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重构失独老人关系网络为核心的专业服务是社会工作介入失独老人服务的新模式。关系重构的实践具备理论传统和文化根基,但社会工作对关系理论的研究及运用实践才刚起步,需要进一步挖掘。通过梳理关系概念梗概、历史传统和理论脉络等勾勒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理论框架,并将之操作化为关系主体、关系链接和关系情境,以此分三个阶段尝试探索失独老人的关系重塑,关系的重塑强调社会工作立体型服务,能够充分发挥失独老人主体性,从而协助其恢复正常社会生活。
关键词:社会工作 关系视角 失独老人 实践范式
发轫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社会工作被引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就面临本土化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理论和实践本土化双重考验。纵观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发展一直被诟病缺乏理论根基,且其实践模式也是众说纷纭(童敏,2009)。社会工作缺乏理论探讨是综合实践性特征和偏向运用性所决定的,而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实践模式的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李克强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第四年明确提出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种种迹象表明党和政府部署发展社会工作的力度且对社会工作寄予厚望。为此,中国社会工作更需要内涵式发展,练好“内功”,以在社会治理、社会发展中担负使命。其中关键一环就是消减社会工作实践分歧,凝练社会工作理论。回顾以往的社会工作实践,存在“个体—社会”、“问题治疗—能力发展”、“微观—宏观”等二元割据之争,这种论争也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依然持续。为了整合社会工作实践视角,破解实务之困,不少学者纷纷对此进行了回应。关系视角在众多的回应声中愈发嘹亮,正形成一股潮流。在社会工作实践的诸多领域中,关系的建构也被社会工作实务者意识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司法社会工作、留守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等。在笔者跟进的为期近五年的失独老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强烈察觉关系建构对失独老人的重要意义,亦凸显出关系视角理论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有效性。本文尝试梳理社会工作中“关系”的理论脉络,并以关系视角为主轴运用于失独老人社会工作服务中,为深入探索研究社会工作关系视角作个铺垫。
一、社会工作的关系阐释
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之所以被称为一门专业的核心要素之一。把握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轨迹是总揽社会工作发展之要,不巧的是社会工作实践存在着如前文所提及的多种分歧,而关系建构是弥合及超越社会工作实践分歧的有益尝试(文军等,2016)。那么,如何理解社会工作中的“关系”意涵,“关系”对社会工作实践意味着什么,又为何要在实践中重视关系?关系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有什么样的理论传统?
(一)社会工作关系的梗概、外延及操作化
社会工作发展百年有余,但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本质是什么的论争仍在持续,美国社会工作学者莫拉莱斯、谢弗曾呼吁要把对社会工作的理解置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中和具体的情境中,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工作需要本土化(莫拉莱斯、谢弗,2009:23)。自社会工作在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恢复建设以来,至今三十余年,对社会工作的解读已形成了利他助人活动学说,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利他主义的助人活动;社会福利学说,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实践;道德和政治实践学说,强调社会工作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的作用;社会问题学说,指出社会工作是解决及缓解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建设与发展学说,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途径及措施;也还有注重社会工作的艺术性和过程性,等等(李伟,张昱,2015)。这些学说皆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仍存差异,难以精准诠释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无法把社会工作和其他关联学科准确区分开来。为此,明晰社会工作本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根据社会工作自身的建构脉络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把握社会工作理解和本质需要格外重视“关系”这一要素,将社会工作“关系”理论化,是建构社会工作本土理论体系和促进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的重要突破口,如实践中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弥合个体治疗、人际改善和社会倡导的三类实践范式的理论分歧。社会工作从根本意义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人又是关系的集合体,关系中的人。