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担任红28军军长的刘志丹牺牲在山西前线。关于刘志丹牺牲的具体情节现存在四种迥异说法，即“政治谋杀说”“重伤不治说”“神秘死亡说”和“意外阵亡说”。这四种说法都有所谓“知情人”见证材料为依据，故而真假难辨，影响深远。“意外阵亡说”史料权威，主要史实能互相印证，因此真实可信。刘志丹阵前牺牲主要由三个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是刘志丹因“陕北肃反”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政治包袱，导致其欲在阵前自明心迹；二是刘志丹所率部队实力较弱，促使他亲临前线指挥，危险性陡然增加；三是军事情报有误，刘志丹部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并引起关注主要因该问题与“文革”后中共党史问题反思、当代思想多元化和现实政治关系微妙且密切相关。
关键词：东征；三交镇；刘志丹；毛泽东
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开拓者、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为经历长征艰苦转战、亟需休整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创建和保留了硕果仅存的一块“落脚地”，其历史功绩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肯定和赞誉。由于刘志丹在中共党内经历坎坷，遭受过多次党内复杂斗争的不公正对待，甚至是生死考验。因此，当刘志丹牺牲在东征前线时，就流下了许多“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貌似言之凿凿，但似是而非；有的近乎天方夜谭，缺乏根据；还有的猎奇揭秘，杜撰“史实”；更有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任情褒贬。总之，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史实现在已经成为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之“谜”，也遗留了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因为刘志丹牺牲事件之“谜”长期未能完全揭开，所以各种“说法”就找到了“风行”空间。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有碍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时也对毛泽东等一些历史当事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下文将有详细介绍)。为了澄清史实，还逝者以公道，解生者之疑惑，笔者试就该“谜”作以简要考辨。
一、刘志丹牺牲广为流传的几种说法
关于刘志丹牺牲事件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政治谋杀说”“重伤不治说”“神秘死亡说”和“意外阵亡说”四种。这四种说法要么有所谓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材料为佐证，要么能附和中国传统政治权力运作的某些“规则”，并且一定程度上也能自圆其说，故而流传较广，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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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谋杀说”是西北地区，尤其是陕甘地区坊间广为流传的关于刘志丹牺牲的说法，其中有人甚至毫不避讳地将谋杀指使者指向毛泽东。概括其观点主要如下：刘志丹在陕甘根据地享有崇高威信，且手握重兵，是从南方长征转战而来的毛泽东要立足陕甘根据地强劲的对手和挑战者。因此，毛泽东必须设法除掉刘志丹才能确立自己在陕甘根据地绝对领袖的地位和权威。但是碍于刘志丹在陕甘根据地的威望和影响，毛泽东不敢明目张胆除掉刘志丹，所以就借东征之机，秘派专人用“打黑枪”的办法谋杀刘志丹。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认为康生就是直接“秉承”毛泽东旨意的负责人。虽然“政治谋杀说”在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刘志丹牺牲事件的著作或发行的刊物之中没有涉及，但是这种说法在坊间却流传较广。有代表性介绍该观点的文章还是出自一位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王若望之手，故而无形之中增强了其“可信度”。[1]24笔者也曾在多个不同场合听到过与上述说法主要观点和情节大致类似的议论和说法。近年这种说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影响越来越大。
“重伤不治说”主要出于自称为红25军卫生部长钱信忠警卫员李生有的回忆。李生有以事件“亲历者”身份回忆：“次日(1936年4月14日——引者注)上午十点多钟，我军打响了攻占三交镇的战斗。战士们经过一天英勇作战，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这时刘志丹、徐海东、宋任穷和二十五军卫生部长钱信忠等几位首长，站在山头上一边望着山下的战斗，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战斗情况。我当时是钱信忠的警卫员，站在首长旁边，默默地数着山下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盼望着战斗快点结束。这时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身体，因为战斗接近尾声，天也黑麻麻了。突然，一班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他那魁梧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就栽倒在地。大家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他。钱院长急忙命令身边的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这种情况急需手术，可是战斗还在进行，况且没有麻醉药，一时无法进行手术。医生们只好仔细包扎了伤口，给刘志丹喂了止痛的药片。剧烈的伤痛使刘志丹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担架上。首长们决定尽快把他送回陕北治疗。”[2]26-27“一会儿，山下枪声平息，战斗结束了。我们占领了黄河渡口，趁着夜幕开始渡河。首长们陪护刘志丹乘着头一条木船，登上了黄河西岸。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志丹，星夜赶往陕北。首长们也跟在担架后边，不时吩咐医生检查他的伤势，防止发生意外。我紧跟首长，心里感到异常的沉痛和悲伤。”[2]27“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我们爬上了一座高山。太阳冲破乌云撒下了万道金光，把我们一夜的疲劳一扫而光。医生吩咐战士们放下担架，想重新包扎刘志丹的伤口。可是一揭开毛毯，发现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战士们急忙呼唤着：‘老刘！’‘老刘！’医生赶紧进行急救，刘志丹只是睁开失神的眼睛，望了一下大家，微笑了一下，又昏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医生含着眼泪仍然一丝不苟地为他包扎了伤口。首长们把红军军旗覆盖在他的身上，向他的遗体低头致哀。”[2]27在李生有回忆中，刘志丹之所以牺牲，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伤体未能及时得到医治而去世。