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索绪尔的理解，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但语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抽象语言层面，语言对生存实践而言同样意味着价值。以生存实践的抽象性、对生存实践加以主题化的言语以及对言语的语言抽象三个层面所呈现的语言抽象结构而言，语言不仅内在地具有价值，还可能使其价值对现实的生存实践造成影响。
［关键词］语言；言语；生存实践；抽象；价值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言语是语言的现实，而直接将人与世界关联起来的生存实践是言语更深层次的基础。以人类的生存实践为视角对语言抑或是言语进行理解，更贴近日常生活中语言的真实面貌。
一、人类生存实践：对自然的抽象
人类的生存实践是在既定条件下进行的有所选择的活动。因为人这一物种从属于自然，是生命形态的一种形式，而物种的生命形式限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生存实践以满足生存需要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必然要有选择地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对人类而言，自然并不全然以直接的有用性为人所用，其中绝大部分只有当人类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改变其自然的存在状态后才能够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对自然施行的加工改造活动即生存实践，“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15页。。
第三点就讲思想内容的评价，与风格艺术特色的赏析要互相关照，千万不要前者吞噬后者，而是应该互相融汇——我们的论文往往思想内容的评价吃掉风格艺术特色的赏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是文学作品，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谈风格艺术特色的时候把思想性渗透出来，要追求这个东西。如果不懂这个东西，往往很粗浅，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因为我们中国的论文中，往往思想吃掉艺术分析，而现在追求的，应该从艺术分析中渗出思想性的位置。
这种选择的最低要求是由人的生理机能和自然环境决定的，在这个层面上，满足生存所需的选择性与强制性并无分别，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人对其自然本能的自动反应。例如人们需要空气、水、食物来维持生存是由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决定的。即便是在自动反应的意义上，人类为满足生存所需而进行的生存实践，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抽象。这里“抽象”的涵义并不需要复杂的规定，抽象亦即择取③ “抽象”（abstract）一词，通常用来指语言或理论工作中的某类特殊活动，并示意该理论与现实的生存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意味的语词。但从词源上看（draw,drag,or pull away）,抽象原本是一种现实的分离活动，经过隐喻之后，“抽象”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谈论思想和言说。文中的“抽象”取其原初的抽离、抽出之意。抽象在原初意义上就脱胎于人类生命形式对于生存实践的强制性。人类的生命形式决定着人类要在自然中择取出部分满足生存所需之物，也正是在这一抽象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生存实践。人类的生存实践受到生命形式的强制制约，因此人类为满足生存所需的生存实践必然是对自然有所选择的，而这种强制性的选择就是抽象的最初来源。受生命形式制约的人类生存实践是在自然中抽出部分事物加以改造以满足生存所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实践对自然的抽象无疑就是一种择取。。在生命形式强制下的抽象亦即择取，对所有物种来说，本质上都是一律的，自然对人类没有任何偏爱。只是由于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生存实践能力的提高与范围的扩大，生命形式的强制性得以弱化，相应地，具体的生存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自由地进行选择，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实践。以此来说，生存实践的抽象性并不全然是限制性的，在生命形式不可逾越的最低限度之上，人们可以自主地从世界中抽象出事物进行改造以满足需要。
人类生存实践从自动反应到自主选择的变化是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的，得以可能选择的前提正是生存实践的历史性演进。自然的存在状态并不以人类的生存为目的，人类必须主动地改造自然以满足生存所需。但是，自然对人而言的有用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不仅不同的事物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单一事物也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而“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8页。。早先与人类生存需要不相关的事物，有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成为生存的必需品。不仅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事物会历史性地发生变化，具体的人类生存实践方式，尤其是实践的工具，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并且生存实践的对象与方式的变化还会对人类生存需要本身施以影响。生存实践的历史性对生存需要的影响还不仅仅是指产品的丰富所带来的享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生存实践塑造了人类的生命形式。
