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基于话语逻辑的拉克劳和墨菲之多元民主理论构建论文

王欢:基于话语逻辑的拉克劳和墨菲之多元民主理论构建论文

[摘 要]20世纪后半叶,世界局面产生剧烈变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本被信奉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到质疑。1985年,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合作发表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以独特的视角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出路,即以话语逻辑为基础的多元民主理论。话语理论在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建构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拉克劳和墨菲从哲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话语”,阐明了以话语理论为内在逻辑的领导权建构,进而系统阐发多元民主理论。

[关键词]拉克劳;墨菲;话语;领导权;民主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理论上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明出路,并在此书中将自身定位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运而生。那么他们的“话语”是后现代意义上使用的“话语”吗?他们赋予了话语怎样的含义?话语具有哪些规定性?话语又是怎样支撑起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解这些问题的前提需要清楚话语在其领导权建构中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审视其多元民主理论。

一、话语

话语一词通常被使用于日常生活方面,拉克劳和墨菲是在哲学意义上理解和定义话语的。“有三个来源激发我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1](P212)这是“话语”的三大理论来源。在这种意义上看,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范式的理论上的,继承了后现代的解构的思维方式。解构话语与实在的二元对立,用话语来解释和建构社会,在话语体系中建构主体身份。由于差异性逻辑的存在,话语体系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话语结构的变化引起话语结构中主体位置的变化,主体的身份在话语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主体身份便具有了多元性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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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的含义

拉克劳和墨菲给出几个重要概念及各自的定义:连结、话语、因素、要素。相对应的是:“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结,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连结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连接起来,我们就称之为因素”;“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连结的差别为要素”。[2](P114)该理论的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杰拉斯著文批判。针对这一问题,拉克劳和墨菲继续发文对话语理论的具体含义重申和辩护,为更清晰地认识“话语”提供了资料。拉克劳和墨菲超越了传统的话语解读方式,将话语看作社会空间概念:话语是由语言、行动与语境构成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是语言与超语言的统一。话语已超出语言学范畴,具有言语与行动两方面含义,打破了言语和实在之间的二元对立。话语是言语与行动的结合体,二者成为了话语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此种维度上,拉克劳和墨菲对话语作出界定:“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1](P121)拉克劳和墨菲举例具体论证了这一观点,如两名砖匠一起砌墙,其中的一名让伙伴递给他一块砖并将它砌到墙上。很显然,要砖这一动作是语言性的,将砖砌到墙上是超语言的,二者共同完成了砌砖这一行为总体。可见,语言与行为构成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语言和行动均是其组成部分,赋予语言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这是20世纪言语学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结合的结果。所以,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既包括语言学领域又具有超语言学的领域。

拉克劳的话语理论打破了绝对的客观和纯粹的主观之间二元对立的观点,强调主体身份的建构性,话语结构的开放性,继承了后现代的很多的思维方式。这一系列的基本点综合起来才能完整的阐述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民主理论。拉克劳和墨菲“对传统哲学的基础的解构和建构,都是为了建构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1](序言P12)拉克劳和墨菲解构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他们将政治归结于社会本体论而非上层建筑,拉克劳的政治目标是争夺政治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本体论,修正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将其理解为多元对抗。面对新的世界环境,拉克劳和墨菲自觉有义务为社会主义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以多元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不是在放弃民主的意义上,相反,而是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总体进行民主斗争的范围内,才有左派领导权策略存在的可能性。”[2](P198)

在话语理论的作用下,主体建构呈现多元性。拉克劳和墨菲在话语构造中更看重主体位置这一概念,因为人具有多元的身份,人具有抽象的定位,在大的社会环境下,主体的身份定位是多重的,所以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多强调主体身份而不是“主体”。针对主体多元这一问题,墨菲在其著作《领导权与新政治主体》中做了更深入的论述,对主体身份的多元性做出了更具体的阐述,不论是对主体的定位还是对主体概念本身的理解已经和马克思区别甚远了。具体说,马克思主义直接将工人阶级中的主体——工人归结为生产关系链条上的基本架构,工人阶级是由利益关系链条决定的,主体身份是由其身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背后起作用的实际是经济因素。这样的观点,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简直是“荒谬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既包括语言又包括动作,既是单一的又是漂浮的,既是解构的又是建构的,话语概念承载着丰富的内在意义,是其领导权理论基石。拉克劳和墨菲以此来回应杰拉斯对其话语理论的否定,①或许应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话语理论,而不应仅限于“唯物”与“唯心”的较量上。

