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共普遍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不被信任的偏见与怀疑，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历史境遇的基本底色。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凭借着对中国革命的主观预设，将知识分子群体排斥在党和政府之外。然而，革命现实的客观依赖，使得知识分子群体不可或缺。两股力量交互影响、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共政策倾向上“团结与排斥”的矛盾态度，使得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摇摆”于革命之舟，或隐或现或弱或强或急或缓地为中国革命积蓄着力量。
关键词：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三起三落；政策空间;历史考察
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央苏区的地位与作用，比中共党史上任何阶段都要特殊、复杂、敏感和微妙，在知识分子政策态度倾向上“团结”与“排斥”的摇摆，折射出党在幼年时期的艰辛探索。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与理论基础。杨凤城认为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是置于阶级分析框架、革命斗争视野下的，他给出的整体判断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左”转，其特征是“排斥和不信任”[注]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直到1935年因“左”倾逐步纠正而调整。何友良大致勾勒出“U”字型模型：“到1930年为止，知识分子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地位，实际上掌握着苏区社会的各级领导权和文化教育权”，“大体从1931年春起，……生存环境日渐恶化”，1933年秋“在中央政府和主要领导人的干预下，……苏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得到肯定，生存环境得到改善”[注]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359页。。朱钦胜大致勾勒出“n”字型模型：“党在苏区前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不信任”，苏区后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注]朱钦胜：《困境与抉择：中央苏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36页。。黄道炫则大致描绘出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立体模型：“与中共创建、发展过程中知识阶层所具有的领航者地位一样，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着核心作用”，“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注]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01页。。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学界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已经由核心史料的爬梳、基本线索的勾勒[注]陆亚玲：《1927-1934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之探讨》，《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4-57页。，向探索政策制定及其运行具体生动历史图景的面向前进。由于研究关注焦点与选取时间截点的不同，诸多学者在直接论述或间或论及中勾勒出的模型也有所差异。本文以散见于各类文献档案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为基础，拼接出一个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际遇模型，以便从整体上把握政策执行下的权力重塑与群体走向。同时，试图突破常规的叙事框架，从知识分子群体特征、革命现实、史地空间、政策分析等诸多方面，探寻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生成、运行、变迁的多重因素，借此弥补叙事模型的不足。
联系史实，陈怀公“朝国人”之举与吉本道雅先生之论完全吻合。由此可见，“陈人”自应包含陈国之卿、大夫，而史料中的逢滑便是陈大夫，如《史记·陈杞世家》“怀公元年” [注]①《史记·陈杞世家》载：“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史记》与《左传》的记载略有出入，但逢滑是陈大夫，应是事实。条可证。因此，春秋卿大夫属于“国人”范畴。此证四。
一、中共政策影响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三起三落”
基于学术界理论成果与史料呈现，笔者认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共政策调整与实践探索“互动”下，大致历经了一个“三起三落”的“波浪式”模型。
(一)一起一落：从“发动者”到“异己者”
国共合作破裂后，大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且家庭出身富裕的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家乡，将革命火种撒向农村，积极投身地方党组织建设。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差异、工作方法有别、权力来源不同，当以巡视员身份指导地方革命的外来知识分子无视地方实际、强制推行冒险指令时，部分地方知识分子干部所秉持的异议逐步被上纲上线为“地方主义”“保守主义”“个人威信凌驾于组织的威信之上”等等，地方知识分子群体不可避免的成为错误研判中的“异己者”。
1.苏区初创时的“发动者”(1929.1-1930.4)
宗族社会高墙筑起，熟人乡村网络封闭，外来力量难以介入。大革命失败后，返乡革命知识分子运用地缘、血缘、学缘等独特优势，组织革命串联、凝聚群众意志、整合进步力量，成为乡村社会积蓄革命力量的“发动机”。地方知识分子依托乡村规约、传统习俗、群众诉求，以乡村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至1929年春，“党在赣南17县可能普遍地发生了影响”[注]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全文抄件，第71号。。中央苏区初创时期大部分干部是知识分子，并实际掌握着中共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权。赣西各地苏维埃乡村政权，极大多数在新学生之手，“这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地位最高,又大多是共产党党员”[注]《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赣西南“干部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的地方甚至“成份完全是知识分子”[注]《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27页。。
为扭转国共合作破裂后党内将知识分子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调和主义划等号的倾向，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避免产生反知识分子倾向。“不错，智识分子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轻易动摇。但有些智识分子的确能很正确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批评中不应当笼统的将一切责任归诸智识分子。而应详细的分析他们的社会关系，指出他们所以动摇的原因，以免同志看后发生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注]《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关于闽西斗争的问题(信二)》(1929年2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网络受到巨大冲击，面对组织重建的历史重任，中共深感知识分子干部严重缺乏。“知识分子干部剩下的更少：其中多数人成了白色恐怖的牺牲品；一部分人变成了消极分子，摇摆不定；一些人不想去莫斯科学习。”[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即便这一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持保留态度，但是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使得中共不得不依靠知识分子开展工作，这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党应该大大注意培养农民运动工作人员底特别干部。直到现在，党总是派遣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的城市知识分子工作人员到乡村中去做工作，这种惯用的办法，决不能保证巨大的农民运动工作有顺利的执行。”[注]《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如果把这些批评性的表述“剥离”开来，无论是掌握基层政权的地方知识分子，还是中央派遣到乡村的外来知识分子，都体现出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客观依赖。同样，在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之外，也呈现出这种依赖。例如，鄂东北特区区委以上干部约150人，“学生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几”，而且“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5年，第152页。。
2.错误研判中的“异己者”(1930.5-1931.10)
