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党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党建思想：在思想建设上，坚决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错误倾向，加强党内团结；在组织建设上，必须维护党内统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作风建设上，要求党员紧密联系群众，坚持调查研究，注重实践，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周恩来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特别是在思想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群众路线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 周恩来 党的建设思想
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伟大梦想的重要条件。回顾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做出了大量贡献。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捕杀，中国的革命事业陷入了低潮。
在遭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前所未有的破坏，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随着革命形势的低迷而浮出水面。尽管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来自党内和党外、敌人与盟友施加的阻力，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种逆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大革命的失败也为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创造一个契机。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周恩来总是在危急时刻果断决策，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丰富、健全党的建设。
一、关于党的思想建设
（一）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
周恩来认为，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因此，必须坚决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党在建立初期广泛吸收了各个社会阶级，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党的队伍，但同时也造成党内阶级成分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活跃。许多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了生存的土壤。党内复杂的阶级状况使得党员在思想上极易产生混乱。这也就造成国共合作破裂时，部分党员公然叛党，陷害党内同志的情况。
八七会议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及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起草《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即《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全面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分析其来源。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党的组织路线上许多不准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主要原因。”［1］p8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上看，农民占比约75%，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使得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很容易得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周恩来科学分析了党内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形成和产生的不良影响，坚决地批判了“极端民主化”“个人意气之争”“消极怠工”等十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对此，周恩来号召“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一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p11-12，并提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组织的水平线……同时加紧党内政治教育，一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1］p12等四条宝贵意见，试图将中国共产党从小资产阶级意识中拉回到无产阶级思想当中。
1929 年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周恩来再次强调对党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才让非无产阶级新思想有机可乘，并对红军出现的取消主义、极端民主化、离队观念等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
（二）纠正错误倾向，加强党内团结
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面对出现了右倾“左”倾的错误先后在党内占据上风，多次给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思想上的分歧甚至对立使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无法达到统一，开展党的工作也是愈发艰难。因此，对于错误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以维护党内团结。将偏离中国具体实际的路线，重新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周恩来等人同样做着不懈努力。
在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一次次错失先机，并且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党内一部分思想不坚定的人包括一些中央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从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更严重的是党内出现一些小团体，秘密地散播一些刊物和小册子，造成党内思想上的进一步混乱，进行着分裂党的行为。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中央直属干部会议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严肃批评了这些行为，并要求进行整改和处置。1929 年10月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采取的路线及其对党内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行了系统分析，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反对派的影响。
（三）创新土地经营管理方式。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切实加强农垦耕地保护，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确保面积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生态功能有增强；农垦土地被依法收回后再出让的，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出让土地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依法补充失地职工社会保障费用。
1.总体上，地价和房价之间存在正向的双向因果关系，且房价对地价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价对房价的影响。土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息息相关，房屋的建成离不开土地这块基石。由此可想而知，房价和地价之间势必会有所关联。当土地价格上涨时，房屋的建设成本会上升，从而导致房地产厂商们的投资热情下降，房屋供给量减少，进而引起房屋价格上涨。反之，当房屋价格上涨时，房地产厂商们会普遍认为投资房地产业将有利可图，其对土地的需求量会增加，从而引起土地价格进一步上涨。但需要指出的是，房价每增加1%，地价将上涨约0.1079%，而地价每增加1%时，房价仅上涨约0.0573%，其约占房价对地价影响的1/2。
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纠正右倾错误之后又开始“左”的错误。“左”倾冒险主义同样给党和红军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盲目暴动，造成了大批骨干党员不必要的伤亡，这对原本就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周恩来为此奔走国内外，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最终成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李立三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开始了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反思。1930年12月，周恩来在《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同时，周恩来也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对全国工作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特别是武汉问题，更是连发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停止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罗章龙等人的排挤，周恩来遭受了本不应有的打击。但为了党的团结，避免进一步的纠纷甚至分裂，周恩来忍辱负重担负着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尽管自身遭到打击，周恩来处境艰难，但依然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对于肃清“AB 团”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党的错误路线，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 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2］p372-373对于普通群众与AB 团必须进行严格区分，避免混淆。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就一定是AB 团分子，不能让党内存在的问题成为AB 团借以分裂全党的工具。此外，针对苏区存在的乱肃社会民主党、加害社会民主人士的问题，周恩来不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并严厉批评了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错误倾向。总之，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周恩来对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保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关于党的组织建设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早期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如何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以及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党的统一
