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专著《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以现象学哲学为基础，以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行动为逻辑起点，对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该专著的出版对于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互动研究，对于国内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以及强化社会科学家的“良知”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都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现象学；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哲学
一、最新“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哲学研究”丛书
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中，以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多年来在涉及诸多研究领域的同时，一直坚持从事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且不断推出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为学界所关注。早在2004年，张庆熊等人译毕英国哲学家彼得·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1]第二版并在大陆首次出版。之后，张庆熊于2010年完成了专著《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2]。作为“国内第一部”深入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专著，本书“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社会科学的哲学的讨论”，“尝试打通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界限，把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因而是一种“哲学与社会理论的交叉学科的研究”[2]（P10）。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2014年1月，由张庆熊主编、刘剑涛等博士为主要参与人的论著《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3]出版。与科研团队的前期成果相比较，该论著将以前社会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之后，张庆熊以主持国家社科项目“西方社会哲学研究”为契机，以“社会哲学”为研究主题，于2017年7月主编、出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哲学研究”丛书。目前已有张庆熊撰写的《社会研究中的良知与认知》[4]，刘剑涛的专著《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5]。这套丛书仍在陆续出版之中，可谓是目前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与该科研团队的前期成果比较可见，《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不论在涉及到的思想家还是研究主题上，对张庆熊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都有一定的拓展与深化。就研究的思想家而言，涉及到哲学家胡塞尔和舒茨，社会学家韦伯、戈夫曼与加芬克尔；从研究主题来看，则不再仅仅局限于现象学，而是拓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其中包括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由此推动了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互动研究。正如张庆熊所指出，“在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互动。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要同时关注社会学家的社会理论和哲学家对社会的论述。”因此，《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庆熊前期论著的“短缺”，即后者“没有介入社会学家的社会哲学观及其方法论中去”[4]（P8）。总之，作为刘剑涛多年来一直从事现象学研究与舒茨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晶，专著不仅选题视角独特，而且聚焦于当前社会学理论与哲学的学科交叉研究，让人耳目一新。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哲学研究”丛书的最新成果，值得引起学界关注。
二、《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述评
（一）专著的逻辑脉络。作者的意旨在专著的“前言”中表述得已经非常明确，即“讨论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其哲学基础”[5]（“前言”）。专著的内容无疑涵盖了三大板块——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戈夫曼的“拟剧论”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不难看出，专著至少包括三个关键词：现象学、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哲学。作者认为，现象学“意味着一种理论立场、方法与视域”。它构成了包括舒茨、戈夫曼与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而“日常生活世界”则是上述三种社会科学理论共同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说的“社会哲学”，无疑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一个坚实可靠的哲学根基”，是为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寻求“哲学基础”[5]（P3）。因此，以上三个关键词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理论亲和性，三者在互动、融合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本专著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专著前四章首先重点探讨了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舒茨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社会学家韦伯。简言之，舒茨从前者那里继承的是生活世界概念，而从后者那里汲取的是社会行动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生活世界对舒茨的影响。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所引发的巨大效应恰如投一石而激起千层浪，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刘剑涛博士曾撰文指出，在胡塞尔之后，“生活世界在思想界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并且早已超出了他最初设定的现象学论域，扩展到社会哲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等领域”。人们今天再谈论生活世界这一术语，“就不仅在谈论胡塞尔的用语，而且在谈论一个过渡时代的用语”[3]（P91）。因此，不管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含义上有多大差异，也不管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舒茨建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过程中，后者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以及由此对其后戈夫曼和加芬克尔的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科学、社会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都一直认为，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到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演变与发展，构成了专著《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菲律宾旅游风险与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研究菲律宾旅游安全感知过程中参考前人对风险感知的划分维度并结合菲律宾旅游风险的实际特性，确立8种风险感知测量维度，并结合双因素模型进行风险感知测量。