由于李生有在回忆中一再强调自己是“亲历者”，还对刘志丹牺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生动的细节介绍，所以该说法确实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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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阵亡说”则是现在关于刘志丹牺牲的官方主流观点。持该观点的主要有刘志丹当时的战友和部下：时任红28军特派员裴周玉、红28军政委宋任穷，刘志丹的警卫员艾绳良、谢文祥等。裴周玉回忆：“随着战斗的激烈进行，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消逝过去。刘军长的心里计算着部队运动的时间，预计着彻底消灭敌人和夺取城镇的时刻。他站在那里，看着部队的战斗，而忘记了自己是站在距敌人只有几百米远的山头上。我和警卫员见他站得那样高，几次拉他，让他姿势放低一些，防止危险。但无论我们怎样拉他与劝说，他为了便于观察敌情，指挥部队作战，还是照样站起来。谁知，就在刘志丹同志观察部队向敌人重新发起攻击和注视敌人态势的时候，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敌人的一挺机枪突然射来一梭子弹，刘军长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见此情景，心里猛地一震，糟糕，军长负伤了!”[4]40“子弹是从他左胸部穿过去的，碰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穿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只见有处枪弹打着的洞孔。当时，他的面色顿时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心脏略感到有些跳动，昏迷过去。”[4]40-41“我忙把刘军长抱到山坡后边，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呆了一会儿，他神志略微清醒了，睁开了双眼，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坐起来，可是不行，他用劲挣扎着抓住我的手，以极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只见他嘴唇又动了几下，就再也听不见声音了。这时，医生赶到了，可我们敬爱的刘志丹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4]41宋任穷回忆：“志丹同志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志丹同志断断续续地对裴周玉同志说，告诉政治委员，请他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5]106-107
艾绳良回忆：“4月14日，在攻打三交镇战斗中，敌人碉堡中的火力很猛，主攻部队几经冲锋，仍攻不下敌人的碉堡，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刘志丹当机立断，亲自冲到前沿指挥，距敌仅五六百米。敌人碉堡内的机枪不停地扫射。刘志丹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他对我们说：‘快，叫宋政委，把敌人消灭了。占领三交镇，再报告中央。’我赶紧打发人跑步把宋任穷叫来，可是等宋任穷赶来时，由于流血过多，刘志丹已经昏过去了，再也未能叫醒他。”[6]谢文祥回忆：“夺取三交镇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我军英勇作战，歼灭外围之敌，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红1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下来。志丹非常着急，准备调红2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起猛攻。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了1团2连的前沿阵地上。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300米，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坚固工事架有机枪，匪军还不停地摇旗呐喊。我2连指战员经过半天多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赶快转移吧！’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发出请求。志丹沉着坚定地说：‘观察地形和敌情要紧，快向敌人射击，摸清敌人的火力！’我最后又请示时，志丹命令我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我们打倒了三个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我们赶紧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趴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我赶快把他背到隐蔽的地方。他刚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7]466-467类似资料还有一些，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意外阵亡说”是现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回忆录、著作、刊物中关于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基本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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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志丹牺牲四种主要说法辨析
笔者认为刘志丹在三交镇战场上牺牲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一是“陕北肃反”对刘志丹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使他背上沉重的思想和政治包袱，欲在阵前证明自己对中共的忠贞；二是刘志丹所率部队实力较弱，促使刘志丹亲临前线，增加了危险性；三是军事情报有误，刘志丹部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
“政治谋杀说”一方面主要是基于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言，另一方面也有某些有意为之或所谓“合理推理”的成分。坊间关于刘志丹牺牲原因的这种观点，笔者以为主要是传统封建帝王猜忌进而杀戮功臣的“翻版”，但是即或作此假设，刘志丹当时的情况也绝非已经到了那种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从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案例来看，一般帝王、雄主处心积虑除掉对手或对功臣大开杀戒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两强相遇，“一山难容二虎”，一方需要经过残酷角逐，清洗对手；二是功臣骄横跋扈、功高震主；三是帝王为了巩固统治，猜忌大臣，先发制人。这三种情况或类似情况在当时陕甘根据地都不存在。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对处于客方的毛泽东和居于主方的刘志丹等都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事情：一是毛泽东等摆脱了长期转战的窘境，找到了落脚点；二是中共中央及时制止“陕北肃反”，使刘志丹等陕甘根据地领袖免遭杀身之祸；三是原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合兵一处，对粉碎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第三次“围剿”大为有利。因此，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于势于情于理都没有必要对刘志丹痛下杀手——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此种严峻军事态势才有根本性转变)，如再发生内讧，激起事变，无异于自掘坟墓。
