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近代中国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失败，其重要原因是缺失一种支撑性力量，即现代政党。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逻辑的创新性观点凝练是“政党—国家—社会”的进路，这异于西方国家“社会—国家—政党”的建构进路。但中华民国并未在新的政治原则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转型与建构。诚然，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失败并非缘于其党治国家。而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其组织化力量的政治整合，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社会结构超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为一个稳定、有序、繁荣的整体。
关键词：民族国家 政党—国家—社会 中国逻辑
梁漱溟先生在其名作《中国文化要义》中专辟一章讨论“中国是否一国家”：首先，中国政治消极无为、历代相传，引致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其次，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引致缺乏国际对抗性；最后，国人总爱言“天下”，折射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由此，章末梁先生总结道：历史上中国之发展，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这话大体不错。此处，梁先生所言的国家，即王朝国家。而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的民族国家则是工业主义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网络大幅度延伸，国家是垄断暴力机器的权力容器。依循梁先生之逻辑，悖反王朝国家不似国家之三条标准的民族国家，则可称之为国家。同时，中国王朝国家的周始循环直至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乱局，面对存在显著文明势差之异域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再也无法以夏变夷，再也无法以不变应万变，古老的王朝国家面临着国家转型的阵痛，而国家转型的向度就是民族国家。但是，王朝国家的内部却缺失推进国家转型的支撑性力量，因此，正如邹谠先生所论，20世纪初中国内部全面崩溃，外部则是全面危机，这使得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实现国家重建的道路，亦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力量最大程度地动员、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从而求得国家转型。而这样一个新型政治力量，在现代政治语境下必然是列宁式政党。由此，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进路是：先“政党”，再“国家”，进而，再由公域与私域的群已权界，分化出“社会”，即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是“政党—国家—社会”。
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缺失支撑性力量
“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转移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文化精神为之主宰。”(1)钱穆：《国史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支撑中国传统王朝国家的价值、组织与制度具有高度统一性，例如，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皇权统治与官僚政治、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朝贡制度与华夷秩序等。以及“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非常成功：它抑制商人，使其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制度二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凭最后这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2)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27页。因此，无论是群雄逐鹿还是天下归一，无论是汉人御国，还是夷人入主，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与制度内核均保持延续。梁漱溟言：“为什么会有二三千年不变的社会？这是一个迷惑人的问题。多少中外研究历史的学者，迷惘在这个历史的泥坑里。……马克思曾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说，以东方社会(印度、中国等)为特殊之例。中国在近百年前，没有受西洋资本主义影响之整个时期皆属于此。而所谓东方社会，则长期停滞不前，固为其特色之一。”(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1页。因此，梁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更替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统治、有剥削，但却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钱穆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四民社会”，其“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于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4)钱穆：《国史新论》，第38页。。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之后支撑百代王朝国家社会结构运转的重要力量是士与官僚群体，儒表法里王朝国家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儒家士大夫阶群，儒家士大夫具有入世的情怀，其借助形而下世俗政权的“器”实现其形而上理想王国的“道”，因此，“道”不离“器”，“士”不离“仕”。而作为“仕”的官僚阶群的生存与发展，实则为“毛”依附于皇权政治体系的“皮”。而一旦皇权政治体系发生危机，以清末危机最为典型，金观涛所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逻辑面对高于己身的异域文明的冲击再也无法以不变应万变，皇权政治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礼治纲常开始失效，传统的帝国体系彻底崩解，作为维系传统社会运转，即作为“毛”的传统士大夫官僚阶群亦无法继续生存而随之崩解。而在中国王朝国家超稳定结构的另一端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有效地维系传统社会的同时，亦限制了中华帝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内生秩序。而在达尔文式的新国际政治体系法则下，中华帝国王朝国家的周期循环戛然而止。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不是源自自身文明的演进，而是源自外部异质文明的输入，其是被早发现代化国家强行拽入现代化的进程。
落后就要挨打，一次次接踵袭来的惨痛失败，惊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庄生迷梦，开启了国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西学东渐。但是，国人最初的努力是对帝国既存政治体系与政治原则的调适与改造，接续出现了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但是，传统中华帝国的自我救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辛亥一役，土崩瓦解的不仅是君主专制的政体，而且整个传统王朝的价值体系、民族信仰的心理图景、制度体系与纲常伦理的礼治，等等。这意味着在崩塌帝国废墟上接续的中华民国，一方面是亚洲第一个以民主共和之现代民族国家为建构取向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全面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之一，即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等等。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民众忍无可忍之时揭竿而起反抗暴君，少的是对既有政治原则的颠覆。梅笃斯将反抗暴君称之为“叛乱”，而将反抗现行政治原则称之为“革命”。梅氏指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少革命，但却最多叛乱的民族。”(5)Thomas Meadow,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London：London Smith Elder,1856,p.25.依循梅氏之逻辑，辛亥一役可以被称之为“革命”。其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态的从传统走向现代，即告别了王朝国家的西西弗斯，走向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始建构。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高潮把那份黑海市农民的上访材料装进了包里。早早赶到单位，高潮连自己办公室都没进，径直走进了田卓办公室。