(二)话语的规定性

《新左派评论》策划了一场对拉克劳的访谈,访问者对拉克劳的话语概念做出了解读,认为话语是“日常对象存在的构成领域,并在事实上赋予了话语一个超验地位”。[1](P220)拉克劳否定了对方的说法:“不,根本不存在着任何的模棱两可之处,你所引的界定并不是‘话语’(discourse)的而是‘语境’(discursive)的定义,语境因而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对象)。”[1](P220)从上述的对话中可见,在拉克劳那里“话语”与“语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决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语境是话语能够显现自身作用的场域,是话语得以建构的先决性条件,一般情况下不是话语结构下的具体对象中的一个,可以将之称为“理论视域”;话语需要在一定的话语环境中使用才能显现其意义,否则是单一的,自身不构成意义。语境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一个多元的视域。语境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单一的话语即一个“漂浮的能指”在语境下具有“所指”的现实意义。

综上,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具备以下规定性:第一,客体的建构是由话语组成的,在话语的对抗中形成话语认同,建构社会的总体性。在此观点上,拉克劳和墨菲运用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二者的区分,指出语形与意义之间关系。词语的使用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意义的建构是在词语所在的语境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术语学中,所有认同或话语对象都是建构在行为的语境之中”。[1](P123)第二,话语概念不仅包括语言学还包括非语言学,是语言和行动的结合体。语言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的具体的含义,依赖于其社会关系构成。第三,区分了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实体。话语是由处在社会关系的人所建构的,作为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其物理性质的不变化性,并不能展现其作为实体在具体的话语环境中被赋予的具体含义的固定化。我们的言语行为和认识只有建立在话语权基础上才能彰显自身的意义所在。

二、立足于话语理论的领导权建构的内在逻辑

拉克劳把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话语之间的关系,将话语理论与领导权理论整合在一起进行解读是必要的。在拉克劳和墨菲这里,话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意义,掌握话语的场域,连结其他能指的动作便构成了领导权。首先从话语的构成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阐述中沿用了索绪尔在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看成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它体现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4](P32)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能指是漂浮的能指,话语需要在实践中被连结才能具有所指的具体的含义,“它不可能被整个连接到话语链上,而且这个漂浮的特征渗透到每个话语的(即社会的)同一性之中。”[2](P126)拉克劳将社会话语化、碎片化,漂浮的能指在实践中在等同逻辑下通过关节点被连接,被连接的碎片才会有具体的所指。“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开放性,连接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的溢出。”[2](P126)可见,在开放性的话语条件下,碎片化的对象在实践中通过关节点随意接合,关节点是能使碎片化的孤立的语言赋予具体意义指向的转折点,连结出结果,此结果是直接的,具有意义上的不固定性。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如果能指一直处于漂浮的状态,它就不具有具体的所指含义,整个世界就会处于漂移状态,便不能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含义。漂浮的能指在实践中被关节点接合,会形成固定的意义,但是由于连接的随意性及连接主体身份的开放性,由关节点连接的能指的话语具有暂时的固定性,关节点在话语构成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个核心概念不能忽视——要素,要素不能把所有的能指接合起来,成为链条一样的状态,要素在连接的话语的统一性中处于潜在的不和谐因素,造成了能指对象的意义的暂时性、非固定性的特点。拉克劳和墨菲用新的概念阐述关节点,即“空的能指”。“空”更能充分反映关节点的作用,关节点作为话语建构的中心含义,存在“意义剩余”,“意义剩余”会和话语发生的场所产生联系,话语边界会呈现溢出状态,使边界呈现模糊状态影响话语意义的固定性。由于因素的存在,修正关节点也不能消灭话语中的“不密合状态”。

其中xθij为第θ年i城市的第j项指标的数值,为标准化值,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sj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

1.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更加复杂。从世情看,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利益冲突不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没有间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冲击。

上文提到差异逻辑,什么是差异逻辑?它起到什么作用?差异逻辑在解释话语体系的非固定性具有关键的作用,但拉克劳和墨菲并未在文中明确对其下定义。为全面把握这一概念,“连接”成为了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点。连接被看作与话语相关的实践活动,遵循偶然性逻辑,在等同逻辑下建构话语。首先,连接的对象是不具有意义指向的漂浮的能指,连接的功能是把漂浮的能指和不确定的成分沟通起来;其次,对象的漂浮性和不确定性是“所指”在话语结构中的意义不确定性,造成了话语结构的破裂。为此,社会无法形成到自身的统一,社会是由多元决定的;最后,连接具有开放性,“漂浮的能指”可以在“所指”的意义上进行连接。拉克劳和墨菲列举案例加以说明,世界范围内有很多殖民地,殖民地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如语言、文化、衣着和习惯等,由于在同一个殖民者的统治下生活,过程中人们会逐渐被“同化”,差异逐渐减少成为了统一类型的殖民者。即使成为同一类型的殖民者,依然不能否认彼此间在语言、文化和肤色方面的差异。等同逻辑下依然有另一种的逻辑的存在,即差异性逻辑。若将差异性逻辑应用于话语理论中,会使对话陷入不稳定状态。

