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一大合作、大平台的新格局在为中国人类学提供发展良机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学术使命。在这背景下，中国人类学需要不断反思自身学科定位，坚守传统的田野调查精神，努力开阔传统学科视野，将本土研究放置到广阔的跨文明、跨文化互动、交流与变迁当中，并以更为广阔的学科关怀去看待互动当中的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此外也要充分发挥学科应用性格，在继承特有的学科责任感基础上，与时俱进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回应，并致力于将学科知识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代需求，为促进不同人群、民族及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充分交流、和谐共生做出贡献。
[关键词]人类学；“一带一路”；全球视野；智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五个年头。中国主导的合作共赢、合作共融理念和精神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可和响应，其倡导的国际大合作、大平台主张为各国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共同建立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说，“一带一路”构想与愿景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和良机，也要求不断地反思学科布局，扩展研究视野，为促进不同人群、民族及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充分交流、和谐共生做出贡献。
事实上，中国人类学自诞生就已具备对多元文化关注的全球视野，这与“一带一路”倡导的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理念是相契合的。如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对中国、印度及英国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1];吴泽霖在1927年所著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一书中揭示了美国至今都难以根治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根源所在[2];费孝通在其著作《美国与美国人》中对美国文化的优势与局限进行了探讨[3];另如许烺光[4]、乔健[5]等人也均有对亚洲、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这些都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界的全球性视野添加了浓厚的一笔。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更高的学科要求，中国人类学者应当思考如何去承担这个历史使命，进一步将研究放置到更为广阔的跨文明、跨文化互动、交流与变迁当中，继而服务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这应当是深刻反思与认知的基本学科问题，本文拟从学科视野、责任、行动这三方面加以剖析。
一、中国人类学应有的学科视野
(一)全球视野
中国人类学在本土化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领域，主要来说有两类：一是对汉人村落社会的研究，二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但是，致力于对全人类的关怀，也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的出发点与着力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融入了更多的全球视野与人类责任。
1.研究理念的全球性
早在19世纪，中国学者就通过翻译西方经典著作等方式积极地将海外学科理念引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类学研究理念更是在持续地与全球保持对接，如在老龄社会方面，裴晓梅等从社会经济因素角度出发，运用变量测量、罗辑回归等方法考察中国老龄社会的文化和意义，分析家庭、教育、劳动及社会阶级与老年人口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6]；在医学人文方面，程瑜采纳John M. Janzen的研究取向，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水族的传统医学进行解读，剖析环境与文化对地方医疗和疾病的影响[7]；在生态环境方面，尹绍亭等对斯图尔德等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文化环境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肯定了其在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8]。相关研究在积极地与国际理念对接的同时，也对其本土化的过程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拓展
中国人类学界从本土的研究转向对海外“他者”的关注，并非单纯地对西方学界研究习惯的回应，而是具有自身关注的重点：第一是对“他者”自身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可以说是最成功地解决了发展问题的国家，有丰富的关于发展的知识、理论，以及大量人才。我们愿意与其他希望吸取中国经验的国家进行分享和友好合作。然而，我们不能直接地尝试将自己的经验“移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而是要通过田野工作深入地方实际生活，认识到当地的文化差异，才能发现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继而尝试提出解决的对策。第二是对中国与海外发展合作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许多企业来到了如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参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矛盾，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消除地方矛盾，增进沟通，谋求彼此共同发展，也是当下亟待学者们去思考、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在学理上还积极地展开了对海外民族志的讨论，这对我们追溯历史审视自身，回归传统并反思学科，回应世界并审时度势上有着重要的意义[9]。如高丙中团队努力地展开对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叙事[10]；何明率领的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努力推动对东南亚跨国民族流动为主的海外民族志研究[11]；刘鸿武则立足于中非关系的民族实践，提出要秉承中华学术优秀传统，以严谨的研究态度和专业的研究方式，创建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等等[12]。这些研究突破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国界，扩大了研究区域，被学界评价为将“处在中国的人类学”从长期的国家民族研究中解放出来[13]。
2.培养民族文化自觉，激活地方性知识的发展作用
3.研究问题的全球性
随着学科的发展，中国人类学界研究的问题早已不局限于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而是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并逐渐在很多研究问题上具有全球性的视野。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类学的全球视野并不体现在对主流话语权的争夺，而是体现在对他者发展过程的关怀。比如中国学者们在建构区域对话机制避免区域矛盾的问题上，在资本运作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上[14]，在后现代主义对青少年道德影响[15]等诸多问题上都在积极地进行着思考和研究，这些研究绝非是局限于传统的微观乡土社会的研究，而是对这个“瞬间即变”的全球化世界做出的反思和回应，并且在过程中学者们也都积极地与海外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与交流。