1927 年，浩浩荡荡的国民大革命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而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而将公开状态的共产党员、党组织转入地下的重要任务就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尽管时间十分匆促，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党内人心动荡不安，但周恩来始终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各样的棘手事件，顺利地完成了把党转入地下的任务，使各项工作在新的条件下较有秩序地进行。当时，周恩来还负责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党的保卫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特科日益健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营救被逮捕的同志，建立起了秘密电台，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如，1928 年春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1929 年末，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1931年又及时处理顾顺章的叛变。总之，在担任党的保卫工作上，周恩来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原本脆弱的党组织获得喘息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留下了一大批干部精英成为日后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展开斗争工作的第一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工人长期工作在生产的第一线，要想发动工人，必须融入工人。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能只是做理论工作，只有把基层工作做好了，才能真正发挥出党作为革命政党的力量。
1929年，由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多次使用“经过群众路线”和“由群众路线找出路”这样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信中特别强调了红军与群众，党领导的红军应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等问题上给出明确的回答，并谈到“凡红军一切行动务必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紧密联系。”［1］p43红军的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地方豪绅的土地财产“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中共六大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更是突出强调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党在这一阶段组织任务的中心点，说道：“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党真能成为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3］p174回顾周恩来整个的革命历史，他始终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将革命工作与群众工作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影响，同时也壮大了革命的队伍。
（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在小班化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操作练习、实践体验是施行体验式合作学习的主要形式，这些合作学习的形式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强化学生的身心体验。体验式合作学习强调学生的自主参与，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实践活动中。立足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促进学生整体发展的体验式合作学习，与小班化教学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体验式的合作学习是一种非常有实践价值的合作学习形式。
土地革命时期的十年，大量共产党员遭到围捕，党员干部牺牲不计其数，基层党组织基本已无法正常运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地方党组织如何重新开展工作成为一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由中央派人前去恢复，但往往还没开展工作就被敌人破坏。整顿当时已经几乎被打散的党的基层组织，如何恢复和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是当时周恩来等党内领导所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就这一问题，周恩来多次向各省各地方党支部说明如何开展基层组织工作，对各地方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都有十分明确的回答，并给予各地方切实可行的措施，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对党的组织问题和群众的组织问题及军队的问题作出指示。在《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中，给顺直省委如何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健全党的组织工作。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中，纠正长江局在主观和客观上缺点，要求结合群众，发展组织工作，明确指出“支部工作的建立，是目前武汉工作中的最中心问题之一”［1］p53只有基层组织建立好了，再在此基础上建立上层组织，避免形成空架子。而对于各级党组织转入地下后，又不工作的现象，周恩来也坚决地予以批评教育。
（三）干部队伍建设是革命之本
周恩来认为优秀的党员干部是党不断发展的宝贵财富。“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3］p191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周恩来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并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各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有诸多不便的情况，1929年，周恩来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上海秘密地举办干部训练班。具体指导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传授他们经过长期经验总结的工作方法，这为日后顺畅地开展党的工作打下基础。在六大结束后，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找了很多当时在莫斯科进修的党员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向他们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询问他们对于回国后工作的看法。
周恩来特别强调慎重干部的挑选和工作分配。“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1］p10单纯的强调阶级成分容易造成引进工人分子的形式主义。在人才质量上，周恩来向来也是求精不求多，“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1］p20
尽管周恩来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但他身上完全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做派。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一直保持着与普通党员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在危急的革命形势下，周恩来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多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在汕头病倒，行军路上只能由担架抬着，有人劝他停下来，离开队伍，先养好病，但周恩来坚决地回绝，“我不能脱离队伍，准备到海陆丰去，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3］p15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将自己骡子给得病的战士或者是用来驮物资，自己很少骑，加快转移的速度。在行军途中坚持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作为曾经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训练出了大批政治和军事干部，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匹革命的有生力量，这股力量在未来二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关于作风建设
（一）党的工作要紧密联系群众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之一，如同毛泽东思想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群众路线”也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则是第一个提出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群众路线”的党的领导人。
在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各地起义受挫的情况下，1928年，周恩来就开始要求“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3］p166，要求各地党组织改变领导群众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深入群众之中，以取得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革命的力量。
对于各地方上存在的党的统一问题，周恩来总是工作在第一线。由于思想上的混乱，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地方党内部曾一度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思想上的问题反映到了组织上，使党的正常工作无法顺利展开。为此，周恩来尽心竭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如成功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江苏省委问题等。在长征期间时，又全力解决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问题。
（二）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作风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东建、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
在间苗后立即进行中耕锄草，全生育最少中耕三至四遍。中耕深度随根系生长状况由浅到深再浅的方式进行。随中耕锄草，向根部拥土，逐渐培起土埂，利于耐旱、抗倒、排涝。看苗追肥灌水，薄地没施底肥的，为保壮苗可在幼苗期追肥，每亩硝酸铵5-7.5千克，过磷酸钙7.5-15千克，对促进分枝形成及花芽分化均有很好作用，也有利根瘤菌和发育，增强固氮能力。
再把应用程序编译为.dll文件，把该文件保存在Plugin文件夹下。活动节点通过反射机制读取.dll文件，执行其程序，方法为：
（三）坚持调查研究，注重实践
在十年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而且他在实践中始终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积极践行党的建设对共产党员各项要求和号召，为推进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实践贡献。
