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革命进行到底
1931年9月，我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一个贫农家庭。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14岁的我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八分区唯一儿童代表（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人民代表），参加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6亩土地。土改后的农民积极拥护共产党，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起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我与弟弟参加了八路军新兵团（即翻身团）。我是连队文化教员，1946年冬参加独流战役，指挥一个担架队，火线抢救伤员。1947年我参加了青沧战役。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我负责津浦铁路的一个俘虏转运站，给被俘人员安排吃住，签发路条，让其沿津浦铁路走到敌占区。平津战役时，我担任区长助理，带领2艘船运粮支援前线，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战火考验。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
随军南下到合肥火线入党
由于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急需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决定，今河北省辖区内的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东等5个区党委均配备了一个区党委的架子，随时准备随军南下。每个区党委配备干部3000人左右，总计约2万名。南下干部的编队以各大行政区为纵队，我的家乡大城县属于冀中区，所以在1949年2月，我被选调到冀中纵队干部大队，准备跟随河北军区向长江以南进军。干部大队的任务是紧随战斗部队开辟新区，接管城市敌产，立即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我们纵队负责接管南京、上海、四川，负责人是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柯庆施。
我们行军到正定县后，等候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是否渡江。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南下干部们在正定县集训一个多月，学习毛主席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军事训练，学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取柯庆施作的《怎样做好城市工作》报告、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作的关于石家庄市工人运动和建党的报告、时任河北军区司令员林铁作的有关新解放区政策的报告，并且参观了大佛寺和石家庄大兴纱厂，观看大型京剧《闯王进京》。我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让伙计在上面印上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们每人还领取了一套绿军服和一套灰色干部服。
其三，没有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用途来区分土地用途管制权的内涵。从土地利用规划下的土地类型来看，存在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对于农用地而言，由于其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之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功能，实施用途管制，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显然是土地用途管制所无法回避的应然内涵，这亦是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并为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所明定。
本文作者王文锡在南下前的留影
3月中旬，我们从正定县登上火车前往山东德州。一路上我们不断遭到敌机狂轰滥炸，乘坐的敞篷火车被炸坏，大家只好跳车躲藏。此后不再坐火车，全体徒步前进。十几天时间，我们途经济南、曲阜、徐州、宿县、固镇、蚌埠，一路南下3000余里，于3月底到达合肥。这时，从山东、河南、江苏等地解放区抽调的一批干部也到达合肥，组成金陵支队，由原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宋任穷 （1949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担任金陵支队领导人。
23日下午，我们抵达南京北大门浦镇，潜伏在江堤下面，等待傍晚强渡长江。江面风疾浪大，我们把军衣的扣子解开，如果掉下水也方便游泳自救。敌机密集轰炸后，需要飞回基地添加燃料和弹药。我们趁着短暂空隙，突击乘坐木船到达长江南岸登陆。晚上，我们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城，夜晚入住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宿舍休憩。