(二)区域视野
在人类学引入中国的早期，学者们主要强调对微观乡村内部进行详尽的研究。如费孝通先生早期提出的“解剖麻雀”方式，认为对一个村落进行详细研究后就能看到其背后的一种模式，因此可以通过不断增加观察数量来接近对总体的了解。随后费老反思发现，微型社区和社会总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集合概念，而是需要从整体视野出发关注民族流动与变迁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走廊研究。走廊研究这一概念随后也得到了学界的发扬，并推动了区域文明、流域文明、山地文明等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使得中国区域研究的领域、空间不断扩展。
为了提高芯片良率，插入电路中缓冲器的数量为Nb，其值小于触发器数量的1%.除了缓冲器的数量，缓冲器的平均大小在列Ab给出.文献[10,11]在本文相同环境下实现后缓冲器面积增加为20.本文缓冲器面积增加的平均大小在列Ab给出，可知在同样的ISCAS89仿真环境下，相比文献[10,11]，本文以更小的面积损耗实现了良率提高.此外在TAU2013的仿真环境下也有同样效果.通过缓冲器使用量的压缩，最终得到缓冲器的面积小于文献[10,11]中的面积.
1.民族走廊
自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以来，在诸多学者的推动下现在已经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包括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辽西走廊、东北亚走廊七大走廊分布格局，使得民族走廊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走廊研究也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区域研究特色，也是“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6]32。
以细胞周期为例，除了人教版教材没有提及外，其他国内教材版本均提到了G1期与G2期，教师可补充讲解。同样的，关于真核生物基因结构内含子、外显子问题；光合作用中光饱和点、光补偿点、二氧化碳饱和点、二氧化碳补偿点的问题等，这些是高中生物与大学知识相衔接的核心知识，在教学中教师可适当补充。
2.流域研究
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或优劣势分析法，是对系统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战略决策的方法［9］。本研究运用该分析方法，以南京市六合区为例，探讨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分析外部环境对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得出在城镇化以及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双重背景下，对农村居家养老产生的影响。
近些年来，在走廊研究的推动下，逐渐兴起了流域研究的热潮。如贵州大学成立“清水江学研究中心”，专注于对清水江在历朝历代中的民族文化交流作用进行研究[17]，成为西南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珠江流域的研究也是当下流域研究的一大关注点，如黄伟宗等围绕珠江水系流域的文化传播、生计方式等展开研究，对流域文化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环南中国海等相关区域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18]。
3.道路研究
陆路通道是民族迁移、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的孔道，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另一大重点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云南的“茶马古道”，学者们关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下起到的经济文化流通作用，并指出其在促进区域文化交流上具有重要意义。当下，随着交通科技的突破以及“一带一路”等以道路为基础载体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道路”研究早已跨越了过去难以克服的空间限制，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静态通道，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社会特质，产生了如关于推动文化交融、争取沿线发展权利、深化国家影响力等诸多的讨论，相关议题也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类学者的普遍关注和思考[19]。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近几年来区域研究呈现出大范围、多面向的研究趋势[20]，研究内容涵盖民族走廊、少数民族社会、华侨社区，东南亚及中国华南社会等，相关研究将区域作为一个开放的文明体系，探讨这个空间中各族群和文化因素的流动过程[16]32-33。
(三)地方视野
对具体地方文化现象的独特关注，是人类学的另一大传统之一。人类学的地方视野强调重视与梳理当地社区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身知识技能，并关注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出这些知识的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将这一研究视野概括为“地方性知识”[21]。中国人类学界基于地方视野的调查比较丰富，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地方知识的挖掘和保护
温衡到火车站时可可西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她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起来，一接通就听见陶小西的嘶吼。
从假定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社区都有着“地方性知识”体系，但是由于社会文化体系不同，数个“地方性知识”体系组合在一起也就有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成为日常，因此中国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更为复杂并难以把握。对此，中国人类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努力地对地方性知识进行着研究和思考。举例来说，如吴声军通过对贺州土瑶茶叶种植的调查，指出当地依据其独特的环境属性而形成了一套茶叶生产技能体系，而盲目地引进外地品种茶叶和采用现代种植技术，不但水土不服还有碍传统产业的发展[22]。崔海洋通过对贵州久安古茶树群落调查，认为地方生态环境造就的本土知识技能是让当地的金筑贡茶远超当代产品水平的主要原因，其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容置疑[23]。
全球化发展冲击了以国家为边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在将西方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流行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问题的全球化。一些问题不再局限于发生在某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可能发生在多个国家甚至影响这个世界。如，恐怖主义、防治艾滋、气候变暖、难民安置、边疆冲突等，这些问题已不再是微观区域甚至是单一国家能够轻松解决的了。实际上，联合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将这些问题定义为影响人类安全发展的国际性问题，并以公约、宣言等形式呼吁通过国家及机构之间的合作对相关问题进行缓减和治理，由此也就产生了全球治理的理念。中国作为绝大多数公约协议的缔约国，也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
