，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有一个突出的提法，叫作：“不特取法现在，抑且尚友古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摄、相互补充，“我们才能成为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1]
（一）历史之留遗
孙中山在他的鸿篇巨制《三民主义》一书中，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地位，他指出：“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①，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强盛的国家，所以常自称为‘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1]215，他提出中国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德目和以“修身”为本的德治思想至今尚有可取之处。
孙中山最先肯定的就是《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说：“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孙中山给传统儒家修身理论以如此高度的评价，是特别引人瞩目的。
“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意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241-243孙中山肯定固有道德，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爱、信义等思想，他认为这些德目才是修身立业、修德立国的根基。“忠”即忠于国家、人民、民族，忠于职守，不畏牺牲，矢志不渝。“孝”即孝道，出自《国语·楚语上》：“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多指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孝经》中所讲孝之概念，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忠孝的概念，“我们中国尤为特长。”[1]244仁爱精神则是在儒家“任民爱物”的基础上推扩而来的，博施济众、利济天下的精神皆属于“仁爱”的范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从一己之仁爱推扩到在日益疏离的社会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本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信义”则是国家、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信义意味着秩序、国格、人格、族格，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此外，孙中山还指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1]246-247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抉发，对修身思想的审视和评价，是我们绝对不能轻视的宝贵财富。
当然，麻糍确实是变了。在整个岭北镇也就属两个人最小气，一个是毛旺，一个就是麻糍。这两个人的小气是出了名的，毛旺很少请人吃饭，麻糍很少请村里人吃麻糍。所以，在我们岭北周村，麻糍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小家子气的人是不太有人喜欢的。
当然，有学者提出《江苏高院会议纪要》与《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24条的规定冲突，但本文认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为让与担保合同，两者不同。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移转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性担保物权[11]。也有学者提出了后让与担保概念[12]，此非讨论重点，只需明确让与担保与以房抵债是不同的概念即可。
（二）时代之进化
一曰知耻。《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不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曰“行己有耻”；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徒，无耻矣”；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
早在甲午战争之时，孙中山就指出西方富强之本不是西器，而是西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制度文化。他对西方国家表现出的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尊重大加赞叹，他说：“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使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能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已之命脉也。恶乎可？”[2]25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西方制度文化之学习，孙中山反对徒袭皮毛，而注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科学水平，并且渗透到士农工商的方方面面，他认为非如此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此外，孙中山还看到了西方国家崇尚自由、民主的优长，他鞭笞我国封建专制制度“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使人民“奉令承教，一味服从”“养成盲从之性”[2]51，等等，他认为随着时势变迁，因革损益十分正常，只有学习西方之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态度，才能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复活国民之创造精神，养成创新之品质。可以说，孙中山是急切地希望从器物、制度、思想与价值诸层面，开放式地学习西方，以提升国民自我修身的综合水准。在强弱盛衰之鲜明对比面前，取法西方是救国保种的必由之路，融贯中西，才是正确的诉求。
二、章太炎：提倡革命道德与修身
章太炎被鲁迅尊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作为一位卓越的国学大师，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体现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风貌。他提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无道德者不能革命”[3]，要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实现救国救民就需要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革命者，“依自不依他”[4]“重然诺、轻死生”[3]320，只有革命者注重修身养德，才能为革命的持续和胜利保驾护航。
（一）革命之成败在道德