为了对不同算法的应用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人工将完成滤波以后的图像对应的边缘像素点标记成蓝色，同时将其保存成样本图像，然后将采用算法后确定的像素点予以逐个对比，确定吻合度。以某边缘对应的像素点为例，其在完成检测以后会变成白色，认为检测结果正常，吻合值等于1，若不合格则等于0，以上算法的吻合度如表2所示。
尽管在不同时代人们的需求各有不同，但其最低限度是满足生存所需，这是生存不可逾越的物质壁垒。生存的严肃性，必然会使所有与之相悖的人类行为成为禁忌。生存实践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行为的原初目的。基于这一立场，大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活动在根本上都是生存实践，言语亦是如此。言语最直接的规定就是说话，包括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意欲把握言语的实质，应从生存实践来进行理解。
人类的生存实践需依托感官而进行。人的五官感觉与自然所能实现的联系，天然就是部分的，人类的五官感觉归根结底也是对自然的某种抽象。五官感觉并不全然由生理所决定，五官能感觉到什么，这与人类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人类的生存实践能够强化并塑造其中的某一或全部官能。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花匠能够闻出一束花中的不同种类，医生能够从X 光透视图片中看出病症，裁缝能够摸出不同面料的差别，司机能够听出车的故障源，品酒师能够尝出不同品种的酒乃至年份，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五官的天赋官能，在初生伊始并不具有如此这般神奇的感觉，正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官能才会得到强化和塑造。
二、言语：对实践的主题化
人类的生存实践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由社会的人共同实现的，社会性是人类生存实践除了抽象性和历史性之外的又一特征。由于人类生存实践的社会性，言语在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格外必要。只是，对这种必要性需做一番估量。因为就严格意义上的生存实践而言，人类加之于自然上的实践是非言语的，言语并不能代替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为人们直接提供生存的必需品，这一切都有赖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言语在生存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要依靠非言语的生存实践来实现，人类赖以满足生存所需的非言语的生存实践比之言语是更为基础性的。以此来说，言语在生存实践当中只能居从属地位。
言语的从属地位决定了言语在切实的生存实践当中只能充当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也就是说，言语在生存实践中所能起到的影响和作用，只能是通过“指向”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从而在现实的生存实践中得以实现。这一“指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祈使性”，因为言语就是以影响他人行为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言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祈使性的，祈使也是言语沟通的最终目的。托马塞洛就此说：“语言行为是人类刻意要导向他人的社会行为（而且他会强调自己这番企图），他希望以特定方式引导对方的注意力与想象力，让她去做、去知道、去感觉他要她做什么。”③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1-242页。言语对于生存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对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的“指向”，如果抛弃了言语的这一作用，那么它对生存实践来说其必要性就是成问题的。
言语对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的“指向”作用是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相配合的习惯和规范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程式化规约来实现的。言语的祈使性就表现在它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的一系列程式化规约中。所谓程式化规约，指的是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之间形成的约定性的稳定配合：“只要某种行为或活动类型（或言语事件）不变，就会出现：一，基本固定的一套说法；二，基本固定的行为步骤；三，话语与行为步骤的基本固定的配合。”④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5页。该书指出：“尽管人类的生活中发生了大量的非程式性言语事件，但程式性语言行为却是语言行为的核心部分。”（第35页）这与本文的观点略有不同：所有的言语都是程式化的，并不存在非程式化的言语。差异主要是由于对言语的不同界定。钱冠连对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界定如下：“我们可以把不要语言伴随能独立完成的行为叫非语言行为，将一切需要语言配合或者由语言来执行的行为叫语言行为。”（第30页）但就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之间的联系来说，所有言语都是程式化的。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随处可见言语与具体活动之间的程式化配合。比如就医时，医生与患者之间都有一套言语流程与就诊活动相配合，“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医生）、“我最近觉得……”（患者）、“可能是……的问题”或是“需要作……检查”（医生）等等。