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执政党的自身治理能力是实现政治体系稳定，以及衡量该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准。从列宁严格治党的执政党治理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治理方略，无产阶级执政党治理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追溯其源头，列宁在认真审视执政地位带来的新挑战和改造党全部工作的新使命后，选择了严格治党，并将其作为执政党治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形成了理论治党、组织治党、廉洁治党、监督治党和制度治党的治理形态。深刻把握列宁的执政党治理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执政党治理；列宁；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价值
政党自身建设是现代政党政治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16），明确了新时代执政党自身治理的方向。面对新形势，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环境更加复杂，考验更加艰巨，执政使命也更加伟大。但如果“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2]（P350）。回顾历史，列宁在新执政环境映照和新执政使命的时代吁求中选择了严格治党，开始了执政党治理的艰难探索，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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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探索执政党治理的现实考量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正确审视俄共（布）所面临的复杂执政生态环境与新执政使命的基础上，在党的建设中坚持优化政党功能，选择了严格治党策略，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并在新型国家建设的探索中将严格治党作为执政党治理的核心理念。
1.“执政党的引诱力”与“不正之风”侵染的执政生态环境
执政生态环境影响着执政党治理理念的生成，特别是由执政而引发的“引诱力”和“不正之风”等因素的影响。俄共（布）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很快就遇到了国家机器这一强有力工具的双重考验。一方面，掌握国家政权使党的威信与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过去的革命党变成了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拥有极高威信和握有决策权的执政党，就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3]（P19）。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转换使党成为公开、唯一合法的政党。革命胜利后的建设工作迫切需要更多力量加入执政党。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变化，及时修改、制定新的纲领和政策，保持常态的政策供给是党巩固执政基础，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执政党面临着如何大量、公开地吸收真正的党员的问题。在列宁看来，“执政党的引诱力”兼具正向与负向的双重作用。社会主义建设的确需要这些人才，但同时，一些旧党派的成员、旧官吏也会打扮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人“有过去工作的经验”能够“很快地上升到苏维埃、军事、工会和党的高级岗位上来”[4]（P52），对党的执政地位形成了潜在的威胁。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遭遇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围攻，关键时刻也有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而脱离党。这引起了列宁的忧虑，他对党员数量的激增感到担心，并认为其中存在相当大的危险。为此，列宁对全党发出指示，要求高度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坚决并彻底地清除混进党里来的人，彻底清除党内那些一心想借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的人，把执政党建成“一个不让混入的分子有立足之地的政党”。为实现这一目标，列宁通过修改党章而严格党员标准，开展专门的清党运动等严格治党的措施，以有效应对“执政党的引诱力”伴生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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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面对接收机关、发展经济与巩固新生政权等大量工作，执政党还没来得及开展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大量的旧的腐朽思想就已开始侵入党内，使执政党内开始出现一些“不正之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旧官吏、职员等群体进入党内，将旧有的一些官僚主义习气和不好的作风带进党内与国家机关，以至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精神的束缚和浸染最严重”。二是有些党员革命胜利后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党员优先权”思想等，同时还沾染了“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5]（P590）的官僚主义习气。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党员存在着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三是有些党员干部认为革命胜利后应当捞取执政的好处，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现象。列宁严肃警告道：“我们这里到处都有贪污行为。”面对诸如此类的不正之风，列宁强调必须要严格治党，甚至提出对混到共产党里来的徇私舞弊、违法乱纪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及其他败类“需要用恐怖的清洗办法：就地审判，无条件枪决”[5]（P515）。当然，繁重的建设工作还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在执政局势稳定后，列宁便对一部分人的恶劣行为采取了严厉措施，同时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
2.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与“改造党的全部工作”的执政新使命
实现执政使命首先必须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并不断改善党的工作以适应新的执政任务与使命。俄共（布）执政后，党员社会成分复杂，各种错误思想仍然存在，党内开始出现“分裂”的危险，这直接威胁到党的执政使命的实现。一方面，由于俄共（布）执政后党员的社会成分更加复杂，中央领导层多以知识分子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做到完全无产阶级化，致使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宗派。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入党内，在党内拉帮结派以达到从内部破坏党的目的，严重危及党的团结统一。在列宁看来，派别活动会加深党的分裂，只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党才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案，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特别强调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党员，就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坚持严格治党和执行铁的纪律成为消除派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手段。