最后，大学的教学模式、课程要求、体系难度都远远不同于高中生已经非常熟悉的状况。而大学一年级，可能与学生在大学的整个基调是息息相关的。
会上，水利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对全国水利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全国水利系统先进集体代表、劳动模范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发言。湖南省水利厅等23家单位作大会交流发言。
除了对地方知识的挖掘与保护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地探索地方性知识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通过唤醒民族文化自信推动地方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刘晓春等指出，只有尊重民族文化知识的“地方性”，并彰显被现代化所压抑、排斥的地方性知识，才能利用其被赋予的广泛“公共性”，而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是处理好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前提[24]。另如孙九霞通过对云南新华村银器的调查，指出如今新华村能够有别于过去，形成银制手工艺的专业市场，并成为以其银饰而闻名海内外的地方，其村民对自身银器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功不可没[25]。可见，民族传统知识体系对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当地人对知识的实践又是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地方视野”对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村落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学科责任
中国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这使得中国人类学者除了从知识和理念的层面间接回报社会以外，更具备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学科性格，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学界的独特的学科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督促中国人类学者在初期就脱离海岛式的“猎奇”研究，而是运用其独特的异文化视角，将学科的建设与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大业相结合[26]。
我要教的那个孩子瘦高白净，和我一个类型。我取下单肩包，取出了几本初一课本——这都是我翻找自己的各种破烂书堆、到处打电话问同学才凑齐的。
(一)聚焦社会问题
中国人类学的责任感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怀上，也正因这种关怀中国人类学才走出不同于西方而是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回顾百余年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论是在学术救国的19世纪末期，还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学者们都在积极地尝试将学科知识与特定时期里的社会问题相联系，不负众望地肩负起国家下达的任务，以最敏锐的眼光观察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迁。
三是选择好播区。今年，飞播造林选择了几种类型的造林地块，即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通过苗情调查，我们认为，飞播造林地块应尽可能进行播前整地或搂沟，为种子出苗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同时可以有效避免水冲使种子集中到低洼处。几种形式的地块出苗率较好的是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和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其余依次为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人类学家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和地区发展当中，不断地积累自身应用实践经验，凭借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尝试为提升人民福祉、改善社会状况做出贡献，如都市社区、乡村发展、艾滋病防治、养老、儿童关怀、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并形成了如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工程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分支学科[27]。这一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而做的努力，是学界承担时代责任的表现，更是中国人类学界对人类命运发展关怀所致，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提供了自身独特视角，使得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迈向更为合理的方向，也为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社会保障制度为民而生，也一定要为民所用，美国政府包括医改在内的改革措施如果不得民心、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其前景就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
(二)服务区域发展
对地方发展的关怀也是中国人类学主要的学科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共同话语，一些国际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署等开始将援助中心向促进地区发展转移，开始介入中国的发展进程，其资助项目的类型和领域也在逐步地扩大。诸多发展项目都明确要求中国人类学者参与。人类学者能够凭借文化研究之所长，使得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都能够尊重、倾听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从而解决、缓解发展项目中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问题，并避免预期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异[28]。可见，中国人类学者对地区发展项目的服务，实则是出于对“他者”关怀这一传统应用性格的体现。因此，发展的研究成为现代人类学的主要专题之一。
以笔者为例，当年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跟随周大鸣老师参与了中山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所合作的诸多发展项目，关注参与式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实际运用，重视PRA(快速评估法)的优势与不足，也就有了发展人类学一说。后来笔者关于广西隆安桂村科技下乡的博士论文，以及毕业后的研究也都是围绕乡村社会发展、都市化这个方向。如笔者在2015年承接的“广西沿边特色城镇带建设研究”“中越边境陆路口岸贸易与特色城镇带建设研究”，2016年的“南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效果评价及改进建议”，2017年的“南宁市双创问题研究”,以及2018年的“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研究等，都是运用参与式发展理念并直接服务于地方发展的课题报告。
