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别 策 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0年·
摘 要：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发展，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发展理路。究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每一次理论发展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在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性认识和执着追求中、在对人民、民族、世界的责任担当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存在形式。纵观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开辟中国道路，并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统一过程。其内在逻辑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理论上，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和遵循；在实践上，坚持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应用和检验；在价值上，坚守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在对人民、民族、世界的责任担当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0年的发展进程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理论品质。从时代要求和我国实际出发，围绕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
（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刚“站起来”的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尽管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使非社会主义因素仍占很大比重。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壮大国营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成功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由落后的农业大国到工业化的认识过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转为着手全面研究和规划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953年，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实行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农业农村特点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政策、办法；结合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改造理论，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政治和制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二）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的发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急需回答。毛泽东分析中国实际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旨在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工农业、中央与地方、党内外、国内外等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调整工农业投资比例，提出了借鉴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等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策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发展问题。当然，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也走过弯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1]。曲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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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开创
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功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其真正的优势是“有了共同的理想”[5]144。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指导地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2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和目标设定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引领，有意识地在主流意识形态下进行理论创新，如果没有这个理想的引导和支撑，创新实践就会陷入盲目，理论探索也就失去价值。二是把共同理想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激发社会发展的合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基本性建设和首要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党员的价值观教育，加强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立足中国发展的多方面诉求，把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梦想汇聚成中国梦的共同愿景，“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22]社会发展的合力和思想共识“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6]2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把中国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双向统一的完整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伟大事业，理论发展必然是党领导下的自觉实践。理论发展源自人民群众，但不是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成熟的领导集体和完善的组织章程，具有敢闯敢干、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敢于顶层设计的理论勇气，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有心系人民的公仆之心，尊重群众创造，善于“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14]，从而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多次肯定群众实践创造基础上的理论升华过程。他指出，“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5]272“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5]382。
（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回应了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人民生活等领域的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认清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新的实践，坚持发展的永恒性和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不仅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6]，而且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已经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到“发展起来以后”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8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揭示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与人民生活状况的新的矛盾，找到了制约发展的新的症结所在，以及新的问题孕育着新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任务的新变化。这就厘清了时代问题的转换与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二是阐明了新的基本问题及社会发展走向。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理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战略高度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既科学规划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方略、战略步骤和实现路径，又精准推进具体领域的发展目标和重要举措，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实现了新飞跃，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科学理论。
二、在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
江豚每年4—6月为分娩期，交配行为在每年的7-9月份，出生半年以后开始逐渐断奶[10]。因此，枯水期正是新生江豚发育关键时期，如果江豚食物资源相对匮乏、抚幼的浅水沙洲相对减小，活动空间受限制，或者人类活动强烈干扰，那么母豚抚幼行为(江豚断奶行为没有停止)将维持更长时间，因此母豚进入妊娠状态机会降低。江豚交配水生态环境要求安静，水速相对静止或缓慢，因此江豚通常在夏季早晚，洲尾的滞留区、分离区或回水区交配。由于刚出生的幼豚运动能力与声呐系统发育不完善，因此江豚通常选择洲头的分流区或边滩回水区(上行船有干扰)进行抚幼活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7]。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9]，不仅毛泽东思想把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依据”[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理论”都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体系的创新，它不需要通过体系外部的‘范式转换’（即‘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方式），而是表现为体系内部的继承与发展”[11]。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中发展，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对千差万别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不是“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12]，一成不变的移植；而是在开拓中前进的，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性嫁接。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理论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13]。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由计划到市场，从共同富裕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以公有制为主体”到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不仅是话语体系的转化，实质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境界。
对ITC数据进行切片,采用MATLAB对其进行可视化,得到网络快照集合{G1,G2,…,Gn},G1表示初始时刻的网络拓扑图,G2表示时隔一个切片时长后的拓扑图,依次类推,Gn表示最后一张拓扑图,其演化过程如图4 (a)～(c)所示.