列宁在面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实践时，选择了严格治党，并在实践中探索了如何全面加强执政党的治理。直到晚年，他还在思索执政党的治理方略，力图进一步优化中央委员会构成，改革与完善党内监督，建立党内监督与行政监督一体的监督体系，并且警示全党要防止党内分裂，加强监察制度建设。这些理论与思考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党治理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随后，党的历届党代会报告都强调了从严治党，并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切实措施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期坚持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11]（P22）。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架构上逐步完善，在实践内涵上逐步丰富。从理论层面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列宁执政党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从严格治党到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从全面治党的初步探索到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党理论体系的形成。“全面”从实践内容方面来看涵盖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从治党主体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治党责任。从治党实践来看，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全覆盖形成治党新常态。从严才能全面，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各个方面都落实从严的要求，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才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实现对列宁全面严格治党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二、列宁探索执政党治理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判断了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不断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能力进行全面调适和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新论述，明确了新时代执政党治理的方向。列宁在极其复杂的执政生态环境中所进行的执政党治理探索，尽管有些内容没有能够得以充分展开，但仍然对我们进一步强化执政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1.通过“举旗帜与强教育”来“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形成理论治党架构
“纲领是政党的行动指针，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整合社会的旗帜”[7]（P201）。理论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关键，决定着执政党的性质与本色。列宁面对党执政后所处的复杂环境，正视党可能会变质的风险，通过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保持党的本色，强化理论治党，确保执政党不变质、不变色。
面对各类社会思潮，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强化“共产主义教育”来“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确保党的纯洁性，并初步形成了理论治党的架构。理论治党，一是高举理论旗帜，凝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党永保生命力之所在。列宁强调“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5]（P155）。执政后的俄共（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及时修改、制定新的纲领和政策，通过吸纳党员和清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以及清除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凝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党吸纳了20多万最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入党。实践也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可靠的领导骨干。二是开展理论教育，培育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与苏维埃政权忙于应对严重的军事斗争。而此时，执政党的党员队伍规模却在急剧扩大。执政党并没来得及对这些新加入的党员进行哪怕是初步的共产主义教育，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加入的党员理论修养水平很差的现象。在军事斗争相对缓和后，列宁及时强调党的总任务是提高全体党员的觉悟，加强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并要求将其作为全党“头等重要的任务”来抓。随后，俄共（布）通过在全国设立各级党校、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展党日活动、利用媒体扩大理论宣传等形式对党员全面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从思想上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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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严标准、严清党、严纪律”加强组织治党，夯实政党治理的组织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并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列宁一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集中统一的组织。因此，为锻造一支强有力的党员队伍，党员标准需要因时因势而不断提高，并以严标准来吸收“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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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列宁始终强调务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探索制度治党。一是修改与完善党章。党章是党组织形式和准则的总的决议，是党的根本法规。面对执政环境的变化，党章的修改与完善成为制度治党的首要选择。在列宁的指导下，俄共（布）八大和十二大通过了两部党章，进一步严格了党员入党条件，首次规定了党员预备期并设立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成为执政条件下治党的总依据。二是健全组织制度。列宁主导修订的执政时期的党章规定了党的组织制度，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申了党代会的功能，并取消了一切党内派别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时还完善了党内选举，强调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三是建立党内监察制度。面对各种执政风险，列宁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9]（P288），俄共十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增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其功能、职责作了制度性安排，强调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区域、各省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与同级党委会平行。四是探索党内民主制度。其核心就是重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参与管理权等，要求“在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上，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4]（P56）。另外，列宁还通过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建立监督制度、推进选举制度等方式探索党内民主的有效形式。尽管许多好的制度，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制度治党理念的探索却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寻求治理的治本之策提供了镜鉴。