自1930年5月起，反AB团斗争的怀疑情绪开始由党外到党内、从白区到苏区逐步蔓延。6月，赣西南党组织反AB团宣传迅速展开，“宣布赤色清乡”，“实行赤色恐怖”，凡干部中“出身不好者”都交“苏维埃拿办”[注]《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1930年6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31-636页。，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随着否定、排斥知识分子的极“左”倾向升级为把知识分子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划等号的认识误区，为各苏区进一步打击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政策依据。1931年春，闽西苏区发生肃“社会民主党”错案。1931年4月，全面处理富田事变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再次掀起肃AB团和肃社党的高潮，进一步形成了“肃反中心论”。肃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非常残酷，因为“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中央巡视员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入了AB团了。”[注]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党政军群工作的综合报告，一二次战争及富田事变》(1931年9月3日于上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6)，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411页。
对形势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印证”，使得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形势的误判不断升级。在这一央地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既有中央对地方的层层加码，如中央指出：赣东北各县“把持各种工会工作的分子，也有不少是富农分子，官僚化的知识分子”[注]《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1931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又有地方非理性估量对中央的误导：“有许多掳掠的官长和知识分子亦很快的加入了党，担负相当重要的工作。”[注]《曾洪易向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14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对形势的误判在中央苏区核心地域之外的区域也开始出现，例如张国焘曾指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注]张国焘：《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1931年6月30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5年，第133页。随着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种最早在地方发现反馈给中央，并在央地互动过程中不断加压加码扩大化的误判，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过程中更加彻底地推演开来。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数量骤减，知识分子或被停职撤职，或被清理出党，或被错杀误杀，或隐匿不出，或逃离苏区。
(二)二起二落：从“缺位者”到“沉默者”
1931年11月“一苏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面对刚刚成立的新生政权，中央苏区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暂时放下了前一阶段的怀疑、冲突与伤害，达成新的共识。然而，临时中央迁入瑞金，以往因路途遥远、时空隔离而弱化、缓解、搁置、模糊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由隐到明甚至直接碰撞，不同观点的分歧与争论，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展现出来。
今年当地化肥销售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山西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晋北分公司对于新型肥料销售比较重视，积极采取各种推广方式促进液体肥、菌肥、喷施肥等新型肥料的销售。目前来看，销售情况尚可，但销售难度比较大。陈君说，农民本身对新型肥料并无主动需求，未来企业需将示范田、专家指导等方式贯穿到新型肥料销售中。
1.分庭抗礼下的“缺位者”(1931.11-1932.9)
随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缺乏所造成的干部恐慌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中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例如，《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中强调：“目前干部的缺乏，不但在湘赣苏区是如此，即在其他苏区与白区，也是如此”，“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造成苏区内部干部的自给”[注]《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1931年11月21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再如，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向中央报告，“干部问题……真是极严重”，“正在每天烦恼我们”[注]《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2月2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5年，第251-252页。。
知识分子严重缺乏给各地苏维埃建设所带来的干部恐慌，客观上推动了错误倾向的纠正。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全国苏维埃政权，中央及地方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越来越受到现实诉求的规约，党的政策和态度开始趋向于客观。随着党在执政过程中因取得巨大成绩开始更加自信，其政策态度也更加宽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境遇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赤色腹地群众的太平保守和边区群众的悲观失败情绪，亦不能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来克服”，“各级文化部组织不健全，工作不好，这是文化人材缺乏的关系，因为过去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是逃跑或加入AB团社会民主党，就是畏怯不敢出来，这些分子也少有革命性，形成一个旧的不能适用，新的没有培养的现象”[注]《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82页。。在中共中央政策松动与政权建设客观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各地基层党组织开始客观认识、评价和对待知识分子。例如，《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 财字第六号》中指出：“要站在整个立场上坚决向下级调人，并应多方吸收失业工人店员，并可引用写算俱佳的产业商人，知识分子及女同志等专门技术人才。”[注]《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 财字第六号——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1932年9月13日)，江西省税务局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空间的延展与生存境遇的改善是相对的。在“改善”线索占据“高音”优势的同时，另一条“恶化”线索的“低音”仍然存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由于“左”倾思想的再次抬头，对于知识分子怀疑、警惕的倾向开始慢慢高涨。例如，赣湘苏区永新等地处理案件时“对中农、知识分子比平常人要重点”[注]《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1932年7月17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46页。。再如，曾洪易向中央报告：“对于下级干部，特别是做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的送来，还是要中央严格的考查，前次由剧联派来的两位知识分子，在此表现很不好，对革命动摇已极”[注]《中央代表曾洪易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8月3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94页。，认为中央应当对知识分子保持警惕。
2.残酷斗争下的“沉默者”(1932.10-1933.3)
通过采取输液加温等保温措施，可以维持患者术中体温恒定，缩短麻醉苏醒时间，减少患者术后寒战、躁动发生率。因此，术前手术室护理人员应对手术患者进行充分评估，对于有低体温潜在因素存在的患者，应主动采取多种保温措施，有效降低患者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术中应加强对体温的监测，避免出现因低体温发生并发症，确保患者的安全，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1.数量质量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腹地瑞金。“左”倾临时中央进一步排斥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全盘否定周恩来纠错行动，一再号召“要不犹豫的迅速的”捕杀反革命分子，多次强调“对反革命仁慈便是对革命残酷”。在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的思想要求和组织惩办疾风暴雨的强力执行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成为没有发声、辩白机会的“沉默者”。由于干部队伍参差不齐，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知识分子政策态度上呈现出不同的裁量标准与评判依据。党内与党外、上级与下级、中心与边缘、过去与现在等诸多要素交互印证且相互叠加，给中央及地方各级干部党员的判断造成了巨大干扰，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态度“简约化”政治逻辑的存在，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际遇进一步恶化。随着误判升级，除了权力系统之内不同政见者遭受打击之外，权力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冲击；除地方知识分子之外，不同政见的外来知识分子群体也难逃打击。例如，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取消派”分子“十分之九是中央派来，全是在上海等地加入取消派，以文化工作者为多”[注]《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93页。。再如，《扬声(刘映胜、刘映盛)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指出：“泾阳党完全是知识分子，巡视员没有提出转变的具体办法，空喊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注]《扬声(刘映胜、刘映盛)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外来巡视员知识分子没有“具体办法”、本地知识分子“不可依赖”的困境，让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走向下行。