梁启超的独立自由，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的，数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桎梏扼杀下，民众形成了一种“自贱、自暴、自弃”的懦弱心里，甘心被奴役、受束缚钳制，“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人的个性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下被泯灭，自由的人格更无从谈起。人成为愚昧、落后而不能自觉的工具，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进行针砭，正是因为去奴性是造“新民”的必然前提，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中更是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命题：“若有欲求真自由者，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呼吁人们“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而保持自己独立自由之本性[10]。《周易·象传·大过》曰：“君子以独立不惧”，洎乎近代“人有三等：一曰、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曰、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曰、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1]“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9]44。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这些主张个性解放，破除奴隶思想的言论，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对于正在勇猛地从事社会变革的社会人士来说，则不啻是空谷足音[10]275。
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专制的统治，使得革命成为第一要务。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皆具有进步意义，他们的斗争使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然其却以失败告终，章太炎认为：“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3]301即变法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变法者缺乏道德所导致的。戊戌变法，只有谭嗣同、杨深秀敢于牺牲，而其他变法者知道有变，恐祸患及身就已无心变法，“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3]301庚子之变的失败亦然：“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3]302是故庚子之变的失败，是由于庚子党人之不道德导致的。所以道德腐败问题之于革命正如：“积芦灰以塞鸿水，断鳌足以立四极”[3]302，成败的症结在于道德水平的高低。
本文考察近25年来政府机构改革研究的成果情况，统计了历年的CSSCI和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其逐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末，第一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主题发表的文章是杨伯亚、孙明、陈春生（1992）的《在机构改革中优化政府行政协调职能》。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与政府机构的相应配置和政府管理经济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探究了如何在改革中优化政府的行政协调职能。[2]这与在当时第三次机构改革即将开始，并且将重点放在政府机构改革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大背景相契合。
《孟子·公孙丑上》曰：“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章太炎由此提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3]303将人们的道德等级与职业相联系并划分成十六等：“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青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②[3]303又逐一将十六种职业的作为与道德品性做了概述，最后得出结论：“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3]311章太炎的这番论断，对“通人”寄望殷切，愈是“通人”愈要坚持修身律己：“今之革命党者……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3]312希望从根本上提高革命者的道德水平，为革命服务。
（二）革命之力量在修身
古之所谓革命，《周易·革卦》曰：“顺乎天而应乎人”，章太炎所谓的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3]292在找到“革命不成之原”[3]314即人的道德堕废后，章太炎提出要将“依自不依他”作为革命者修身的原则，即“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③[4]树立“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3]320的革命精神，践行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革命品质，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倡导的“知耻、重厚、耿介”再加上“必信”作为革命者的道德行为规范：
孙中山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又以“步武泰西、参行新法”[2]15为导向，引进西学启蒙观念，旨在提高国民之创造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精神。他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就停滞不前了。”[2]87所以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的发展、国家的进步，皆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学欧美之所长。
二曰重厚。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杨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三曰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之谓耿介，反是谓之昌披。
中国香港学者赖恬昌先生用一副对联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翻译尴尬：“中译英诗，如着马褂长衫，带红领拖翎，醉跳华尔兹舞，西翻韵句，如穿燕裁礼服，佩黑身蝶结，闲看三叠飞泉”[6]。经过多年实践，国内外学者们现在也普遍认为诗歌翻译大致有四种情形：全可译，大半可译，小半可译和不可译[7]。因此，古代诗歌在翻译过程中诗意损失是必然的，只不过损失有大有小。举以下实例说明：
抑吾于宁人所举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谓重然诺也。昔人以信为民宝，虽孔氏之权谲，而犹曰无信不立，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知祸患之将至，则借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3]319。
修德，蔡元培视为“人格之本、立业之本”[12]263。“凡实行本务者，其始多出于勉强，勉之既久，则习与性成。安而行之，自能欣合于本务，是之谓德。”[13]185修德不仅是自修之德，更是家族之德、社会之德、国家之德、人类之德。
