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探索
摘 要：以393位潜在女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 22.0软件及Process 2.16插件实证检验并比较了家庭需求及家庭资源对女性创业意愿的推动和拉动作用。研究发现：(1)家庭生活会通过需求和资源两个方面正向促进女性创业意愿的产生；(2)家庭需求和家庭资源通过由边界属性(家庭弹性意愿/边界渗透性)到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的链式中介作用分别对女性创业意愿产生推力和拉力；(3)目前，我国女性创业意愿受家庭资源的“拉力”作用影响较大，表明我国女性的创业活动已由被动的兼顾家庭需要型转变为主动的家庭资源驱动型。
关键词：家庭需求；家庭资源；女性创业意愿；工作-家庭关系；边界理论
女性创业在全球范围内均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潜在资源，并因此成为了国际社会和学界的热门话题[1]。在我国，女性创业同样被视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受到了来自政府、高校、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关心和重视。个体的创业行为是具有意向性的，只有具有一定创业意愿的潜在创业者才有可能产生实际的创业行为[3]，其中，创业意愿是指“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4]。可见，作为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和预测变量[5]，创业意愿是鼓励女性开展创业活动的关键所在，故厘清女性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对于理解女性创业行为并推动女性创业健康发展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以往研究表明，创业意愿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家庭因素正是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6-9]，其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呈现出了“推-拉”结合的双路径特点，即一些人是由于家庭造成的某种困境而被动地被“推”向创业，而另一些人则是被家庭的良好局面而对创业结果具有积极预期并因此而被“拉”进创业行列。在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背景下，女性仍然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10]，虽然越来越多的当代女性已走入职场，但她们所负担的家庭事务并没有因此减少[11]。作为女性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重要领域，家庭对于女性创业的影响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认可。一方面，角色理论(Role Theory)认为个体的时间、体力和精力是有限的[12]，作为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传统的性别观念要求女性做出更多的付出以满足家庭需求，在就业难、晋升难的“玻璃天花板”之下，创业被大部分女性视为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途径[13]，进而使女性为了规避组织刚性而被“推”向创业[14]；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Support Theory)则认为，个体的社会活动和关系(如家庭等)能够为其创业提供资金、物料、人脉等关键性的资源[15]，女性能够从家庭生活中获得多种对其工作有益的资源[16]并形成工作-家庭增益的局面，如配偶支持[17]、与潜在投资者的关系[18]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19]等积极因素都能支持女性投身于创业之中，进而将女性“拉”向创业。可见，家庭对于女性创业意愿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是通过家庭需求和资源两类因素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形成发挥“推动”和“拉动”双重作用的。
随着家庭嵌入视角(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在创业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学者们对于创业活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相关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并不能对创业活动单独产生直接作用，而是先在个人对工作、家庭两个领域的不同偏好下与工作领域形成不同的交互关系，进而影响到创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当同时面临来自家庭和工作的角色需求时，个体会选择自己所偏向的一方，并对其角色需求进行优先满足，导致两个领域产生消极关系(即冲突)；当从工作和家庭中获取到不同的资源时，倾向于将两个领域资源进行融合的个体将更有可能营造出二者相互补充的积极局面(即增益)。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于工作-家庭关系在创业后期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如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其的创业认同感[20]、企业家的工作-家庭冲突制约公司绩效的提升[21]、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应对措施能显著影响女性创业绩效[22]、工作-家庭增益能帮助创业者取得商业成功[23]，而对于工作-家庭关系在创业之前对于个人的影响则讨论甚少。不可否认的是，工作-家庭关系不仅是影响创业绩效高低的重要因素，更是促使女性开展创业行为的基础条件之一[24]。一方面，工作-家庭冲突会增加离职倾向[25-26]，特别是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更有可能会陷入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境地，女性用工成本的增加和职业中断的风险都可能迫使女性在面临家庭需要时选择较为自由的自我雇佣就业模式(包括各种形式的创业)[27]。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女性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本的社会网络是以家人和朋友为主的强关系网络[28]，如果女性能从家庭生活和现有工作中获取和积累丰富的资源(如资金、人脉、经验等)，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将会不断提高[29]，进而产生较强的创业意愿[30]。因此，对于女性创业意愿的探讨应当综合考虑家庭与工作二者间的相互联系，对女性个体进行创业决策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境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