尤其在中国语境下,我国是一个关系本位、关系性文化的国家,探索研究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对社会工作在我国本土化的重要性无庸赘述。社会工作语境下的关系不仅是日常生活所言的一般意义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意指更加宽泛、宏观意义上的关系,如社会团体、环境等。社会工作的关系是以个体为轴心建立起来的点、线、面、体的立体型关系体,个体在这个关系体中处于主体性地位。点、线、面、体分别代表着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四个层次,而社会工作关系聚焦的是关系网络的构建。关系网络是由不同关系主体间沟通、互动衔接而成的,类似几何体的一面(杨超,何雪松,2017)。社会工作关系视角承认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性,主体之间的平等、尊重、接纳等,更值得提出的是,它并不把问题进行个体标签化,而是强调要把问题置于个体的关系网络去中理解。这与“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理念相呼应。
关系属于一个抽象且复杂的概念,其范畴非常广泛,迈向实践的社会工作关系视角需要将关系进行操作化。张昱(2008:22)基于灾后救助的实践场域将之操作化为个体的自我关系、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管理层的关系、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李伟、杨超(2016)则认为可以操作化为亲友、同学、同事等微观系统和社区、社会政策等宏观系统两个层面,并强调可以通过资源链接和资源配置两种途径实现关系的建构。杨超、何雪松(2017)从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四个层面解释了关系内涵,并指出关系的实践包括胜任能力、人际互动、社会支持、结构变革。文军等(2016)则认为社会工作关系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而是还包括其他层面的关系,并可以从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面实现关系的重构。虽然以上观点对关系的操作化不尽相同,但仍暗含着共通之处,如都包含个体,也就是说关系总是以个体为轴心展开的。基于本研究的实践场域和以上的共通之处,本文将关系操作化为关系主体、关系链接和关系情境,且通过再构自我、修复关系和重塑关系等途径实现关系的重构。
(二)社会工作关系的历史际遇和理论脉络
起初,社工把杨大爷当成一般项目服务对象,几次邀请他来社区参加活动都被回绝了。社工便提出去看看他,和他见面聊聊,他也拒绝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社工每逢节日和天气变化都会给他打电话发短信问候。后来,社工再次邀请他参加项目活动,他口头答应了,但实际没有来。社工又提出去看看他,他没有再拒绝,但是在他们小区的一家面馆会的面。经过几次会谈后,杨大爷渐渐和社工熟了起来,但他依然不参加活动。在一次去他家会谈中,杨大爷说他一直保留着他儿子的床原样,并把他儿子的照片放在了被子里,常常暗自痛苦流泪,看到别人的孩子也会哭。他说他不参加活动的原因是不想见到熟人,也不想看到孩子,怕自己忍不住会哭。社工在得知杨大爷的真实情况后,经过讨论决定以“关系”为轴心提供个案服务。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各类经营主体已达33万家,比2016年增加了3万多家,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
据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吴玉韶,2013)。近年来,党和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开始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并以不同形式向他们提供支持和援助。在社会工作场域中,目前已有的用于解释或指导老年服务的理论范式主要有:微观层面的脱离理论、连续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相互作用理论等;宏观层面的老年亚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政治经济理论等。这些理论范式很好地解释了正常老年人在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行动及生命周期的变化,但失独老人不同于一般老年人,他们的正常生命周期被打破,其家庭关系、家庭结构、情感依托和社会关系往往提前解体,导致其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链接等所有“关系”基本处于停滞或断裂状态。要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首先就要协助他们重新与那些断裂的关系建立衔接,让他们回到关系的中心。所以,重构关系是协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和融入社会的重要路径。
在我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建构关系视角是近几年来逐渐被引起讨论的,但这不妨碍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当中重视及研究关系的文献浩如烟海,且对进一步建构社会工作关系视角具有启发性意义。梁漱溟(2005)认为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金耀基(2002)强调关系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分析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关系要义;费孝通(2005)的“差序格局”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关系格局的学说;边燕杰(2004)梳理了中国人际关系的三种模型;翟学伟(2013)总结出人缘、人情和人伦的三位一体中国人关系结构模式;王思斌(2001)阐释要把求助者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求—助”关系的互动中;张昱(2008)在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中认为,社会工作就是以个体为核心展开的社会关系体系;潘绥铭(2012)等认为社会工作者应当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的求助关系模式;马志强(2014)分析了社会工作助人应从熟人关系转向专业关系;何雪松(2017)等积极倡导建构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文军(2016)等指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关系建构策略;王醒之(2017)更是直接指出社会工作就是关系性工作。虽然以上观点不尽详细,但为发展社会工作关系视角做了良好铺垫。