3.以“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是“可耻的行为”来强化廉洁治党，提高清廉效度
廉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追求，因为它没有任何私利。而腐败则是执政党身上的毒瘤，会极大地侵蚀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注意到这一问题，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要遏制某些人肆意作威作福的行为，否则这个党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
执政后的俄共（布）面临复杂的环境，既有执政利益的诱惑和旧的腐朽思想的浸染，也有共产党员自身修养的问题，廉洁治党成为现实选择。基于此，列宁提出，一是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特权等腐败现象，领导建立廉洁政府。俄共（布）执政后，特别是国家机关内大量出现了诸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追求特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作为执政党，列宁强调要认真清除旧的机关残余，党的工作应该是努力清除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为此，列宁通过清党、取消特权、改革机构、党政分开等方式探索建立廉洁政府。二是依法惩办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推进廉洁政党建设。用法律规范政党权力运行，明确党员权力的使用边界，有效避免了利益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党群利益博弈现象。列宁把贪污受贿称之为“地道的俄国现象”，并将其宣布为共产党人的最大敌人之一。在列宁的领导下，党先后颁布了《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关于贿赂行为》等16个相关法令，初步实现了在反腐问题上的有法可依。依法惩处腐败行为的关键在于严格执法，例如，当列宁得知4个干部因受贿只被判了6个月监禁的处罚时，认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这是可耻的行为”，那些审判人员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开除出党”。三是通过教育、监督等方式预防腐败，提高政党廉洁效度。列宁坚信“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强调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来解决“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5]（P588）的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同时，列宁还强调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反击贪污受贿斗争的胜利，逐步构建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行政监督一体的监督体系，切实提高了党的清廉效度。
4.构建“真正的，普遍的监督”推进监督治党，增强政党治理实效
对于执政党而言，执政“引诱力”问题对做好全面监督工作提出了极高要求。但如何真正落实监督，则是对执政党的最大考验。为此，列宁提出要实施“真正的，普遍的监督”，切实提高政党治理实效。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旧官僚机构习气及各种腐朽思想的存在，使党面临着巨大的执政风险。为此，列宁强调监督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列宁提出，一方面，要通过确保监察机构的独立性来建立真正的监督机制。国家监察机构建立后，列宁就将建立党内专门监察机构的任务提上日程。1920年，俄共（布）九大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确保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可以实现“不顾情面”的真正监督。另一方面，依靠群众来实现“普遍的监督”。党的群众路线确保了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列宁强调要接收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领导机构，实施直接监督。同时还要扩大群众监督，必须让广大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对党员实施最严格的法律监督，对违法者“严加审判”。此外，还要注意舆论监督，要利用报刊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努力探索全面、立体的监督体系。
1.2.4 拟南芥的转化 使用农杆菌介导的花序侵染法，对拟南芥野生生态型Columbia进行转化。待拟南芥种子成熟后即可分批采收，收获T0代的种子置于多个经标记的离心管中保存，进行筛选鉴定。
5.务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来推进制度治党，探索政党治理治本之策
同样，执政后的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仍然是让“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入党。列宁通过实施“严标准、严清党、严纪律”来夯实政党治理的组织基础。一是要严格标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8]（P215），要尽力吸收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而对非工人阶级分子进行极严格的考验。列宁认为党的主要工作不是扩大党，而是从内部加强党。依靠党员干部自觉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远远不够，还必须建立刚性纪律约束。为此，俄共（布）八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入党条件，并规定了新党员的预备期；俄共（布）十大延长了党员入党的预备期，并对新党员的介绍人提出了严格要求，防止其随意地将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介绍入党。二是要严肃清党。主要做法是通过重新登记，有组织有计划地清理。要求对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党员不予以登记，对其他党派或者旧职员出身的党员“应当逐个进行特别的审查”，而对“真正的工人”“劳动的农民”的重新登记要尽量简化手续。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党，俄共（布）提高了党员队伍质量，让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三是要严守纪律。列宁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要求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同时，对违法乱纪的共产党员的处罚应比对非党人员更加严厉，如果执政党包庇“自己的”坏蛋，那就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3]（P54）。
列宁从理论、组织、廉洁、监督和制度各个方面初步探索了执政党的治理路径，确保了俄共（布）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时期的健康发展。但时代留给列宁的探索时间太短，他在晚年时也意识到了执政党治理在很多方面还有不足，一方面忧心党内的分裂，指出自己对斯大林能否“永远十分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一职位上调开”，任命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3]（P339-340）的人来担任。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现有的监督体制的弊端，建议改进党的监督机构设置。但遗憾的是，列宁的建议没能引起重视，致使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直接影响到党的团结统一，后来甚至走向了个人集权，从而使列宁的执政党治理探索留下了许多历史遗憾。
三、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执政党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不断优化执政党自身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基础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境遇和新问题，在吸取列宁主义政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创新，逐步形成了从严格治党到从严治党、从全面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飞跃。
