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待客之道是指慷慨并善意地接待和招待来宾或陌生人。随着人类社会向后现代性的转向,待客之道没有既定的标准或其所涉及的期待值,失去了它早先的大部分意义。只有将待客之道视为具有目的和相应美德的道德惯例,才可以既满足传统概念的理解,又展示当今的后现代性。作为道德惯例的待客之道,不仅仅是遵循特定的程序或规则,也是一种涉及与他人交际相遇的行为及其特征,它既从传统而来,也从惯例存在的制度中来,还从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而来。待客之道对于跨文化交流的价值在于把文化对话作为一种惯例,寻求有效交流的方式和手段,着眼于人类未来的繁荣开展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关键词：待客之道;道德惯例;道德实践;跨文化交流;人类繁荣
在当代世界——即我们所说的后现代时期,统一性如何才能变得可能?后现代性挑战规范和常规,挑战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挑战宏大叙事——总而言之——挑战所有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的方法。并且,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的后现代性,似乎会挑战任何想要试图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对话或以任何方式提出独立于语境的方法。我们对此回应的方式不应集中在理论上,而应集中于惯例上,并观察可能从惯例中推断出什么。因此,我想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惯例上,它近来已经被叙述过多次,并被建议作为对话的特征来看待——这就是待客之道的惯例。在本文中,首先讨论待客之道的本质,为什么人们必须对客人款待周到,并且在某些方式上,待客之道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其次提出待客之道应当作为一种惯例来被理解,并且相应的“好客的”特征应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最后我将论证,如果我们理解待客之道是一种惯例,它会使我们决定殷勤好客是否恰当,以及待客之道如何为人类繁荣和跨文化对话等作出贡献。
当今的待客之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哲学对“待客之道”这一概念的兴趣越来越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苏联解体、欧洲中东部各种“天鹅绒革命”之后,人们被世界主义理论吸引。这种对世界主义理论的兴趣将人们带回到康德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论》中,“普世的待客之道”作为“宇宙政治体系”的先决条件。因此,丹麦的哲学家彼得·坎普在其著作《世界公民教育的理想》中,将待客之道作为国际法的构成部分,而国际法正是基于世界主义来建构法律知识。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这也和玛莎·努斯鲍姆关于世界主义的著作相关。[注]Martha Nussbaum，“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BostonReview,October-November 1994 (19); and reprintedinForLoveofCountry?Boston：Beacon Press, 2002.对待客之道关注的第二个原因是雅克·德里达对这一概念的不同感观的讨论[注]Jacques Derrida,OfHospitality：AnneDufourmantelleInvitesJacquesDerridatoRespond,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OnCosmopolitanismandForgiveness, trans.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London：Routledge, 2001.以及间接地因为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注]Emmanuel 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trans. Alphonos Lingis, 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and OtherwisethanBeingorBeyond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1981.。德里达关于待客之道的伦理和政治著作的关注点,是扎根于他对列维纳斯关于他人彻底的差异性深思熟虑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期待回应当代政治事件所驱动。对这一英美哲学传统有兴趣的第三个原因是,待客之道的概念似乎与当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些问题有关,例如:战争的长期影响、内战、贫穷,特别是移民现象、流离失所的人们和难民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德里达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建立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和性格的培养。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前提是假设这一概念至少对于当今世界的伦理和社会生活是有用的,尽管这不是关键。
何为待客之道?这一概念是有疑义、含糊不清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阐释,甚至争论它的词源。它和希腊语中的Xenia以及拉丁语中的hospitalitas相同,这一术语自中世纪起就出现在英语词汇中。牛津英语词典关于这一术语的标准定义是：“慷慨并善意地接待和招待来宾或陌生人。”
虽然一般被看作是处理世俗问题的东西,但是很有趣的是,待客之道和宗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西方宗教传统中,待客之道一般包括一个家庭对于陌生人或客人的欢迎——确保远道而来的客人不仅仅能得到食宿,而且还会被带入家庭的氛围中。在一些伊斯兰传统中,主人被告诫倾其所有来招待客人——将客人视为家庭最重要的成员——甚至达到“无主”这种程度。类似的待客之道的例子也可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发现。基督教的灵魂作家亨利·卢云写道:“如果有任何观念值得恢复到其原有的深度和令人回味的潜能,那就是待客之道的观念。”[注]Henri Nouwen,ReachingOut：ThreeMovementsoftheSpiritualLife,Garden City：Doubleday, 1975.
