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性观，即认为人性究竟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不仅是哲学思辨的焦点，也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常人理论(lay theory)。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检视表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人性观，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性善论人性观。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于人性的主观评定更倾向于性善的一端(研究1)。这种人性观差异导致中国被试在道德方面，尤其是规范性道德(行善)方面，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1)，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得到了启动实验的支持(研究2)。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看法。
关键词：常人理论；人性观；性善论；性恶论；禁止性道德；规范性道德
1 研究背景
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从未停止对自身的反思。什么是人性，人类的本性如何，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在这方面展开过论述。在文化精英阶层之外，普通人对于人性也会持有相应的常人理论(lay theory)，即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直觉性的、常识性的观念；虽然常人理论的持有者可能没有意识它的存在，但它确实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Hong，Levy，& Chiu，2001)。
目前关于人性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思辨层面，关于人性观的实证科学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在心理学领域，Wrightsman(1964，1966，1991)提出了人性观的六个基本维度：可信/不可信(trustworthiness versus untrustworthiness)、意志力-理性/外控-非理性(strength of will and rationality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and irrationality)、利他/自私(altruism versus selfishness)、独立/从众(independence versus conformity to group pressure)、复杂/简单(complexity versus simplicity)、相似性/差异性(similarity versus variability)。基于这一理论模型，Wrightsman开发了84题的人性哲学量表(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 Scale)，是目前相对使用较多的人性观测量工具。此外，Rotter(1967)也曾开发过一套人际信任量表测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一个人对人性的看法(是否可信)。
尽管这些研究工作加深了他们对于人性观的了解，但它们都是在西方文化中展开的，而东西方文化传统在对于人性的看法方面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如王登峰和崔红(2008)所指出，西方文化中对于人性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例如，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了智慧禁果，犯下了原罪，因此每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在其它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思想，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体系中，人性本恶也是一个共通的主题。与此相对应地，在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性善论。孟子最早系统地阐述了人性本善的思想，将人性概括为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缺乏这四端，则“非人也”。尽管也有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如荀子)持有性恶论的观点，但性善论处于主导地位。
不过，上述观察来自于对东西方哲学传统的比较。在日常生活中，来自东西方文化的个体所持有的朴素人性观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差异，目前仍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本研究希望在中国和美国被试中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检验东方文化相比与西方文化是否真的更倾向于持有性善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人性观差异对于的道德认知的影响。
Janoff-Bulman等(2009)近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形式：一种是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 morality)，指消极的、关注于抑制不良行为的禁止性道德(如不要伤害他人)；另一种是规范性道德(prescriptive morality)，指积极的、关注于主动行善的规范性道德(如帮助他人)。他们认为这两种道德根植于不同的自我调节系统：禁止性道德对应于回避调节(avoidance regulation)系统，即避免不好的结果；规范性道德则对应于趋近调节(approach regulation)系统，即主动追求好的结果(Carver & Scheier，1998，2008；Carver，2006)。这两种道德在强制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禁止性道德是相对强制性的，即人人都不应该做坏事；规范性道德则是相对自由的，即做不做好事是一种个人选择，不必强求(Janoff et al.，2009；Janoff-Bulman，2011；Sheikh & Janoff-Bulman，2010)。