二、民族国家初构：“政党—国家—社会”的中国进路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完成了这样的构建。”(23)周平：《中华民族的宪法地位》，《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建成，此时的民族国家尚不完善。”(24)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1949年9月，毛泽东于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国同胞们，我们要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各类组织中，从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之状态。要用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富强、和平统一的新中国。”(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政府是指在特定领土范围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26)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8页。“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现在的中国，就是民族国家。”(27)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8-99页。民族国家的首要特征是主权独立，“只要还未实现民族独立，即使是一个大民族，历史地看，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民族健康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472页。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中国首要的国家安全。
政党被葛兰西称为现代君主：“我说过，现代新君主不是个人英雄，而只能是政党。这意味着，在不同时期，在各个民族各异的内部关系中，这个特定的政党将致力于奠定一个新型的国家(而政党本身就是理性地、历史地为这个目的所缔造)。在极权政体中，政党实际上取代了王权机构的传统职能，而正是因为要履行这个职能，党才极权(‘极权’此处完全为中性之义，是指总揽一切、统一的力量)。”(10)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3页。葛氏所说的新型国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同时，政党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二重进路。一是“社会—国家—政党”的进路。例如，“当社会陷入无法缓解的自我矛盾，分裂为无法调和、无力摆脱的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过程中将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缓和冲突，且将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源于社会且驾驭社会，并同社会日渐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即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再从现代国家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孕育出现代政党。“最早形成现代意义政党的国家是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后，并在推行普选权基础上才逐渐形成政党。原来议会内部的派别斗争逐渐演变为遍布议会内外的政党斗争。正是在些意义上，政党的产生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亦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12)曹沛霖：《比较政治制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二是“政党—国家—社会”的进路。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则在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由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所客观决定。”(13)林尚立：《政党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即政党以革命的暴力“破”除旧世界的枷锁，推翻故有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体系，再“立”一套新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体系。由政党进行国家的再造与重构。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下，社会性力量再渐次生成并逐渐被公共权力所承认或被吸纳整合。前一个进路是“西方的逻辑”，而后一个进路则是“中国的逻辑”。两条“进路”虽然迥异，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以及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建设都离不开政党。
1.2.4 准备工作 对研究对象进行培训前、后的临床实践技能考核，收集培训前后考试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和结论。
而白玛文洲此时却顾不上照顾父母。灾情发生后医用耗材缺乏，他积极协调动员辖区药品经营企业捐助医用耗材，全部免费发放给最需要的群众。4月的玉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气温可达30℃以上，晚上则降到零下15℃左右。白玛文洲白天给各救援医院发放药品，晚上则给陆续到来的药品卸货，甚至到凌晨2点多。而第二天早上6点，他必定准时起床到救援中心准备药品发放。
后发现代化国家，若要实现国家转型，一个重要条件是存在一个现代化取向的政党，以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使其有效地干预和调节各类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党建国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即在于此。党建国家是理解与观察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颇具价值的解释性概念，亦是20世纪中国克服组织性资源匮乏，顺应世情、国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孙中山就是以建立现代政党与政党领导下的军队来推进国家转型，即理论与实践过程中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民国初年后，孙氏一直在寻求通过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有效途径。1914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些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其孜孜不倦地探索而未得其法的过程。”(14)于秋兰：《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民主之国有政党，则能保持民权自由，治一致而无乱。君主之国有政党，亦能保持国家秩序，监察政府之举动。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保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之国，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1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122页。“要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必须先‘以党建国’，即依靠革命政党，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以党治国’，运用政权的力量训练民众，培育社会力量，进而实现民主宪政。”(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122页。无论是以党建国，亦或是以党治国都是政党主导国家转型与政权建立后的国家建设，而这个政党主导的过程，可以被称为党治国家。