1934年4月，随着国民党军队逐步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更加严峻。为应对革命危机局面、清理反革命力量侵袭，实现最大限度稳定中央苏区社会秩序的目标。4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中央权力迅速下放，以往所规定的“司法程序，均废止之”，县、区苏维埃等地方权力猛然增长，地方可以不请示上级，抓人、判刑、处决“反革命”和“地主富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则是放开了社会管理的闸口。为有序驾驭瞬息万变的战时社会、强力扭转资源匮乏的被动局面、清理危及“整齐划一”的负面因素，把不同意见上纲上线为反革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原本局限在政治领域的打击开始蔓延到整个社会领域，特别是个别党员干部捕风捉影的乱抓乱杀，使知识分子群体遭受巨大的冲击。
(三)三起三落：从“建设者”到“背叛者”
中国苏维埃运动越是向深处发展，知识分子的客观作用越显得不可或缺，其生存环境与历史境遇越能迅速得到改善。随着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也更加自信与宽容。然而，革命与战争主题下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的比拼，使得进行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必须从属于掌握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的红军士兵、工人农民。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带来的严重资源匮乏，特别是赤白对立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这个格格不入的“依附性群体”越来越显得复杂多变。
The “sleeping” kidney i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a non-functioning but viable kidney, usually due to RAS.Most of the reported cases have involved those with atherosclerotic RAS, with fewer cases involving FMD.
1.鼎盛时期中的“建设者”(1933.4-1934.3)
通过辨析以上相关概念，对于公职律师的概念可表述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依法取得公职律师执业证书，为政府部门或具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提供专门法律服务的公职人员。
1933年4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第二次学术演讲会，张闻天提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获得一致赞成后，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组织理事会，选举张闻天为书记，确定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总路线而斗争”[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红色中华》1933年4月14日，第3版。。作为中央苏区第一个革命学术研究团体，其分会遍布苏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这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探索进入集体探索与初步整理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进入到梳理总结、提炼反思阶段。
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立足形势变化，着力纠正“吃知识分子”的倾向：“反对一切对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同时必须纠正不从政治上检查，而简单检查成分，乱洗刷党员，乱处罚党员，‘吃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注]《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193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长期以来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情绪的存在，使得大部分旧知识分子隐藏不出。因此，团结、优待、鼓励知识分子群体为苏维埃政府服务的政策倾向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凡是愿意为着民众服务，愿意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各种专家、技师等等，都受着苏维埃政府的优待。”[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33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50页。
随着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作用的突显以及苏维埃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共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更加宽容、自信。“近来有些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注]《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21-522页。凯丰在苏区教育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以往在“团结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一种是‘左’的反对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曲解我们的阶级路线。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苏维埃政府有能力去团结那些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才”[注]《苏区教育大会结论》(1933年10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0页。。毛泽东也指出：“对于在苏维埃的经济机关与合作社内忠实为苏维埃与民众工作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专门家与知识分子，苏维埃政府则给他们以优待。”[注]《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193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著：《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2.革命危机下的“背叛者”(1934.4-1934.10)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空间的挤压与生存际遇的恶化也是相对的。在“恶化”线索占据“高音”优势的同时，另一条“执拗的低音”仍然存在，并不断积蓄力量准备随时争夺优势地位。面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现实困难，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开始意识到原有主观评判的不足，认识到知识分子严重缺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例如，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中央报告：闽浙赣苏区的“干部恐慌的确到了极点”，“全省的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中特别是秘书文书中)已去了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区委和区书及县委常委十分之六七是新提的，县书也调了二个，至于分区和省级的主要干部，在这样的干部的恐慌的情况之下更觉缺乏，的确有些顾头顾不到脚的现象”[注]《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24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96页。。再如，湘赣苏区在1933年1月到3月期间的改造运动中大批驱逐“旧干部”，使得省委的“一切文字工作都要常委自己来做”[注]《湘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工作报告》(1933年3月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50页。。然此微弱“低音”，并未在实质上撼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境遇恶化的整体方向。
3）摔法技术的特殊性使得在赛场上使用数量较少，但是摔法的使用成功率较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呈明显优势。另外，自2011年以来散打赛事规则的调整，对摔法的判罚标准要求更加严格，同时对于先后倒地判罚的取消，种种因素直接导致了摔法应用频度的下降[14]。在新规则的影响下，贴身摔和接招摔2种基本技术在使用成功率方面变得更为均衡，彰显了散打比赛的观赏性、激烈性、竞技性等特点[15]。