如果结合当时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境遇，实际情况恰恰与“政治谋杀说”的结论相反。毛泽东等抵达陕甘根据地之时，“陕北肃反”正在恶性蔓延，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积极干预，刘志丹等很可能就会成为这场惨烈肃反的牺牲品。正如“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习仲勋回顾该事件时多次强调：“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很关键，但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8]习仲勋的上述回忆表达了“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们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刘志丹等人幸免遇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及时制止肃反才出现的“奇迹”。如果毛泽东预感将会出现“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局面，继而打算除掉刘志丹等，只需稍作迟疑，缓几日下“刀下留人”命令制止“陕北肃反”就可以办到。这样既可以借刀杀人，又不漏任何痕迹，为何把刘志丹营救出狱后，才处心积虑地再谋划“暗杀”？这一点历史事实是“政治谋杀说”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出狱后的刘志丹鼎力支持中共中央的领导，顾全大局，积极做促进内部团结的说服工作；[9]对毛泽东也是满怀感激，心悦诚服，多次表示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中共的忠贞。[10]94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更没有理由谋划除掉刘志丹了。还有那种认为谋杀刘志丹的执行者是康生的说法更是缺乏基本历史常识的无稽之谈——刘志丹牺牲于1936年，康生与王明、陈云等同机从苏联返回延安已经到1937年底。当然“政治谋杀说”现在已经受到研究者的批评和驳斥。[1]27笔者认为“政治谋杀说”，虽然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种心态，但是该观点既缺乏可靠的史实做支撑，又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推论为依据，因此不可信。
面对中共中央上述存在严重历史局限性的裁决和定性，为了中共党内团结，刘志丹顾全大局，一直耐心地对“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做说服工作。例如在红军东征前夕遇到习仲勋时，刘志丹对习仲勋讲：“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7]70但是，刘志丹内心还是迫切希望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中共的忠贞。对于军人而言，战场上的表现则是最好的证明。刘志丹参加红军主力东征东渡黄河前与战友张秀山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很能说明他想要在战场上自证清白的愿望。张秀山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10]94与刘志丹相知甚深的张秀山感叹地评论：“志丹是一位以大局为重、对人宽厚的同志，他很少对工作、对同志的什么事情表现出愤慨。但是对‘左’倾错误执行人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对同志的残害，他很气愤。”[10]94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4月14日，徐海东、钱信忠不可能指挥红15军团参加三交镇战斗，当然李生有也就更不可能“亲历”刘志丹牺牲事件了。还有一点可以佐证刘志丹牺牲之时徐海东、钱信忠不可能和他在一起。如果徐海东、钱信忠等红15军团领导人与红28军领导人刘志丹、宋任穷、裴周玉等一起指挥攻取三交镇作战，那么在宋任穷、裴周玉以及其他重要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中不会都不加以介绍，最起码也要有所涉及，但从红28军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这些内容。至于李生有对刘志丹牺牲的描述，更是值得怀疑和商榷。李生有称，刘志丹在战场上受到的致命枪伤“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2]27两军对峙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刘志丹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时是背对着敌人，不然子弹不会绕圈打到他的臀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射向刘志丹的子弹出自于他身后自己阵营。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一方面刘志丹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有良好的军事常识和素养，不可能临阵之时作此近似荒唐之举；另一方面在当时战场情况很不乐观的情况下，他还“兴致勃勃”背对敌人，这种说法违背常理和常识。第二种情况，作者自己也在回忆中予以否定。还有一点，李生有对刘志丹负伤时，两军交战地理环境的描述也严重失实。李生有称：当时“战士们经过一天英勇作战，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这时刘志丹、徐海东、宋任穷和二十五军卫生部长钱信忠等几位首长，站在山头上一边望着山下的战斗，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战斗情况”。[2]26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刘志丹负伤及牺牲后，红28军一直在向敌人修筑在山上的碉堡发起进攻。谢文祥回忆，“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坚固工事”防守。[7]466谢文祥的回忆在宋任穷等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5]108因此李生有的说法既违背客观史实，又有悖于逻辑推理，缺乏可信性。