基于上述理论及现实背景，本文从家庭需求和家庭资源两种因素出发，提出了以工作-家庭边界属性(弹性和渗透性)、工作-家庭关系(冲突或增益)为链式中介的混合模型，并对家庭需求的“推力”作用和家庭资源的“拉力”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研究从边界理论视角出发深化了现有文献中对于家庭影响女性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认识，尝试打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形成创业意愿的内在“黑箱”，为在女性创业领域融入工作-家庭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结果实证地揭示了家庭是促进女性产生创业意愿的动力来源，并表明了现阶段我国女性的创业意愿以呈现出由被动的生存驱动型向主动的资源利用型转变的趋势，即女性个体更可能在家庭资源的支持下主动投身于创业之中，而非为了兼顾家庭而被动地选择创业。
一、研究假设
(一)家庭需求、家庭资源与女性创业意愿
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中分别承受着不同的角色期望，在现实职场工作和传统性别文化的双重情境下，工作和家庭对女性所提出的角色需要更是显而易见的。女性创业之前必须认识到自己为满足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的需要所应做出的时间、体力、精力付出[31]。本文认为，家庭需求(Family Demand)包括个体在扮演家庭角色的过程中需要做出的心理、生理、物质以及时间上的付出，例如做家务、孩子教育以及照顾长辈等。尽管男女平等观念以及女权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得到了认可，但在性别个性差异和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女性仍然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管理者和家庭事务的执行者，因此，家庭对于女性的角色需求不可能被完全弱化。当家庭需求过多时，女性无法从职场工作中脱身以兼顾家庭角色需要，例如“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生育性职业中断现象在女性群体中极为显著[25]，创业等自我雇佣形式便将凭借着弹性的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地点和自由的工作安排成为了女性的就业首选。
不用想我都知道是林全，是他从黄玲那里拿到了我的号码。可是这半夜发短信，又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那天留宿在黄玲这里，也就是我的隔壁。我迅速将短信删掉，像是做贼一般，又觉自己委屈，怎可将自己推到这般境地？
相对地，家庭生活同样能为女性提供各类积极资源。作为女性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家庭对于女性的支持作用要显著大于男性[32]。在创业预期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会从家庭等自身活动的重要领域寻求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33]，各类关系资源在创业意愿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影响[34]。本文认为，家庭资源(Family Resource)是指个体从家庭成员处所获得的精神及物质支持。在家庭资源丰富、家庭支持充足的条件下，女性个体对于创业失败的风险感知会有所减弱、对于创业成功的自我效能感会有所提高，进而通过风险感知与自我效能感的综合作用促进创业意愿的产生[35]。现有研究已证实从家庭中获得的父母支持[36]、配偶认可[37]、家庭经济支持[38]等均对女性创业意愿或动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另外，就我国目前现实情况来看，选择自主创业的女性群体仍然存在受教育程度偏低、创业投入预算偏少以及创业经验不足等问题，这导致她们在创业融资、前期推广、管理运营等方面所能借助的社会资源较少，家庭所提供的各类资源便成为了其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支持。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两项假设。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最直接的参与者、感受者，因此，在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评价时应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将学生的评价纳入到评价体系，并且作为对合作学习评价的主体，这样也可以使教师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自我评价与小组互评的方式，使其可以通过别人视角观察自己的行为，一方面可以更加直观的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同伴一定的鼓励。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学生建立自信心，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自己。教师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引导学生们反思与自省，适时的引导不仅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也会激发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动力。
(1)同源方法偏差。本研究对问卷中的所有题项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提取出的第一因子解释了37.81%的总方差，这表明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
