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文獻專題
摘 要：該文對方苞經學著作十種主要内容、版本和特點等依次勾稽提要，可備相關研究之需。
關鍵詞：方苞；經學著作；提要
一、 《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八卷，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高密單作哲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兩册，凡二百一十四頁，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四周單邊，花口，單魚尾，版心刻有“詩義補正”、卷次及頁碼。框高19.6釐米，寬27.2釐米。該著爲方苞針對朱熹《詩集傳》所撰的補正之作，全書依《詩經》篇次有選擇地進行解説，每篇不列經文，以所論詩篇篇名爲題，題後即爲論述文字，共解《詩》二百二十九首。卷一至卷三解説《國風》九十二首，卷四至卷五解説《小雅》七十首，卷六至卷七解説《大雅》二十九首，卷八解説《頌》三十八首。無序無跋。
該著自乾隆三十二年初版後，復經蕭穆手抄再傳，蕭氏《敬孚類稿》卷五《跋方望溪先生〈朱子詩義補正〉》記曰：“《朱子詩義補正》，先生門人高密單作哲曾爲編次，刊於家塾。咸豐初年，邑人戴孝廉鈞衡刊先生文集，合肥徐孝廉子苓曾寄單氏原刻本，屬爲重刊，以資用不足而罷。吾友徐君宗亮家有藏本，丙寅夏，乃得借觀之。……是書既未顯於世，因録副本，他日當托同好者重刊之，與所著《三禮》、《春秋》等經解並傳焉。”此外，蕭氏跋語列舉此書解説詳盡之處，贊之“皆屬有見”，並稱“其他所解，簡略而不失之疏漏，博辨而不遁於支離，信有功於《詩》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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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年(1877)，南海馮焌光據蕭穆手抄本重梓該著，此版安徽省圖書館有藏。四册，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花口，單黑魚尾，版心鎸有“詩義補正”、卷次及頁碼。内封題“朱子詩義補正八卷”，背刻“光緒三年春三月南海馮氏重刊”。書根題“詩義補正”。框高19.8釐米，寬28.2釐米。卷首有光緒二年孟夏沅陵吴大廷序，卷尾有光緒三年三月馮焌光跋。吴氏序稱該著“《國風》一篇，《邶鄘至曹檜十二變風》一篇，《王風》一篇，皆是書宏綱大旨，餘則章解句釋，亦間及名物訓詁，大意承用朱子之説而不甚取小序。蓋自宋鄭樵迄於元明，説《詩》者之流派大抵然也，然於《集傳》義有未安，亦不曲從。……而小序有必不可易者，《遵大路》《風雨》《采薇》諸篇亦間取之”。馮氏跋語爲蕭穆所代筆，跋贊此書“取義至精，高出近世説《詩》諸家之上，子朱子可作，亦必爲之心折”。
《續修四庫全書》收有該著初刻版影印本，列於經部第62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是書雖名補正朱子，實補朱子者甚少，托名而自爲己説也，實亦折衷《集傳》《小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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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禮記析疑》
是書另有清康熙至嘉慶年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有清三多齋刻本，河南大學圖書館有藏。
方苞於自序言及此書成因：自明代以來，《禮記》之傳註列於學官者唯有《陳氏禮記集説》，學者未能心饜。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二年，方苞在獄，其篋中惟有陳書，因而悉心視之。甫觀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加以辨析。方氏認爲陳氏所著不足之處蓋因“《禮經》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説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脱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自序)。其認爲“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説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古書之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後人繼前人所闢之正確途徑，可；若以己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則非當。方氏言是編“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説而審詳焉者十三四”(自序)。方苞出獄後，校以宋人衛湜《禮記集説》，去除此書同於舊説者，他書則未暇遍檢。其於自序明言此因治經求其義明即可，非必説由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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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館臣評方苞此書“融會舊説，斷以己意”，“其論至爲明晰”，多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然《考定文王世子》一篇於經文多有删削，“不效采儒所長，而效其所短”，是又其弊也，不足爲訓。