二、以关系为方法的失独老人社会工作实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其他相关的心理学理论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都不乏关系之传统。如,客体关系心理学将传统的精神分析的关注点转移到关系层面,即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会影响个人成长(何雪松,2009:49)。20世纪50年代,随着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的开创及运用,社会工作更加注重个体及个体所处环境的双重聚焦,尤其以高登·汉密尔顿最早提出的“人在情境中”为代表。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间,社会工作理论迅速丰富起来。诸如系统和生态视角、叙事理论、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都在不自觉中体现关系的分量,践行关系理念。近二十几年来,关于关系视角的文献也不断丰富起来。David Howe(1996,1997)论述了社会工作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发展社会心理关系为本的理论。2004年,Folgheraiter(2004)出版了“Relational Social Work: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这是西方学者为建构社会工作关系视角迈出的重要步伐,强调了社会支持网络和个人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Freedberg(2008)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并随后引入了关系—文化视角。2010年,Gillian Ruch等又发布“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Getting to the Heart of Practice”,他们指出,社会工作者经常要进入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络中开展工作,就不得不重视关系,更是直接指出关系在社会工作助人过程中的核心作用。Nigel Parton(2013:7)等直言好的社会工作在于建立一种“关系”,且须考虑关系的性质及质量。
(一)案例概况及运作
经社会工作者初步调查与评估,项目服务的失独老人最迫切的需求并非是经济需求(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政策,60周岁的失独老人每人买年可以获得9600元的补助,另外按人均580元的标准在全省率先为特殊困难家庭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综合保险。据调查了解,大部分的失独老人均有退休工资,所以基本不存在经济压力。),失独老人最需要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自我,走出家门,重新建构关系,重建个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基于前文对关系的操作化,在实践中也把关系建构分三个阶段(如下图)进行:
中国文化崇尚人至晚年时能够膝下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即是血缘关系的传承和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和睦。然而受计划生育的影响,独生子女的家庭数量急剧上升。不幸的是有些家庭的父母在步入晚年的时候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他们对晚年生活的憧憬破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遭遇让这些老人承受着莫大痛苦,几乎把他们的生活逼入绝境。对晚年生活美好期许与现实孤苦形成的强烈反差,常导致他们自卑不已、夫妻关系容易恶化且断绝与外界联系,终日形单影只。具体体现在:一是个体主动选择的关系断裂。失独老人在失去他们的孩子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接受事实。他们长期积压这种负面情绪形成非理性认识并以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非理性的认识又表现为对失独事实的灾难化和绝对化,他们认为没有孩子、没有后代,就没有一切;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在外人面前总觉得低人一等,不愿与他人联系。他们的生活黑白颠倒,白天待在家里基本不出门,晚上才出门,并拒绝亲朋好友的探访,表现为与他人交往主动“撤离”现象(方曙光,2013)。二是环境迫使的被动关系萎缩。失独老人容易被其所处的环境贴上负面标签,如“孤老”“弱者”“被遗弃的人”等等,面对这些负面标签符号,他们无力辩驳,久而久之,导致他们不愿与他人、社会组织及政府部门联系。如上述服务对象向社会工作者诉道:“有一次我在小区散步,看到楼上家老赵家的孙女跑过来,我就抱了她一下,老赵迅速走过来,从我手中抢走了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以前一起玩的人都不怎么理我了,好像得罪了他们一样,后来我就很少去楼下了。”“……哎,街道的那些人是很热心,他们经常来慰问我,但总感觉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怜的人,后来就不想他们来了。”
反思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其理论及实践都与关系的渊源颇深,关系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追溯到专业社会工作发端,重要代表人物玛丽·里士满也与关系有不解之缘,虽然她被视为是倡导个案服务的旗帜性人物,但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是:“在1901年的美国慈善和矫正会议上,玛丽·里士满阐述了在社会环境中帮助服务对象的重要观点……认为这些理论忽视了社会处境的影响……虽然玛丽·里士满注重个人的改变,但并不忽视社会环境的作用(童敏,2009)。”由此可见,玛丽·里士满虽然着眼于个体诊断,聚焦服务对象个人的转变,但她并没有仅限于个人,而是拓展到个体的家庭、学校的亲密关系和社会处境、社会环境,这都无不体现对个体关系的重视。