现代物流技术也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物流服务质量。物流服务质量体现为“在需要的时间、在需要的地点、以尽可能低的物流成本”提供需要的物资。要做到这一点，按传统的物流方式显然是不行的，而是应该通过信息技术，将物流的各个环节连成一个整体，按照统一的供货计划准时地实现物资的流动。例如，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的生产过程：采掘铝矾土——制成易拉罐——原汁兑水、装罐——顾客购买、放入冰箱，共花费319天，而实际生产过程只有3小时，其余的318天21小时则用于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与储存，其中储存的工序有14道之多。显然压缩物流过程中的318天21小时是有很大余地的，也是提高经济效率。
2.2.1 被试
假设1：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更倾向于持有人性本善的观念；
(性恶启动)人类究竟是本性邪恶的，还是本性善良的，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争论。近年来的一系列心理学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前一种观点，表明人性终究还是本恶的。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就会本能地表现出自私自利的倾向；只要有足够的诱惑，所有人都有可能抛弃原则，为非作歹；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利他的行为，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自私自利的动机。
依据前人文献(Janoff-Bulman et al.，2009)以及前测研究，编写了16项善行和16项恶行的列表。对于每种行为，被试使用9点量表评定一个人应该或不应该做这种行为，1代表“非常不应该这样做”，9代表“非常应该这样做”。之后，被试用9点量表评定了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1代表“本性善良”，9代表“本性邪恶”。
2 研究1 东西方人性观差异与道德判断
2.1 引言
研究的目的有二：首先，检验人性观的文化差异；其次，考察中美被试在禁止性和规范性道德方面的认知差异，以及人性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道德认知方面，研究采取与Janoff-Bulman等(2009)类似的方法，给被试呈现若干善行或恶行，要求被试评定其道德权重，即一个人应该或不应该做这些行为。在西方研究中，被试对于禁止性道德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即认为人们不应该做恶的程度相对高于人们应该行善的程度；如果中国人在性善论的影响下，对于行善有特别的强调，那么可以预期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规范性道德应赋予更高的权重，甚至可能高于禁止性道德。
2.2 方法
不过，上述研究均在西方文化中展开，他们并不知晓在东方文化中这两种道德是否也具有类似属性。基于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东方文化很可能对于规范性道德有特别的强调。首先，在理论层面有文化学者指出，西方伦理是基于权利的(rights-based)，要求人们不要破坏其他人的个人权利；儒家伦理则是基于责任的(duty-based)，要求每个人主动行善，来为“大我”服务(Bedford & Hwang，2003)。王登峰和崔红(2008)进一步提出，这种差异根植于两种文化的人性观差异；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本恶，因此“是人”很容易，之后就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的利益；中国文化则假设人性本善，因此人们有沉重的道德负担来“做人”，并接受他人的评判。其次，在实证研究层面，有研究表明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利他行为是一种义务(Miller，Bersoff，& Harwood，1990；Miller & Bersoff，1994；Krettenauer & Jia，2013)。不过，这些研究只关注了帮助他人这种具体行为，并没有涉及到其它种类的规范性道德行为。本研究将考察中美被试对于两种道德是否赋予了不同的权重，以及人性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基于先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提出如下假设：
美国被试705人(370男，335女，平均年龄24.64岁)，通过Amazon Mechanical Turk网站招募，完成研究以换取0.3美元报酬。中国被试700人(355男，345女，平均年龄24.01岁)，通过猪八戒(Zhubajie.com)招募，完成实验换取1元报酬。仅招募20岁以上并30岁以下的被试，以保证文化间的可比性。
总体来看，本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在道德判断方面确实存在影响。不过，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相关设计，没有深入理清人性观和道德判断的因果关系，研究2将在这方面进行拓展。
假设3：人性观的文化差异可以解释禁止性与规范性道德认知的文化差异。
2.3 结果
在人性观方面，中国被试(M=2.54，SD=1.85)相比于美国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人性本善(m=3.82，SD=1.73)，t(1403)=5.24，p<0.001。