(《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方苞自言“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錄以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方苞集》卷四《周官析疑序》)。陳世倌認爲“漢儒注經博，而流於雜；宋儒解經約，而探其原”，鄭玄尊奉劉歆，“句解字析，惟務徵引以實之，其於制作之心源未嘗契而神會；程、張、朱三子則直遡道德之統宗而明其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一博一約，得失昭然”。而方苞“讀書由博歸約，宜其與程張朱之議論相合“，且方氏“所辨有更補先儒所未及者”。並贊方苞“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己之特見”，能别黑白而定一尊。(陳序)朱軾序稱“《周禮》雖列群經，而學士能通其讀者蓋寡”，自方氏此書出，大典精義將炳若日星。顧琮言“後之學者讀四書畢，即宜殫心於此”，由此則“讀經之灋、治政之方皆可以得其門徑矣”。
《禮記析疑》四十八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列於經部第128册。該著爲方苞就陳澔《陳氏禮記集説》所撰辨析之作，卷次與《禮記》篇次大體相同，間有出入，依次爲：《曲禮》《曲禮下》《檀弓》《檀弓下》《王制》《月令》《曾子問》《文王世子》《考定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内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上》《雜記下》《喪大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間居》《坊記》《表記》《緇衣》《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儒行》《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卷首有方苞自序。
三、 《儀禮析疑》
《儀禮析疑》十七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列於經部第109册。該著旨在舉《儀禮》之可疑者詳加辨正，卷一《士冠禮》，卷二《士昏禮》，卷三《士相見禮》，卷四《鄉飲酒禮》，卷五《鄉射禮》，卷六《燕禮》，卷七《大射儀》，卷八《聘禮》，卷九《公食大夫禮》，卷十《覲禮》，卷十一《喪服》，卷十二《士喪禮》，卷十三《既夕禮》，卷十四《士虞禮》，卷十五《特牲饋食》，卷十六《少牢饋食》，卷十七《有司徹》；依《儀禮》十七篇逐一舉文加以細心體認，對可疑處加以辨析，無疑處則不録經文，對義理的闡述多合乎經義。
方苞晚年自言治《儀禮》十一次，用力甚勤。蘇惇元《清方望溪先生苞年譜》“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條記：“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説》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説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國朝惟張稷若、李耜卿各有删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藴未盡開闡，而閉晦以終古，故七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卧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書中存有大量校勘内容。四庫館臣稱此書“瑜多於瑕”(《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周官集注》十二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列于經部第101册。該著集諸儒之説以詮時傳《周禮》，卷一卷二爲“天官”，卷三卷四爲“地官”，卷五卷六爲“春官”，卷七卷八爲“夏官”，卷九卷十爲“秋官”，卷十一卷十二爲“冬官”。卷首依次有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方苞《周官集注·原序》以及《總説》《條例》。
四、 《周官集注》
此外，是書另有清康熙至嘉慶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有清道光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
據《條例》所言，方苞認爲時傳《周禮》非記禮之文，所記皆“六官”程式，後儒因《漢書·藝文志》將《周官》五篇列於禮家，遂誤稱其爲《周禮》，其實《周禮》已然散亡，若《儀禮》十七篇乃其支流。此書欲還其舊，故名爲《周官集注》。該著仿朱熹《集注》體例，“凡承用注疏及掇取諸儒一二語串合己意者，皆不復識别。全述諸儒及時賢語，則標其姓字。正解本文者居前，總論居後，不分世代爲次”。凡注疏及諸儒之説似是而非者皆爲辨正，“于先鄭及注疏皆分標之，諸儒舉姓字，若主是説者多，則曰舊説”。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以圈外别之。或前注通論大體，而中有字句應辨析者，辭義奇零，無可附麗，雖正解本文，亦綴於後，或以圈外别之”。“字義已詁者不再見。制度名物之詳見他職及諸經者，曰‘見某篇’。一字具二義，則各詁本文下”(《條例》)。是編直指《周官》本義，於諸儒取後世政法與《周官》比證而有所發明者不爲採録，其深切治體者，則略舉數端，方氏言此舉是爲“以著聖人經理名物之實用，俾學者勿徒以資文學也”(《條例》)。