这些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的配合都相对稳定。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之间的这种稳定的配合亦即程式化，是与生存实践一道在历史中实现的，是历史的生存实践的产物。因为严格来说，程式化并不是言语本身具有的某种属性，而是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在生存实践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并以社会性的约定形式固定下来的。在程式化规约形成之后，一定的言语内容就指向一定的生存实践。对言语来说，一旦没有所指向的生存实践与之配合，那么所谓的程式化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无法形成社会性的约定，更无法为现实的生存实践提供帮助。
随访过程中，两组患者微型钛板及钛钉位置良好，无松动、移位及断裂，同时也未观察到C5漂移、再关门现象发生。两组患者典型影像见图1、2。
言语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往往过分夸大了言语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且不说言语需要依托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才能够在生存实践中发挥效用，单就言语来说，它也不如人们一般所想的那样可以言说一切。人们默会地打理着生活中的部分内容，就这一类默会的生存实践来说，言语即使不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效率的。举例来说，中国人用筷子吃饭这件事，如果打算用言语来解释清楚，并试图使一个外国人仅通过言语明白使用筷子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们这些熟悉用筷子的人来说也不免会感到很为难，不知该从何说起。言说的为难，对使用筷子的人来说，并不会给生活带来什么困难，人们还是照常使用着筷子。像用筷子这样无需言语说明或言语难以说明的默会的生存实践，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另外，还有一部分生存实践是言语即使想努力言说也难以成功的。比如说：不可言传的行家绝技。《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故事，说的就是行家绝技的不可言传性。与不可言传的行家绝技相比，言语所表达的东西已沦入末流。像轮扁斫轮或是庖丁解牛这样的行家绝技，如果想用言语使之流传下去，是难以取得成效的。正如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说：“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教徒弟这样的示范方式流传下去。”①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行家绝技之类不可言传的生存实践的传承，只能是通过摹仿师傅的示范，在实践中进行摸索，不断地做下去才可能掌握其中的窍门。在这一过程中，言语即使能发挥作用，也只是点拨性质的，至于能不能切实发挥作用也不是言语本身能保证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事实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认知，都是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认知，不管是不是用言辞表达，都是基于一些我们完全没有希望加以汇报的证据之上的。”②大卫·刘易斯：《约定论：一份哲学上的考量》，吕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9页。
炎症以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为主要症候。炎症性疼痛主要指炎症部位受到机械性刺激所引起的疼痛，而这种刺激诱导的疼痛特指炎性痛觉过敏。炎症介质（如缓激肽、组胺、花生四烯酸、白细胞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α和神经生长因子等）直接或间接激活TRP通道，使其敏化，疼痛感受器的兴奋阈值下调，对刺激反应性增加，引发痛觉过敏［12］。
人类的生存实践是纷繁复杂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要都应予以满足，而人的能力无疑是有限的，所以就需要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有所取舍。言语对非言语的生存实践的“指向”，就是这种选择和取舍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指向”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价值取向的“强调”。“大多数实物、性质和事件都是复杂的；就是说，它们由可分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这些部分之中有些与说话人之目的相关，有些无关。因此，人们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此刻是）重要的部分上，而忽略其余的部分。”③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0页。重要与否是人们在生存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标准，它必然要对对象加以选择或忽略。在这个意义上，指向或强调无疑是一种主题化④“主题化”发源于人类生命形式中自然的注意力。达尔文认为，“注意力”作为生命形式的一种能力，“动物也表现有这种能力，这是很清楚的”。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0页。，而这种主题化，正是言语在生存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实质。