如何建立强大的政党，1924年，孙氏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明确要求国民党要以俄为师，“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学习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党、建军、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经验，向“列宁式政党”(17)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实践让孙中山先生深刻领悟到，在中国要确立共和，要解决民族、民权与民生问题，非要革命不可。而这种革命的最终成功，非要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军队不可。没有强大的政党，这些主义和方略就失去了落实主体；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无法消除军阀割据、混乱的局面。因此，孙氏在“新三民主义”中，明确要求国民党向列宁式的政党发展，即变成有组织、有纪律、联系大众、支撑国家的组织化政党，并力图通过这样的政党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参见林尚立：《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转变。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联共、容共)，借鉴俄国建立工农红军的经验创立黄埔军校并实施北伐。依靠政党与政党领导下的军队，推动着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这是孙中山晚年的正确选择，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之共和梦的实现关键要有一个组织化的支撑性力量。但是，一是国民党自身都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更何谈将国家组织化整合为一个整体；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三是不具备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市民社会的先天土壤与后天培植。如此外无主权、内无一统的政治生态，使得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患有先天不足中畸形衍生，即“宪法虚文化、议会边缘化、国家全能化”(18)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页。。孙氏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并未被国民党所继承，继而，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却发展成为一党专政，进而成为个人独裁的排斥性体制。中华民国在颠覆王朝国家的政治原则之后，随即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困顿。诚然，中华民国并没有在新的政治原则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成功建构。但是，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失败却并非缘于其党治国家。而且，事实证明，多党制和无党制都不能改变中国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离散状况。于是，民族国家转型与建构之历史重任的接力棒交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
三、民族国家形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
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公有制的所有制关系不可能在之前私有制的所有制关系中自动生成，因此，上层建筑要反作用于和社会主义相契的公有制之经济基础的建设。实际上，在19世纪末，中国被裹胁进资本主义的扩张体系，或者说，中国“被现代化”，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衬景下跳跃式的“直过社会”。诚然，“中国之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也不应盲目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昼夜不休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有且仅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中国之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惟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1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但如上文所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前社会主义社会生成，因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利用政治统治夺取剥削阶级的全部资本，增加生产力总量，建立新型生产关系。”(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所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2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另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其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内地与边疆参差异曲，而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建设都要求社会与经济的一体化。“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内在异质性程度高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结构形态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22)上海证大研究所：《文明的和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3、369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是政治现代化，即建构民族国家与经济现代化，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政治现代化上，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依靠自身的组织体系“党政军民学(党政军警民)、东西南北中”，实现一体性政治整合的？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以建立民主共和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没有改变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逻辑。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孙中山所欲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是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只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领导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高举解放劳动大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大旗，其理想和目标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承担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开辟了既符合世界革命潮流，又符合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是必须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且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其初始就是以列宁式政党，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在疾风骤雨的革命实践中，其始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四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和社会组织动员相统一，形成既有武装基础，又有社会基础的强大组织架构，坚持党指挥枪，政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五是既能生存发展，又能削敌强我的革命战争战略。例如，最大限度地发展统一战线。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团结与凝聚全社会的进步力量，提升党的中心支柱作用，塑造党的中心地位，使整个社会围绕执政党整合一统。政党是超越宗族、种族、地域，并聚合于其“主义”之上的新型组织力量，政党所开展政治训练、观念设计、制度供给、社会动员等是供给国家建构的支撑性力量。因此，现代化的逻辑与中国基本国情、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进程对有效政党的内在需求。