第三,话语还具有总体的建构性。作为话语权理论的基础性概念,话语是建构社会的手段,也是建构社会的方式,语言只有在话语结构下才有具体的意义指向,脱离话语便是单个的碎片。换句话说,语言需要具体的语境才有实际意义。拉克劳和墨菲说:“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2](P105)为了更加形象具体的表达这一观点,拉克劳和墨菲同样用具体案例阐述。例如在街上踢一个类似球体的东西与足球运动员在球场踢足球这两件事,两个“球”是物理构造完全相同的物体,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场景的差异,便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街上踢一个球体只会让大家以为是一个寻常的小游戏,而由于足球与球员的存在,会让人们联想到球场、裁判、足球比赛规则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东西。这一系列的联想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足球”这一系列的联想不是由其中的某一个物体或部分决定的,而是通过“足球”这一简单的词汇建构出来的总体性结构。由此可见,建构本身是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建构出来的。[3]

上文已详尽的论述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的基本内涵,其中拉克劳和墨菲提及四个核心概念:“话语”“连结”“要素”“因素”。拉克劳和墨菲用话语理论消解了社会的不可能性,认为不是社会决定话语,是有差异性逻辑的话语决定了社会。整个社会在话语的建构中具有现实意义,“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之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建立。”[2](P169)在此维度上,话语权的可能性是通过多元的主体与差异性逻辑的二者的存在实现的,兼具这两种逻辑的社会不仅是具有等同逻辑的总体,整个社会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两种逻辑共同作用下注定是一个不可缝合的社会,因为不能在实践中被连接的话语成为了总体性中的碎片,未被缝合的碎片破坏了社会的总体性,话语关注的是差异关系而不是整体关系。

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被称作“激进多元民主”。所谓“激进”,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民主理论;“多元”是指社会主义进程中有许多各不相同的主体,即主体的多元。在某一标准下,来自非特定的阶级以及非特定的身份被合理认可,他们便拥有相同的主体身份。这一观点指向的是以往的革命中将革命主体还原为某一阶级或阶级联盟的这一本质主义观点。换个角度来看,因主体在建构中被赋予平等的地位,是“民主”的体现。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是建立在建构和自主生成的基础之上的。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已不再是最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了,试图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民主彻底贯穿,再同自由主义接合,将范围扩大到了社会关系上,消除以前革命统一体中的从属以及“同一”关系。不同的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和操作方法各不相同,运动之间相互借鉴联合——联合战略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领导权的争取是以合理的有效的目标的连结为基础的。“每个此类的多元术语都在其自身寻找各自的有效性原则,不必到诸原意义权威层及其合法性来源和合法性保障所依赖的先验本原,或者说绝对本原中去寻找,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多元主义才是激进的。”[2](P203)这说明,在有效性的话语结构中去解读多元术语的意义,每一个术语都没有先验的本原和规定性,要想实现自由平等的民主,需要差异的整合和联合的借鉴。差异性的整合和联合的借鉴可以推进多元民主主体化的多元性,优化民主的内核。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领导权,一方面强调社会的封闭性和开放性,话语关系的建构存在对外的封闭性,封闭性结构的内部由实践连结,内部因素具有某些确定性。拉克劳和墨菲不承认先验领导权的存在,所以领导权的归属关系到体系内部的差异问题。在实践连接的话语领域,领导权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为领导权实践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强调对抗。拉克劳的话语领导权反复强调话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话语来解释各种社会关系,以此来强调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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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民主理论

第二,话语是消解了的总体性的产物。话语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下、具体的氛围和背景下相连接,才有意义。单个的话语是漂浮的能指,不具有现实意义。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中,结构是具有先验中心论和具有内在秩序构成的封闭系统,是在单独的空间和一定的规则下发生的。通过德里达对传统的结构概念的阐述,可以解读出两个问题:由于结构自身的封闭性,使结构之间的转化非常困难;结构的中心化问题,结构的内部总是在中心的基础上围绕展开。结构本身的定义以及逻辑存在内在矛盾。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话语解决了德里达结构自身存在的问题,把总体性消解为不具有意义指向的“碎片”。不同的“碎片”在实践中被任意接合,这种接合是没有规律的没有秩序的,形成不同的结构构造。在这一理论中,拉克劳承袭了解构这一思维方式,并将其利用于话语理论,对于建构具有主体多元的具有偶然性逻辑的不可缝合的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2.4 培训与交流相结合 制度培训是制度掌握的前提,是确保安全的重要环节[3]。每季度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制度培训,包括护理安全与风险干预、老年人的安全管理和不同时段的防护理安全风险干预等。同时,团队每月在院内网站上发布护理安全信息,建立了护理安全管理的专业知识题库,内容包括护理安全相关制度和应急预案、个案分析和相关法律法规等,并定期进行护理安全知识护士知晓率问卷调查,根据结果调整相关培训频率。制作图文并茂的护理安全手册供家属及患者参考使用,定期对全院保洁员和护工等进行授课培训,并与后勤保障等相关部门配合,在硬件设施等方面促进保障护理安全措施落实。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主体身份是在话语中建构的,主体间的关系即话语关系,在话语实践中重构主体认同。言语行为的意义取决于对意义域的建构,换句话说,话语在决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的同时亦完成了主体的建构。拉克劳和墨菲列举“踢足球”的案例加以说明。相同的客观实体,在不同的意义域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单个的语词不具有意义,只有位于发生关系的差异系统才有意义。这样看来,可以说话语具有不同的结构,而且结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历史性和多元性。