就人类生存实践而言，言语通过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程式化规约指向非言语的生存实践来发挥作用，言语并不能脱离生存实践独立地发挥作用。同时，在言语层面上也没有“意义”的身影，意义在这里没有得以生发的可能性。但蹊跷的是，在语言层面，“意义”就成了语音不可或缺的内在规定。意义的必要性，看来只能同语言的本质一道去寻求解释。当面对语言时，不同于言语所展现出的生气蓬勃的场景，语言呈现的是静态的景观。脱离了言语的实践基础，语言就只剩下空洞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既无法解释言语的程式化规约，也无法参与到言语对生存实践的指向功能中去。一旦从言语中分离出声音，也就意味着，在声音之外，语言还必须具有什么品性来对言语作出解释，而这就为意义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脱离了言语所扎根的生存实践，“意义”就成了人们在面对从言语中抽取出来的声音时极其必要的人为增设。换言之，意义的必要性乃是人们单单关注声音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因此，与其说语音具有“意义”，不如说人们迫切需要意义来理解声音模式的言语。从言语进入到语言过程中意义的发生，表征了语音实质上是从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之间的程式化规约中脱离出来的抽象物，是从言语中抽象出的声音同从程式化规约中抽象出的意义的结合。语音和意义都是对言语进行抽象的结果。
考虑到该车曾进行过发动机拆装，所以笔者特地检查了发动机，查看是否有漏装件，是否有传感器插头未连接的情况，结果未发现异常。
三、语言：言语活动的抽象物
索绪尔开创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当下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即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依然受到索绪尔理论的影响。因此，需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典型来探究语言（Langue）与言语活动（Langage）①文中的“言语”对应的是索绪尔的“言语活动（Langage）”而非“言语（Parole）”。在论述索绪尔的理论时，按照索绪尔的术语习惯使用“言语活动”，在此之外，文中所使用的“言语”（Speech）与其“言语”（Parole）不同。之间的抽象关系。
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两种力量，两种玩法。消费互联网江湖的人要杀入工业互联网，几座珠峰在挡路；而工业互联网江湖的人要借力消费互联网，可惜对该江湖的行规和玩法等也不太了解。
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言语活动时指出：“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以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从索绪尔的表述中可以概括出他对语言和言语活动之间的关系与区别的基本看法：言语活动是多维的、异质的和跨越诸多领域的，不仅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这诸般特性使其难以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确定的部分，这种确定是由于语言脱离了个人层面的社会性，当赋予语言以言语活动中的首要地位时，就可以为之引入秩序而使其具有统一性，因此，应当通过语言研究来理解言语活动。
试图对复杂的言语活动做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索绪尔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多维的和异质性的言语活动中抽取出了同质性的语言，并将其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索绪尔的工作看起来是做了一系列的删减排除：从个人与社会中，排除个人的因素；从言语活动所跨越的诸多领域中排除掉非心理因素，仅定位在心理领域的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上。就这样，索绪尔从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建立了一个符号系统。索绪尔的方法算不上陌生，但却透着一股玄奥。一般来说，将社会性作为言语活动与语言的重要特征，应不会招致什么非议。但是，如若把社会性与个体性相割裂单单强调社会性，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任何一种“活的”语言，只有在言语活动中才是现实的，即便是书面语也同样是言语活动。如果说还可能有一种具体的、现实的、个体性的言语之外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到底是什么呢？换言之，排除掉了个人因素，“社会”还能是什么？排除掉了生理或物理因素，“心理”还能是什么？以此来说，索绪尔所进行的“删减”委实是一种神奇的“删减”，因为这种“删减”在进行排除的过程中，创造了新事物。这样的一种删减排除，不是从全体中抛开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也不是在诸多因素中进行选择，而是以“删减”为名行“构建”之实。从异质性的言语活动中抽取出同质性的语言系统，对此不妨换一种更为熟悉的说法，事情可能就清楚了，即语言系统实乃人为构建出来的理论上的统一体。以此来说，语言乃是对言语活动进行抽象的结果。
语音是最直接的语言存在形态。语音①语音，主要是历史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研究对象。通常，历史语言学致力于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为语言的谱系分类提供可能的证据。语音学主要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对语音的发音、听觉和知觉的研究；二是对具体语言语音的发音特点的研究。，简单地说，就是视之为语言的声音。人们明显不是把所有的声音——即使都是人类发出的声音——都称之以语音，语音与一般的声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作为语音的声音必须具有“意义”（meaning），这是语音的内在规定。在探究语言问题时，首当其冲地就遭遇这个极其复杂的“意义”。意义问题②意义理论可以说是语义学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存在着诸种意义理论，包括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反应论、证实论、用法论等等。对这些意义理论，大致归为两类，其中指称论和观念论等把意义诉诸于或现实或抽象的实在，可称之为意义的实在论；行为主义的反应论、晚期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和维也纳学派的证实论等，这些理论并不将意义视为一种实在，意义完全可以被他们给出的解释取而代之，因此，可称之为意义的非实在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难题，但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意义何以成为语音不可分割的内在规定的呢？事实上，正是这一“意义”向人们道出了语言得以出现的隐秘机制。