然而,关于待客之道的哲学讨论却相对很少——或许是因为它常常被认为是其他道德活动中的一部分。尽管待客之道出现在斯多葛的传统中,也被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及,但它似乎不是许多中世纪或当代思想家的主要关注点。[注]Georg Cavallar,TheRightsofStrangers：TheoriesofInternationalHospitality,theGlobalCommunityandPoliticalJusticesinceVitoria,Aldershot:Ashgate, 2002.沙夫茨伯里将待客之道称为“人类广泛的爱,陌生人的安慰”,但也仅止于此。或许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记叙存在于伊曼纽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但是康德给出的定义相当贫乏,仅仅说明待客之道是“陌生人在其他国家的权利,不被当成敌人对待只要他行为举止和平”。
从各个省市发展趋势上看，2014-2016年间，天津、浙江、上海三年间ZX值均保持为1；处于上升趋势的有海南、吉林、江西、河南、广西、湖南、重庆，共7个省市；处于下降趋势的有贵州、内蒙古、四川、新疆、辽宁、黑龙江，共6个省市；处于下降-上升阶段性发展的有北京、安徽、西藏、河北、山东、山西、云南、陕西，共8个省市；处于上升-下降阶段性发展的有江苏、青海、广东、甘肃、福建、湖北、宁夏，共7个省市。由此可见，不同省市的效率变动情况并不相同。
因为受到康德(和后现代主义者)的重视,待客之道的惯例倾向于根据给予者和接受者来进行定义。直接的待客之道的“接受者”是陌生人或客人。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模式,并且它不适合许多待客之道惯例的传统。而且,在之前的描述中缺少的是,为什么参与到惯例之中,其他的惯例、制度或传统在当时所受到的影响又是什么?这一点,加上把待客之道作为有目的的惯例,或对共同利益——诸如人类繁荣有贡献,而不仅仅是某人接受他人的东西——表明待客之道的理解是更为个人主义的。相反,我们认为它是以复杂关系和相应的道德为特征的。
对于一些惯例来说,目的纯粹是惯例内部本身的,或者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惯例中,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将待客之道视为道德惯例,那么其结果就是所有道德惯例的目的:人类繁荣,人类的增长和发展。
然而,这一义务的准确本质和外延是不清晰的。它是严格的职责吗?还是有缺陷的呢?(我必须对所有人好客,或者我可以选择何时、何地,对谁好客?)这是类似于命令“彼此相爱”——去“做善事”(如康德所理解的那样)，或者这仅仅是一件好的或值得赞扬的事情?好客是否必须有界限?若有的话,依据是什么?“无辜的威胁”(比如携带传染疾病者)又该如何处理?或者对于什么都不知情的待客的主人来说,是否所有类型的陌生人或客人都是道德平等的呢?慷慨待客是否是自大呢?因为它假设这是那个人的地盘,所以他该这样做?我们是否都有权利去展现或表达好客,或我们有时必须遵从更高层权威的意见?接受好客之道的客人又该期待些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而且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回应。但应该有方法将这些回应进行分类,并建立起一些通用标准。如果我们将待客之道视为道德惯例,具有目的和相应的美德,我们应该有一个解释,它既满足传统概念的理解,又可以展示当今的待客之道。
2.5 TEX14与部分抑制乳腺癌转移基因mRNA表达相关 TEX14与10个抑制乳腺癌转移基因mRNA表达的相关性中，乳腺癌TEX14与BRMS1、CD82、KISS1、TIMP1mRNA表达量均呈负相关，即随着TEX14 mRNA表达量升高，TIMP1、BRMS1、KISS1、CD82mRNA表达量降低，见表3、图5；TEX14与CDH1、IGF1R、NME1、PTENmRNA表达量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TEX14与SYK、TIMP2 mRNA表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作为道德惯例的待客之道
这一声“姐”，道出了学生对我的教育满满的信任，只因为作为一名政治教师，我把“使学生正直和聪慧”作为我努力追求的目标。所谓聪慧，即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所谓正直，是指有德行、有正气、有正义。相较于聪慧，我认为正直对一个人的人生更为重要。所以，走上讲坛后，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挖掘教学中的育人因素，努力为学生成为一个正直之人点燃指引的明灯。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政治知识，但依然记得上课时的激情与快乐，依然记得在我的课堂里学会的“梨本无主，我心有主”的价值坚守，记得“态度决定高度”的人生格言。
为何需要好客?从以上我们所例举的言说来看,一部分人是因为宗教义务，这是人对于上帝要求信徒履行集体义务的一部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可能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本分——鉴于我们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尊重,或给予人类尊严的内在价值。我们被道德约束,需要以特定的方式对待他们,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困境时。对于康德来说,普世的待客之道是基于(也限于)权利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据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权利。人们可以想象,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待客之道(在不同程度上)是对功利主义模式的一种恰当回应。例如:作为更普遍性的义务去帮助他人减轻痛苦,或展现慷慨,或显示正义。德里达认为伦理即为待客之道。待客之道还可能涉及到政治或其他更为谨慎的原因。
如今,待客之道似乎失去了它早先的大部分意义。在一些宗教团体中,它仍然被视为首要的义务,然而,在涉及到西方国家日常生活时,它普遍缺乏“特有的神圣”,人们对它的期待也不再“特别严格”。甚至在19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亨利·西奇威克注意到“在文明的进程中,‘待客之道’已经变得奢侈”。定义“待客之道”并精准地判定这意味着什么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并没有既定的标准或其所涉及的期待值。但无论如何,以上所引用的一些作家关于待客之道的界定可以用来作为讨论的起点。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文学批评功利化中的主体性迷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商业气息弥漫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文学批评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批判和介入功能。[4]取而代之的，是“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有偿批评”。批评家的责任在商业化浪潮中淹没了，其主体性在文学批评的功利化中迷失了。
