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思想是梁漱溟对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给出的建议，这一思想来源于先秦孔学和王艮心学，并受柏格森思想影响。“刚”是饱满的精神状态，有道德直觉地追求利益和行动，它是梁漱溟“三条路向”观点的体现，处于第一和第二路向之间，通过融合中西文化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刚”思想对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仍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刚；路向；文化融合
梁漱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征，全面辩证地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点和不足，认为西方文化是第一种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具体表现为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中国文化是第二种路向，即“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印度文化则是第三条路向——“转向身后去要求”，主张取消、消解问题。与这一认识相对应，在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方面，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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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刚”思想的来源
(一)先秦孔学是其思想根源。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是梁漱“刚”思想的源头之一。梁漱溟在论述“刚”时将其推崇为“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这大概是从先秦儒家刚健进取的整体风格的角度而言的。梁漱溟“刚”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运用。
(二)王艮心学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梁漱溟认为自己“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名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领会”。王艮推崇“天理自然”，其内容是道德的天然自成与道德实践上的不做作、不刻意等，也就是说天理是自然而然的道德本体，但它并不在别处而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种观点与梁漱溟第二路向十分相似。梁漱溟以“直觉”来理解王艮的“自然天理”，“一任直觉，随感而应”便是仁，“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
(三)西方文化对其思想产生外部影响。从“刚”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它体现着一种“奋发前进的风气”，而这一风气正是当时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梁漱溟对于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十分赞同，柏格森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冲动，一种绵延流动的过程，所以他反对以逻辑、概念理解生命和行为，而一任“直觉”，这一观点也被梁漱溟认同和吸收。不过，和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相比，梁漱溟并没有忽视西方文化中的弊病，诸如物欲太强，过分向外求等等。
梁漱溟所谓“刚”的内涵是一种“意欲”，它有高深与浅显两种层次，高者要达到孔子的从心所欲，浅显者则要“往前动作，而次动作最好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欲望的计虑”情感因为直接而最能够表达行为主体真切的感受，所以由此采取的行动也真实饱满，所得到的结果以满足自身真实要求为限度，而“欲望的计虑”则一味地向外掠夺而无关乎自身的真实需要，这便容易使得行为流于肆意。而从梁漱溟对于人身路向的观点来看，“刚”所表征的人生态度实际上处在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进取向前的行动要有“对自己意思的变换、调和”，有反躬求己的道德考虑，另一方面尚未达到脱离了无欲而达到自身精神满足的阶段，这样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似乎也表明了梁漱溟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印象。他认为第三路向即消解问题和要求是最好的境界，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当时的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到这一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印度文化是各有优点的，但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决定了某一文化的适宜与否，西方文化适合当时的世界形势，东方文化适合未来的世界，印度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最终归宿，唯有遵循这一发展规律而不可狂飙突进。这也正是梁漱溟在整个社会倾向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激励推崇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下仍理性把握两方文化特质因而被误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原因，而实际上相较于一味复古，梁漱溟肯定了人们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相较于不提防资本主义弊害而全盘西化的主张，梁漱溟可以说不是保守，反而是理性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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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刚”思想的内涵
“刚”首先表现为人的精神风貌。在《论语》中，孔子告诫子路“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所以用来表现刚健，有力的特征。当然精神风貌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文”从根本上说需要内在心性的“质”来支撑，所以“刚”来源于内在心性的饱满状态。梁漱溟认为“大约欲和刚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动；却是一则内力充实有力，而一则全是假的——不充实，假有力；一则其动为自内里发出，一则其动为向外逐去”。这实际上是要为人之欲望寻找一个根基和限度。所谓“根基”便是“刚”的状态是内在心性的展现，唯有以内在心性为源头外在情状才能充实饱满；所谓“限度”便是在求“欲”的同时要以理智和德性作为判断，以不至于求欲无度。
如果将“刚”与梁漱溟的“路向说”对观，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所谓“欲”便是第一路向，而儒家心性之学是第二路向，“刚”的内涵统摄两条路向，一方面主张进取的、刚健的行为方式，追求建设和富强，另一方面“刚”与道德、理智相关联，因而具有限度。梁漱溟正是在看到西方社会危机的情况下用“刚”这一具有双重内涵的儒学概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作出的建议。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刚”思想是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之下提出的，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该思想的根源和主要的理论来源，西方文化的外向型、进取型特征和西方社会的建设成就是该思想的外部影响因素，而民国初年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和救亡图存的愿望是梁漱溟“刚”思想提出的现实和直接原因。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订单越来越少，价格就被压得更低，景花厂将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局面。阿花像只漏气的轮胎，怎么打气也无济于事了。阿花说我拿什么撑下去啊，就算我养着这些员工，也养不了几个月，金融危机是几个月就能过去的吗？阿花忽然悲恸不已，伏在办公桌上泪如珠落。阿花说，都是我这个老板的错，我只关心美容健身，关心时尚服装，从不关心政治经济，不关心市场走势，要早知道闹金融危机，景花厂及早调头，哪会像今天这样一败涂地呢？
三、“刚”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换应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普遍持一种批判和抛弃的态度，而鲜有采取理性分析和挖掘传统文化价值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遭受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这对于长期封闭、落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当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文化的缺点相比较时，他们往往盲目地全盘接收西方文化。从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慎考察和提倡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在历史变迁中仍然具有其价值。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往往不合时宜，但是其核心内涵却仍然有值得借鉴和在新时代得以运用的意义。
梁漱溟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的“三条路向”，一改中国、印度传统文化只适合于古代传统社会的普遍认识，认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适用时期尚未到来，这便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刚”来源于先秦儒家思想，固然带有传统文化的特质，但是梁漱溟能够发掘其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因素，用以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运用。当今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对中华文明的认可和重新肯定，但是需要有理性的甄别和判断，去粗取精，弘扬真正有利于当代中国发展的优秀文化。
(二)中西文化的融合。梁漱溟“刚”思想的提出，不仅仅是挖掘传统文化价值的结果，更在于综合考察世界潮流和西方社会发展现状，理性分析西方社会弊端的结果。一方面“刚”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看清了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的世界潮流。追求利益的同时要防止求欲过度，所以以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来加以约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保证一国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全球化和国学复兴双重潮流际会的当今中国社会，如何处理好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盘西化已经不行，完全复古也是不可能的，唯有发掘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仍被人们所承认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才是可行的。当然，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认清世界发展潮流，把握发展规律是东西文化融合的前提和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第1版).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11.(第1版).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第1版).
作者简介：刘诚橙(1996.9-)，男，贵州省兴仁市人，西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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