(二)失独老人的关系景遇
杨大爷,65岁,身体情况一般,退休在家,靠退休工资和政府补贴维持生计,虽没有离婚但分居多年,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远房表妹,但很少联系。2007年的一天,其21岁的儿子在吃过晚饭后说他上班压力很大,想和朋友去酒吧放松一下玩,杨大爷当晚喝了酒,听到要去酒吧,一时大怒,训斥其儿子,不懂事,不务正业,其子顶撞了几句,父子最终吵了一架。其妻子见状,急忙调解,并鼓励她儿子出去。在儿子便欲离开家时,父亲怒火未消,向儿子吼道:“你敢出去就不要给我回来了!”“不回就不回!”他儿子关了门就走了,事后杨大爷还责怪妻子不应该让他去酒吧。第二天凌晨2点,杨大爷接到电话,说他儿子在酒吧和别人打了起来,肩膀的大动脉被捅了一刀。当杨大爷赶至医院时,医生便告诉了他噩耗。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杨大爷一直活在自责当中,既怪自己又怪妻子,常常借酒消愁,喝醉便打骂其妻子(儿子离世前感情较好),责怪她如果在家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妻子也一直后悔不已,也难以忍受家暴,便搬回了娘家,几年没有联系。杨大爷慢慢的变得性格孤僻,情绪很不稳定,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白天几乎不出家门,身体变得消瘦,面容枯黄。
(三)关系再构的实践策略
自2013年起,笔者以项目策划人、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和社会工作者三重身份全程参与了由江西省民政厅组织实施的,笔者所在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的,江西省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爱让你不再孤单—失独老人服务计划试点项目”,该机构组建了由1名专职社工、3名兼职社工和1名社工助理构成的社会工作者团队来负责实施。作为江西省首个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失独老人的试点服务项目,计划为江西省南昌市N街道共计60位失独老人提供专业服务,在实际的服务中与41位失独老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专业关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接触到其中一位情况特殊的服务对象,并发展为个案服务对象。其基本情况如下:
图 关系重塑结构示意图
整合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并尝试运用于失独老人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是本实践研究的立足点。在实践中,把关系视角下的关系建构分阶段进行,有效地指导了失独老人的关系建构,既协助失独老人重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也协助服务对象修整了与他人的联系,并最终让他回归于“情境”,实现从“自助”到“助他”的转变,找回了生活意义。这三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效呼应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服务宗旨、“人在情境中”服务理念,也印证了社会工作是“道德和政治的实践”。本案例中服务对象的关系修复是整个失独老人群体关系修复的缩影。同样的服务视角,在项目其他服务对象中也得到验证。然而,对于社会工作关系视角的运用及操作化还较为薄弱,本研究把关系建构分为三个阶段,虽然取得成效,但在实际的服务中,每个阶段的衔接是整个关系建构过程的关键所在。如,在第一阶段对关系主体干预后,何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在进入第二阶段后是否会出现关系主体的退化,等等,都是在实践中需要谨慎之处。其次,这三个阶段是否泾渭分明?如关系衔接反过来对关系主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系情境是否可巩固关系衔接的成果,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第二阶段:修复关系——关系链接的干预。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之所以是人,不在于他的生物属性,而是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又由关系得体现。关系链接是关系主体之间沟通及互动的结果,又可以操作化为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和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关系等。因而,社会工作者在巩固前期干预效果后再次评估,尝试对杨大爷的关系链接进行干预。起初,与杨大爷商量并征得他同意后,社会工作者把干预的焦点放在与妻子的关系修复上。社会工作者与其妻子李大妈(李大妈,58岁,搬回娘家后从事保姆工作,由于她现居地不在项目服务覆盖的区域,所以不是项目的服务对象。但她比较健谈,据她介绍,以前他们夫妻感情较好,儿子离开后才破裂。她搬回来住后,也成为了项目的服务对象。)取得联系,并说明了自己身份。经过一段时间建立信任关系后,社会工作者向李大妈介绍了杨大爷的情况,并传达了杨大爷的愿望,李大妈得知后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社会工作者便鼓励杨大爷主动给妻子发信息,几经努力,妻子回复了他。半年后,杨大爷会去看望妻子,妻子也会偶尔回来看他,帮助他整理家务,并打算过年的时候搬回来住。在此期间,杨大爷还和其他重要他人的关系得到修复,如大舅子、小舅子、战友。在以服务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干预下,服务对象此前断裂的个体间的关系得到修复,关系也重新得以链接。