随着革命局势的不断恶化，生存危机迫使中共全面收缩理论触角与组织网络。在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刚性需求下，知识分子政策不可避免地摆向了收紧的一方。残酷的军事斗争、频繁的社会动员、剧烈的群众运动，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军事、人力等资源逐渐超出承载的限度。在整合社会力量、凝聚群众意志的过程中，“一放一收”的政策在摇摆中越来越彻底，经常性的反右倾，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越加艰难。张闻天指出，“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近，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是愈积极”[注]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红色中华》1934年5月25日，第1版。。草木皆兵、打倒一切的政治斗争随着外部形势的严峻愈加激烈，斗争的“对立面”越来越多，革命的“背叛者”层出不穷。
残酷的斗争形势使得一些知识分子产生动摇，逃往白区，这使得战备状态下的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过度警惕再次升级。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白军进逼苏区是反革命分子“复仇”的机会，大量不忠诚、暗中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反水了，或做白军内应，如广昌县教育部副部长雷德胜叛逃，“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注]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斗争》第62期(1934年6月2日)，参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编：《斗争(苏区版)》第4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与战况相对缓和时期对知识分子群体相对宽容的态度倾向不同，战况瞬息万变中“整齐划一”的诉求下，极具个性的知识分子群体难免被化约为潜在的“背叛者”而遭全盘否定。
二、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生成及变迁的因素考察
作为在一个空间贯通、时间连续史地空间之内相对独立的探索，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的考察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一个孤立、静止、片面的横截面剖析，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尤其要避免简单化处理。作为中共干部队伍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精英，其影响贯穿于整个中央苏区时期。诚如韦思谛所言：“在江西农村以及中国其他地区，革命的发展比一般所想象的更广泛、更持久地依赖于地方精英社会所提供的支持。”[注][美]韦思谛著，王笛译：《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因此，必须将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生成及变迁因素的考察，置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域之下。
(一)突破“变动不居”的叙事框架，厘清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生成的现实基础
当前，“变动不居”似乎是描绘中央苏区历史图景最具说服力的表达，倘若突破“变动不居”的叙事框架，将中央苏区史地空间中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境遇中“变”的因素“切割”出来，寻找“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因素，拼接出一个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运行中“不变”的逻辑，这既能弥补“三起三落”叙事模型的不足，又能揭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历史规律，呈现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警惕态度，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对其已有地位、作用、影响的肯定与认同。1932年10月3日到8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和领导权。随着“左”倾路线的持续升级，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更加坚决、一致、彻底。在中共权力系统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另一部分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受到打击。在基层干部党员队伍中，知识分子群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数量急剧减少。例如，在赣东北17375名党员中“贫农70%，工人20%，雇农2%，自由职业2%，知识分子1%，中农5%”[注]《涂振农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1月20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85页。。在这一时期，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中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在其他系统中亦呈同心圆式地展开与扩散，特别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文教系统也开始受到冲击。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过程中的“格格不入”以及对其群体形象认知的“模糊化”，核心权力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步失去生存空间与话语空间。例如，“我们听到各县列宁小学教职员亦无道理的向政府要求减免税是不对的，决不能减免丝毫，教职员定要十足完税。如教员是富农应以一担百分之四起累进，收他的土地税”[注]《江西省财政委员会给各县财政并转各级税收委员会指示信》(1932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第137页。。
在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三起三落”生存境遇的叙事框架中，文本载体中的政策摇摆似乎是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历史走向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决定性因素。但若把作用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外在政策“切割”出来，立足知识分子群体内生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会发现不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收一放”或“摇摆”，塑造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三起三落”的群体历史境遇与个体生命体验；而是知识分子客观存在的群体特征、思想动态、个体选择与现实影响，决定了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生成、制定、运行、调试、反复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来看，数量质量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权力结构的更迭中大致呈现出为对外来知识分子信任倚重和对地方知识分子怀疑警惕的倾向。[注]需要注意的是，“外来”与“地方”作为一种划分方式，具有相对性、层次性。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相对于赣南闽西籍知识分子而言，与所在工作地方无地缘、血缘关系的非赣南闽西籍知识分子，都被视为外来知识分子；在中央苏区鼎盛时期，大量具有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涌入中央苏区，相对于这一批部分干部而言，常年在苏区工作、理论水平不高的“山沟沟里”的“土包子”，被视为地方知识分子。
2.相对稳定的思想奔赴目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从“数量”上来看，知识分子在党内占据一定的优势。一定数量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反复沟通、观点分歧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挥员与战斗员的成分，上级干部仍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多”[注]《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1758页。，四川“农村支部中很多农民和知识分子合组的支部，而支部的领导都是落在知识分子小学教员手里”[注]《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1932年2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163页。，广西“右江党的基础还建立在大多数富农知识分子身上”[注]《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1930年3月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第78页。。在各苏区“肃反”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重点打击对象，然而，知识分子仍然充斥领导机关，陷入频繁更替的循环。因此，知识分子作为中国革命阵营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呈现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持续性”的代际传递与更替。从中共成立之初几乎所有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三起三落”，再到延安时期中共成为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承前启后重要的一环，尤为重要。这一时期，由于外来知识分子大多党龄时间长、理论水平高、革命工作经验丰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受到各地苏区重视，各地向中央提出要求“火速派一负责的得力同志来，指挥一切工作，而且非派来不可”[注]《鄂东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5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11页。。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到达各苏区后，由于权力来自上级，因此他们处于组织、军事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甚至可以推翻和改变下级组织的集体决策。而“赣南同志尤其是兴国县的同志大部分负责者、活动者都是地主富农分子”[注]赖传珠：《回忆大埠农民暴动》(1959年)，《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183页。，出于对这些“小地主家庭出身”地方知识分子干部“阶级分析的隐忧”，这类知识分子逐步走向边缘。