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由疾风骤雨的暴力革命到以人为本的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恰恰是顺应了这个内在需求。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高效的领导力量总揽全局、整合资源、形塑合力，支撑起中国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基本框架。其不仅具备了领导与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执政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且具备了立国、兴国、治国、强国的规划、远景、理论、路径和方略。“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到一个能够担当起中心指导的力量。……封建贵族势力，早已崩解。工商、私人资本的企业组织，尚未成熟。数量庞大的穷苦民众，谈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未经严格训练，其与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不相类似。”(6)钱穆：《国史新论》，第37页。孙中山称之为“一片散沙”，“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他们关于团体、组织这些社会政治要件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决定性作用的认识，其实正好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看法，即中国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发动一场‘组织革命’，才能摆脱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支撑性力量的存在，即组织资源。”(7)孙中山：《孙文选集》上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5页。因此，现代国家建设在中国的开启，其首要使命是要将因传统帝国体系崩解而分散的国家和社会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一方面，要应对因旧体系崩解所引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松散化；另一方面，则要应对现代化进程开启后社会结构进一步多维分化。总之，要为这种分化提供一个保障性框架：即一体化国家。“而‘自在’的阶级或阶层无法‘自觉’凝聚成为引领国家转型的支撑性力量，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凝聚‘自在’的阶级或阶层‘外在’的组织力量，而这种组织性力量，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下，必然是‘政党’。”(8)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早在11月3日新的堰塞湖形成的当天，云南电网公司就组织技术专家完成了堰塞湖自然溢流和溃坝情况下对电力电量平衡以及电厂大坝的影响，力求做到洪水过境，成足在胸。
“我们可以将所有建设现代化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归于四个阶段：一是现代性的挑战，即在传统知识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二是现代化领导的强固，即持续几代人贯穿剧烈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权力由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的手中；三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四是社会整合，这一阶段，经济与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9)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95页。面对不可逆转的现代化的冲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中，西方传统王朝国家重新组织化的动力源于市民社会的资本以及其组织化的扩张诉求。中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市民社会为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西方诞生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没有市民社会的自组织，则难以想象西方传统王朝国家的再组织。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相对于西方国家则是非常不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其不仅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在党的组织内过组织生活，承担组织任务，而且要求每一个组织都要在所在的领域中作为战斗堡垒。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性引生了政令通畅、联系紧密、渗透性强的党的组织网络。凭借这样的组织网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伟业，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并动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并夺取政权；在国家建设年代，其通过建立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执政党各级组织，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党权系统的组织性力量强于政权系统，因为中国完整一级的政权系统只到乡镇一级)，将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内地与边疆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始终保持在稳定的范围之内。
“为了使党存在，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也就是三组要素)的结合：一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中常的人。……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的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二是，主要的联系要素。它在国家范围内实现集中并且使那些听其自然好似等于零或比零多一些的力量成为有效的与强大的力量总和。……三是，中间要素。它会使第一个要素同第二个要素结合起来，它会使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在人身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建立联系。”(29)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126页。笔者将葛氏的三要素总结为一点，即政党的组织力量。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之规定，凡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党的组织(例如，党总支、党支部)为基本因子，以自上而下党的组织网络为载体，借助各类群众性运动，组织化改造中国社会，中国的内地与边疆迅速组织化。
例如，“新中国之初的基层社会：无论工厂、企业、农村合作社规模的大小、具备怎样的条件，一律要求迅速地建立党的组织，甚至要求每一个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每一个厂矿的科、室都建立党的组织。”(30)韩劲草：《安子文组织工作文选》，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129、133页。而对边疆的政治整合，1951年5月，西藏的和平解放。而在“1950年12月，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在甘孜召开会议，研究开展西藏工作和建立过渡性政权组织的问题。”(31)林芝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林芝地区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939页。“1950年1月，中央致电西南局，赞同刘、邓‘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和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委。”(32)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1949年11月，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王震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对在新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做出重要指示。提示要点是：……在新疆各个少数民族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现在开始党的建设，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组织，并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适当的。”