1.从严治党是对列宁“严格治党”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理论只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锻造出领导革命的政党。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治理的核心理念。列宁虽然没有使用过“从严治党”这个概念，但他处处强调严格治党。从列宁的治党理念来看，核心是治，关键在严，始终强调官僚主义、贪污受贿、投机分子等影响执政党生存的不良因素若不治理就不会自动消失，必须与之做坚决的斗争，甚至是长期斗争。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严格治党的优良传统，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0]（P214），通过整党、整风运动开展严格治党的实践探索。延安整风成功优化了党的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功能，克服了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之风，为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面对全新的执政生态环境，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利益诱惑而腐化变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实现了对列宁严格治党理念的提升与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从严治党的方针，并在此前就开始从组织上坚决清理“三种人”，严格党员标准，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规章制度强化制度治党。成立各级纪律检察委员会严肃党纪，并建立依靠教育与法制反腐的机制等，从不同方面发展了列宁的执政党治理理念，成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严格治党到从严治党，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党理念在理论内涵上得到了深化与发展。
2.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列宁执政党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还要“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6]（P132）。面对全新的执政环境，列宁提出，要防止党成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阶层”，就必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以适应执政要求。一是要改进党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有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改变旧社会。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就及时地强调要注意党政分开，执政党实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二是要改进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仅要加强对所有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还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使广大党员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三是要改进党的组织工作。革命时期，加入党面临着革命的考验，而执政后因革命而牺牲的考验在降低，但却会有“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的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列宁强调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并开展了严肃的清党工作。四是要改变党的中心工作。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夺取政权。执政后，党的中心工作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建设，并要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际的成就”。五是要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5]（P626）。一方面要真正地引导人民群众前进，另一方面要加强群众监督，坚决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共产党员变成官僚主义者。“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表明，列宁具有深刻的忧党意识，严格治党必然成为这种忧党意识牵引下的实践指向。
3.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治理实践的新形态
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1]（P66）。列宁在全新执政环境下，通过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让“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入党、坚决反对贪污受贿行为、建立严密监督体系等方式推进了执政党的治理实践，使俄共（布）渡过了执政危机，巩固了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从严治党，在治党的历程中既有重视思想建党的探索，也有组织管理的强化，还有制度管党的努力，更有强力反腐的实践。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从严格落实治党责任、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狠抓作风建设、严明党的纪律、健全党的监督体系等方面开展全面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实践中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反腐风暴，人民群众在反腐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到“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从“三严三实”到“五个坚持”，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整顿党内作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自觉。
四、列宁执政党治理探索的时代价值
内忧外患的执政环境在严峻考验着毫无执政经验的俄共（布），正如列宁所说，只能“这样试试，那样试试”[5]（P125），列宁正是通过“试试”，带领俄共（布）在实践中开创了执政党治理的实践形态，从理论、组织、廉洁、监督和制度等方面对执政党治理进行了实践探索。
两试验均采用大区对比设计，每处理1 320 m2（22 m×60 m）不设重复。试验田施种肥磷酸二铵525.0 kg/hm2+尿素 112.5 kg/hm2，追施尿素 750.0 kg/hm2。生育期间浇4水。
1.要坚持正确的执政党治理方向，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色