第三阶段:重塑关系——关系情境的干预。社会工作的核心命题是“人在情境中”,情境指的是个人生活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环境,人与环境的不断交互影响。从另一面看,作为环境中的人,环境势必会对人产生深刻影响,因而社会工作服务必须重视环境。Rein和White强调社会工作不仅追求服务对象的生活情境,还应该把范围增至制度环境等(派恩,2005:148)。因此,此处的关系情境就包括前文所述的关系网络和关系世界。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杨大爷与其他个体重新建立关系后,开始考虑重塑他的关系情境。以杨大爷为关系主体的建构不仅仅是与其他个体的链接,而是要协助他重新回到情境中,根据杨大爷现实处境,他的情境主要包括互助团体、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四个层面。在社会工作者的鼓励下,杨大爷在参加项目活动中逐渐地和其他失独老人建立起关系,并组建了“幸福家”为名的非正式互助团体,杨大爷认为在这个团体中感觉到了接纳、平等和尊重。这增强了杨大爷的自我认同,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也开始参加社区活动,并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基于杨大爷的改变,社会工作者所在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吸纳他为项目的协助员,让他去感召更多的失独群体。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他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并接受很多官方媒体的采访,和项目一道呼吁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社会更加关注失独群体。至此,杨大爷和他所处的情境建立了良好关系,并顺利回归到情境中。
三、反思及讨论
第一阶段:再构自我——关系主体的干预。根据前文对关系的阐释,关系主体是关系的组成部分。对关系主体的干预主要协助其正确认识自我,尤其是个体与内在自我的关系,社会工作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内在心理过程服务(王思斌,2006)。杨大爷拒绝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对自我错误认识和社会认知的偏差。社会工作者通过多次与服务对象的接触,了解到他的错误认识包括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对事实的否认和缺乏宣泄负面情绪的有效渠道三个层面,并尝试采用“空椅子技术”协助他重新认识自我。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表现为他既觉得儿子的离开全是自己的过错,不应该给儿子扔下狠话,又觉得不完全是自己错;既觉得是妻子的错,又不觉得全是她的错;既想挽回妻子,又不想,想恨她,有时候又恨不起来。社会工作者采用自我对话式来应对,通过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扮演自己的一部分,另一张扮演自己的另一部分,轮流交替进行对话,从而达到内心的整合。对事实的否认和负面情绪积压则采用同时与他人对话式和倾诉宣泄式,让其与儿子建立对话机制,把内心的负面情绪和想对儿子说的话发泄出来,作正式告别,并慢慢接受事实。经过干预,服务对象反馈“感觉轻松多了”“我也要试着放下了”,他开始努力重新找回自我,再次评估儿子离开的事实,逐渐把关注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开始注意自己的感受。
李扬应用现金比率法对我国1984—1997年的游资相对量进行了分析。〔3〕在此基础上,刘超对1997年至2005年10月国内的社会游资相对量进行了测算。根据李扬和刘超的测算,从1984年以来,M0/(M1-M0)、M0/M1的比率从1984年以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M1/(M2-M1)、M0/(M2-M1)的比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1992年全面建立社会义义市场经济以来,M0/(M1-M0)、M0/M1比率就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所有患者均获得了完整的随访,随访时间12~60个月,平均(35.47±8.96)个月。有2例患者在术后1年随访时主诉膝内侧轻度疼痛,另有1例遗留轻度膝前痛,但对膝关节屈伸无任何影响,口服消炎镇痛药物后症状好转。所有患者末次随访时X线片示假体位置良好,无松动、脱位等并发症。典型病例影像见图1。
图2中,酱油中总酸按含量从多到少进行排序分别为在发酵前后期分别添加两种增香酵母>单一添加增香酵母>不添加增香酵母>在同一发酵时期同时添加两种增香酵母,且样品7中总酸含量最高,比空白组增长了14.63%,在标准限值下对酱油风味的形成贡献最大。
此外,如何把社会工作关系视角建构成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样值得研究。首先需要更加明晰关系的概念及其操作化体系,结合点、线、面、体来理解关系,并将之操作化为关系主体、关系链、关系网络、关系世界,在实践中又体现为胜任能力、人际互动、社会支持、结构变革;也可以把关系理解为自我、他人和情境三个层次。社会工作等同于关系工作,这种关系是“协商、共议、信任、互助的关系示范及想象发展出来的新关系”;社会工作应该研究以个体为核心的关系体系,并把个体的社会关系置于个体活动场域、个体与组织关系等角度来理解,本文综合考虑了以上观点,并认为还要融入“情境”这一概念来理解关系。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转向关系视角,是实践和理论一个新的起点。在实践场域中,中国社会强调历来重视关系,人们也在关系中自我界定,这表明关系视角的运用有文化根基。在理论提炼上,传统的社会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关系视角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及理论框架。但在国内,目前有关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中都寥若晨星,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已有的资料显示,很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因而社长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和进步方向把握不明确,对于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等也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另外很多高层次的人才不愿意回到和农村工作,这也限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面向农民的贷款运营。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方曙光,2013,《社会断裂与社会支持:失独老人社会关系的重建》,《人口与发展》第5期。