其次，我们来看韦伯对舒茨的影响。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与研究主题，如意义、行动、理解，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等问题。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则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理论对舒茨的影响。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台湾学者顾忠华指出，韦伯自己并未建立任何学派，反倒是另两个学派的创始者以各自的方式传承了社会行动理论的精华：一位是开出“现象学的社会学”的舒茨，另一位是代表“结构功能论”的帕森斯[6]（P180）。由此可见，社会行动构成了本专著内容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重点论述的核心概念。
开工前使用全站仪对控制点进行测定，设置标记，通过复测验线确认合格后，使用测线与钢尺在现场设好桩位，然后用竹签将其钉紧，每桩设置一个竹签，使桩孔的中心移位不超过50mm。
（一）推动了国内社会科学与哲学互动的研究。目前，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突显，学术界早已开始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审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出于对现实与未来的理论、伦理关切，有志之士在对社会热点问题日益关注的同时，开始从更深层次上探究其哲学根基，尝试在多维度、究根源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由此，国内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这有赖于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体现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其哲学奠基的同时关注与思考。诚如社会理论大师吉登斯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一文中所指出：“社会科学与哲学（特别是一些大陆哲学的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彼此关心的问题比以前更多了，虽然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很多困难。我们经常说，在最近几年里，社会理论越来越哲学化了，特别是在充满认识论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但同时，在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两者都很关注的主要论题上，可以发现哲学也越来越社会学化了。”[7]（P56）而刘剑涛的这部最新专著，正是社会科学与哲学互动的典型研究。从章节安排不难看出，专著一方面聚焦于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世界，体现了社会理论工作者对人们生存于其中、每天都与其打交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兴趣，同时彰显了学术界对其进行研究的理论关切，使得这一原本就已成为热点的研究主题再度引起人们关注；更难能可贵的是，专著开篇就重点探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一从二十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欧陆哲学主流，考察了现象学作为哲学如何为人们进行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哲学基础。总之，我们相信，《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与哲学互动的生动个案，必将进一步推动当前国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三）值得商榷与深化的几个问题。首先从内容上看，作者特意安排的研究主题包括三大板块——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戈夫曼的拟剧论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第一大版块无疑是作者重点论述的对象，并且要突出它对后二者的影响，因此篇幅比后二者的总和还要多，根据研究主题而确定的这种结构安排无疑是合理的。其次，从对三者的理论定位来看，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舒茨明确形成了“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属于广义的现象学传统则确定无疑”。对于戈夫曼的拟剧论的定位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作者认为它“并未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后期思想则与现象学“关系密切，尤其借鉴了舒茨思想”。最后从三大板块的关系来看，不难发现三者都以日常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同时在把现象学作为哲学基础这一点上，三者既有同质性又有很大的异质性。因此，尽管三者关系较为复杂，作者还是给它们以明确的定位，称之为“当代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一派”[5]（“前言”）。
在专著第一章“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之路：从理解社会学到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作者通过考察和分析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对舒茨思想的影响，揭示了舒茨建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在第二章“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社会世界”，作者重点论述了“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核心概念，将其界定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母体”。在第三章，作者详尽探讨了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行动”，以及行动的动机与合理性行动，阐明了舒茨对行动的现象学解释，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行动进行了界定。不难看出，舒茨对这些概念的分析都是以现象学的内在时间意识理论为基础，因此他建构的是一种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第四章“舒茨的社会科学纲领：追求主观意义的客观科学”是专著的重点，内容关涉到舒茨的“社会科学的纲领”这一重要主题。作者用较大的篇幅考察和分析了人文科学中的“理解方法”和“社会科学的设准”，以此为基础重点探讨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笔者认为，本章内容突显了舒茨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奠基的艰辛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因此，对其后的社会学、社会理论乃至社会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专著第五章“戈夫曼的拟剧论的分析框架”和第六章“拟剧论视角下的自我与社会”，探讨的是戈夫曼的拟剧论。它本是一种社会学理论，不过，作者在此进行的研究比一般的社会学理论更详尽，显然是把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第七章是“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与一般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介绍和定位不同，作者在此从多个视角分析了现象学与舒茨对常人方法学的影响，论述了它的理论内容与主张。在作者看来，它同样属于广义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专著的“结束语”——“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作者重点强调了社会科学家的“良知”意识，认为这种意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要。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其一，作者主张现象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既然专著是一种社会哲学研究，就有必要详细分析现象学为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奠基”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或者说，就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而言，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是如何受到现象学影响的呢？