有人说，人可以找到一个兴趣点并为之不断挑战自我，是一件幸运的事。我想，我是幸运的。1996年大学毕业即加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我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化之间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似乎很多工作和学习上的积累都在为日后于国际谈判桌、全球角力场上的“闯关”做着必要的准备。
三、梁启超：塑造一代新民与修身
论及如何保持“狮子样的体力”[13]240，蔡元培提出：“一曰节其饮食；二曰洁其体肤及衣服；三曰时其运动；四曰时其寝息；五曰快其精神。”[13]今日的中学生、大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节欲、运动、涵养精神都是康强身体之道，封建旧教育严重荼毒了学生的身体健康，“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书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14]“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15]这段对于旧教育制度的控诉可谓一针见血，将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文人”（意为文弱之人）[13]刻画的淋漓尽致。所以体育居于培养公民之首，是修身立己之本。
（一）公德与私德
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专门单列两个篇章，即《论公德》与《论私德》，对“公德”和“私德”做了如下界定：“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或缺之具也。”[6]62并断言：“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6]197将公德与私德之盛衰，提升到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
在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注重课程设置，突出重点。同时，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出不同的模块课程。此外，要考虑到学生的就业意向，并设置相关的提升课程，可聘请经验丰富的行业、企业教师来校授课，从而实现产学无缝对接。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一个大缺点就是公德的缺乏，因此他强调“新民”必须具有这种“利群”的公德。他说：“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6]58“群”即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而国家是最大的群体，“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8]，“新民”应当具有国家思想，个人和小群都要服从国家利益，“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爱国乃是天下之盛德大业”[8]1，所以“利群”的公德从根本上说就是爱国。梁启超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号召“新民”具有公德意识，力行公德，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于己于家于国皆具有重要的意义。私德指个人的道德修养，“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6]将私德视为公德的基础，主张“新民”吸收儒家“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辑略》）的道德修养方法，养性修身，知行合一，以立志、存养、扩充、致良知改造“新民”。
（二）独立与自由
梁启超的“新民”说十分强调塑造独立自由的人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自爱、自治、自立、自尊的品格。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9]“自由”是天赋予人“精神界之生命”“不自由毋宁死”[9]40，足见独立自由对于人的重要性。
章太炎生活在清末民初，增进国民的道德是其认为最紧要之事。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后，他断言：“人人皆不道德，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3]298近代中国衰败的根源“不在智谋而在负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3]296道德才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三）进取与冒险
《新民说》中专门列有《论进取冒险》一节，强调“新民”必须具有一种进取冒险的人生观，用热诚、智慧和胆力改变命运。另外，《论毅力》与《论尚武》两节中也阐释张扬了冒险精神，足见梁启超对这一德行的重视。
——共建共享，融合发展。整合资源，部门联动，统筹推进，加快乡村旅游与农业、教育、科技、体育、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文物保护等领域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提倡听天由命、清静无为，且：“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无多言，多言多患，无多事，多事多败也，曰：危邦不入危邦不居也……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至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6]79欧美诸国的崛起、富强，则是因为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有天上地下，惟喔喔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其成也，涸脑精以买历史之光荣，其败也，迸鲜血以赎国民之沉孽。呜呼！曷克有此，曰为进取故，曰为冒险故！”[6]79如此不遗余力的夸赞，其用意正是希望“新民”拥有这样一往无前、进取冒险的品质。梁启超进而指出进取冒险精神有四个组成要素：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希望是文明进步的基础，他断言：“故人类所以胜于禽兽，文明人所以胜于野蛮，惟其有希望故。”[6]79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憧憬，激发内在的热诚，是人们进取冒险的动力。而智慧和胆力则是人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奋斗拼搏的助力和基石。梁启超在《论毅力》一文中写道：“其希望愈远、其志事愈大者，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众”，树立大无畏的冒险精神、锲而不舍的进取品质才是“新民”的应有之义。
四、蔡元培：培育公民素质与修身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以“翰林革命”而著称。在其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伊始，便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五育并举”④的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而“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12]，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的公民[12]262。
（一）修身⑤以立己