本研究以尚未做出创业行动的职场女性(即潜在的女性创业者)为调查对象，在2019年2月至4月，分阶段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有效样本量为393。第一阶段，线下调研在云南省、河南省开展，通过高校MBA及EMBA学员、地方企业家组织(如玉溪市红塔区女企业家协会)邀请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类企业员工及家庭成员参加调查，发放问卷共计238份，回收122份(回收率51.26%)，其中有效问卷113份(有效率92.62%)。第二阶段，线上调查涉及云南、河南、山东、湖北、北京、天津多地，通过问卷星发布线上问卷，邀请调研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女性员工参与调查，共收到问卷371份，其中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75.47%)。样本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工作-家庭关系的中介作用
家庭和工作是当代女性生活中缺一不可并且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女性创业意愿的形成并不是受二者中单独某一方的影响或推动，而是二者交互关系作用下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消极关系，即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指的是由于个体不能同时满足工作角色和家庭的需要而造成的角色交互冲突，包括时间占用、压力承受及责任干扰等形式[39]。在满足某一领域的角色需求时，个体势必会减少对于另一领域的投入，进而导致冲突产生[40]，即家庭或工作领域的角色需求增加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41-42]。而在女性创业研究领域，工作-家庭冲突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前因变量，它对女性创业生涯的成功[43]和初创企业绩效[22]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术研究。对于尚未出现创业行为的女性而言，工作-家庭冲突的加重则会促使其做出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就业选择，已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会增加女性的离职倾向[25-27]，且对创业导向(风险性、先动性和创新性的程度)有显著影响[44]。在此种情境下，创业以其弹性时间、灵活地点等特点而成为女性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一种选择，进而激发女性创业意愿的产生。
利用T-text分析不同学制的研究生对于初级知识、中级知识、高级知识、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态度的差异情况，经过分析，不同学制研究生对于初级知识、中级知识、高级知识、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态度因素的P值均大于0.05，没有显著性差异。
与冲突相对的是工作-家庭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即个体工作及家庭的双向依赖和补充作用[45]。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除了需要为了满足对应角色而付出努力，也可以从中获得各类有益资源，这些资源能够对个体在不同角色上获得高绩效表现及积极情感产生跨域的角色增强作用[46]。研究认为，工作-家庭增益来源于两个界面间资源的相互补充[47]，女性在工作中可以获得支持其创业的经济、人脉和经历，这便于使其获得更高的家庭地位、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全面的生活技能，而在家庭中获得的心理安全感、自我效能感等资源亦可帮助其在家庭活动中拥有更好的状态，并取得更好的表现。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外部社会资本能提高其发现创业机会并产生创业想法的可能性[48]，作为女性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工作和家庭的资源一旦形成互补和增益，则能增加其外部社会资本的获取，进而增加其创业的可能性。另外，当女性身处工作-家庭增益的积极情境中，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49]、幸福感[50]将得到适当的调整，进而可能对其创业风险感知或自我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以促使其以较高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做出创业决策。综上，本研究就不同的工作-家庭关系在女性创业意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如下假设。
H1b：工作-家庭冲突在家庭需求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工作-家庭增益在家庭资源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2.1 酒糟有机肥的指标特征 由表1可知，泸州酒糟有机肥酸碱度为8.0，属偏碱性肥料，总养分(氮+P2O5+K2O)含量为7.16%，达到相关有机肥基础养分要求(>5%)， 5种重金属中总铅和总铬未检出，而砷、汞和镉均未超过限量要求。肥料中未检出蛔虫卵，粪大肠杆菌群数<3.0%。因此，根据有机肥行业标准NY 525—2012和NY/T 117—2010，泸州酒糟肥养分及重金属等有害成分含量均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如此诸多大规模的城池出现在柴达木盆地的草原与绿洲，绝非偶然，而是出于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与政治交往的需要而建。当然，这也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费用支出，而那些通过贸易致富的吐谷浑上层权贵大多是“泼天富贵”之人，完全有能力建造具一定规模的城池。
(三)工作-家庭边界属性的中介作用
最近，浙江公布针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年度考核的成绩单，有的小镇表现优异，被列为“模范生”，也有的则因成绩不理想，吃到了“黄牌”，甚至是“红牌”，共有7个小镇被降格、6个小镇被淘汰。
也就是当点P(1,1)不变时，D换成y轴上除原点外的其他点，结论就不成立了，因此抛物线的方程是由点P(1,1)决定的，这说明D与P之间是有联系的.