党的思想充当了“启蒙”和“唤醒”党员、推动现代政治进程的工具，并由此获得了统摄、规划和引领党员和民众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地位。列宁在面对复杂执政环境和各种不同发展方向的争论时，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强调“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5]（P155），并通过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吸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入党、坚决清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措施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色。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治党思想成为其执政党治理思想最鲜明的特色。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执政党治理路径，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治理方向。毛泽东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始终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P350），党执政后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邓小平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面对“苏东巨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P382）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也强调党的性质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治理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P20-21）。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新时代，并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明确宣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62）。这是我们执政党治理始终要坚持的方向。偏离这一方向，党就可能会变质、变色，进而丧失执政地位。
2.要全面、持续、从严推进执政党治理，始终保持历史警醒
列宁从多个方面推进执政党治理，既要解决执政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谋划执政党发展长远战略。应当讲，这种全面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遗憾的是，许多好的做法和探索在列宁逝世后没有能被继任的领导人所坚持。列宁所反对的特权现象在日后愈演愈烈，所设计的监察制度形同虚设，最终使执政党走向了末路。这一历史教训深刻，值得铭记。无产阶级政党治理要始终保持着这份历史警醒，避免重蹈覆辙。
从建国初期的整风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工作，再到“三讲”教育、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治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深入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中央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政治建设、思想建党、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党纪、腐败治理、提高执政本领、监督体系建设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执政党治理方略。他特别强调政治建设，认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2]（P133）。十八届六中全会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任何党的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个人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列宁的执政党治理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推进执政党治理，需要汲取列宁执政党治理实践的经验，并且要全面、持续地推进下去，形成长效机制。
假设1获得支持。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对战略柔性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两者与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都有正向的影响。假设1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3.要建立起思想建党、组织管党和制度治党的治理体系，提高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
列宁以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有限的时间里全面探索了执政党治理。列宁的探索涉及到执政党治理的诸多方面，也正如列宁自己所说，这样的探索也只能这样试试，那样试试。虽然，列宁生病卧床时还在思考与谋划执政党治理，但没有来得及对执政党治理进行体系化的设计，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憾。
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先决条件。当一个政党的所有组织、党员干部都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范，党向社会展示出的就是一个有纪律、能让群众产生信任的形象。新时代，面对政党体系庞大、内部成员社会阶层成分多元化、党员队伍结构年轻化的现实状况，我们党首先应该进一步发挥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之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其次要强化各级党组织管党的主体责任，以支部为基础，加强对所有党员的日常教育与管理，杜绝“口袋”党员的现象，做到全覆盖、全管理，切实把好党员的出入口。最后要加强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建设，以党章为总依据，完善党内法规，依法依规对全体党员进行管理，不允许有党员游离于制度之外，扎好制度的笼子，实现对党员的制度化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并没有单纯地只强调某一方面，而是把党的建设布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谋划。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特别强调了政治建设，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1]（P62），在思想建党、组织管党和制度治党的治理体系中更加突出强调政治建设，在新时代的政党治理实践中不断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这是我们党对新时代执政党治理的新要求。
(二)欲望危机。欲望危机就是人的欲望给个体生命、社会组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带来的危害与破坏。恰当而适度的欲望本是人类与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但欲望失当和过度便会造成欲望危机。欲望危机的实质就是欲望异化。老子并不反对人的基本欲望，但他反对不当而过度的欲望。他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3]。他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欲望——声色味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的危害，得出“灾祸与人的欲望”相互关系的基本结论，这就是“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3]。
历史逻辑决定政党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空间决定政党治理的实践空间。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集中体现，列宁围绕现代国家治理思考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在党的建设布局方面实现了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统一。我们党面对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和“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创新执政党治理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提高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我们就一定能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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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曹月柱（1977—），男，山东枣庄人，上海健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9)02-0005-08
DOI:10.3969/j.issn.1671-7155.2019.02.001
收稿日期：2019-02-26
（责任编辑 马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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