费孝通,2005,《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何雪松,2007,《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雪松,2015,《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学海》第3期。
金耀基,2002,《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伟、杨超,2016,《能力建设与关系建构: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期。
李伟、张昱,2015,《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研究:回顾与反思》,《理论月刊》第5期。
梁激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志强,《从熟人关系到专业关系:社会工作求助模式的转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莫拉莱斯.谢弗,2009,《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顾东辉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潘绥铭、侯荣庭、高培英,2012,《社会工作伦理准则的本土化探讨》,《中州学刊》第1期。
童敏,2009,《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王思斌,2001,《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4期。
王思斌,2006,《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醒之,2017,《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文军、高艺多,2016,《关系重构:社会工作实务取向的分歧根源及其超越》,《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吴玉韶,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震、林万亿,1990,《当代社会工作》,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杨超、何雪松,2017,《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学海》第4期。
翟学伟,201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昱,2008,《个体社会关系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灾后社会工作的实践反思”》,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abio Folgheraiter,2004.Relational Social Work: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Ltd.
Freedberg,2008.Relation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AFeminist Perspective.Routledge.
Gillian Ruch,2010.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Getting to the Heart of Practice.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Howe,D,1996.‘Surface and Depth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N,Parton(ed.),Social Theory,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London,Routledge,.
Howe,D,1997.‘psycholosocail angel relationship-based theories for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political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welfare practice’,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3):161.
Malcolm payne,2005,《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Nigel Parton and Patrick O’Byrne,2013,《建构性社会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实践》,梁昆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9)02-0070-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9.02.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
汪鸿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7);程激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昌 330077)。
编辑/杨恪鉴
标签:关系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论文; 个体论文; 视角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社会工作》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