朱熹既稱《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故學者疑之。而方苞認爲《周官》一書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説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脉絡自相灌輸，故嘆其遍布而周密也”。“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源，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自序)。四庫館臣評此書曰：“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爲有裨。”(《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是書另有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本，安徽省圖書館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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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官辨》
《周官辨》一卷，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一册，凡四十四頁，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花口，版心鎸有書名及頁碼。框高20.1釐米，寬28釐米。是書分“辨僞”“辨惑”二門，其中“辨僞”二篇，“辨惑”八篇，每篇斷以方苞己見，篇末系以諸家評語。卷首依次有雍正三年(1725)四月龔綏《周官辨·原序》、乾隆七年(1742)三月顧琮《序》、方苞《自序》及《周官辨》目録，目録頁刊“桐城方苞望溪著”混同顧琮用方訂。
據顧琮《序》可知，該著成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秋冬之間。是時方苞方得赦出獄未久，於京師蒙養齋供事。徐元夢時叩《周官》疑義，方苞詳爲辨析。顧琮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於書，然後可久”，方苞有感，浹月成《周官辨》一卷。
方苞認爲“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知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自序》)，故《周官》晚出，群儒多疑爲僞。宋程、張、朱篤信《周官》爲真，此蓋因三子之心幾與周公爲一，故能究知《周官》之精藴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然三子論其大綱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别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自序》)。方苞“閲《漢書》見此經爲衆所瑕疵者皆與莽之亂政同符，乃辨其爲劉歆所增竄者凡十餘事”(龔綏《周官辨·原序》)，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去是經之蠹蝕。其於《自序》言此舉因其懼學者幸生程、張、朱三子之後，而於《周官》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使周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爲之辨正。龔綏序稱方苞此書將使群儒於《周官》無所疑，“爲天下國家者，可舉而措之”，並贊方氏功不在程朱之下。顧琮序則將方苞此書與《喪禮或問》並舉，稱“自有二書，然後喪禮之所以然、五官之本然與莽、歆所增竄昭然若黑白之不待辨而分”。
此書最初的版本爲雍正三年河北龔綏刻本。自龔綏卒，此書流傳愈希，顧琮惜之可助流政教，便對書中尚未辨證處予以辨證，重校而錄之，序跋評語依舊，於乾隆七年再版；《續修四庫全書》收有該版影印本，列於經部第79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方苞“於清初漢宋兼采之風漸行之際，持門户之見信宋而疑漢，尊程朱而疑經詆鄭，視康成之注爲悖道賊經之説，故其《周官辨》與宋胡安國、胡宏、包恢之論一脉相承，實爲有清一代禮學歸鄭前之佞敖餘者。”此外，是書另有清雍正三年(1725)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本，安徽省圖書館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
六、 《周官析疑》
此外，是書另有清康熙至嘉慶年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有清抄本，湖南圖書館有藏。