因此，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基础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论述，进而澄清现象学对舒茨、戈夫曼和加芬克尔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影响，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进程。其二，专著包括的三大板块都以日常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将三者放在一起无疑是要强调它们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尽管论著有所涉及，并且认为它们“属于广义的现象学传统”，但笔者认为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其三，笔者设想，对于专著中的三大板块，我们是否能够运用一种理论，一个简洁的理论术语或某种“理想类型”来进行“统摄”？其实作者已经提出了“现象学的社会科学”学派这一名称，尽管它还不那么严格。既然如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社会哲学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探索。
三、专著出版的价值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作为目前国内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新佳作，《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出版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总之，在《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中，作者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以生活世界、社会行动这两个核心概念为切入点，详尽考察和分析了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到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进程，并对西方社会学中以戈夫曼、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论述。
（二）专著的内容安排。整体来看，专著《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涵盖了三大板块——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戈夫曼的拟剧论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具体章节安排包括七章内容和一篇“结束语”。就研究侧重而言，作者显然是把舒茨的理论作为研究重点，这一板块包括了四章内容，篇幅占据了全书的过半。作者对于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的研究，篇幅仅接近一半内容。作者在内容和结构上的这种布局，符合专著研究主题的需要与各板块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就全书内容仅做简略的述评。
（二）进一步充实并强化了国内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在西方，学界对舒茨思想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理论，更多的研究则涉及现象学、社会哲学，甚至将舒茨放在整个现象学运动中进行研究。而在国内，相关研究的领域较狭窄，且深度、力度不足。就目前国内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学而言，在台湾，孙中兴开设过现象学社会学教学课程。在大陆，大学课堂上讲授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实在很少。几部发行量比较大的社会学理论教材都仅仅用一章的篇幅简单介绍，如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第一章[8]（P1），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第十六章[9]（P227），以及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的第十一章[10]（P268），内容显然不尽充实，尤其是对现象学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考察和分析则更少。另外，国内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于戈夫曼的拟剧论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在课堂教学与教材撰写方面也有介绍，但分量很小且缺乏深度，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我们相信，刘剑涛专著的出版无疑能弥补上述诸多缺憾，充实并促进国内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三）强化了社会科学家的“良知”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家既要从事研究，又要运用科学理论通过行动进行实践。因此，他们既是科学的发现者，又是运用科学的社会实践者。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作为人类所必然应有的终极价值，诸如真、善、美，平等、正义、公正与人类的福祉等。维护并捍卫这些价值显然是社会科学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在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活动中，处处贯穿着“认知”与“良知”的关系问题。正如本套丛书的主编张庆熊教授所指出，社会研究的目标“要发挥社会中的正能量，培育人的道德意识，进行道德教化，推动社会向积极的方面发展。为此，要把良知与认识结合……社会科学家应该既是社会智慧又是社会良心的表率。”[4]（“序”）同样，刘剑涛在《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结束语”中也指出：社会科学有明确的“理论定位与使命意识”，那就是它“不仅求真，而且求善，其直接目的是解释世界，终极目的则是把人类世界改造得更美好。”[5]（P181）笔者相信，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这种指导思想对于强化社会科学家的“良知”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尤其重要。
笔者在长期的木雕创作进程中，试图在感知经验与实际技术这两者间，搭建一座深度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对多样木材的理解，把传统木雕的精气神同当代雕塑创作的意义，进行融会贯通。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挖掘当中新颖的层面，将自我的激情与想象力，不断地加以拓展与释放，把有限作品形态的空间意象，进行无限的延展。此外，在创作之外，也不断积累人生阅历,体悟世间百态情感，总结得失经验，从而将其“化作”各种灵感，并贮存在脑海的“大仓库”中。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情感，人生追求与外在物象的内在联系，是可以通过木雕的方式，进行多维度传递的，这就是一种恒定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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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2 版）[M].张庆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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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少杰，等.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0]侯钧生，等.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8-0157-04
收稿日期：2019-03-23
作者简介：苑国华（1971-），男，河南周口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理论。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斯·舍勒的哲学与社会学思想研究”（2019-ZDJH-675）。
[责任编辑 靳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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