“神秘死亡说”情节离奇，近乎于天方夜谭。据刘贵叶回忆：在激烈战斗中，除了他和另一位寻找刘志丹遗体的“小王”外，整个红28军上至政委宋任穷，下至普通士兵都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失踪”。这与刘志丹牺牲后，红28军还在三交镇与阎锡山部国民党军队鏖战多时的史实严重矛盾和背离。宋任穷回忆：“志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二十八军仍像志丹同志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我们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怒火在战士们胸中燃烧，复仇的子弹和手榴弹射向敌人阵地，狠狠打击了敌人，三交镇的大部被我攻占，但是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主碉堡。在战斗中，敌人伤亡很大，我方伤亡也不小。入夜，我们通宵未眠，认真分析了战局，估计太原守敌必来增援，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按时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决定由一个班留守阵地，拖住敌人，大部队南撤。”[5]107可见，刘志丹牺牲后，宋任穷还在指挥红28军和国民党军队激战，一直坚持到深夜，并不像刘贵叶所说的“我们的部队也无影无踪了”。[3]39这一点在裴周玉的回忆中也有旁证。裴周玉明确讲：“红二十八军4月15日撤出三交镇向东转移”。[15]所以，刘贵叶所称：当自己迅速返回前线“刘军长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我们的部队也无影无踪了”，“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等情节严重失实。[3]39刘贵叶回忆文章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商榷。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官渡之战”中，袁绍的谋士许攸离开袁绍，重新选择曹操。许攸的这一“重选”，彻底改变了袁绍与曹操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合作者“重新选择”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是软环境，一是硬环境。具体到许攸，主要是软环境出了问题。
为了降低柱塞及其配合运动部件之间的摩擦力，将盘根和柱塞的摩擦面间定期加入润滑油，因此需要对原来的部件进行加工。在铜压套台阶内外各车削一个凹槽，起到导流的作用，凹槽内部钻3～6个通孔；在盘根压盖外部与铜压套台阶上的凹槽对应处钻2～3个通孔，通过盘根压盖上的通孔与铜压套台阶外部的凹槽相连通，向盘根压盖的任何一个孔内加注润滑油，都可以通过铜压套导流槽内的通孔流入柱塞和盘根工作面之间，从而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不加润滑油时将螺杆拧进螺孔内作为丝堵，不但可以防止紧固盘根压盖时润滑油的流出，而且防止灰尘及脏物进入孔内。
“意外阵亡说”史实清楚，且史料之间能互相佐证。因此，在没有其他更权威史料出现的情况下比较可信。虽然当事人裴周玉、宋任穷、艾绳良、谢文祥等人回忆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史实还存在一些细节上程度不等的差异，但是考虑主要当事人事后所处的不同环境和回忆视角的差异，加之回忆本身有可能失实的特点，存在一点记载上的差异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对刘志丹牺牲事件的介绍还是可信的。但是也必须强调，“意外阵亡说”本身还带有其他明显局限：该说只对刘志丹牺牲过程有介绍和记述，但却未能进一步解释分析或说明刘志丹牺牲原因。正因为“意外阵亡说”未能进一步对刘志丹牺牲原因进行研究，加之如上文所述，本身又存在一些细节差异，因此该说也受到程度不等的质疑和挑战。因此“意外阵亡说”还需要对刘志丹牺牲原因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化。
“神秘死亡说”则源于一位自称刘志丹牺牲时刘的警卫员刘贵叶的回忆。刘贵叶回忆：“为掌握前线战斗进展情况，和宋任穷政委商量后，刘志丹带领一名参谋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军部来到战斗进展不顺利的一团前沿阵地。刘志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前沿情况后命令我：‘传我的命令，让黄团长带部队向西北撤!’我领令后迅速奔往一团指挥所，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但黄团长却十分焦急地对我说：‘告诉刘军长，部队已经撤不下去了!’。”[3]39“当我绕过敌我混战的地方，找到刘军长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我们的部队也无影无踪了，不知是打散了还是撤走了。但从当时的情况判断，部队撤走不会这样快。于是，我就四处寻找刘军长。可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我的心不禁一缩：首长不会出现意外吧？！这样一想，我便赶紧折回又去找黄团长，可黄团长和部队也没了踪迹。我急得团团转，作为首长的警卫员不知首长的下落怎么能自己去找活路呢？……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首长。”[3]39“敌人开始搜索战场了，我赶忙躲到附近一个死水塘的芦苇丛中。刚刚四月初，天气还很凉，冷得我上牙打下牙一个劲儿哆嗦。等敌人走后，我钻出芦苇丛，竟意外地看到了小王。我高兴地跑过去问他：‘小王，首长呢？’可小王低着头不作声。‘你说呀！你倒是说呀！首长呢？’小王眼里噙着泪水对我说：‘我也一直在找首长，遇到你我高兴得不得了，还以为你一定知道首长的下落，没曾想你问我……你不是一直在首长身边吗？怎么会不知道首长在哪里，反而来问我!’我忘记了这里是敌占区，冲着小王喊起来。小王委屈地说：‘你刚走，敌人就反扑过来，把我和首长冲散了’。”[3]39“过了一会儿，小王忽然想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开枪，就说：‘首长是不是……’傍黑的时候，我俩找到了那个土坑，果然发现了首长的遗体。”[3]39刘贵叶自称是刘志丹的“贴身警卫员”，对三交镇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参战部队负责人姓名等信息的介绍大都与客观史实基本吻合，虽然该说法情节比较离奇，似有神秘色彩，但现在还是在网络和某些刊物上被使用而不断流传。
毋庸置疑，刘志丹牺牲确实存在“疑点”：一是曾经驰骋纵横陕甘地区的陕甘红军主要军事领袖杨森、刘志丹、杨琪在东征中先后牺牲，其对手还是曾经多次交过手的阎锡山部队，不存在不熟悉敌情的问题，但是为何会接连出现这种“意外”后果？二是刘志丹在东征前和亲人、战友私下交流中为何带有生死诀别的意味(下文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展开)？三是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中的表现似不能仅以勇敢和不怕牺牲统而言之？由于这些“疑问”长期未能解决之故，刘志丹牺牲原因就一直是一个存在质疑声音的“谜”。刘志丹牺牲不久，原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指战员刘懋功在红军西征途中遇到宋任穷就迫不及待地追问：“怎么打一个碉堡还要军长上去，不能拦一下吗?”[16]1942年在纪念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在给志丹陵题词中也讲到：“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7]777参加东征、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司令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也感到不解：“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军校士官生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知道在前沿站在毫无遮掩的地方指挥作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竟这样牺牲了，使我颇为不解。”[17]因此，现在有必要对刘志丹牺牲原因做一点分析研究，揭开这些悬疑。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现实政治需要澄清的问题。
三、刘志丹牺牲原因考证