尽管这个概念含糊不清,但很明显待客之道是一种惯例。我们可以说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待客之道的规则——规定了主人的义务,同样也规定了客人的义务(例如:关于主人所提供的,客人多久可以收到;什么是客人可以合理期待的,对主人表达感激的重要性和方法,等等)。这些规则是惯例内部的,但是也同样反映了惯例所发生的社会制度的标准(比如宗教传统),有时这些规则会相当复杂。并且,和其他所有惯例一样,待客之道必须有一个结果或目的。
将待客之道理解为道德惯例不仅仅是将其视为遵循特定的程序或规则的问题。规则和原则对于好客的人来说是不够的,也可能是不必要的。好的主人知道如何行事。当待客之道是一个惯例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件独立的或特殊的东西。惯例不存在于抽象中,也与其他所有惯例相独立。事实上,待客之道似乎是一种任何涉及与他人交际相遇的行为。那么,好客,就需要考虑大量的惯例和制度,以便特别的情况能有一席之地。根植于这些惯例的待客之道从中吸收了特有的特征。但以上所说的作为道德惯例的待客之道,拥有一个目的——人类繁荣。这一目的帮助参与者评估自身的行为,同样也评估这些行为所发生的惯例和制度,并决定这些是否也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我们如何表现以及对谁表现待客之道,我们对自身的期待以及对他人的期待,什么时候是必须的,什么时候是非强制的,主要取决于“提供”和“接受”待客之道发生的地点的制度和传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待客之道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
当然,惯例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应的美德。恰当的待客之道是一个人的优点或美德(因为可以“做一个好的客人”)。它在行使时通常会涉及一些实际的道德美德。此外,这等同于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具体取决于在惯例中出现的传统和制度,对待邻居好客涉及的行为和关系比对待陌生人或雇主多的多。但是,相互欣赏、感恩、尊重等等,仍然是其特征。而且,恰当的待客之道需要遵循一种方法,而过度的好客或过于吝啬则是失败——这也可能成为道德失败。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损害主客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可能损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损害在整个制度内的惯例状态。作为一个优秀的主人——即“好客”的主人——也有可能被视作遵循此方法的表现。这些当然也仅限于待客之道。然而,一个人好客——即展现热情款待——的方法的局限性,是与具体情况“相关的”。
毋庸置疑,我们所说的待客之道作为一种惯例,是一个人提供款待,另一个人接受它。然而,我们的观点是这不会使参与的双方筋疲力尽。因为双方都是参与者,惯例是一人从另一人处受益,而事实上,双方并不存在于一个对称的关系中。主人款待是因为客人的到来和出现已经将主人处于义务之下。而客人接受款待,部分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惯例要求客人必须接受(否则就是对主人的冒犯)。客人被期待向主人表达感谢，尊敬或感激。但是表达感谢的并非只有客人一方,主人通常也会感谢客人。因此,在主客双方甚至更多关系中形成互动。待客之道不仅仅涉及一方对另一方的关注和重视,而且还假设了双方互相尊重,尊重必须得到回应。这也不是可以将待客之道缩减为一系列相遇的惯例。因为当待客之道在文化中作为一种惯例被知悉时,它知会了其他惯例,同时也是对那些可能成为陌生人或客人的一种保证。那么,待客之道的惯例就不仅仅涉及主客双方,而且也是整个社会惯例和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将这一惯例视为——基于相互尊重并以此为条件——解决了一些针对待客之道的批评。
待客之道对跨文化对话的价值
这样的待客之道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应把待客之道视作简单的主人“款待”客人或陌生人“接受款待”,而应看成是主客双方定义和建立关系——看成持续一项超越特殊相遇的传统。欢迎客人的主人不将自己凌驾于客人之上,不会像父母去欢迎一个远途归来的孩子那样做的更多。这无关一方想要建立或控制关系,因为主客双方在此惯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互相尊重,因为道德的载体就是他们自身,致力于一系列的实用和道德美德。
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财政投入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对水利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强化水利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我也说过,待客之道的惯例并不是自成一格的,这一惯例本身存在于一系列更大的惯例之中。因此待客之道作为一种惯例来说有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是从惯例本身的理解中得来,从参与道德实践而来,从将待客之道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而来,从这一惯例存在的制度中得来,从待客之道的整体终极目标——人类繁荣中而来。待客之道作为一系列道德、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的集体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待客之道却不仅仅是伦理方面的,也不仅仅限于这些活动。
