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廉而不为非真廉。目前，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廉能文化就是在腐败新表现基础上，以促进廉而有为为宗旨，以文化为表现形式，以文化促进廉洁自律又勇于担当、作为的创新性研究。研究廉能文化本身就是拿起了反腐败的利器，以文化之矛攻腐败之盾。廉能文化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推进廉能文化建设，从精神、物质和实践三个维度展开。
关键词：廉能文化 廉而有为 廉能文化建设
一、廉能文化释义
“廉能”，即清廉而有能，廉洁而有为，清廉能干。《周礼》：“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①元稹有：“不因恩泽以求郎，每致忠贞而事主。使勤贵富，戒斁廉能。”②关汉卿有：“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③明史•高拱传》有：“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厉其馀。”廖仲恺：“如果属实，自当先行劝令辞职，另举廉能为妥。”④国廉能文化思想内容的精神实质，概言之，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大众化的、切中时弊的、与时俱进的廉能文化艺术；二是倡导官德、推行法制、反腐倡廉的制度文化；三是以廉能为荣、贪污为耻的价值观念与廉能文化必定战胜腐败文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信念。[1]
廉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形态，从内在的观念系统来看，廉能文化应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即廉能的价值理念，廉能的道德品质，廉能的文化氛围。廉能的价值理念是权力机构和从政者在行政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原则和思想观念。廉能的价值理念不仅是从政者和权力机构对廉能的理解和取向，也是其不断追求的目标和使命。在廉能文化体系中，价值理念处于最高层次，处于指导地位，其他廉能文化要素和构成均受价值理念的影响和主导。因此，树立廉而有为的价值理念，以廉能为执政价值选择，是当前我国反腐倡廉的应有之义。廉能的道德品质在廉能文化体系中处于第二个层次，是对执政者政治道德品质的要求，是否具有廉能的道德品质应是是否适合从政的标准和依据；它既是对整个执政党的道德规范要求，也是对每一个从政者的道德要求。反映执政党的品格和个人的人格，反映执政者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境界。廉能价值理念决定廉能道德品格和廉能文化氛围，廉能道德品格维护价值理念、塑造廉能人格、营造廉能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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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文化氛围在廉能文化结构中属于第三个层次，是指执政者所处的廉能文化环境氛围；它是一种执政环境，一种社会认同度，一种精神传扬；它让执政者被一种廉能的风气包围，让社会公众感受到执政者廉而有为的能动性和能量。虽然廉能文化氛围没有强制约束性，但它给予执政者角色定位，是一种无形、潜在的软约束。在廉能文化氛围的影响推动下，执政者不断达到廉而有为的自省自觉自律。而社会公众在良好的廉能文化氛围下，将更加拥护执政者，发挥良性的社会监督功能。
结合文化社会学的观点和廉能文化建设的实践，廉能文化的外部系统应该包括廉能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种要素。精神文化是廉能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廉能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源泉，并引导着它们的发展方向。精神层面的廉能文化主要指对廉能的认知程度、价值理念、思想意识、信仰信念等诸多要素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个体廉能文化观、组织廉能文化观和社会廉能文化观。廉能文化不仅限于在全体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廉洁理念，它所倡导形成的“勤勉”“有为”“尚能”等理念对于公职人员、公共组织乃至社会等不同主体来说具有特殊的针对性。
二、廉能文化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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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廉能文化的制度建设。“治”，有办理，处理之意。《后汉书•廉范传》载：“后频历武威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汉书•酷吏传•尹赏》载：“皆尚威严，有治办名。”党的治理，包括党对国家的治理和党内治理。现代国家党内治理主要依靠法律法规。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思维；思维不张，国将不国。”[3]从文化的特点角度来说，有时文化不用刻意建设也能形成，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因为制度保障的缺失而变质，因此，廉政制度能够促进廉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廉能文化也会对廉政制度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当廉能文化与廉政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一致时，就能够促使廉政制度更加完善；当廉能文化与廉政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不一致时，廉能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会对廉政制度的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精神文化是廉能文化的核心，这种精神文化的形成虽然与承载着廉能文化的“物质”和“制度”相关，但并非完全来源于二者，而是来源于人本身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心理意愿。相对于有形的廉能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要形成廉能文化心理，达成廉能文化的社会共识，虽然具有更大的难度，但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廉能文化的精神培育主要是从内心和价值理念约束行为，促使从政人员廉洁自律。廉能文化发挥“软”力量，用柔性方式促进廉而有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仅仅依靠严刑峻法和丰厚的薪酬来支撑官员的廉政、勤政行为，而缺少精神自省，那么，一旦失去了经济支撑或者出现制度变迁，这种廉能的状态就可能变得脆弱不堪。要形成内省倾向的廉能观念，教育是一种可操作的手段；而要达成廉能的社会共识，则要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廉能教育。
“育”：廉能文化的精神建设。“育”，是培养教育。廉能文化功能的发挥、廉能文化建设的推进，根本上要靠培育。因为，文化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不具有强制性。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培育，既包括从干部自身的培育，即理论素养、政治素养、道德素养等多方面的培养，也包括从外部培育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机制。
廉能文化的内涵构成，为我们勾勒出了廉能文化建设的大致方向和着力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关系的复合体，都是既有序且相关的部分的多重体。[2]能文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包括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实践层面，廉能文化建设分别对应的培育路径为：“治”“励”“育”。
防御型和惩罚性的制度设计对于廉能文化是至关重要、必不可缺的，但是，仅仅依靠防御型和惩罚性的举措，还不足以促进政府廉能，不足以促进干部担当作为。完善激励机制，对于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进一步廉而有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只有使主动激励性的机制与防御型的制度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廉能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惩罚性举措的应用，进而优化廉能文化环境氛围。
注释：
锌含量在3.12～4.98mg/100g之间，平均含量为4.01mg/100g，不同部位含量的平均高低依次为前腿肉含量4.41mg/100g、背肌肉含量4.35mg/100g、臀腿肉含量4.09mg/100g、后腿肉含量4.01mg/100g、颈肩肉含量3.98mg/100g。
“励”：廉能文化的物质建设。“励”，鼓励、激励官员、干部积极行政，廉政勤政。我国古代统治者为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意识到必须抑制官吏的玩忽职守、贪污腐化行为，提高官僚阶层勤政廉政的积极性。主要从伦理机制、法理机制、管理激励机制、情理激励机制、道理激励机制几个方面千方百计让官员清廉为官，勤政为民。
这取决于传播者能否专有体育赛事转播权，实现“赢家通吃”的局面。当法律允许一个传播者专有体育赛事转播权时，传播者将面临“烧钱”竞争，从而极大地推高传播费用，甚至达到最终的“赢家”都成为“输家”的泡沫化程度。㊴ 同注释㉒。相反，当法律禁止传播者专有体育赛事转播权时，传播者之间更有可能通过合作的方式拿下体育赛事转播权，传播成本也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①见周礼•天官•小宰》。
②见元稹《追封王潜母齐国大长公主》。
③见关汉卿《窦娥冤》。
④见仲恺《致饶潜川黄德源函》。
参考文献：
[1]其新.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5.
[2]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M].高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1.
[3]仁炎.人民愿闻“四敢”声[J].北京政协,1997(3).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6-0256-02
[作者简介]陈姝宏，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廉政理论。
责任编辑：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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