一方面，从“质量”上来看，知识分子在1929-1934年间的中共党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共党内起“领导作用仍然属于知识分子，基本核心是原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基本群众是失去阶级基础的农民”[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0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8页。。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群体地位、结构、演变上来看，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再到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毛、刘、周、朱、任的领导集体，“促进”与“阻碍”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勾勒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实践探索的宏观历史图景。从纵向历史“连续性”视角来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外来知识分子占据优势；从中共权力“同心圆”结构来看，地方知识分子逐步走向“边缘”。例如，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注]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无论是留苏知识分子群体的“左”倾，还是地方知识分子群体所谓的“右”倾，都应该置于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轴”的参照系下去定位与考量。也许在历史文献相关文本记载中或者在不同经历者的回忆中，较多呈现出的是知识分子个体之间“斗争”的面向，但是这些“斗争点”与“分歧点”却集中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的分叉点、矛盾点与关节点，而且这些“斗争”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为前提条件的。那些无法调和之处，便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面相。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奔赴目标，才使得这些思想资源各异、理论诠释不同、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呈现“斗争性”一面的同时，能够在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内遵循着“同一性”的规约。基于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奔赴目标，并以此为“中轴”，才能理解知识分子政策制定与执行所遵循的理论逻辑与政治逻辑，才能更加清晰地揭示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不同个体间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距离。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思考与逻辑判断，对于苏维埃革命的不同想象与具体实施，以及对共产国际政策、理论和指示教条性、选择性的执行，形成了知识分子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历史图景。前进的曲折性与思想的波动性，既是符合认识与实践辩证认识规律的逻辑必然，又是作用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探索过程中自觉的历史呈现。
在思想奔赴目标下存在分歧与争议的知识分子，表现在政策上大致呈现出对留苏知识分子重视和对地方知识分子轻视的倾向。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瑞金后，这种分歧和争议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一方面，留苏知识分子占据理论优势与政治优势。留苏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往往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中央苏区给人一种威慑力。常年在苏区的党政干部大部分感觉自己是土包子，简单地认为中央派来的人水平高，不自觉地从心理上觉着要听从中央来的人的命令，从而为这些人在中央苏区推行错误方针创造了一种无形的畅通渠道”[注]刘学礼：《历史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另一方面，地方知识分子虽有实际工作经验但处于弱势。例如，1933年1月下旬罗明向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挑战”临时中央权威，临时中央2月15日发表《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撤销罗明职务，接着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认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1933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7页。。随后，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在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时还认为：“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3.相对稳定的物质资源规约，导致了对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切割”处理。
另一方面，中央苏区能够通过相对畅通的赤白沟通渠道获取外部信息，并将中共政治立场、观点传递到苏区之外。一是获取信息。例如，“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二是声明立场。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央苏区抗日情绪高涨，呼应了赣南地区民众民族意识觉醒，有山歌这样唱到：“不管军和民，不问农和商，一心一意打日本，打退日本保家乡。”[注]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90页。三是赢得民众。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开展的左翼文化运动，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有知识分子曾经回忆：“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注]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诸多迹象表明，抗日战争初期的消极政策，使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影响。
由于受到物质资源因素以及“敌强我弱”实际情况的规约，中共在具体政策制定与实际执行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用一定方式方法把技术类知识分子“切割”出来的倾向。无论是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定时将医疗、通讯、军事等技术人才排除在外，抑或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某些急需人才的具体裁量或特殊保护，甚至是在打击知识分子群体时的有所侧重和有所选择，这种对物质规约的遵循，也是中共在敌我物质力量比拼中获取生机、生存壮大、蓬勃发展的前提基础。例如，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央苏区文化宣传、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商业等方面的努力，是中共获得群众拥护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前提。只有让政策制定符合、顺应群众利益诉求，才能让革命动员得以顺利启动。
这种试图将“革命急需”知识分子“切割”出来的倾向，在中央苏区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延续，其“特殊”类型不断增加直至将范围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曾规定：“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布告》(1934年12月30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编委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
(二)突破“史地空间”的叙事框架，探寻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宏观背景
立足地域史是分析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生存际遇变化最为直接的现实土壤。在聚焦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央苏区“变动不居”史地空间中“传递”时所呈现的历史图景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央苏区史地空间是镶嵌在民国史地空间之中的。因此，有必要分析知识分子群体在苏区史、民国史时间、空间中的行走与互动，既要把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置于前后两个时期连续性的角度来分析；又要把具有区域特征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置于民国史、亚洲史、世界史的宏观背景下分析。