首先,我们注意到对话是一种惯例。这一惯例通常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建立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优越感,或者证明一个人的自身观点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对话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但同样欢迎他人的观点和贡献——这需要倾听、开放以及意愿来交换和重新评估一个人的自身观点。若这对一般的对话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跨文化的对话也应是适用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都不具有优越感,都应当彼此倾听,彼此开放,努力交换彼此对问题的看法,并从对方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从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内容。而不是认为自身的文化就是“真理”的化身,从而把自身文化所秉持的观点、态度和立场凌驾或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
其次,待客之道作为一种惯例在对话中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开始和寻求对话的一种手段。它始于互相尊重,涉及“接纳”他人,以及与他们建立关系。它需要相互关系以及认同参与到对话的双方均有责任。它是一种参与者不仅仅需要贡献,也要接纳的惯例,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应怀有感恩之心。但它也是一种被其他制度和惯例所支配的,诸如参与者所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特殊的情况有着特殊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将待客之道用我所建议的方式来看待,那么它肯定存在于任何真正努力的跨文化对话中。也就是说,在参与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各种文化之间应该学会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彼此认识到各自的文化都是“真理”的一个部分,都对“真理”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要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自身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都受到各自的惯例和制度的支配。只有从促进人类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高度,超越彼此的地域经验和制度传统,才有可能达成更多的文化“共识”,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Hospitality,DiversityandUnity
Written by William Sweet, Translated by LIU Y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Antigonish, Canada, B2G 2W5)
Abstract：Lexicologically, hospitality means the liberal and good-willed recep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guests, visitors, or strangers. With the shift of human society to postmodernity, the hospitality has no established standards or expectations, and loses most of its earlier meanings. Only by treating the hospitality as ethical practice with purpose and corresponding virtue can it satisfy bo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he present postmodernity. Hospitality as an ethical practice is not only seen as following a specific procedure or rule, but also as an ac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at involve encountering with others. It comes from both tradition and convention. In the system, it also comes from the ultimate goal of human prosperity. The value of hospitality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es in the need to use cultural dialogue as a practice, to find the ways and mean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to focus on the future of human prosperity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exchange.
Keywords：hospitality, ethical practice, moral practi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uman prosperity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8)06-0078-05
收稿日期：2018-05-10
基金项目：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战略研究”(17JZD055)；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资助项目(苏教社政函[2018]18号)
作者简介：William Sweet,哲学博士,加拿大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教授,国际价值与哲学学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译者为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DOI：10.19411/j.cnki.1007-7030.2019.01.009
(责任编辑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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