此書承《周官辨》而來，成書緣由與其同：“《周官》爲群儒所疑幾二千年，雖程朱篤信而無以解衆心之蔽，以其中悖天理而逆人情者實有數端也。望溪方先生讀《王莽傳》，忽悟皆莽之亂政，而劉歆增竄聖經爲之端兆以惑愚衆，每事摘發爲總辨十篇，肰後何休、歐陽修、胡氏父子，凡訾議《周官》者無所開其喙。予與先生供事蒙養齋，徐公蝶園及二三君子公事畢輒就先叩所疑。每舉一條，先生必貫穿全經，比類以明其意。……予之豁肰心開，與二三君子勸先生筆之於書。”(顧琮《序》)方氏旋爲五官之説凡三十六卷，康熙六十年陳鵬年刻“天”“地”二官，雍正九年朱軾刻“春”“夏”二官未終，方苞南歸，周學健、程崟嗣事而終。
对于餐厅的小开间和内走道区域，风机盘管温控面板需要设置在收银区或收银区旁边的管理用房内，此外，该区域的灯光设置全部集中在这里，方便统一管理，又可以避免客人触碰。
“你们的人数是奇数，而我们是两两格斗。很显然，今天有个人不必参加格斗。”老四从训练室的“黑板”前退开，看了我一眼。我的名字旁边空着。
至若《考工記析疑》四卷則爲“冬官”，顧琮《序》稱《周官析疑》合《考工記》爲四十卷，蓋本非兩書，因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混淆，故各爲卷目。
《續修四庫全書》收有此版影印本，列於經部第79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是書“其旨基於宋學，就《周官》所立職官之義、屬官之職掌等加以考辨，掦宋而抑漢，力詰鄭注；又苞乃力詆經文，蓋其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義以行私，故思思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托，不在聖人之製作”。此外，此二書合刊本另有清康熙至嘉慶年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
七、 《春秋通論》
《春秋通論》四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列於經部第178册。全書按類排比分篇，凡四十篇；每篇内按以類相從的原則分章，共一百章。卷一七篇，計二十二章，依次爲：“王室伐救會盟”三章，“王使至魯，魯君臣朝聘於王”三章，“天王崩葬”二章，“王室禍亂”二章，“逆后歸王姬”一章，“戰伐會盟”三章，“會盟”八章；卷二九篇，計二十五章，依次爲：“戰伐”八章，“魯君即位薨葬”二章(“子卒”附)，“諸侯見弑見殺”四章，“討賊”一章，“吴楚徐越”二章，“滅國”四章(“遷國邑、降國邑、取邑”附)，“諸侯奔執歸入”二章，“執諸侯大夫”一章，“納君大夫世子”一章；卷三九篇，計二十八章，依次爲：“殺大夫公子”三章，“大夫奔”一章，“外大夫叛復入”一章，“諸侯兄弟”四章，“遷國”一章，“齊桓城三國”三章，“内大夫卒”二章，“内夫人”九章，“内女”四章；卷四十五篇，計二十五章，依次爲：“魯滅國取田邑，齊取魯田邑”“内圍邑”“諸侯伐魯”“歸田”“蒐狩”“城築”“内歲祲有年”“内灾”“内毁作”“魯君臣如列國，諸侯來，諸侯如，外大夫來”“内外平”各一章，“書爵、書行次、書名”五章，“書人”“隱、桓、莊三世大夫書系、書族、書名”各一章，“通例”七章。
涠洲岛、斜阳岛各2座灯桩均建在旅游核心景区范围内，特别是涠洲岛正在创建5A级景区，为兼顾打造景区亮丽名片，北海航标处精心策划，配合设计单位优化设计方案，将航标元素与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当地文化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婆印灯桩取材于“海姑望郎”的造型，湾仔角灯桩与天主教堂（涠洲岛旅游景点）遥相呼应，斜阳南灯桩与斜阳岛南湾朝阳交相辉映，燕归岭灯桩取材于斜阳岛“筑巢待燕”的传说，四座灯桩已成为美丽海岛新“地标”，其中婆印石灯桩航拍图已登上涠洲岛天气预报画面传播。涠洲、斜阳岛4座灯桩的建成，既服务群众出行、又促进经济发展，更是创建5A海岛景区的点睛之笔和难得载体，旅客印象深刻。
該著成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五十五年，是時方苞衰病日滋，代州馬珩南、河間王振聲趣其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春秋直解·後序》)方氏有感，因而撰成此書。
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农民受教育水平。专业化的农机产品需要农民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万州区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通不高，难以接受先进的农机产品。万州区政府要加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教育素质和技术知识。培育一批新型农民群体，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实现。
方苞認爲《春秋》爲孔子所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説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方苞集》卷四《春秋通論·序》)。“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先儒褒貶之例多不可通，以未嘗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情耳”(《通例》)。因憂群儒以曲艱之説蔽蝕《春秋》本義，方苞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貫通《春秋》全經，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春秋》條理，甄辨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