1.中央苏区时期存在一个相对畅通的赤白沟通渠道，且一定体量规模的人才信息物资流动，为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中央苏区初创时期，到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再到红军战略转移，赤白两区的人才物资资源互动不容忽视。一方面，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可以通过相对畅通的赤白沟通渠道获取外部人才、物质资源。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招募国统区知识分子到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现以苏区缺乏技术人员，特以现金聘请。凡白色区物〔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第1246页。二是通过地下交通线，将人力、物资等输入苏区。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的数量，没有准确的记录，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局部数据管窥全貌。例如，根据当时任闽西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的回忆：“通过这个交通站到中央苏区来的人数”，“从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二年春先后护送了几百名同志”[注]卢伟良：《在大埔交通站时期(节录)》(节选自广东《梅江文艺》1980年第2期、刊于《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1辑)，转引自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上海站》，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这几百名同志大部分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在相对畅通的赤白沟通渠道的流动，推动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更替，既有在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起起落落，又有知识分子群体结构、思想资源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如果把梳理知识分子“改善”与“恶化”两条线索时影响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整体走向的数量、质量、变量等相关论述“切割”出来，把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界限定在技术类知识分子，可以发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境遇“三起三落”的叙事框架，似乎无法解释技术类知识分子的群体走向与个体经历。在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为剧烈的“摇摆”中，技术类知识分子并未因为“落”而受到严重冲击。第一“落”时，在中共的积极宣传下，有一些受过医学教育的技术类知识分子进入中央苏区。“红旗日报登载红军招考军官，我想，军医也是大半需要的。我发誓不再医蒋介石的活尸，要去医治为苏维埃而受伤的革命战士！”[注]《一个(国民党)军医的来信》，《红旗日报》1930年9月18日，第2版。第二“落”时，技术类知识分子仍然享受“优待国家技术人员”[注]《学他的样吧！》，《红色中华》1933年3月21日，第3版。的政策。第三“落”时，虽然文教系统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但对专业技术类知识分子的优待政策始终存在并广泛施行于其他苏区。中共对人文类知识分子的高度警惕以及对技术类知识分子的“另当别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中央苏区时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裂缝，且一定策略、程度的运用，为中共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作用开辟空间。
从整体上来看，中央苏区史地空间的演变与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三起三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中央苏区与其他各苏区之间的互动，影响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放与收。“一起一落”阶段，中央苏区并不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所认为的革命“中心”，而是作为一个“地方”的定位而存在；“二起二落”阶段的中央苏区正处于“中心”与“边缘”的摇摆之间；“三起三落”阶段，中央苏区已经毫无质疑地成为革命的“中心”，并且调动各“地方”资源推进中央苏区发展。随着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在“打通”中不断扩大或缩小，知识分子政策亦相应地松动或缩紧，两者呈现极为密切的关联。相对于前两个阶段，“三起三落”阶段政策摇摆幅度及其影响的广度、强度更大。
如果把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境遇的“三起三落”置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重建与思想重建的“党的整顿、恢复、改造”的脉络上，可以发现，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双方分道扬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深陷军阀混战的裂缝中，中国共产党高举苏维埃旗帜，不断发展、壮大中央苏区。在苏维埃运动阵营内部来看，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议分歧同步推进。然而，在执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巡视员指示时，面对“左”倾路线下“顶层设计”中的不足，各地知识分子在“基层实施”过程中，运用组织尚未严密的裂缝，践行着自己的思考，丰富了中央苏区的历史图景。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史地空间的界限并非是清晰可测的，而且，国共双方控制区域的犬牙交错、频繁易手实属平常，流动性极强、差异性极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穿梭于不同的时空场域，凭借相对稳定的裂缝为中共积蓄革命的力量。
突破“史地空间”的叙事框架，有利于揭示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中“一以贯之”的红色“基因”，以及这些“基因”如何发挥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在“左”倾政策影响下破茧而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力量交织中求得生存？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解开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接续着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情怀，造就了国民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中共革命力量复兴。随着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与国统区知识分子在延安时期的“汇合”，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知识分子在穿越异质时空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具体说来，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总结苏区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奔赴“圣地”的历史奇观；另一方面是苏区知识分子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两个方面最终融汇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断书写着中共领袖人物与知识分子群体探索中国革命的历史篇章。
3.中央苏区时期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外部论战空间，且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论战，为中共获取思想资源、赢得理论认同、占据学理优势提供了契机。
国共合作破裂后，表面上来看，国民党占据城市、中共占据农村，处于“中心”的国民党在影响力上明显高于中共；但是，被国民党挤压到“边缘”农村的共产党，利用相对畅通的赤白沟通渠道、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裂缝、相对自由的外部论战空间，将物理意义上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延展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战线与精神世界，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物理空间的意义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共在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的政策差异相互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政策变迁与历史呈现。与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内的政策实践相呼应，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国统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观点论争，以精神的力量为物质力量开辟空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与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功能地位的判定有着明显的勾连。由于所承担的理论定位与文化功能不同，处于苏区、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作用发挥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央苏区史地空间之内，更加注重大众化、群众化、中国化，明显地具有群众运动宣传性、鼓动性、平民化的色彩；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则更加注重理论性、逻辑性、缜密性、学术性倾向。
数字出版从概念的诞生，到逐步发展壮大，由最初的2009年799.4亿元的年产值，增长至2017年的7071.93亿元年产值（如图1所示），从数值上看，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产业。先后经历了爆发式增长、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数字出版业，下一阶段，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位于龙武镇法乌村委会的分水岭是典型的“移民村”，由3个饱受自然灾害的贫困村经过易地搬迁形成，是通往各自然村的必经之地。在省投资促进局的帮扶下，分水岭从无到有，成为村里的中心地带，分水岭综合服务中心也在去年投入使用，村庄整体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龙武镇村级服务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样板。