关于刘志丹牺牲原因的研究，亲历者、知情人和学者等在不同时期也有过程度不等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从某一角度或方面揭示了刘志丹牺牲的某些原因，但是既有成果不论从史料准确度，还是研究深刻性方面也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曹瑛对刘志丹牺牲原因的解读是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曹瑛回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也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是高岗他们搞的，也是‘左’得很，把刘志丹同志抓起来了，幸亏长征胜利，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毛泽东同志知道了，才派周恩来同志把刘志丹同志放出来，再晚一点，刘志丹同志就会被杀害的。周恩来同志跟我说过，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18]曹瑛亲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参与中共“七大”准备工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七大秘书处长和国统区代表团秘书。由于曹瑛曾长期工作生活在延安，经历丰富，且以“知情人”身份评述刘志丹牺牲事件，因此他这一说法被看作研究刘志丹牺牲的重要史料。但是，如果对“陕北肃反”有一定了解，不难发现这段史料准确性存在问题：一方面，高岗是“陕北肃反”的受难幸存者，作者却认为“陕北肃反”是“高岗他们搞的”；另一方面，具体负责审理和释放刘志丹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而不是在前线协助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的周恩来。[19]由于上述问题，曹瑛的说法也受到研究者的质疑和批评。[20]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刘志丹牺牲原因也做了考证，但是未对其牺牲原因作进一步详细的分析和研究。[21]因此，现在对刘志丹牺牲原因的研究还有必要继续深化和拓展。
为了检测本文设定的基于河道行洪能力复核的防洪工程施工技术模型的评估效果，与传统防洪工程施工技术模型进行了对比。
上述对刘志丹牺牲事件的不同说法，给该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留下了难以说清道明的“谜”。自从刘志丹牺牲至今，中共领导人、历史见证人、学者、坊间等关于刘志丹牺牲事件的观点一直存在微妙差异，甚至重大分歧。因此，对刘志丹牺牲原因也就自然存在多种“传说”和“解读”。这些存在差异或结论迥异的“传说”和“解读”，不但增加了该事件史实认定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也给客观评价这段史实造成了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说法对现实政治也有微妙甚至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学界应该正视和回应的时候了，很有必要对上述说法进行简要的研究和评析，去伪存真，探究和揭示其历史真相。
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四种主要说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局限性，甚至有严重的失实问题。有些是不明当时特殊背景，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有些虽以“亲历”者身份讲述“史实”，但是其讲述内容与客观史实出入甚大，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些说法虽然比较客观、真实，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必要的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上述四种观点作以简要分析研究和综合评述。
“陕北肃反”处理结果存在的局限性是导致刘志丹牺牲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迅速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果断制止了“陕北肃反”恶性蔓延，挽救了刘志丹等被捕陕甘根据地领导人的生命，挽救了陕甘根据地。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对“陕北肃反”的定性以及组织处理上都存在严重的局限，造成了一系列长期引发争论的严重后续问题。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该决定在总体上对“陕北肃反”持肯定和认可态度，认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22]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该决议是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这个决议也是在肯定“陕北肃反”总体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对肃反受难幸存者进行了批评。该决议认为：“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23]显然这个决议将刘志丹等“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都归于“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之列。
2.4 血清CEA对乳腺肿瘤的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 血清CEA对乳腺肿瘤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0.0%(24/40)、95.0%(38/40)、77.5%(62/80)、92.3%(24/26)、70.4%(38/54)。见表5。
“重伤不治说”是李生有以“亲历者”身份留下的回忆资料，但是其基本史实存在严重错误。且不说刘志丹牺牲之时已无红25军建制——该军早已改编成红15军团75师，就是上文回忆中提及的其他基本史实的真实性都大有问题。1936年4月14日攻打三交镇战斗，刘志丹和徐海东不可能在一起，更不可能和当时红15军团卫生部长钱信忠在一起。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自(四月)十四日起进至大麦郊休整”。[11]正是这一天，东征红军总指挥彭德怀还亲临大麦郊，“出席于大麦郊召开的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12]时任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对4月14日前后红十五军团的军事行动也有详细回忆：“四月十二日，我二二三团在上桥和大石头村地区与守敌三九二团激战，毙伤敌四百多，俘敌三百多，俘虏敌团长郭登瀛。我军进至大麦郊一带休整。”[13]123“郭登瀛在大麦郊住了四天，我们送他到方面军所在地。这之后，我军从大麦郊出发，到达隰县泽门。”[13]124就是李生有自称负责警卫的首长钱信忠对刘志丹牺牲前后自己的主要活动也有回忆：“(1936年)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红15军团在晋西北一带作战，军团卫生部就抓紧作战间隙，办了团卫生主任训练班。我和军团卫生部的同志分别讲业务课，边作战边训练医务干部。”[14]