周恩来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时，经常深入工人工作的第一线，了解他们的情况。1929年9月，他就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文中这样写道，“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1］p36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只有在财富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革命战争年代，在反倾向斗争中，周恩来强调调查研究事件的性质，有的放矢，他认为，党的出现什么情况就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措施。如出现右倾情况就要反右倾；出现左倾情况就要反“左”倾。做到实事求是，不要刻意追求思想斗争，为了斗争而斗争。盲目斗争，忽视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只会葬送党的革命事业。
在残酷的革命年代，艰苦奋斗是当时那一代共产党人共同秉持的优良作风。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一直是这一作风的践行者。
四、周恩来党建理论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尽管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建理论对于当前党建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思想教育，维护党内团结
周恩来一直强调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只有确保党员在思想上团结，才能实现党内真正意义上的团结。他明确党表示的思想建设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并始终致力于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保持党内思想上的统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这一点也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下来并延续至今。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引导，加上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同时，受西方逐利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员在思想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化，出现大量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党的权威与公信力遭到破坏，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大大受损。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要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并通过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使党员自觉做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努力。”［4］p63推动党员学的制度化、常态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多项主题教育，并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全体党员自觉抵制商品交易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弘扬清正廉洁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懈努力着。
（二）重视基础党组织建设，做好党员教育工作
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最贴近人民生活，党的基层组织是人民群众最容易接触到的党组织，因此，人民对党的印象直接来源于基层的工作。但是，目前一些基础领导干部出于个人目的，随意解读中央文件，使上级的方针政策无法得到落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对于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类别医师实践技能考试重点考查考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中医临床技术操作包括针灸穴位体表定位；针灸、拔罐等临床技术操作，叙述并现场实际操作。西医内科体格检查。西医基本操作。
在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又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大力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4］p65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对党员的教育工作，通过合理、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党员充分理解中央具体的方针政策路线。特别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党的干部作为党执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对党的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从严管党治党，最为关键的是从严管住干部，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在党的干部队伍培养选拔方面，这些选拔和管理干部的思想为十八大以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新时代，更加要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各层党组织都要把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作为建设目标，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根据实际情况，从党的建设和受训者个人两方面综合考虑，既要满足现阶段实际需要，又要着眼于将来，不断地更新、完善。”［5］（p60）不断推进干部教育工作的科学化。与此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工作在一线的党员。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年轻干部，选拔和任用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干部。此外，不仅要增强党员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要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赏罚分明。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
（三）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
自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仅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承认的。周恩来特别强调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首先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开辟了党的工作的新方式，要求党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并围绕人民群众开展党的各项工作。
勘察设计是服务性行业，每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对外都代表着企业的形象。总体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坚持原则、友情操作，尤其在方案还不够稳定、多方关系需要平衡的时候，更要注意工作策略，不能给项目合作方留下言而无信的感觉，不能丧失感情交流的互信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获得“人民授权和政治认同是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长久之策。”［6］p2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今的执政地位，拥有现在的执政地位是名正言顺的合理合法过程，“与其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不如说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6］p24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取得像今天一样的成就。早在革命年代，群众路线帮助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生存下来，获得了人民的认同。在和平年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要延续这样一种传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40 年，部分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愈发淡化了自己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逐渐导致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严重损害了党的执政地位。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4］p66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开展党建工作。尽管有个别党员危害党的发展，但党建方法、方式的及时调整，使全党工作没有脱离群众。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体党员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对于党员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更要坚决予以纠正，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根本上说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维护好广大人民其中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而奋斗。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党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一传统也将继续被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传承下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推进方法、方式上的创新，如今，借助多媒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广泛运用多元化的党建平台，将党的建设深入到基层党组，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党作为人民政党的存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开启了自己的新时代，在继承和发展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智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将坚持着自己的事业和使命，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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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齐欣，赵晓呼.党政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的理论思考［J］.理论建设，2018（1）.
［6］韦仕祺.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探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6）.
作者简介：叶涛涛，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
〔责任编辑：童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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