从知识分子政策的倾向上来看，在中央苏区史地空间，主要是防止和警惕知识分子危及革命运动，团结和动员旧知识分子参加到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来，政策摆动与外部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统治区，随着“左”倾路线下大量城市党的工作遭受破坏，统战的性质和色彩更加明显，因此反对“关门主义”首先是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中提出来的。随后，这种对于“关门主义”倾向的纠正从国统区到苏维埃区域，节奏逐步合拍并形成相对一致的政策。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强调，以往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作用的发挥，是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中不断推进的，其中掺杂着国共合作破裂后中日关系、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格局的调整与影响。在苏维埃运动军事占领空间之外，存在着侵蚀国民党政府合法性、推动中共革命力量发展的裂缝。如果进一步把视野拓展到政治议题之外，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面向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例如，1920年至1940年间，中国与国际联盟除了政治议题之外，在“文化合作、医疗卫生合作、技术合作、禁毒问题、劳工问题”[注]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3)1999年版，第22页。等多个方面有过互动。作为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可或缺者，中央苏区知识分子进入具有差序格局的不同异质空间，凭借对某一具体历史场域的把握，在诸多裂缝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
(三)突破“政策分析”的叙事框架，还原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实施的具体场景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三起三落”历史图景，在展现政策整齐划一诉求与知识分子高度个性化特征之间张力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共试图在组织上、思想上吸纳和融合知识分子群体的努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政策传递中的变形与走样、政策执行中的增减与裁剪、群体范围划定的缩小与扩大、实施力度的减弱与增强、拿捏分寸的掌握与失控，远远超出了中共最初的政策设计的预判，有的地方政策迟迟未能落实，有的地方政策用力过猛，有的地方甚至是走向了政策设计初衷的对立面。
例如，依据前一立场就可很好地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小学数学教师为什么特别看重“课例展示”或“教学观摩”？另外，这也是诸多小学优秀数学教师在回忆自己成长过程时普遍提到的一点，即是“老教师”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更是采取了“师傅带徒弟”这样一个形式[6]．
在施肥方法上，部分农民施用“填鸭式”的施肥方式，盲目施肥，本着施肥“越多越好”的原则，造成肥料的浪费和后期缺肥。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施用不适当的施肥器具，化肥表施、浅施、撒施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据调查，小麦追肥有超过70%采用地表撒施的方法，蔬菜追肥大多数采取大水冲施的方式，造成肥料的大量现象。按常理来说，每667平方米的冬小麦可以产出400-500kg，大约氮肥需要10kg左右的量，需要2500kg有机肥，按照这个需求比例完全可以满足小麦生长需求，如果肥料超过这个需求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成本迅速增加，还会不利于作物的生长。
1.政策生成、传递过程中的附加、减损、变形、走样等因素，增加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实施的多变性。
在突破“变动不居”与“史地空间”叙事框架后，把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政策置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逻辑的线索下，可以更加清晰的再现“政策传递”过程中的历史图景。与国民党“党国体制”饱受内部派系纷争纠葛等历史遗留问题所累不同，国共合作破裂后，被挤压出城市“中心”、“党国体制”的中共，在农村“边缘”的恢复、重建、整顿过程中，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更加严密的政党组织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上下同构”的系统，纵横贯穿于政权系统、军事系统、群团系统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系统之中。在中共的领导下，形成了党政军高度整合的“战斗体”，党的组织网络贯穿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之中，多个系统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能够触及到基层社会细胞。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中轴”，贯穿于社会各个部分，形成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权力分布图”。从政策传递的角度来看，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正是沿着“权力分布图”，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心到边缘地传递开来。当然，由于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组织网络的纵横逻辑尚未完全贯通和理顺，政策在传递中的流失、附加、减损、变形、走样增加了新的“变量”，进而使得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呈现更加复杂的面相。[注]例如，各苏区对知识分子政策拿捏标准上存在着差异。在鄂豫皖苏区“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张国焘：《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1931年6月30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33页)；在鄂西、皖西、闽西苏区存在着“反知识分子倾向”(《中共鄂西特委关于鄂西组织状况的报告》(1929年5月15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985年，第114页)；在湘赣苏区处理案件时对“中农、知识分子比平常人要重点”(《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给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17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上，第346页)。诸多“变量”的存在叠加覆盖，使得知识分子生存际遇与政策空间复杂多变，在地方局部呈现出记载散乱、政策零碎、执行骤变等特征。
她抱了一会儿他，这甜蜜又温暖的怀抱，这个深爱过的人，这个人的脸，眼睛，鼻子，嘴巴，她细细地触摸，记在心里。然后她放开他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十年，一辈子？
2.中共在理论、组织、实践层面的不足，增加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的传递和理解的复杂性。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在理论、组织、实践层面的准备不足，鲜明地呈现在知识分子政策传递过程中。中央苏区时期，领导机关干部调整频繁。“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成了历届‘左’的中央领导(他们大多也属于广义的知识分子)，打击和排斥不同意见主张的知识分子干部的口实。”[注]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第54页。由于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队伍参差不齐，部分干部理论水平较低，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着简约化、一刀切处理等不足。当时的一些运动的打击面并非是针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包含在这一运动中受到牵连或者附带打击的部分。这一时期的很多冲击并不是针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而知识分子的“嫌疑”却在政策执行的化约逻辑下被“放大”。在这一历史时期，既有知识分子被动的卷入，又有主动的“抢台”[注]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转向”“偏向”，即“延安文人的抢台现象，使本来属于一场党内政治斗争，偏离轨道，成了影响甚众的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思想运动”。参见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13页。。