在道德认知方面，中国被试的道德权重评定(M=7.77，SD=0.74)整体高于美国被试(m=7.53，SD=0.72)，F(1，1403)=10.96，p=0.001，partialη2=0.05；行为种类的差异不显著，F(1，1403)=0.60，p=0.44，partialη2=0.00；文化和行为种类的交互作用显著，F(1，1403)=10.96，p=0.001，partialη2=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中国被试赋予善行(M=7.86，SD=0.74)的道德权重显著高于恶行(M=7.68，SD=0.94)，而美国被试赋予恶行的道德权重(m=7.57，SD=0.78)边缘显著低于善行(M=7.46，s=0.73)，p=0.07(参见图1)。
图1 中美被试对于恶行和善行的道德权重评定
使用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模型分析(取样5000次)表明，“文化—>人性观—>善行的道德权重”的间接效应显著，B=0.14，bootstrapped SE=0.05，bias-corrected 95% CI=[0.06，0.26]；“文化—>人性观—>恶行的道德权重”的间接效应显著也显著，B=0.12，bootstrapped SE=0.05，bias-corrected 95% CI=[0.03，0.25](参见图2)。
图2 文化、人性观与道德权重的中介模型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但是，人性观的文化差异并不能解释中国被试对善行赋予的相对权重。使用善行权重减去恶行权重，得到善行的相对权重，中国被试 (M=0.18，SD=0.73)在这一分数上显著高于美国被试(M=-0.11，SD=0.55)，t(1403)=3.31，p=0.001。但是，“文化—>人性观—>善行的相对道德权重”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0.02，bootstrapped SE=0.03，bias-corrected 95% CI=[-0.09，0.04]。
2.4 讨论
在“干群一家亲”活动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新疆当前这种特殊情况下，来来往往、说说唱唱、聚聚聊聊里面就有大政治”的要求，团场每名党员干部坚持每两个月与结对认亲户开展一次见面交流活动，每个月利用电话、微信、QQ等通信手段，做到常通话、常聊天、常谈心。并结合认亲户的家庭生活、就业、教育、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共为结对户捐款11万元，捐物420件，解决就医、就学、生产难题4588件，做到一次结亲、终生结缘。
2.2.2 材料与程序
3 研究2 人性观差异与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
3.1 引言
研究2将采取启动的方法，临时操纵被试对于人性观的感知，并考察其对于道德认知的影响。Ma-Kellams等(2011)曾使用事例生成法启动被试的辩证思维，研究2将采取类似的方法启动被试的性善或性恶观念，然后进行研究1相同的道德权重测量，以考察人性观对于禁止性和规范性道德的因果影响。
微电影(Micro film)，即微型电影。微电影是指其播放时间超短(30秒—300秒)、制作周期超短(1-7)天或数周，规模投资超少(几千——数千万元每部)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屏(“类”电影)短片。
思想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关系，如果用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辨证观点来看，就会发现，如果思想文化工作做得好，是能够促进生产经营建设发展的；如果思想文化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甚至会阻碍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因此，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思想文化只有融入生产经营，围绕生产经营做工作，才能充分发挥生命线的作用。
3.2 方法
3.2.1 被试
美国被试286人(150男，136女，平均年龄24.19岁)，通过Amazon Mechanical Turk网站招募，完成研究以换取0.5美元报酬。中国被试286人(146男，140女，平均年龄25.29岁)，通过猪八戒(Zhubajie.com)招募，完成实验换取2元报酬。仅招募20岁以上并30岁以下的被试，以保证文化间的可比性。
1.2 方法 70例吸烟哮喘患者分为两组：35例继续吸烟，35例自愿戒烟。所有患者均吸入布地奈德福莫特罗4.5μg-160μg，每次1吸，每日2次，持续用药2个月，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细胞因子IL-4，IL-6，IL-8的浓度。
3.2.2 材料与程序
被试被告知他们将参加两项独立的研究。第一个研究将邀请他们从个人经历中提供一些事例，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材料。第二个研究将询问他们对于不同问题的看法。
第一部分实际为启动操作，被试随机分入“性善组”或“性恶组”，并阅读相应的材料：
(性善启动)人类究竟是本性善良的，还是本性邪恶的，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争论。近年来的一系列心理学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前一种观点，表明人性终究还是本善的。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就会本能地表现出对于他人的关心；即使是面对巨大的诱惑，人们也有可能坚守原则，不去作恶；各种利他的行为，确实有可能出于纯粹善良的动机。
用I2标准溶液制作工作曲线：配成3.20×10-2mol/L的贮备液，用时稀释10倍为标准溶液3.20×10-3mol/L。先在一系列50 mL比色管加入2.5 mL氯仿-冰乙酸（40∶60，V∶V），再分别加入I2标准溶液 0，0.10，0.15，0.20，0.25，0.30，0.40，0.50 mL，摇匀，然后各加入质量浓度为10 g/L的淀粉指示剂0.5 mL，加水稀释至刻度，塞进瓶塞，轻轻摇匀，静置5 min，待分层后取上层清液于波长535 nm处测定吸光度。根据其对应的浓度，绘制工作曲线。
假设2：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人们应该主动行善；
(3)成都平原城市群各经济类型数目呈波动性变化，经济发达型分布在以成都市为核心的县域，经济较发达型分布在成都市区的外围，大部分区域属于经济中等型和经济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边缘地带，但研究区整体经济空间发展格局逐步趋于稳定，呈“凸”字型空间分异格局.从经济实力结构看，从2000年的“金字塔型”逐步转变为“橄榄型”结构.