边界弹性(Boundary Flexibility)是指个体为满足另一个角色需求而使自身的精神认知和客观行为脱离一个角色的程度，当某个领域的角色需求增加时，为满足增加的角色需求，个体将会暂时搁置另一个领域的需要(即提高其弹性)[54]，这表明工作-家庭边界并不是笔直的、不可弯曲的，而是具有弹性的、可被挤压的。边界弹性可通过弹性能力和弹性意愿两个构念进行衡量[52-53]，弹性能力是指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如组织政策、管理者支持等)而导致个体进行工作、家庭角色转换的难易程度；弹性意愿则是指当面临不同领域的需要时，不同个体对于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做出投入的意愿程度，包括家庭弹性意愿(愿意压缩家庭领域的程度)和工作弹性意愿(愿意压缩工作领域的程度)。由于家庭弹性意愿与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55]，当家庭需要增加时，个体可能为满足家庭角色的期望而降低自己的家庭弹性意愿，即更不愿意压缩家庭领域，进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
边界渗透性 (Boundary Permeability)是工作-家庭边界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它是指个体身处某一角色(如家庭)，而心理或行为上却投入另一个角色(如工作)的程度[52]，它反映了个体将工作和非工作领域进行分割或者整合的偏好[56]。高渗透性的边界较“薄”，不同领域的角色之间倾向于整合，边界强度较低；而低渗透性的边界会使个体把工作家庭区分得较为清晰，他们的边界较“厚”，强度较高。先前研究表明，边界渗透性具有性别差异，相较于男性个体，女性更有可能将工作和家庭另一个领域进行整合[57]。因此，当家庭领域为个体的发展产出有益资源时，女性更可能将家庭资源融入到工作领域当中，提高工作-家庭边界的可渗透性，进而与工作领域的资源之间进行互补，最终形成工作-家庭增益。边界渗透性属于个人心理特质，当个体面临不同的资源水平时，其渗透性可能发生内在调整，有研究表明，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间的跨界增益是通过“角色资源累积-个体心理因素改变(如边界渗透性)-跨界增益”的逻辑主线发生的[58]。可见，边界渗透性受到不同角色资源的影响，同时也是工作-家庭增益产生的前提条件，存在中介效应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c：家庭弹性意愿在家庭需求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由表4中模型1可知，家庭需求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477>0，p<0.001)，并且具有可接受的模型拟合效果(F=78.291**，R2=0.447)，故假设H1a得到验证。由同表中的模型2、3可知，家庭需求与家庭弹性意愿是显著负相关的，但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这与本研究先前提出的需求增加会导致弹性意愿降低、冲突加剧观点相一致。另从模型4可得出，家庭弹性意愿和工作-家庭冲突加入模型后，家庭需求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的回归系数由模型1中的0.477减少至0.244，根据Hayes对中介作用的判别标准，这表明家庭弹性意愿、工作-家庭冲突在家庭需求和女性创业意愿间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根据表4的路径检验结果，对家庭需求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效应大小进行分析，见表5。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理论模型(图1)。
图1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H2a：家庭资源能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创业意愿。
表1样本特征统计情况(N=393)
项目类别有效样本数有效百分比/%年龄/岁18～<23399.9223～<3112632.0631～<4115539.4441～<516416.28≥5192.29就业年限/年<110827.481～<314236.133～<1010326.21≥104010.18婚姻状况未婚10426.46已婚23259.03离异5714.51
(二)测量工具
由表3可知，家庭需求(r=0.309，p<0.01)、家庭资源(r=0.454，p<0.01)与女性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假设H1a以及H1b。另外，不同的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以及不同的边界属性与家庭需求、家庭资源和女性创业意愿之间也均具有显著相关性，这符合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要求。另外，本研究在后续回归模型的构建中对变异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进行了检验，各变量的VIF值均介于1.117至1.912之间，表明研究中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家庭需求量表(α=0.916)主要参考了由Boyar等[59]编制的角色需求量表中对家庭需求(精力付出、时间付出、期望感知、责任承担)进行测量的4个题项。家庭资源量表(α=0.922)主要参考了Powell等研究家庭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中所用的4个条目(情感理解、家庭事务处理、工作建议、无偿帮助)衡量家庭内部资源[46]]以及3个新增条目(家庭提供资金以及人脉)以衡量家庭外部资源，共计7个题项。家庭弹性意愿(α=0.951)和渗透性量表(α=0.902)主要参考了由Matthews等编制[60-61]的成熟量表。工作-家庭关系的测量主要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家庭增益两个维度，工作-家庭冲突量表(α=0.891)参考的是由Netemeyer和Boles[62]编制的量表中关于家庭影响工作的5个题项；工作-家庭增益量表(α=0.873)中的9个题项主要参考的是由Carlson等[63]开发的工作-家庭增益量表。创业意愿量表(α=0.914)主要参考了由王杰民[64]整理、编制的量表，分别从风险性、创新性以及先动性三个方面(共9个题项)对被测者的创业意愿进行测量。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H1a：家庭需求能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创业意愿。