蔡元培认为：“修己之道不一，而以体育为第一义。”[13]“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13]这里的体育即“康健其身”，身不康健不能尽孝，身不康强不能尽忠。西哲常言：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若报非常之才，且亦富于春秋，徒以体魄孱弱，力不逮志，奄然与凡庸伍者，甚至或盛年废学，或中道夭逝，尤可悲焉。”[13]108可见“康健其身”于自身、于家族、于社会、于国家皆意义重大。
“新民”源出《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浩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然梁启超的“新民”说更富辩证思维、全面考量，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实乃无功。”[6]意在“维新吾民”[7]，将民众培养教育成为具有新型人格的国民。在塑造过程中，“新民”的形象、内涵、体魄和精神皆需倚赖修身之道。
（二）修学以立志
修学，蔡元培称之为“知育”“知识之启发，必由修学。”[13]118“世之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纵情而亡身者，其人非必皆恶逆悖戾也，多由于知识不足，而不能辨别善恶故耳。”[13]117修学意味着深刻的思想变革、全面的知识积累，在不断蜕变的过程中树立远大的志向、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
修德之道，“先养良心……良心常有发现之时，如行善而惬，行恶而愧是也。乘其发现而扩充之，涵养之，则可为修德之基矣。”[13]186蔡元培肯定了为善无分大小、去恶为行善之本、悔悟为改过迁善之机、进德贵于自省等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对公民树立功业的积极意义。在其著作《华工学校讲义》中，有德育三十篇⑦用以“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13]4。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更是通过弘扬儒家文化中信义、恭俭的美德表达了公民的道德理想追求：
王琴琴等[2]研究了磨矿介质对黄铜矿磨矿体系矿浆电位的影响，结果表明黄铜矿矿浆电位的变化是矿浆pH、离子种类及浓度、溶氧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且相比于瓷介质磨矿，在铁介质磨矿条件下，矿浆电位变化更为明显。何发钰等[3]研究表明，磨矿环境对方铅矿、闪锌矿的矿浆性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S·钱德尔[4]也阐述了硫化矿浮选中矿浆电位的研究现状，简要分析了磨矿与矿浆电位的关系，制定了解释矿浆电位的合理方法。这些研究都表明，矿浆电位与磨矿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庄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只有保持“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13]240方能以有涯之生修无涯之学。“修学之道有二：曰耐久；曰爱时。凡少年修学者，其始鲜或不勤，未几而惰气乘之，有不暇自省其功候之如何，而咨嗟于学业之难成者……专门学艺，其理义之精深，范围之博大，非专心致志，不厌不倦，必不能窥其涯涘。”[13]118修学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古今硕学，必是博而精者也。朱熹《劝学文》中有言：“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修学的过程中，切记不可荒废光阴，“尝有诣友终日，游谈不经，荒其职业，是谓盗时之贼，学者所宜戒也。”[13]119修学的目的，蔡元培认为可归纳为“诚勤勇爱”⑥。“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以，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勤，则是反复推寻，不惮周详，养成勤劳之习惯……勇，固不仅限于为国捐躯、慷慨赴义之士，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爱，爱之范围有大小，独至于学术方面：一视同仁，无分畛域。”[13]235所以修学从社会的层面说，是要精研学理，树立远大志向；从自身的修养而言，是为了享受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有安身立命之基，即修学是修身立志之本。
（三）修德以立业
让革命党人懂廉耻、知国耻，敢于担起革命的大任，并在面对淫词艳曲、伤败风化、诱惑丛生的环境中摆正心态、严肃审慎、务实敦厚，不为外物所动、无为名利所惑、不为困难所吓，坚定革命的志向，否则“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3]311。耿介是要去除浮华，不流俗，不同流合污，保持革命党人纯洁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为世俗利益所左右，安贫乐道、团结向敌。必信是要求革命者信守儒家传统道德规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从而坚定革命信念，不盲目世俗、摇摆不定，要以信为德，诚实互信，践行革命之初心。章太炎对革命者修身立德思想的倡导为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且“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3]300。强化革命者的主体意识，激发革命者的革命热忱，即“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5]。
会长，张福锁院士亲临现场，解析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的重要性。他在报告中指出，除了作物不可或缺的氮磷钾外，中微量元素对于作物的健康生长也很关键，特别是镁元素，不仅作物需要，对于人类的健康也至关重要。进而通过郭延亮博士的介绍，在座经销商认识到镁肥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好的发展前景，购买肥料本质上就是在购买养分，而养分并非只有氮磷钾，作物生长的好坏主要是看是否购买到了庄稼最需要的养分，而“镁”不可或缺。2018年四川美丰与德国K+S公司共同合作推出“美丰美”产品，产品创新的亮点和差异性为经销商增加市场竞争力。
信义者，实事求是，而不以利害生死之关系枉其道也。人苟以信义接人，毫无自私自利之见，而推赤心于腹中，虽暴戾之徒，不敢忤焉。否则不顾理义，务挟诈术以遇人，则虽温厚笃实者，亦往往报我以无礼。西方之谚曰：正直者，上乘之机略。此之谓也。世尝有牢笼人心之伪君子，率不过取售一时，及一旦败露，则人亦不与之齿矣。
交际之道，莫要于恭俭。恭俭者，不放肆，不僭滥之谓也。人间积不相能之故，恒起于一时之恶感，应对酬酢之间，往往有以傲慢之容色，轻薄之辞气，而激成凶隙者。在施者未必有意以此侮人，而要其平日不恭不俭之习惯，有以致之[2]121。
目前，教育部门新课标中对初中英语阅读各项训练技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英语教师首先从宏观层面把握作者的主观态度，然后结合文中特定的情景来对文章整体脉络进行预测。英语教师首先要自行搜索相关的参考资料来解决阅读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来完成初中英语教学，传授相关的阅读技巧和方法，并实现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在承继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蔡元培又吸纳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即思想自由、意志自由和人身自由；社会地位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以及博爱之心，实现了公民的改造，造就了为民族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代公民。所以说修德是修身立业之本，“是故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13]108