(33)富文：《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1947年3月，内蒙共产党及内蒙分局问题，内蒙人民中进步分子，应多多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给以党的教育，准备到相当人数后，宣布成立内蒙共产党。目前内蒙党的领导机关，可成立内蒙工作委员会。”(34)国家民委研究室、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团结胜利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实简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3页。“广西解放前夜，中国共产党着手筹建人民政权。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广西省委，张云逸为书记。……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从全国各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一大批干部，作为在广西解放后会合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力量，是为建立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骨干力量。”(35)王福琨：《腾飞广西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执政60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截至2012年底，“根据中组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是8512.7万人，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从党员队伍结构上，全国女党员共2026.9万人，占党员总数23.8%；少数民族党员580.2万人，占党员总数6.8%。……从基层党组织分布上，全国7245个城市街道、3.3万个乡镇、8.7万个社区(居委会)、58.8万个建制村建立了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覆盖面分别达到了99.97%、99.4%。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覆盖面达到了99.98%。147.5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数的99.95%。4.03万个社会团体建立了党组织，占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团体数的99.21%。3.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了党组织，占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数的99.61%”(36)程玉红：《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67-168页。。因此，一方面，从一体性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整合；另一方面，从多元性上，则是“政党—国家—社会”的结构多元。
“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自觉地将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在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3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69页。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一元系统，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政治还是非政治等层面都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彼此呼应的机制，以共同维系体制的完整与效能。这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迥然相异。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38)刘建军：《创新与修复 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84页。“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那些实际上已达到或被认为达到高度政治稳定，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里，莫不拥有一个强大政党。”(39)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77页。总之，作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不仅将自身凝聚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与战斗力的整体，而且，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社会结构超复杂的民族国家组织化为一个稳定、有序、繁荣的整体。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即“政党—国家—社会”中国进路的创新性观点凝练，既是基于中国国家转型的历时性实践，亦是基于学者百家争鸣之既有文献的提炼。
我国柳属植物资源丰富，但目前对其研究多属于基础性药理研究，临床应用研究较少，药用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比较薄弱。今后应进一步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对柳属植物进行系统的药效活性筛选和化学成分分离，从中寻找活性强、疗效高、毒副作用小的天然产物进行药品的研发；利用构效关系对天然化合物进行结构修饰，开发更适于临床的高效低毒的药物；结合分子生物学对药物的作用靶点进行预测，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对活性部位及活性化合物进行临床研究，为柳属植物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进而促进柳属植物的合理开发与应用。
TheChineseLogicofNation-StateConstruction
MA Yufei
Abstract：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in China.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ynasty-state to the nation-state in modern China is the lack of a supporting force,that is,modern political parties.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China began to construct a modern nation-state.The logic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political party-state-society”,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society-state-political pa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However,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not completed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s a modern political party,relying on its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orces,has built China into a stable,orderly and prosperous nation-state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and super-complex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world.
KeyWords：nation-state;political party-state-society;Chinese logic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及其指数化研究”(16ZDA058)；云南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云南边疆地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治边体系建设研究”(YB2017028)。
作者简介：马宇飞，榆林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榆林 719000)。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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