(2)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本研究利用SPSS 22.0和Amos 22.0对研究中的各项变量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各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均大于0.85)。各变量下设的分题项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均大于0.9，且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0.8)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见，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判别效度水平均能够充分满足研究需要。
表2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题项数Cronbach's αAVECR家庭需求(FD)40.9160.8600.919家庭资源(FR)70.9220.8740.962工作-家庭冲突(WFC)50.8910.8490.928工作-家庭增益(WFE)90.8730.8310.952家庭弹性意愿(FFW)50.9510.8800.944边界渗透性(BD)60.9020.8720.950创业意愿(FEI)90.9140.8210.949
三、实证分析
(一)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检验
表3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变量MeanS.D.123456789101.年龄2.471.1612.就业年限1.570.670.405∗∗13.婚姻状况1.590.560.535∗∗0.401∗∗14.家庭需求1.081.150.340∗∗0.367∗∗0.537∗∗15.家庭资源2.811.350.427∗∗0.412∗∗0.382∗∗0.328∗∗16.工作-家庭冲突2.731.310.312∗∗0.414∗∗0.365∗∗0.481∗∗0.482∗∗17.工作-家庭增益2.941.280.314∗∗0.468∗∗0.540∗∗0.337∗∗0.378∗∗0.233∗∗18.家庭弹性意愿3.441.320.470∗∗0.303∗∗0.198∗∗0.122∗0.294∗0.573∗∗0.264∗∗19.边界渗透性3.091.250.224∗∗0.056-0.0690.090.070.306∗0.0040.237∗∗110.女性创业意愿2.741.230.500∗∗0.421∗∗0.412∗∗0.309∗∗0.454∗∗0.403∗∗0.511∗∗0.182∗∗0.427∗∗ 1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参考对应领域中的成熟量表进行问卷双向翻译和编制，并在大范围调查前进行了小范围的问卷预填，后根据预试反馈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订。首先，由1位具有英语专业八级(TEM8)的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将所有问卷题项均翻译为中文，并与相关领域专家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并协商；其次，将中文的量表请其他管理学学者回译为英文，比较回译的英文和原始的差异，并对中文题项进行调整；第三，讨论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差异，并确定最终版本；第四，利用预试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对信效度较低的题项进行识别和剔除，形成问卷正式版本。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5表示题项表述与答题者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1 表示“完全不不符合”、3 表示“不确定”、5 表示“完全复合”。各变量的量表来源如下。
(二)推力路径：家庭需求影响女性创业意愿
首先，本研究利用SPSS 22.0中Process 2.16插件的链式中介模型(Model 6)对家庭需求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回归分析，另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分解并检验了家庭弹性意愿与工作-家庭冲突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具体结果见表4。
表4家庭需求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1(FEI)βSE模型2(FFW)βSE模型3(WFC)βSE模型4(FEI)βSE家庭需求(FD)0.477∗∗0.046-0.133∗∗0.0530.552∗∗0.0390.244∗∗0.026家庭弹性意愿(FFW)0.556∗∗0.0370.337∗∗0.025工作-家庭冲突(WFC)0.581∗∗0.027年龄(A)0.251∗∗0.0570.651∗∗0.065-0.208∗0.053-0.058∗0.029就业年限(Y)0.1890.081-0.0230.0920.279∗∗0.0670.0390.037婚姻状况(M)-0.2390.105-0.499∗0.1190.0790.0890.0450.048R20.4470.2810.6170.890F78.291∗∗37.831∗∗124.859∗∗518.614∗∗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H2c：边界渗透性在家庭资源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000年，Clark和Ashforth等人提出了边界理论(Boundary/ Border Theory)[51]，并指出个体的工作与家庭之间存在一条非对称的“分割线”，这条边界具有弹性和渗透性两个重要属性[52]。个体每天都要跨越这条无形的边界，与不同领域的规则打交道，扮演不同领域的角色并履行相应职责。
3.1.3细长纺锤形应用于矮砧密植园。定植当年，如果选用3年生大苗，定植时尽可能少修剪。不定干或轻打头，仅去除直径超过主干干径1/3的小主枝。如果用2年生的苗木，在1.0～1.2米饱满芽处定干。萌芽后严格控制主枝生长势，一般新梢长度达到25～30厘米时进行拉枝，角度90～110度，培养强健的中心干，中心干上培养18～25个小型化主枝(粗度小于分枝处1/3干径)，整形完成后树高控制在3.5～4.0米。
表5家庭需求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效应
方法效应分解效应值95%置信区间Bootstrap=5000直接效应0.244[0.193,0.294]间接效应0.233[0.138,0.327]Ind1:FD→FFW→FEI-0.045[-0.087,- 0.005]Ind2:FD→WFC→FEI0.321[0.264,0.383]Ind3:FD→FFW→WFC→FEI-0.043[-0.089,-0.004]