由于“陕北肃反”遗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刘志丹想在战场上自证清白的思想强烈。刘志丹对加在自己和战友身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等较为激愤，也深知这些问题对他及其战友在中共党内军中的负面影响，故而多次对“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表示，希望大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在率部参加东征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反复表白自己的志向。刘志丹对同桂荣讲：“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7]483刘志丹郑重地对同桂荣交代：“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这一去时间可能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7]483刘志丹还对同桂荣自明心迹地讲：“今后对我仍是严重的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24]临出征前，刘志丹再次叮嘱同桂荣：“我给你说的记下了没有？”[7]483刘志丹还极为深情地抱起女儿亲吻，并对女儿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7]483刘志丹出征前这些行为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思考：一方面表明刘志丹对这次东征形势有深刻认识，对可能遭遇到严峻考验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刘志丹想要在战场上证明清白的心情，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结局已经预作打算，提前向亲人、战友自明心迹。
刘志丹所率部队实力相对较弱，是造成其牺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刘志丹所率领的红28军，虽然作战勇敢，但是战斗力和战术等都尚有待提高。1935年12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红28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团，以原独立第1团改编为第250团、独立第2团改编为第251团、独立第4团改编为第252团，全军共1200余人”。[27]119红28军主要兵员组成都是地方游击队，基本上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和大规模战斗考验。原红28军战士马良盛对该军的组成有详细说明：“军辖三个团，第一团是由绥、吴地区战斗团编成，该团的前身是绥、吴地区的五支队升级的地方团；第二团由米西区的游击师编成，该师的前身是米西的一支队、三支队、二十三支队升级的地方部队；第三团由安定红四团编成，该团的前身是安定县的几个游击队升级的地方团。”[28]红28军当时实力较弱的现状在后来也被“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作为郭洪涛排挤刘志丹的事实提出来。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马文瑞批判郭洪涛时指出：“在这个肃反问题解决以后，正像习仲勋同志说的，他用蒙蔽中央的办法，欺骗中央的办法，来表达他的宗派主义的目的。我们看一看那时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比如刘志丹同志，这时只分配他做五六百人的一个军长。”[26]1224
其实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可以逐渐清晰看出，刘志丹对自己因为“陕北肃反”问题未能公正处理引发的“激愤”和担忧并非小题大做。在刘志丹牺牲后，时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马文瑞在准备追悼会上使用的刘志丹简历时就发现了问题。马文瑞回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要写他的简传，领导上确定由我来写。志丹同志的革命经历本来我也大体了解，为了更准确无误，我便到中央组织部去翻阅志丹同志的档案。看了档案，才发现纠正‘肃反’问题的结论并不准确。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登记表中写着刘志丹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25]1937年8月，张秀山奉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还“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10]95-96“陕北肃反”对刘志丹牺牲的影响在后来清算郭洪涛肃反责任问题时也被多次提及。1942年在西北高干会上，朱德批判郭洪涛时指出：“志丹同志已经死了”，应该由郭洪涛负责任。郭洪涛“假如给中央反映的意见正确，志丹不会死的。”[26]1236-1237在1945年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郭洪涛也承认：“对放出的干部的使用是宗派主义的，秀山一面教书作党的工作，世泰作县军事部长，罗迈同志不熟悉本地干部，工作的分配全根据我的反映，今天想起志丹、杨森、杨琪等同志的死是宗派主义，工作分配不当及引起他们在战场上拼命思想的关系。”[26]1597
这支组建不久就匆匆东征的部队建制还不全，职能部门配备相当薄弱，士兵的军事技能也亟待提高。时任红二十八军通讯班班长高克恭回忆：“当时二十八军刚刚成立，军部里没有多少人。”[29]52“当时，军里还没有参谋长。因此，刘志丹同志经常给司令部的人员上军事课，并亲自给战士们作示范动作。先从制式教练教起，又教射击要领、投弹要领，利用地形地物等，还有战术的基本教练。……在上军事课的时候，刘志丹同志非常认真，手把手教大家。比如在训练卧倒动作时，有的战士趴在地上姿势较高，刘志丹就用手把屁股给压下去，矫正我们的动作。在练习瞄准时，有的战士不会瞄准，要不就是睁着两只眼睛，要不就是闭着两只眼睛，不会用一只眼睛瞄准。遇到这样的战士，刘志丹同志就叫战士先睁开双眼，然后他用手把战士的左眼皮一捏，反复叫他们练习。”[29]52-53甚至，作为红28军军部通信班班长高克恭传达完军部军令后，居然直接和战士一起冲锋打仗，忘记返回复命汇报。在受到刘志丹批评时，高克恭尚且不知道错在何处，还准备为自己辩解。[29]54-55这支部队“由游击队编起来的，装备很差”。[26]1058由于军事形势需要，这支亟需进一步整训的部队，也于1936年3月31日即渡过黄河开赴山西作战。[27]121上述红28军存在的问题，在三交镇战斗军事攻坚战开始后就集中暴露出来。战斗打响后，战士们虽然奋不顾身，英勇顽强，但是作战技巧和战术运用都存在相当的问题，使进攻多次受挫，久攻不克，伤亡严重。在此情况下，刘志丹才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沿阵地就近指挥，以至意外牺牲。[29]66
军事情报有误，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是刘志丹牺牲的第三个原因。当时的三交镇本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原28军战士、三交镇战斗亲历者张汉民回忆：“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有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寨堡林立，半山坡上新构筑起三个碉堡，由约六七百米长、两米多深宽的地道把三个碉堡连在一起，一个主力团把守。”[7]448对于装备薄弱和攻坚战经验欠缺的红28军，夺取这样的阵地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在攻打三交镇前，红28军领导层所获取的敌方信息又存在严重失误。宋任穷回忆：“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我一团阵地不远。一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志丹同志便命令一团向北山移动，与二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一个炮兵连。”[5]106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遇到的主要对手又是阎锡山晋绥军中战斗力比较强的独立旅(原第二○六旅)章拯宇团。尤其该团二营及其营长史泽波更是当时阎锡山所属军事力量中颇有战斗力的部队[30]71-72和出类拔萃的将领。[30]74红28军所获取的情报信息和实际敌情相比如此悬殊，因此要攻取三交镇困难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红28军对三交镇地形不熟悉，也增加了攻坚战的难度。