三、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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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发展源于实践需要。70年来每一次理论创新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其理论发展的动力在于坚持以我国客观的实践为基础，重视时代转换中出现的新情况对于理论形成的决定作用，不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具体表现为理论发展中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一方面，70年来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面对的问题、任务和侧重点不一致，但其坚持的一贯原则是一致的，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6]；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统一的，都是围绕解决如何走中国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随实践的发展逐步得以展开，需要人们对事物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以“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17]，在不断变化的国情中抓住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回答正在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发展质量与发展效率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优质供给缺乏、无效供给过剩，创造性提出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提出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地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催生了落实精准扶贫的脱贫攻坚目标。这些都是在深入分析和解决我国面临的一些“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16]中的理论创新。
1.3.1 真空冷冻干燥香菇粉的制备。将香菇清洗去杂后，捞出沥水至表面无水，放至-18 ℃冰箱中冷冻过夜，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干燥至水分8%以下。烘干后的香菇，先用中药粉碎机粉碎得到普通粉，过60目筛，再将普通粉加入超微粉碎机碾磨，采用不同的粉碎频率和时间组合，得到的粉末采用激光粒度仪进行粒度(湿法)测定，把得到中位粒径在10～30 μm的粉碎组合作为香菇超微粉制备方法，从而得到香菇超微粉。
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7]38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科学真理，决定了其真理性是通过实践检验确立，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15]284。这成为毛泽东实践论的重要观点。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教条主义等唯心主义的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至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纵观70年的实践，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提炼升华而成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正确把握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理论飞跃是继承和结合中的飞跃；另一方面，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理论飞跃是升华和与时俱进中的飞跃。因此，理论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下具有本质的统一性，而呈现的却是形式多样的创新态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轨迹，既不是单纯的理论中心论，也不是简单的实证主义，而是在理论经验与实践经验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中一条求真求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路，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5]。
理论推动实践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既有根据实践去检验和筛选理论的一面，同时也包含运用理论指导和创立新实践的一面。因为理论发展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所以理论产生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18]。这种“先导”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通过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特点。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16]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伟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凝练出对新时代我国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的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升华，反映了社会发展新的实践规律，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引领我国发展模式的新发展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遵循。这些思想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性理论成果，通过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转化过程，转而更直接、更准确、更科学地指引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
四、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性认识和执着追求中不断前进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坚守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性认识和执着追求。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摆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信仰危机、理想缺失的思想困惑，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直接影响和决定了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
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清醒认识。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科学理论与科学信仰的统一。一是发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主导作用，其本质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这种“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19]。二是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5]252。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概念表述，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必然历史飞跃”[7]55。因此，对远大理想的坚持没有忽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按照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引中国现实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历史发展、世情国情党情等现实呼唤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关于中国国情、发展阶段等，“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2]。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发展起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开创了走中国自己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从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时期”[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基本思路和原则。一方面，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在经济建设上，先后提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4]“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4]692，明确“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科学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完整概括，澄清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各种不清醒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世纪之交，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经济格局变化、文化格局变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迫切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又注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同时鲜明地提出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成功解决了如何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成为巩固执政地位、作出正确决策、融会优秀文化的重要理论指导。党的十六大以后，面对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新矛盾，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新理念，把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统一中分阶段、有步骤地朝着共产主义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理想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落实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识。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没有脱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仅作为意识形态存在，而且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把信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由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由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发展目标，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争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20。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朝着理想目标的靠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每一次理论发展无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措施。从片面强调工业化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共享发展理念，每一步都是坚定理想信念，人民获得感提升的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渐进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是对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前进，“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7]56的结果。坚定走中国自己的路，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的内在逻辑。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我们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5]110。
五、在对人民、民族、世界的责任担当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其本身并没有停留于认识世界，而更多的投身于改造和服务现实社会的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民族抱负、世界责任”[7]346，在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理论特征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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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向人民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党派立场，而是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相融为一体，“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6]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恰恰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是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70年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0]287，正是抓紧群众活动这一力量之基、紧扣“群众”思想这个“本”与“源”，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和历史条件下都能准确认清历史方位、分析主要矛盾，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二是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政治立场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24]，着眼人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哲学语境中，问题就是矛盾，“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25]，从人民关切中发现问题，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动力。70年来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从系统的思想理念到制度建设，在改善民生、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切实站在了人民的立场，把握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三是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奋斗目标的角度，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不仅意味着物质利益的满足、对共建共享的新期待，而且突出对权利、机会、规则等公平正义的渴求，以及是否拥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是作为评价美好生活的价值标准，并摆在理论思维的突出地位，真正达到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的共享发展，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同步进行。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整个思想体系的主线和价值追求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本性。
第二，面向民族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里不仅包括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还包括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懈努力。其一，提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理念，其本质内含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其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会融。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民族文化的磨合历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中打上民族文化的印记，用优秀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仅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2014年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6]，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精神元素并得到不断发扬。其三，明确民族复兴的战略规划。民族复兴关键在于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走一步都不是盲目无序的，而是自觉规划的，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在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指引下，设定民族复兴时间表和路线图。1987年邓小平首次完整地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进入新时代，在总体达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民族复兴之路展开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制定了“分两步走”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第三，面向世界的无畏担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0年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逐步呈现由中国化研究向世界化探索的转化，展现了中国立场与世界胸怀统一的发展逻辑。一是深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面临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态势，我们依然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探寻全球治理新模式，开创了“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有利”[7]288的外交新理念，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发展、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7]288。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其世界意义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逻辑的肯定。二是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真正读懂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168。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等对外开放举措，搭建了主动、双向、全面、公平、共赢、包容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就把握住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内在联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7]37，“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汪洋大海中去游泳”[7]150。三是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为发展中国家寻求民族独立和富强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一条探索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复兴之路，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范例为其寻求适合自身独立发展提供了“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目标体系、战略体系”[7]15。对中国而言，把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推向世界，有利于摆脱“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历史终结论”等非理性观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生长点并扩张其影响力，不仅让世界认识一个发展中和开放中的中国，更能让世界了解一个学术中和理论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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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2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1）.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2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1-01（1）.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Development Logic of Marxism Localization in the 70 Years of PRC
Fang Guangshun，Xu Wenwen
（College ofMarxism，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10036）
Abstract：Since the 70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Marxism localiz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d four stages：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the theory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the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cre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eoretical new leap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inner development logic is that each stag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reli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in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in the rational realization and persistent pursuit of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the newrealmofMarxismlocalization is tobe exploited in China.
Key words：Marxismlocalization in China；Marxism；theoretical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9）05-0001-07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KS008）
作者简介：房广顺，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徐文文，女，山东滕州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詹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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