接下来，被试花五分钟的时间写下两到三个生活中的事例，来支持启动材料中的观点。之后，被试完成了研究2的道德权重评定，以及人性观评定作为操作检验。全部完成后，被试被告知了研究的真正目的。
在人性观方面，与假设1一致，中国被试相比于美国被试更相信人性本善，在外显的层面进一步支持了文化差异的存在。在道德权重评定方面，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中国被试的整体道德权重评定高于美国被试，体现了中国人整体上对于道德行为的强调；其次，中国被试对于善行的强调尤其高于美国被试，这一点符合假设2。不过，从中介分析的结果来看，人性观的文化差异仅能解释上述第一个文化差异，即相信人性本善整体上让中国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但不能解释第二个文化差异，即性善论的人性观并没有让中国人特别强调行善。
3.3 结果
对于人性观评定，2(文化：中/美)× 2(启动：性善/性恶)的组间设计方差分析表明，接受了性善启动的被试(M=2.92，SD=1.90)相比于接受性恶启动的被试(M=4.38，SD=2.40)，确实更显著地相信人性本善F(1，368)=21.67，p<0.001，partialη2=0.11，表明了启动操作的有效性。此外，与研究2一致，文化的主效应显著，中国被试(M=2.97，SD=2.34)相比于美国被试(M=4.34，SD=2.00)，更倾向于认为人性本善，F(1，368)=19.00，p<0.001，partialη2=0.10。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68)=02，p=0.88，partialη2=0.00，表明启动操作对于两种文化的被试具有类似的效果。
图3 文化、人性观启动对道德权重评定的影响
道德权重评定的计分与研究2相同。2(文化：中/美)× 2(启动：性善/性恶)× 2(行为类型：善行/恶行)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参见图4)表明，启动的主效应显著，性善组(M=7.73，SD=0.67)整体赋予的道德权重高于性恶组(M=7.46，SD=0.81)，F(1，368)=5.97，p=0.02，partialη2=0.03。这一效应不受到行为类型的调节，F(1，368)=0.04，p=0.85，partialη2=0.00，也不受文化的调节，F(1，368)=0.04，p=0.85，partialη2=0.00。文化、启动和行为类型的三重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368)=1.74，p=0.19，partialη2=0.01。
3.4 讨论
研究2采用实验法，验证了人性观对于道德判断的因果影响：通过临时强化被试的性善论人性观(相对于性恶论)，被试整体上对于道德行为赋予了更高的权重，表明性善论确实使人在道德上更加严格。但是，人性观和行为种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与研究1的结果一致，性善论的人性观并不会让人特别强调行善。总体来看，研究重复了研究1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人性观对于道德判断的因果影响，但无法解释东方文化对于的行善的特别偏好。
4 总讨论
研究1发现中国人相比于美国人更倾向于持有性善论的人性观在主观评定上更加认同性善论。尽管此前已有许多关于东西方人性观的讨论，但它们大多局限于理论分析层面，且重点放在哲学经典文本的分析；研究则从常人理论的视角出发，表明东西方文化的普通个体在自发生成的朴素人性观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一结果从实证的角度拓展了人性观领域的研究。
在道德认知方面，研究1表明中美被试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道德行为在整体上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即认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都更应该施行。其次，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于规范性道德(行善)赋予了尤其高的权重，甚至高于禁止性道德(作恶)。这一模式与之前的西方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Janoff-Bulman等(2009)的研究发现，西方被试对于禁止性道德赋予的道德权重较高，对于规范性道德的要求则相对不严格。Janoff-Bulman认为这两种系统反映了趋近-回避自我调节系统的差异，但研究的结果无法通过这两种系统来解释，因为此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东方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更加强调回避系统而非趋近系统(e.g.Elliot，Chirkov，Kim，& Sheldon，2001；Heine et al.，2001；Hamamura，Meijer，Heine，Kamaya，& Hori，2009)；研究则观察到了相反的趋势，基于趋紧系统的规范性道德在东方文化中强调程度更高。这种差异表明在趋近-回避系统之外，规范性-禁止性道德还存在其它的影响因素。
东方文化究竟为何特别强调行善，王登峰和崔红(2008)提出了理论解释，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人性观的文化差异；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本恶，因此“是人”很容易，之后就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的利益；中国文化则假设人性本善，因此人们有沉重的道德负担来“做人”，并接受他人的评判。在研究1和研究2中，这种解释未能得到完全的验证。在研究1中，自我评定的人性观确实可以预测对于道德的强调，但这种影响在规范性道德和禁止性道德上都存在，却不能解释为何规范性道德的相对强调程度更高。研究2的启动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模式，进一步反映了人性观的因果影响。总体来看，这些结果表明性善论使得中国被试在道德方面整体上更加严苛，对人的道德要求更高。