(三)关注人类命运
传统教学观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学习知识的“容器”，语文教学活动被当作是单纯的知识习得过程，其核心目的是要将课本中所涉及的知识“吃透”，正如叶澜教授所说：“把丰富复杂、变动不拘的课堂教学过程简约化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他从整体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教学观的最大缺陷”。因此，语文教学应在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发掘蕴含在教材中的人文内涵，将课堂知识与实际生活进行对接，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舒展自己的生命，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
而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类学以知识提供者、政策制定者、过程监管者等不同身份参与到这一场全球治理的“国际行动”当中。如很多学者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关注艾滋病传播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关系，从文化角度对艾滋病传播、防治、治理提出建议，并参与到相关机构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当中，极大地提高了项目实施的最终效果[29]。也有学者对恐怖行为、宗教暴力等现象做出了人类学视野下的解释，指出全球化导致的人类社会关系密集化、流动化是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30]。另外，最近还有学者在对人类学对于遏制气候变化的作用上进行积极的探讨，尝试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气候变化成因做出解释，并用民族志的方法叙述气候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地方人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31]。诸多相关研究可以说都是中国人类学界对当下人类共同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表达出来自中国智慧的声音。
(四)“他者”关怀
2.中国人类学者应当坚守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
在我国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我国林业的发展也逐渐向着科技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无土栽培作为我国农业和林业中发展较为成熟的技术，在育苗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无土栽培可以通过利用其它资源代替土壤，从而达成林木快速生长的目的，同时由于植物根系并不是栽种在土壤中，而是以营养液代替。因此在进行移栽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林木种苗的成活率，为我国造林工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中国人类学者应如何行动
“一带一路”让和平、开放、互学、互利的理念逐渐成为沿线国家发展的共识，其包容性、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倡议提供给学界了解、研究海外“他者”的机会。这一时代机遇可以说赋予了中国人类学者更广阔的空间，使得旧有的论识得到了一种新的相互具有契合性的理解[32]。与之呼应，学者们在这个新时代应当如何行动起来，走出自我疆域界限的限制，在继承我们独有的学科责任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科性格，以更广阔的文明关怀去看待互动、变化当中的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1.学科视野开放是大趋势，当下中国人类学者要不断提升、扩展传统视野
长久以来，受限于一些客观原因，海外研究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人类学者尤其是民族志学者容易受限于一个微观的视野当中，少有在宏观文明观上进行考察，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人类学界也较为有限。然而，从全球化进程到“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越发地认识到文明的发展在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互动、互惠。这一文明互动理念包含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实则也是人类学一直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今天，中国正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人类学学科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越来越凸显。为了适应这个伟大时代对人类学学科的实际需要，我们应当不断地提升和扩展自身的全球文化观念与视野，“走向海外”则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既符合当下中国发展趋势的时代需求，也是对人类学传统的继承。
如今国内许多学者也正在积极地探索人类学海外研究的道路，并尝试以中国人类学共享的学术话语构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关于海外研究的学术圈。可见，“走向海外”不再是口号，而是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大共识。目前看来，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及教学中，都会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展开海外民族志的研究。以中山大学为例，其海外研究覆盖空间辽阔，从中国港澳延伸到了东南亚诸国、远东日本地区以及大洋彼岸的欧美国家，其研究成果也为复兴之中的中国人类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33]。
中国人类学的责任感还体现在学界对于海外“他者”发展的关注上，这一学术传统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内涵是不谋而合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65个沿线国家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真正地与这些国家携手发展、充分协商、取得共识，则有赖于在文化上达到相互理解，并通过文化沟通而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人类学则能凭借对“异文化”的研究传统，立足于文化研究视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田野调查被誉为人类学者研究的根基，在任何时期下它几乎都是所有报告、研究、课题的重要信息来源，是有深度、有意义的优秀民族志的必要前提。虽然田野调查已被国内学者们广为接受，但是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笔者认为对田野工作意义的再次讨论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无需质疑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给中国人类学者突破传统空间、地域的思考模式的同时，也必然给学者所习惯的定点田野调查这一方式带来了挑战。实际上，在文化交流日益增强的当下，田野点保持在“静止”的状态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人为假设。要重视文化流动与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再固守封闭性的文化边界，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观察文化的演变，并以区域、多点田野调查的方式逐渐让学科视野真切地走出长久以来的自我束缚之外。