四庫館臣稱方苞“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説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静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朱軾稱《春秋》之真面目，自此書問世而始出，“如親見孔子口授其傳指。治《經》者挈是爲綱領，則全《經》皆順。疑者，謗者，無所置其喙矣”(《清代經部序跋選》)。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附《考工記析疑》四卷，清康熙六十年(1721)陳鵬年、雍正九年(1731)朱軾、乾隆八年(1743)周學健等遞修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十二册，凡七百四十六頁，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花口，單魚尾，版心鎸有書名、卷次及頁碼。内封題“望溪講授”“周官析疑”“抗希堂藏板”。框高20.9釐米，寬28.2釐米。該著爲方苞對《周官》逐節爬梳以析所疑而撰成，卷一至卷七爲“天官”，卷八至卷十五爲“地官”，卷十六至卷二十四爲“春官”，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爲“夏官”，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爲“秋官”。卷一首刊“海寧陳秉之(即陳世倌)高安朱可亭(即朱軾)臨桂陳榕門(即陳宏謀)同訂”；卷二首刊“湘潭陳滄洲(即陳鵬年)高安朱可亭臨桂陳榕門同訂”；卷八首刊“臨桂陳榕門漳浦蔡聞之(即蔡世遠)新建周力堂(即周學健)同訂”；卷九首刊“高淳張彝歎(即張自超)漳浦蔡聞之懷寧劉古塘(即劉捷)同訂”；卷十六首刊“臨桂陳榕門高安朱可亭宿松朱字緑(即朱世文)同訂”；卷十七首刊“新建周力堂漳浦蔡聞之安州陳廷彦(即陳德榮)同訂”；卷二十五首刊“安州陳廷彦高淳張彝歎臨桂陳榕門同訂”；卷二十六首刊“臨桂陳榕門同里劉古塘新建周力堂同訂”；卷三十一首刊“湘潭陳滄洲高淳張彝歎新建周力堂同訂”；卷三十二首刊“安州陳廷彦同里劉古塘青陽徐詒孫(即徐念祖)同訂”。卷首依次有乾隆八年七月顧琮《序》、陳世倌《周官析疑·序》、雍正十年八月朱軾《周官析疑·序》及《周官析疑·目録》。
八、 《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十二卷，清乾隆刻本，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有藏。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館藏本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花口，單魚尾，版心鎸有書名、卷次及頁碼。框高20.5釐米，寬28釐米。該著依《春秋》經文逐句闡釋，爲方苞次子方道興所編録，由方苞門人余焈、程崟、劉敦讎校。卷一《隱公》，卷二《桓公》，卷三《莊公》，卷四《閔公》，卷五《僖公》，卷六《文公》，卷七《宣公》，卷八《成公》，卷九《襄公》，卷十《昭公》，卷十一《定公》，卷十二《哀公》。卷首依次有方苞、程崟《春秋直解·後序》、佚名《序》(缺頁)及方苞《自序》。
方苞認爲屈折經義以附傳事，爲諸儒之蔽；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爲傳者之蔽。若舍傳，則經義遂不可求，作經之志荒。“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删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册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脱去傳者諸儒之説，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其始治《春秋》，求之傳注而樊然淆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説淆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自序》)。
自其因憂群儒以曲艱之説蔽蝕《春秋》本義而作《春秋通論》，又懼蒙士茫然不知其端緒，於是取傳注之當者並己所見更爲此書，節解句釋，“使每事而求之知舍是則義弗安、説不貫，然後曲説之蔽不攻而自破”(佚名《序》)。凡《春秋通論》所載悉散見於此書而不復易其辭，方苞於《後序》明言“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復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於目哉”？
《續修四庫全書》收有該版影印本，列於經部第140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方苞“解《春秋》，頗有宋學風氣，又時雜考據於其間，亦可爲學風變革之占也。《春秋通論》分門類而專論大義，此《直解》則隨經文而爲注解，較《通論》爲尤詳，二書宜參互觀之”。此外，是書另有清康熙至嘉慶年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