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面临着两条分叉路：其一是对于语言和言语的选择；其二就是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区分。语言研究的这两条分叉路所需进行的选择，实乃两步抽象：一是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语言；二是从历时态中抽象出共时态。正是经由这两步抽象，索绪尔才将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把语言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唯一对象。对此结论，可以从语言最主要的存在形态即语音处得到验证。
之所以把语言视为言语的抽象物，另一个依据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区分。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的系统，而“在历时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为此，对语言的研究就“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③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25，127页。。索绪尔对待语言历时性的这一立场，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评论说：“索绪尔所从事的工作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一条反历史主义的原则。”④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如果试图从历时态中分离出共时态的语言，只有借助抽象才是可能的。
言语有其限度，它不包含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语本身就是一种抽象。言语对某一具体生存实践的强调亦即主题化，更彰显了抽象本身所带有的价值意味。实际上，在对言语主题化实质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是两个层次的抽象，其一是人类生存实践的抽象选择，其二是言语的抽象主题化。严格来说，言语的实质是对人类基于生命形式而对自然有所选择的生存实践的再次主题化。换言之，言语乃是对抽象的人类生存实践的进一步抽象。在抽象的人类生存实践基础之上的言语的主题化，给人类的生存境况乃至生命形式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从生存实践到言语的这两步抽象对人类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只不过生存实践层面与言语层面的抽象还不是人类所遭遇的抽象的全部，在语言层面上，人们还会遭遇更深层次的抽象。
四、语言的价值
前文已将语言的三层抽象结构即“生存实践——言语——语言”呈现出来。生存实践基于生命形式对自然有所择取；言语则对部分生存实践加以主题化；语言又是对主题化言语加以抽象的结果。其中每一层面都有抽象在发生作用，而抽象尤其是言语对生存实践的主题化抽象，使语言内在地对生存实践具有某种价值。这里所强调的语言对生存实践而言的价值与索绪尔理论中的语言价值不同。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系统被放置在了语言学研究最核心的位置上，系统性也被视为语言最核心的特征。语言的具体实体、能指、所指都只能在语言系统中得以确定。为强调语言诸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差别，索绪尔直截了当地把语言称作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③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18页。。说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是交换，其二是比较。交换指的是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比较则是能指与能指之间、所指与所指之间和语言符号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以此来说，索绪尔的“价值”主要是就诸语言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来说的，价值完全内在于语言系统并在系统内部的关系和差异中得以生发出来，而本文所探究的语言意味价值则是从对生存实践加以抽象的角度对语言所作的一种理解。
即使除开历史的维度不谈，仅就当下的实践内容而言，言语也未涵盖人类生存实践的全部。默会的行为和不可言传的行家绝技是言语所难以企及的。对此，人们大可不必过分追求言语的完满，试图将生存实践的全部内容都以言语的形式标示出来。因为，正是由于言语有其局限，它才可能在生存实践中发挥强调的“指向”作用。