作如是观，近代诸大家的修身思想既是风雨如磐的近代史所使然，又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对当下共产党人修身立业及当今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意义深远。
注释：
①此处所谓“亡国”，孙中山细指中原为“满清”所颠覆。
② 此十六类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工人稍知诈伪，楛窳之器，绵薄之材，有时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裨贩者，有二种：共有荷篑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诪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学究者……未至折腰屈膝为他人作狗马也。艺士者，医方绘画书法雕刻之属，其事非一，此共以术自赡，固无异于工贾。书画雕刻之士，多为食客，而医师或较量贫富，阿谀贵人。然高者往往傲岸自好，虽有艺术，值其情性乖角之际，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通人者……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行伍者……清淳朴质之气既亡，而骄横恣妄之风以起。胥徒者，其取以诈不以力矣，其患在独不在群矣……幕客者……以简傲为诌媚，以跅弛为裨阖，以察言观色，固结主知，其术弥工，其操弥下，郡邑守令，仰望风采，陟罚臧否，在其一言……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道隶于商部者……京朝官者，或出学究，或出艺士，或出通人，而皆离其素朴，胥徒幕友之所为，率尽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差除官者，其浮竞污辱，又甚于京朝方面……然其次犹有雇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
2018年原油价格经历了先涨后跌的走势，前三季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确实是涨了，从62美元/桶附近震荡上涨至9月末85美元/桶，涨幅超30%，上涨的原因在于美国重新启动对伊朗制裁，属于政治因素影响。
③ “臬”为标杆、原则、标准、准则之义。
④五育思想，出自《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35页，全文如下：“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肠胃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⑤此处的修身是狭义的修身，特指修炼康强的体魄，拥有强健的身体。
⑥“诚勤勇爱”是北京高等示范学校的校训。
⑦德育三十篇：合群、舍己为群、注重公众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爱物、戒失信、戒狎侮、戒谤毁、戒骂詈、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循理与畏威、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纵、镇定与冷淡、热心与野心、英锐与浮躁、果敢与鲁莽、精细与多疑、尚洁与太洁、互助与依赖、爱情与淫欲、方正与拘泥、谨慎与魏斯、有恒与保守。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5.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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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69.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of Self-cultiv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ZHANGJiao
Abstract:The modern Chinese idea of self-cultivation is luxuriant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in significance.Sun Zhongshan devoted his life to"arousing the people"and emphasiz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morality,he"took the democracy of Europe and America as the model while still integrated the old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Zhang Taiyan advocated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evolution lied in morality and the strength of revolution lied in self-cultivation.Liang Qichao took it as his duty to shape the"new people"and advocated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independence and freedom,enterprising and adventurous spirit.Cai Yuanpei called out more loudly：cultivate one's morality to cultivate one's self,cultivate one's learning to aspire to,cultivate one's morality to establish one's career,and cultivate one'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s a citizen.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dig deep into the modern thought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o endow it with epochal connotation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 morality in a substantial manner,and accordingly,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its objectives.
Key words:teachings on self-cultivation;Sun Zhongshan;Zhang Taiyan;Liang Qichao;Cai Yuanpei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4－0079－08
基金项目：天津科社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项目编号：TJKSZDWT1833-05。
作者简介：张 娇（1986—），女，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翟 祎
标签：新民论文; 章太炎论文; 道德论文; 私德论文; 公德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个人修养论文; 《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第4期论文; 天津科社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 项目编号:TJKSZDWT1833-05论文; 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