九、 《春秋比事目録》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清康熙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有藏。兩册，凡一百七十頁，頁十八行，行十九字，四周雙邊，花口，單魚尾，版心鎸有書名、卷次及頁碼。是書取方苞《春秋通論》中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五類，卷一下列十五類，諸如“王室伐救”“王室會盟”“王使至魯，魯君臣如京師”等；卷二下列七類，諸如“魯君如列國”“魯臣如列國”“諸侯來”等；卷三下列三十四類，諸如“魯滅國取邑田”“外滅國”“外取内邑田”等；卷四下列二十九類，諸如“魯君即位薨葬”“魯夫人”“内女”等。卷首有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混同顧琮《春秋比事目録·序》。
顧琮於序中詳述此書編撰之因曰：“昔人苦《儀禮》難讀，良以事多複疊，辭語相類，彼此前後易至混淆，《春秋》亦然。望溪先生既爲《通論》以揭比事屬辭之義，而讀者未熟于三傳，旋復檢視事迹以求其端緒，重費日力，乃與先生商别其事爲八十五類，俾從學者編次，而先生訂正焉。”又言方苞本程子“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義必異焉”撰《春秋比事目録》成，曲得《春秋》精藴。學者若欲觀《春秋通論》，宜先取此書，“每類於事通而書法互異者反覆思索，心困智窮，始展《通論》，按節而切究之，然後其義刻著於心，久而不忘”(顧琮《序》)。
《四庫存目叢書》收有此版影印本，列於經部第139册。此外，是書另有清乾隆九年(1744)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本，南開大學圖書館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
十、 《左傳義法舉要》
《左傳義法舉要》一卷，附《方氏左傳評點》二卷，清光緒十九年(1893)金匱廉泉刻本，安徽省圖書館有藏。分上中下三册，每卷各一册。上册爲《左傳義法舉要》，凡三十八頁，頁二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黑口，版心中鎸書名、頁碼，下鎸“金匱廉氏校刊”六字。内封題“左傳義法舉要”“附平點二卷”，牌記刊“光緒癸巳杜嗣程署”。框高15.7釐米，寬20釐米。該著爲方苞門人北平王兆符、歙縣程崟據方氏晚年口授《左傳》文法之講稿整理而成，共六篇，依次爲“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韓之戰”“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宋之盟”。每篇正文下有短評，文末系以總評，以闡述《左傳》行文義法。卷首有雍正六年(1728)八月程崟所作序一篇。
據程崟序可知此書輯録經由：王兆符嘗以其父王源發揮《左傳》之語質之方苞，謂其父與方氏爲兄弟交，且論學相持，治古文並宗左史，爲何方氏未曾舉其父之説以爲鵠的。方氏言“凡所論特爲文之義法耳，學者宜或知之而非急也。且左氏營度爲文之意，衆人不知而子之先君獨悟者十之三，其中屈折左氏之文以就己説者亦十之三”。旋從王兆符之請，爲生徒講授“韓之戰”“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四篇，後又增“宋之盟”及“齊無知之亂”。每授一篇，必爲之講授傳指。程崟謂自方氏以前二千餘年儒宗文師不聞擬疑及此，遂與王兆符請爲輯録成書，書成後方氏曾爲之點竄所録之失其指者。程崟稱細閲此書“然後知明於四戰之脉絡，則凡首尾開闔，虚實詳略，順逆斷續之義法更無越此者矣。觀於‘宋之盟’而紛頤細瑣包括貫穿之義法更無越此者矣。觀於‘無知之亂’而行空絶迹諸法之奇變，爲漢以後文家所不能窺尋者具見矣。在先生以爲學者不急治務，而在文章之家則爲濬發心靈之奧府”(程崟序)。苟能盡心於此，則大遠於俗學。
由于进洞40米为坡积体，尽管已完成顶部管棚灌浆处理，取样判断不乐观，因此采用非常规的开挖方法。冲砂隧洞开挖断面面积6.14～10.36m2，属于小断面洞室，主要采用人工作业。运用分层开挖、局部爆破的方式，保证较小的掏槽开挖进尺，配用小型挖掘设备配合，逐步往前推进。开挖钻孔采用YT-28手风钻作业，出碴采用装载机装运，至洞口再集中倒运到指定弃碴场地。
是書另有清康熙至嘉慶年間桐城方氏刻《抗希堂十六種》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有藏；有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瑯嬛閣刻《抗希堂十六種全書》本，首都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揚州大學圖書館等有藏；有民國二年(1913)張氏《榕園叢書》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有民國七年(1918)國立沈陽高等師範文學專修科刻本，該本易名爲《陳、方評點左傳義法舉要》，於程崟序後另有陳衍序一則，文末總評於“方批”之後增入“陳批”。
*作者簡介：方盛良，男，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合肥 230039)，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清代文學研究。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桐城派經學與文學研究”(13BZW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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