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白区工作部派赴黄河沿岸一带做山西白区工作的黄石山回忆：“由于红军对于三交镇附近地形不熟悉，被一名向导带到了三交镇南面的党家寨，刘志丹的二十八军军部当下就驻在了这里。红军从红沙坡进攻三交镇，中间隔着一条大沟，给我军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增加了部队的伤亡。”[31]地形给军事进攻造成的困难也得到后来到三交镇亲自实地考察的刘志丹女儿、女婿刘力贞和张光的证实。刘志丹“牺牲的地方，那个叫奥则圪垯的小山包，和敌人的碉堡中间隔着一道沟。张光目测，山包和碉堡的距离约1000米”。[24]由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刘志丹牺牲后其生前计划攻占的阵地，虽然又进行了激烈的攻坚作战，但最终还是未能攻克。刘志丹牺牲后接替其指挥作战的宋任穷回忆：“志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二十八军仍像志丹同志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我们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怒火在战士们胸中燃烧，复仇的子弹和手榴弹射向敌人阵地，狠狠打击了敌人，三交镇的大部被我攻占，但是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主碉堡。在战斗中，敌人伤亡很大，我方伤亡也不小。入夜，我们通宵未眠，认真分析了战局，估计太原守敌必来增援，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按时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决定由一个班留守阵地，拖住敌人，大部队南撤。”[5]107两军对阵，红28军与章拯宇团对决，在地形、装备等都处于劣势情况下，虽英勇顽强、前赴后继，但是综合对比双方实力，胜算确实不易。因此，刘志丹亲临前线、喋血战场，似出于意料之外，但确又有各种严重隐患。
最后，笔者还想赘述几句，对刘志丹牺牲原因为何会逐渐演化成“谜”和引起各方关注谈点粗浅看法。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并引起关注与“文革”后对中共党史问题的反思密切相关。在一个时期，中共党史曾盛行党史研究政治化，即党史研究与编著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曾长期左右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对重大事件的定性和撰写。“文革”期间这种党史研究政治化倾向盛极一时。为了现实政治需要，歪曲党史、篡改党史，甚至伪造党史，使党史几乎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文革”结束后，党史研究开始重新确立实事求是原则，许多党史问题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但是，随着党史研究拨乱反正的展开和深入，也出现了对过去党史史实采取广泛质疑，甚至否定的矫枉过正现象。这些受到质疑和否定的历史事件自然也包括在西北地区广为人知的刘志丹牺牲事件。
（3）上海“快乐30分”。上海目前93%的公办小学已提供晚托服务，开设了“快乐30分”综合活动和看护服务两项内容。长宁区已实现晚托服务公民办小学全覆盖；嘉定区则把为学生积淀人文素养、强健体魄和培育特长相融合，99.29%的家长对此表示满意，30%的孩子已经由原先学费高昂的培训学校“回流”到学校。
其次，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并引起关注与当代思想多元化有密切关系。应该说，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刘志丹牺牲原因是比较明确的，即前文所讲阵前意外负伤所致。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领导人戎马倥偬经常出入枪林弹雨，因此出现马革裹尸流血牺牲是常见之事，不足为奇。此外，在这一时期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也大都在世，能较为权威解释清楚该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文革”结束后，世事和人情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的认识也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认识、立场、分析角度等存在差异，对同一件事情出现不同看法就有了客观基础。这其中自然可能存在“过度解读”问题。刘志丹作为中共党史军史著名人物，其生平重大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则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相应的检查,检查结束,给予对照组常规口腔修复,给予实验组口腔数字化技术修复,具体方法如下:(1)对照组患者入院后根据患者的口腔疾病、牙齿形状进行口腔修复设计,设计完成后进行牙体预备,完成后取出牙体模型,并制作成为石膏模型,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加工,并试戴进行调整,进行粘接。(2)实验组患者进行口腔修复前应先将口腔清理干净,并使用扫描仪,将口腔的组织形态模型进行建立,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由计算机进行程序运作整合出一个平面模型数据,并将其打印出来,按照模型进行口腔修复体制作,由患者调整试戴[2]。
再次，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并引起关注和现实政治也有一定关联度。“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深入批判和彻底否定自然也涉及到对发动“文革”领导人的评价和看法。部分历史当事人由于对发动“文革”领导人在“文革”中错误的不满、甚至反感，因此质疑其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进而“回溯历史”，对其在历史上的作为也开始质疑和否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部分人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原因，借历史问题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这也正是刘志丹牺牲原因成“谜”的重要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对刘志丹牺牲事件各种说法的剖析和对其牺牲原因的考辨，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刘志丹牺牲之“谜”的神秘面纱。该事件的历史真相也随之显现出来。刘志丹牺牲事件曾经蕴藏的云山雾海般的“谜”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对刘志丹牺牲的反应，裴周玉、谢文祥等亲见之“英勇”、毛泽东深感之“意外”、周恩来强调的肃反情节、陆定一之疑惑等基本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解答。总而言之，“陕北肃反”造成的特殊而微妙的环境，东征时刚起炉灶筹建的亟需整训而又未能实现整训的新部队以及三交镇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信息判断失误等原因交织在一起并互相作用，造成了刘志丹喋血三交镇的史实。因此，刘志丹牺牲确乎是出于意料之“意外”，但是综合考虑也似在“情理”之内。
参考文献：
[1]刘明钢.刘志丹之死[J].报刊荟萃，2007(6).
[2]李生有.刘志丹牺牲的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3]刘贵叶口述，栾国康，田惠整理.护送刘志丹遗体险归陕北[J].党史纵横，2007(3).
[4]裴周玉.刘志丹同志牺牲的经过[J].文史精华，1996(8).