相对于创造物质力量的工农群众而言，知识分子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历史叙事与文本载体中并不构成主流。但是，极少数量文本中呈现出的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单列”“标明”与“突出”，也体现出中共尝试对这一群体进行区分与把握。从概念指涉上来看，知识分子与干部党员、教育宣传、技术通讯、医疗卫生等群体有一定的重叠之处。从群体身份上来看，知识分子与富农地主、资产阶级等阶级属性交织在一起。因此，理顺革命运动疾风暴雨下知识分子政策变迁的核心，是把知识分子政策从中共干部政策或文化宣传政策等整体变化中“提炼”出来，把知识分子从受到冲击、遭受打击的富农地主、小资产阶级等群体中区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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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知识分子，其调动的资源、可能的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走向是千差万别的。无论是分布在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文教系统、群团系统中的知识分子，还是从事政治、军事、宣传、文化、医疗、教育等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呈现出极为个性化的生命历程。借鉴传统革命史观的“政策——效果”分析模式，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三起三落”的解释框架。虽然这一解释框架尚未完全跳出中共与民众之间单向“控制”与“被控制”、“挥手”与“跟随”[注]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第98页。的线性描述，但是这一叙事框架，却能够在宏观上勾勒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历史境遇的基本脉络，并为进一步剖析微观历史场域提供了“参照系”。通过对比分析普遍走向与特殊个体之间的差异，既能厘清知识分子政策“自上而下”纵向“传递”中的附加、减损、变形、走样、变异；又能分析知识分子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领导干部的理解、认识、博弈、权衡与拿捏；还能还原知识分子个体在“接受”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权威的紧张、敏感、狂热、极端、激进、摇摆。
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对知识分子怀疑排斥的态度、对中共干部队伍工人化的诉求，却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客观反弹，这是造成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摇摆的重要因素。当然，知识分子对政党政治的怀疑并不局限于中共，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共两党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国共合作破裂后，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整体上的转向，怀疑政党政治能否推动中国革命。即便是中共党内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背叛革命，离开中国共产党。政党与知识分子在主观上“互不相信”，但客观上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一方面，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无役不与”，是现代政治的倡导者、领导者；另一方面，政党政治是组织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最为先进的方式。“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濒临灭亡的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都比任何人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惑。早期几代知识分子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腐败，对传统信仰形成了挑战，也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业机遇和社会责任产生了危机感。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完全以个人的方式面对变革。他们要么想否定、阻止变革，要么试图理解、支持变革，要么打算设计并控制变革。”[注][美]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对中共政策的变化有着内在的影响。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包含着内在双重角色的重构，一部分是革命者、批判者、革命道义的掌握者，一部分是被革命者、被批判者、革命的对象，两个群体的角色或不断固化强化或不断对换角色，或呈现出一批知识分子取代另一批知识分子然后再被新一批知识分子所取代等极为复杂的群体样态和思想倾向。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战争环境下的敌我对立，使得知识分子高度个性化与革命时期“整齐划一”诉求格格不入。余英时认为：面对权威的兴起，知识分子“滋长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这种原罪意识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底色，“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时尽管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然而在革命领袖和新政治权威面前，他们便完全为原罪意识所支配”[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失去独立判断。因此，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分析必须置根于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谱系之中，也不能忽视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现代与传统之间内在冲突的影响。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突破政策这一概念的界限，可以发现，制度、法治、风俗、舆论等因素，可以成为一种“超政策力量”发挥作用。这种“超政策力量”，有时其效果远远大于或者高于政策规定。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生存际遇的改善与恶化的历史图景，绝非单纯的“政策变迁”可以解释，其丰富性可以“溢出”任何一个试图涵盖所有内容的解释框架。在解读知识分子生命个体穿梭于异质空间的同时，必须对知识分子意义世界的建构有清晰的理解。对于本世纪初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把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现代性现象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毫不为难地把他们的意见贡献给这些广阔得令人惊讶的问题领域。然而，到了20和30年代，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专家，开始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批判史学家和法学、政治学学生的专业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危机”[注][美]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38页。。作为内在的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无论身处社会结构变迁的动荡不安，还是心处思想资源的内在分歧，都难以用“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划分和掌控。
对比疑似脊柱骨折患者CT检查与X线检查诊断准确性情况（见表2），CT检查诊断灵敏度（95.24%）、特异度（88.89%）、准确性（94.12%）均高于X线检查（69.05%、22.22%、60.78%），两者差异明显（P＜0.05）。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在知识分子政策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留下的遗憾，为其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前站。而中共对于这个极具个性、难以整齐划一的社会群体的掌控，至今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为其后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总结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空间。
A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theIntellectualPolicyintheCentralSovietArea
LiangJunsi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ly attributed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to the vacill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Not being trusted, prejudice and suspicion constituted the basic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Central Soviet Area. By virtue of the 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cluded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objective dependence of revolutionary reality made Intellectuals Group indispensable.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effect of the two forces have resulted in the contradictory attitude of "unity and exclusion" in the CPC's policy, which made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way" in the revolutionary boat, flexibly accumulating energy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Central Soviet Area; intellectuals; three rises and three falls; policy spac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1.005
作者简介：梁君思，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7YJC710044)
责任编辑：魏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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