以抽象来说，语言对生存实践而言的价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们总是在继承一种生存实践方式的同时继承一种语言，其中语言作为在生存实践中发生的主题化言语的抽象结果，能够为一种生存实践方式的习得提供便利。配合生存实践方式的传承，是语言的一大社会功能。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所包含的语词往往就标示着一种生存实践所涉及的主要内容。通过学习语言，人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获取对部分生存实践内容的认知，这部分内容可能远远超出了个体进行具体的生存实践的可能范围。在这个层面上，语言称得上是理解与学习一种主题化的生存实践的钥匙。对于语言的这种积极意义，迈克尔•波兰尼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相反的意义上谈到：“我们最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由我们用以解释我们的经验并建立我们的言述体系的群体语言所决定的。我们以前宣布的信念可以最终被认为是真实的只是因为我们在逻辑上预先接受了一个特定的术语集，我们与现实有关的一切东西就是从这一术语集建立起来的。”④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页。或许，对语言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就应像萨丕尔所说的那样：“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①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页。
中国教师：广州市目前也通过“走进广州好教育”丛书的出版，对好学校、好校长、好教师三个系列进行深度挖掘，这既是教育实践成果的总结，也是教育成果的展现和交流，特别是对发展进步快的学校和非中心城区的学校、校长、教师都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当然，轮岗制也会导致一些校长在学校规划建设的过程中会离开某所他为之奉献的学校，这些校长、教师会有遗憾吗？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现时代的具体生存实践是在历史进程中传承和变化的结果，以往的生存实践方式对具体的生存实践有深刻的影响，其中语言传统在生存实践方式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语言传统的这种传承作用，那么语言就“从我们开始掌握语言之时起就以独特的方式把我们控制了起来”②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7-198页。。语言之所以可能成为桎梏，是由于语言的抽象性质使语言与生存实践之间拉开的距离。语言一旦与生存实践拉开了距离，就可能在生存实践的历史进程中造成语言传统所承载的生存实践与现实的生存实践不相符的情况，并且往往是语言传统滞后于生存实践的变化③从生存实践到语言经历了言语的主题化和对言语的语言抽象两步抽象，语言相对独立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生存实践中发生的变化，这些都可能导致语言在历史中的变化滞后于生存实践的变化。。假如语言传统同生存实践不相匹配，那么对于生存实践来说，语言传统则无异于一个抽象的牢笼并紧紧束缚着现实的生存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传统对生存实践的塑造作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暴力统制。
语言传统的暴力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抽象语言舍弃了其历时性造成的。但这还只是造成语言暴力的部分原因，因为，即使语言传统与生存实践能够始终保持步调上的一致，语言暴力的问题依然存在。具体的生存实践总会涉及到时间、空间、主体、对象等多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在抽象的语言中是难以察觉的，或者说语言不包含这些差异。语言在抽象的层面上破坏了主题化的生存实践并使主题化本身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关于语言对差异的抹杀，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将其视为语言固有的暴力，并且，“语言具有的暴力，是其抽象化的功能引起消除细微特征和差别这一意义上的暴力，是由于词语构造上所固有的暴力性，因而是无法避免的”④高桥哲哉：《反·哲学入门》,何慈毅，郭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如果从语言系统的多元性来看，语言所建构的诸多理论间同样存在着语言暴力。人类生存实践的抽象性以及语言的抽象本质都决定了理论只能以多元的方式对生存实践做主题化的说明。每一理论都是对生存实践中被主题化的部分加以形式化而形成的，在一种理论中人们通常只专注于被主题化的生存实践，未被主题化的生存实践在理论中是不可见的。换言之，某一特定的生存实践是借由一种特殊的理论而被主题化的。在对主题化内容加以形式化的过程中，所择取的内容会逐步被绝对化为唯一的生存实践方式，未被主题化的生存实践则在理论中被完全舍弃。这一取一舍，无疑是对生存实践的暴力独断。形式化的理论往往由于这种暴力独断而表现为一种纯粹性。每一纯粹的理论都以独断的形式呈现了被主题化的生存实践。被主题化与未被主题化之间的差异，很可能造成同一要素在不同的理论中处于截然相反的位置。由于择取了不同的生存实践或者生存实践的不同方面并加以形式化和绝对化，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就可能带有对抗性质。人们尽可想象一种能够对所有生存实践都加以主题化的大全理论，但这对处在既定生存条件下的个体或社群来说却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有人认为对不可通约的多元性理论做一种简单的相加就能够实现大全，这是极其幼稚的想法。把几种不同的理论叠加在一起的做法，不仅会破坏每一理论自身的融贯性，还会使特定的生存实践失去了被主题化所意味的强调作用，更何况如此大杂烩式的理论对生存实践的指引作用又有何价值可言呢？