[5]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6]艾绳良口述，艾克林，艾荣整理.我给刘志丹当警卫班长——艾绳良回忆刘志丹的几件事[J].党史博览，2011(1)：61.
[7]《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8]《怀念习仲勋》编辑组.怀念习仲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4.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72.
[10]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24.
[12]王焰.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2.
[13]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4]《徐海东纪念文集》编委会.徐海东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100.
[15]裴周玉.裴周玉回忆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74.
[16]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一个老战士的回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82.
[17]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214.
[18]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M]//欧阳淞，曲青山.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1册.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353.
[19]魏德平.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3)：18.
[20]何方.释放刘志丹与痛说三门峡[J].新观察，2004(2)：21.
[21]文萋.刘志丹牺牲之谜[J].陕西档案，2003(1)：36.
[22]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M]//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秘密文件：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2.
[23]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11.30)[M]//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38.
[24]高龙.刘志丹：侠盗罗宾汉“不知有家”[N].南方都市报，2014-07-09.
[25]马文瑞.马文瑞回忆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95.
[26]周国祥.“肃反”纪事[M].延安：内部资料，2018.
[27]刘志丹.刘志丹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8]马良盛.忆红二十八军[M]//兰州部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戎马春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46.
[29]高克恭口述，李太友整理.我在红二十八军的一段经历[M]//人民出版社编辑部.革命回忆录：第10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0]史泽波口述，陶广仁，戴树章整理.一个败军之将的自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文史资料：第1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31]黄石山.红军东征与中阳县红色政权的建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6.
AStudyonthe“Mystery”ofLiuZhidan′sDeath
WEI De-ping
(School of Marx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
Abstract：During the Red Army′s Eastern Expedition in 1936,Liu Zhidan,who served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Red 28 Army,died in the front line of Shanxi.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explanations for his death： “political murder”,“severe injury”,“mysterious death” and “accidental death”.All these four arguments claim proof from “witness”,so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and have far-reaching impact.The theory of "accidental death in battle" is authoritative,because many reliable sources and archives confirm so.Three major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his death.First,overburdened with the mental load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campaign in northern Shaanxi”,Liu was prone to death in battle so as to prove his innocence.Second,as commander of a weak army Liu Zhidan had to physically fight in battles rather than just command his soliders,which highly increased his safety risk.Third,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was so wrong that Liu Zhidan made a fatal mistake regarding the enemy forces and terrain of Sanjiao Town.The “mystery”of Liu Zhidan’s death “is the direct result”of three interwined factors,namely,the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actu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KeyWords：Eastern Expedition; Sanjiao Town; Liu Zhidan; Mao Zedong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2-0056-10
收稿日期：2018-10-18
作者简介：魏德平(1981—)，男，陕西汉中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齐文娟]
标签：陕北论文; 牺牲论文; 志丹论文; 同志论文; 党史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