由表5可知，家庭需求对于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效应值=0.244，且置信区间不包括0)，还从三条间接路径发挥着一定的显著的间接效应，故H1b、H1c得到验证。其中，家庭需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作用于女性创业意愿的间接效应为正向，其余两条为负向影响。分析认为，当女性家庭需求增加时，其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会有所加剧进而导致其为了兼顾家庭与工作选择自主创业。但在此同时，家庭弹性意愿的增加(即个体有不愿意挤压到家庭领域的想法)会使女性为了维护家庭稳定而放弃创业的选择。综上，家庭需求会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加剧作用和家庭弹性意愿的缓解作用推动女性创业意愿的形成。
(三)拉力路径：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
同样地，本研究对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并对工作-家庭增益和边界渗透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解和检验，详细结果见表6。
表6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1(FEI)βSE模型2(FFW)βSE模型3(WFC)βSE模型4(FEI)βSE家庭资源(FR)0.581∗∗0.0460.975∗∗0.065-0.497∗∗0.0990.204∗∗0.044边界渗透性(BP)0.446∗∗0.0610.401∗∗0.028工作-家庭增益(WFE)0.228∗∗0.022年龄(A)0.230∗∗0.0550.1660.0650.922∗∗0.087-0.0630.042就业年限(Y)0.1340.0790.496∗∗0.092-0.475∗∗0.127-0.0070.055婚姻状况(M)-0.379∗∗0.105-0.3340.119-0.842∗∗0.166-0.1940.073R20.4760.6140.3570.766F88.186∗∗154.402∗∗42.894∗∗210.194∗∗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6中模型1可知，家庭资源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创业意愿(β=0.581>0，p<0.001)，并且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效果(F=88.186**，R2=0.476)，故假设H2a得到验证。另由同表中的模型2可知，家庭资源与边界渗透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家庭资源较为丰富时边界渗透性会提高以实现资源的跨界溢出，且根据模型3，家庭资源、边界渗透性均与工作-家庭增益有显著的相关性，存在链式中介的可能。当边界渗透性和工作-家庭增益加入模型后，家庭资源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的回归系数由模型1中的0.581减少至模型4中的0.204，这表明边界渗透性、工作-家庭增益在家庭资源和女性创业意愿间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表6的路径检验结果，对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检验方法大小进行分析，见表7。
表7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路径效应
方法效应分解效应值95%置信区间Bootstrap=5000直接效应0.204[0.118,0.290]间接效应0.377[0.258,0.497]Ind1:FR→BP→FEI0.391[0.299,0.487]Ind2:FR→WFE→FEI-0.113[-0.175,-0.059]Ind3:FR→BP→WFE→FEI0.099[0.060,0.151]
由表7可知，家庭资源对女性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效应(效应值值=0.244，置信区间不包括0)，另有三种间接效应且路径系数均显著，故H2b、H2c得到验证。其中，家庭资源通过工作-家庭增益作用于女性创业意愿的间接作用为负向影响，分析认为，当女性家庭资源增加时，家庭与工作之间互补、互益的有利局面会使女性更加安于现状而不愿承担创业风险，进而降低创业意愿。然而，在加入边界渗透性后，家庭资源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系数呈现出负值(-0.497，p<0.01)，这进一步说明，当家庭资源增加到较高水平时，女性出于整合工作和家庭的目的会提高边界渗透性，虽然一方面会促进家庭资源向工作领域的溢出，但也有可能使得家庭事务向工作场所溢出，导致二者的冲突而削弱工作-家庭增益。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些女性可能会为了对自身所拥有的家庭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而投身于创业之中，以实现更大的价值。可见，家庭资源对于女性创业意愿您的影响是通过边界渗透性以及工作-家庭增益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四、结果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暂未出现实际创业行为的潜在女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对家庭需求和家庭资源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两条路径进行了分析，并对边界属性(弹性意愿/渗透性)和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家庭需求(直接效应值=0.244)与家庭资源(直接效应值=0.204)均与女性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弹性意愿与工作-家庭冲突共同在家庭需求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间接总效应值=0.233)；边界渗透性与工作-家庭增益共同在家庭资源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间接总效应值=0.377)；就“推-拉”两条路径相比较而言，家庭资源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总效应=0.581)略大于家庭需求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总效应=0.477)。以上结论在女性创业意愿研究领域和推动女性创业发展的实践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理论贡献及实践启示