4月23日深夜南京解放，次日上午，一面鲜艳的红旗插在了“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迅速落地，宣告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我和战友们怀着好奇心，前往“总统府”探个究竟，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到处乱七八糟的。我还在蒋介石的座位上坐了坐，过了一把“总统”瘾。
4月21日夜晚11点钟，上级命令我们赶赴南京浦镇渡长江。我们轻装上阵，将能丢弃的东西全部扔掉，连夜从肥西出发，绕道肥东、巢湖柘皋、全椒等地，冒着大雨跑步前进。
急行军奔赴南京浦镇渡长江
综上所述，此格式中的“到”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在共时平面的体现。“到VP”隐喻到达终点，表示A的性质或状态不是模糊不可度量的，而是到达了某个趋向定量，“到”的语义沿着“到达地点—到达时点—到达（某种）程度”的轨迹虚化。VP和A的关系越抽象，“到”的动词性越弱，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功能标记，“到”表达了A的性状动态变化的过程。
急行军时，敌人数次袭扰我们。在全椒县荒草圩，国民党地方武装狙击我们，双方打得很激烈。深夜我们找到一些稻草，躺在农民家屋檐下休息。稻田草丛中闪烁着亮晶晶的萤火虫，我们北方兵第一次看见萤火虫在空中飞舞，感到很新奇。丘陵地带水田多，雨夜走在田间小路上，道路泥泞，大家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就摔成了“泥猴”。路过全椒县城时，大雨滂沱，周围黑灯瞎火，看不到人影。我们饥寒交迫，这时发现远处有一点灯火，我和几个战友跑过去一看，原来有两个老乡在做豆腐。我掏出2块银元，把几板豆腐全部买下来给大家充饥，真有雪中送炭的感觉。
随着医学影像学的不断进步，临床上诊断疾病的医疗仪器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在惊叹医学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会为仪器繁多的种类而苦恼。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在诊断的时候不敢“一锤定音”。患者也更加相信具有科学依据的诊断，医生不得不安排患者去做各种仪器检查，明确病因，才能对症治疗[3]。
4月15日，在合肥南土街一所民宅里（今宿州路20号），一张印刷的中共党员入党誓词被贴在西北方向的墙上（延安方向），我的入党介绍人——河北省大城县第七区区委书记李庆庭、大城县政府教育科长李杰领着我举起手，李庆庭念一句，我跟念一句：“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期间，从南京飞来的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和扫射声传到室内，我们照样念完誓词，然后李庆庭说：“今天是4月15日，你已经入党了，预备期半年，因为马上进行渡江战役，今后在什么时候能见面很难说，所以介绍你入党。”之后我们3人匆匆撤出来，进入包公祠边上的城墙防空洞躲藏。极其巧合的是：我入党的地点就在我后来长期工作和定居点——安徽电影制片厂附近。
由于合肥刚刚解放，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白天敌机从南京起飞轰炸合肥，晚上暗杀、爆炸、抢劫等恐怖暴力活动频发。我们在合肥城里住了一个星期后，便奉命撤到肥西农村后老岗。
奉命接管国民党电影厂
4月24日天刚亮，部队集合宣布：“王文锡、李志民、聂延春，去接管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接受任务后，我们3人由中共地下党员张启德领路，在2名武装战士的陪同下，乘坐美式吉普车，赶到中山门外孝陵卫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代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管。解放军战士守住大门，集合国民党电影厂留守人员八九个，宣布政策，贴封条，写告示，登记人员，清产物资。一个国民党留守负责人说：“欢迎欢迎，倒茶倒茶。”一个留守人员用讽刺的口吻问道：“我这里没有苏联茶，有美国茶，你可喝？”我没有吭声。另一个留守人员接着讽刺我：“你可懂电影啊？”那时候，大家对电影都很陌生。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奉命来接管你们的，如果你们不同意，从孝陵卫往东走几十里路，就是汤山，那里还是国民党占领的地方，上海也没有解放，你们完全可以走嘛！”
接管国民党电影制片厂后不久，我就从部队转业到南京电影院任经理，曾陪同陈毅、粟裕等首长看过电影。我与李志民都是河北省贫苦农民的儿子，参加渡江战役并接管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后，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踏入电影圈，终生从事无比挚爱的电影事业。
按照上海华东电影公司计划，我在安徽建好电影公司后，去山东青岛，与苏联代表共建苏联在华的一个电影发行机构。因与安徽同志相处愉快，我后来就留在了安徽，1958年担任安徽新闻制片厂筹备组组长、安影厂办公室主任兼生产调度室主任。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安徽电影制片厂下马，我被调到北京，拟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驻东南亚（印尼）总代表，因母亲生病未就任。此后，我在安徽历任安徽电影摄影站站长、安徽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安徽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为安徽省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城乡规划还有点瑕疵，还需整理。例如：大道两侧还有居民区，斑块农田路、渠、林散乱等。同时，耕地的多重功能作用宣传力度不足，特别是农作物具有生态氧吧的作用没有及时做好宣传。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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