其次，对于当下学者提出做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来说，如何将长期获得的“本土”田野经验运用于海外则更为重要。习惯于本土研究的中国学者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异文化”空间当中，甚至是在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国内一些变通、折中的方法来获取信息，要如何顺利地运用本土调查的经验，克服海外调查过程中一系列无法预料到的突发情况，也是中国人类学者在海外田野调查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再次，“中立”态度一直以来被西方学界认为是田野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条件，这要求学者们在田野工作调查时候不受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对于中国人类学者来说，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仅不会忽视情感，还需要正视情感，将情感融于田野之中。笔者曾在小文《田野工作的情感》中对中国人类学的“责任”与经世致用的传统进行了讨论，认为振兴祖国的使命与解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重托，使得任何一个本土学者都不会也不能做到绝对的中立而不抱有任何的情感[34]。正因如此，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出现西方人类学早期“自娱”的特征。而如何在面对更宏大的文化时保持并发扬这种情感关怀，也是中国人类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苗木作为人工造林的基础，其质量对人工造林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选择中年树木作为母树，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营养和较短的果期，保证苗木质量。在苗期，由于其根系较弱，但生长速率较低。快，所以需要很多水。同时，幼苗对生长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育苗时，有关人员应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充分保证苗木的水肥供应。造林用苗木具有不同的成分，不同苗木的生存和生长。因此，针对不同的苗木，应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以保证苗木的存活。
3.中国人类学者还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中国人类学自其肇始就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早期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吴文藻等都将国家强盛的殷切愿望与实际研究相关联，这是不同于被认为远离主流社会话语的西方人类学的。
Interpon Reflex的产品性能已通过中国与北美主要照明制造商的验证，近期更经过英国照明制造商的测试，证明此款产品能大幅降低眩光，提高使用效率。Interpon Reflex系列适用于所有的反射性墙面。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承担社会责任还意味着要与时俱进，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积极地做出回应。当前很多不曾有过的，或者不曾那么凸显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正在不断地涌现并复杂化，一些原本是他国的问题也超出了地域、国界的限制，如非典疫情的控制、对跨性别者的认识、赡老责任的争执等，也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要对此进行研究，防止问题复杂化，引导其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就要求学者不断开阔视野，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吸取其他学科内涵和实践经验，并不断衍生出新分支方向，扩展现有的学科内涵，从而达到改善、引导、解决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最终目的。
此外，在走进现实社会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尤为重视微型社区的调查，从点滴做起，切实落实人类学“人民的学科”身份，让学科与我们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近，而非越走越远。对年轻的人类学家们来说，基层研究和点滴的积累尤为重要。
4.中国人类学者要积极地参与到新型智库的建设当中，努力发挥力量，尽力地去影响决策
中国智库的发展这几年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201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所示，2017年中国智库总量已经达到512家，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人类学者参与较多的应用领域当中，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却并不乐观，如参与帮助改善政策透明度、优化行政机制(Transparency and Good Governance)的中国智库仅有1个上榜[35]。可见，中国人类学智库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其价值和功能，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了中国新型智库的建设任务和实施路径。对此，中国人类学界应当做出积极的响应，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人类学智库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功能，推动智库的体制机制改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学界的理论知识要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走出传统的象牙塔，为社会提供思想、人才与智慧，扩大知识价值链，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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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9)01-0097-07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18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越边境陆路口岸贸易与特色圩镇带建设研究”(15BMZ09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18ZDA118)
[作者简介]秦红增(1967— )，男，陕西合阳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族群与区域文化；陈子华(1986— )，男，贵州贵阳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何元凯(1996— )，男，广西南宁人，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学生。
[引用格式]秦红增，陈子华，何元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人类学的视野与责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97-103.
[责任编辑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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