拉克劳和墨菲将自己定位为“左”派分子,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压迫性制度,他们主张以民主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针对保守主义而言,一方面是针对“与福利国家一致的意识形态”而言。“因此,左派的任务并不是去抛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应该沿着激进多元民主路线深化和发扬它。”[5](P221)《共产党宣言》这样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50)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不是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争创无产阶级生产模式的社会,相同点在于都是同资本主义完全割裂的。在解释资本主义时,用话语维度替换了阶级理论。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理论出发,将社会看成是由话语连结的具有偶然性的社会,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观点。社会、主体、理性这些范畴是在实践中连结的,具有偶然性。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所引入到社会分化政治原则中的变化,保留了雅各宾主义的本质部分,即关于根本分裂因素和党派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领域的假设。”[2](P168)激进民主正是反对这种观点,“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斗争汇合到一个被统一的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建立。”[2](P168-169)拉克劳和墨菲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阐述了其激进民主得以确立的条件和基本主张。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新左派的代表提出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什么条件下能实现?如果把当时新社会运动思潮中的女权主义、平等主义、同性恋群体看成是在实践中连结的多元主体的政治认同,每一个团体追求的目标和要表达的意义都是不同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将这些团体接合起来?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是“激进”的,核心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多元主体的立场主张和利益诉求的存在,什么样的关节点能够连接多样的领导权。墨菲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做了如下描述:“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偏好如何,都处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境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5](P221)拉克劳和墨菲的民主是彻底化的“民主革命”,“从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通过不同的社会主义话语,置换成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走向了对其他从属形式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权利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要求,应当被看做民主革命的一种内在因素,只有在后来建立起来的等同逻辑基础上,这种要求才能得到理解。”[2](P173)前面曾经提到过,拉克劳将政治作为本体论,强调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同时,拉克劳和墨菲反对平等与不平等的同时存在,即承认在某些方面平等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的观点,沿着政治—话语—经济—其他的逻辑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总之,拉克劳和墨菲将话语看成逻辑建构的基础,将实践看成是话语实践。话语不同于以往的日常生活用语,具有浓厚的哲学内涵,是言语与行为的结合体,具有连贯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主体是历史语境下的多元素形成的偶然性链接。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民主策略,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体范畴,将主体看成是由话语链接起来的立场关系的链接。差异性逻辑造成了话语结构具备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属性,整个社会在这两种逻辑的作用下具有不可缝合性,是其为处于低靡的社会主义寻找的新的理论出路。

本研究在构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案评价指标体系时,对原本的分类效果评价指标进行了优化,采用基于试验分析的综合正确率这一客观指标取代公众支持率、管理执行难度、公众识别与实施难度这3个主观性较强的指标,作为分类效果的评价指标,提升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程度。

注释:

①杰拉斯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是唯心主义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付文忠,孔明安.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读[J].哲学动态,2006,(6).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6]中央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Discourse-Logic-basedConstructionofLaclauandMouffe’sMultipleDemocracyTheory

WANG Huan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Daqing 163318,China)

Abstract: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w great international changes including the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where the original belief of socialism was questioned. In 1985,Ern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ublished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in which Marxism has found a solution from a unique view,namely the discourse-logic-based multiple democracy. The discourse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aclau and Mouffe’s theory of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They expound “discourse” from philosophical angle,defining a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with discourse theory as inner logic,based on which a multiple democracy theory is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Keywords:Laclau;Mouffe;discourse;leadership;democracy

[中图分类号]B089.1;D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7.004

[收稿日期]2018-07-10

[基金项目]东北石油大学文科基地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KJD2018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8KSC221;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UNPYSCT-2018048。

[作者简介]王 欢(199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7—0019—06

责任编辑:张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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