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教育部门也出台了各式各样的减负政策，如限制时间、控制作业量、精简课程、降低课标、控制各类竞赛活动等。然而，看似热闹的减负改革一到实践中就纷纷陷入了“按下葫芦又起瓢”的困局，呈现出“明减暗增”、“校内减校外增”的怪相[11]。6O多年过去，多次减负均以失败而告终[12]。没有时间踢球，成为制约校园足球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表3可知，平茬高度10cm和15cm两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它们与平茬高度20cm和5cm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平茬高度10cm和15cm两处理效果最佳。
未来的研究可在几个方向上进行拓展。一个方向是寻找其它的因素来解释中国文化对于行善的相对偏好。一个可能的变量是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型自我结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型自我结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根据他们的理论，西方人的自我结构更偏向于独立型，强调个体相对于他人的独特性，东方人的自我结构则更偏向于互依型，强调社会和谐。东方人对于主动行善的强调，也许正是出于互依型自我结构维护社会关系的动机；这一假设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检验。除此之外，还可以考察其它可能的调节因素，例如道德行为的施行者的特征。此前基于西方被试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对于地位较高的个体更加宽容，对于他们犯的错误更不愿意从负面的角度来解读(Polman，Pettit，& Wiensenfeld，2013)。在东方文化中，人们也许能够观察到相反的趋势；基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观念，东方人对于那些处于优势地位(资源、权力、地位、能力较高)的个体，会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在规范性道德和禁止性道德方面都表现得更严格；这一假设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比较来检验。
在ANSYS软件中用来分析流体运动的是Fluent模块，对直通式截止阀的结构分析不是运用其几何模型，而是需要对其几何模型进行网格划分。首先根据机械结构尺寸利用SolidWorks三维软件绘制出该结构的三维模型。然后由几何模型的外观形状来看，在该分析中的网格划分应采用Gambit模块网格的划分方式，因为Gambit模块网格常用在圆或圆弧模型，同时Gambit模块根据自己的运算可生成复杂流道[1]。在网格划分时，因阀体底部区域受力较大则需要对底部局部地方进行网格细化，故在该区域的网格划分相对要密集一些，划分后的内部流场如图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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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intheViewofHumanNaturebetween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andItsInfluenceonMoralCognition
Wu Yandong Wang Fei Peng Kaip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The view of human nature—that is，whether human nature is good or evil—is not only the focus of philosophy but also a lay theory formed in daily life.Review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hows that Western culture is dominated by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 while Eastern culture is dominated by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This study supported its conclusion through empirical data and found that Chinese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evaluations of human nature was more inclined toward goodness than American participants(Study 1).This difference in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 led to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people in terms of morality，especially normative morality(good deeds)(Study 1)，and this causal relationship was supported by a priming experiment(Study 2).These findings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culture shape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morality.
Keywords：lay theory；view of human nature；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theory of 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prohibitive morality；normative morality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1-0034-06
通讯作者：彭凯平，E-mail：pengkp@mail.tsinghua.edu.cn。
标签：人性论文; 道德论文; 权重论文; 性道德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1期论文;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