随着女性创业浪潮的到来，学界对于女性创业的关注和探索也日益深入，很多研究已不仅仅只满足于在现有女性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及创业绩效上进行探索和分析，而开始关注潜在的女性创业者(即尚未出现创业行为的女性)是如何向实际创业行动者转化的。鉴于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性别特点，工作和家庭一直是女性创业研究领域中的一大主题，二者对于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也已得到了部分研究的认可和重视[65-66]，本研究在整合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影响女性创业意愿的两条路径(需求的推动路径、资源的拉动路径)，尝试揭示家庭与女性创业意愿之间的动态关系，深化了女性创业意愿及工作-家庭关系领域的融合，并且定量地证实了目前我国女性创业意愿以资源驱动型为主，即当代我国女性并不是仅仅出于照顾家庭、满足家庭需要的原因而选择创业的，更多的女性是以利用自身现有资源、实现更大价值为目的而产生创业想法的。本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那些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女性外，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生活、职场工作较为顺利的女性同样也渴望着创业，与前者相比，后者更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畏惧创业的风险，反而更可能凭借着充足的家庭资源为她们提供的物质支持或心理安全感而做出创业的选择，但是当家庭资源丰富到较高水平时，工作-家庭增益对女性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反而会出现一定的减弱，即有部分处于增益情境下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安于现状、不愿承担风险等原因降低其创业意愿。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进行了详实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结论，但仍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目前关于女性创业意愿的构念观点尚不统一，本文仅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所用到的无性别差异创业意愿量表，可能对部分具有女性性别特点的创业意愿因子有所忽略，未来可就女性创业意愿的构念研究和量表开发进行细分研究；第二，由于时间限制，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三，本研究选用的研究方法是检验中介效应的经典方法，只对两条主路径及其分解路径进行了验证，并未关注不同路径上的变量之间是否有显著关系，今后可利用MPLUS等软件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路径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验证，以期为女性创业意愿研究提供家庭嵌入视角下的更多借鉴和启发。
㉞㊵㊺ ㊽《魏 书》卷 五 五《刘 芳 传》，中 华 书 局 1974 年 版，第1219、1220、1220 ～1233、1220 ～1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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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fluenceofFamilyonWomen'sEntrepreneurshipIntentionfromthePerspectiveofBoundary
ZHANG Jianmin，ZHOU Nanjin
(SchoolofBusinessandTourismManagement，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5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393 potential female entrepreneurs as the objects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pushing effect of family demand and family work resource on fema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using SPSS 22.0 and Process 2.16.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amily demand and family resource are both positively related to fema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family demand and family resource have pushing and pulling effects on fema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respectively,in which boundary attributes(family flexibility-willingness and permeability)and work-family relationship(conflict and enrichment) are exerting serial mediating effects;in China,the pulling effect of family resourc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pushing effect of family demand.
Keywords:family demand；family resource；fema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work-family relationship;boundary theory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6-0067-11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2017018)；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2018z032)
作者简介：张建民，男，博士，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6.008
*收稿日期：2019-06-16
(责任编辑：朱 磊)
标签：家庭论文; 女性论文; 意愿论文; 工作论文; 资源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2017018)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2018z032)论文;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