语言的现实是言语，而言语在生存实践中发挥着主题化的作用。从语言——言语——生存实践之间的关联来看，语言所意味的价值并不是抽象的终点，它还会能动地对生存实践产生现实的影响，而这主要是依靠言语与生存实践形成程式化规约来实现的。语言并不直接作为程式化的言语来发挥作用，而是以形式化相互规定的方式在语言系统内自我繁殖，如此一来，形式化的语言就在生存实践的既定条件之外构建了一个具有价值的“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由于摆脱了生存实践的限制，很可能比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更为理想和纯粹。所以，当语言回返到言语中，并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形成新的程式化规约时，语言所构建的可能世界就可以指向超越于当下生存实践条件限制的新的生存实践。如果没有语言的指引，这些生存实践是很难出现的。语言所意味的价值不仅可以借助言语对生存实践进行“指引”，在某种程度上，言语的主题化也受其“指引”。在可能世界的指引下，言语指向什么或不指向什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固然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但它也受形式化语言构建起来的可能世界的价值导向。言语作为对生存实践的主题化，它强调什么或不强调什么有可能造成实质性差别，如果言语受到语言价值的影响，那么与言语形成程式化规约的生存实践也将被价值所估量。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价值不仅延展至生存实践领域，还对生存实践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
人类所造就的辉煌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语言的“指引”进行生存实践的结果。受语言所指引的主题化在人类生存实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论如何褒奖，似乎都不为过，因为无法想象没有了语言的指引和言语的主题化，当下的人类生存境况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只是，在开启发展的无限可能的同时，受语言指引的主题化也可能为人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的指引固然有助于人们逐渐摆脱自然所施予的限制从而自主地进行生存实践，但这种自主的选择并不能确保最后的结果令人满意。人类与世界的关联是在生存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人类运用现实的力量变革世界中事物的存在方式以满足生存所需的生存实践，是人与世界相联系的最根本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言语也并不与世界直接相关联，言语只能通过指向非言语的生存实践才间接地与世界发生联系。言语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言语加以抽象的语言呢？语言经由两层抽象与生存实践所拉开的距离，不免会导致因对部分生存实践加以主题化和指引而伴有的某种风险。工业革命就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例子。工业革命无疑给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至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大概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语言在人类的生存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人际间进行沟通的主要手段，也是人类进行社会传承和勾画发展蓝图的重要媒介。从生存实践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理解，不仅更贴近人们日常语言的真实面貌，而且能对人们进行生存实践提供某种帮助。依前文所述，受生命形式制约的人类生存实践是对自然的抽象择取，言语则是对生存实践加以主题化的强调，而语言乃是言语的抽象物并对生存实践进行指引。“生存实践——言语——语言”，即理解语言的三层抽象结构。从生存实践进入到语言的这三层抽象，使语言具有了价值，也就是说，语言的价值是“生存实践——言语——语言”三层抽象的结果。语言的价值根植于人类生存实践的抽象，它经由言语的主题化和对言语的语言抽象而寓于语言之中。以此来说，语言以及由语言所构建的一切都被打上了价值的烙印。而且，语言的价值并不限于抽象的语言层面，通过对生存实践的主题化以及指引作用，语言所意味的价值会对生存实践产生现实的影响。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实践层面对语言的价值加以反思与批判。这种自觉不仅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发挥语言对生存实践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消极影响。
Language as Value:On Language in Survival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SUN Yang
（College of Marxism,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Saussure’s understanding,language is a value system.But the value of language is not limited in the abstract linguistic level,language also means value for survival practice.In terms of the abstract structure of language that exists at such three levels as the abstractness of survival practice,the speech that thematizing survival practice,and the linguistic abstraction of speech,language not only contains value intrinsically,but also makes its value affect survival practice probably.
Key words:language;speech;survival practice;abstract;value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9）04-0105-07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XJC720003）；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S22）
［作者简介］孙杨（1986-），男，山东荣成人，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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