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新:张鼎丞:永定暴动总指挥论文

胡大新:张鼎丞:永定暴动总指挥论文

反映永定暴动的油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这次会议的精神,在闽西各县党组织相继传达贯彻后,闽西燃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烈火。

换算截面法:源于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根据刚度等效原则,将钢材换算成相当截面的混凝土,或反之,通常其计算结果较双单元法偏大。

第一,教育专项配套资金的使用不及时,使得专项资金项目计划无法实施,最终导致上级拨款专项款被长期闲置、占用或者挪用。第二,教师专项培训资金较少,综合素质有待提升。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教师培训经费仅仅占据公共支出费用的1.2%到2%左右,较少的资金培训标准无法满足教师个人发展需要。

10月25日,中共永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砂公学举行,成立了中共永定县委。罗秋天任书记,张鼎丞当选为县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仍主管溪南区的工作。大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坚决执行“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确定以溪南为中心,与湖雷、金丰等地联成一片,迅速发展革命力量,以形成包围县城的态势。

在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鼓舞下,张鼎丞立即发动群众,着手准备举行武装暴动。

买枪和设立兵工厂

在继续发展党团组织和铁血团的同时,张鼎丞以组织民团防御土匪为名,向各阶层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子弹。溪南党组织公开要求管理公尝田的地主把田卖掉,并动员广大群众踊跃捐款。当时确实有些土匪经常窜到金砂一带抢劫,所以这个主张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党员带头,动员家里卖粮买枪,由此带动那些富裕户和绅士纷纷解囊捐款,多则四五百元大洋,少则四五十元大洋,连一些管理公尝田的地主也不得不有所表示。捐款买枪成了群众性运动,买来的枪支全部交给铁血团掌握使用。对少数继续霸占公尝田的地主,张鼎丞就发动群众与之斗争。

中共永定县一大后,张鼎丞着手准备武装暴动,在西湖村的邹公庙和西溪罗坑的罗氏宗祠等地设立秘密兵工厂。图为西湖村邹公庙兵工厂旧址。

此外,溪南党组织还从广东饶平县请来能工巧匠,在西湖寨的邹公庙和西溪罗坑的罗氏宗祠(后迁华国村)等地设立秘密兵工厂,日夜赶制单响枪、子弹、梭镖、大刀、土炮等简陋武器。湖雷、金丰、高陂等地的党组织也分别建立了秘密兵工厂。

这时,溪南各乡农民协会公开活动,在金砂公学以及各个平民夜校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分头召开党团员和农协会员会议,铁血团则白天站岗放哨,夜间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和警戒。

溪南区的武装暴动,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

反苛捐杂税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永定的土豪劣绅与占据永定的大小军阀互相勾结,变本加厉,更加残酷地对农民任意敲诈勒索:捉兵担,派军饷,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把派给殷商富户的捐税,也全部转嫁到农民头上。还有所谓“烟草税”、“捐契税”、田粮预借和差役出差的“草鞋税”等等,连卖孩子也要缴重税……真是无人不捐,无物不税,名目多如牛毛。这使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封建的地租剥削,而且受苛捐杂税的多种压榨,工商界和中小地主的利益也受到损害。

溪南各阶层群众受害最深,对苛捐杂税最为痛恨。金砂有个恶霸捐棍邱乾凤,外号叫“花狼贼”。他勾结县城内的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滥施淫威,鱼肉乡民,把金砂的租、捐、抓丁全包了。有一次,农民张鼎福养的一头小牛犊快死了,去报告邱乾凤,要求免税宰杀,邱乾凤就是不答应。不久,小牛犊死了,张鼎福便把小牛犊埋掉,结果还是被罚了死牛款。这件事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连一般的绅士也表示不满。

张鼎丞充分估计了这一形势。为了使群众的革命斗争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在斗争中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他决定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开展反苛捐杂税斗争,并把邱乾凤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1928年1月,张鼎丞把开展反苛捐杂税斗争的问题提交给溪南各党团支部、夜校、农民协会反复酝酿,由党团员引导广大群众进行讨论。群众一致赞同和拥护。在此基础上,他召开绅士座谈会,动员了100多名当地有社会地位的绅士领头具禀,向县政府要求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这样做,关系到绅士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不能不表示拥护,同时有利于壮群众的胆,有些胆子较小的群众说“纵使政府不批准,我们也不致于犯法”。

当局拒绝了群众的正当要求。时值旧历年关,杀猪宰羊者日益增多,恶霸捐棍照例逼收税款、捐款,群众一致抗缴。捐棍急了,扬言县政府要派兵捕人,少数绅士被吓破了胆,动摇了,企图推卸责任,空气骤然紧张。在这关键时刻,张鼎丞发动党团员制造舆论:“平时有肉吃,有好处就气壮如牛,出头当绅士;现在有事了,却胆小如鼠,缩头缩脚,请看吧……”以此对动摇的绅士施加压力,以示警告;并且再次召集绅士开会,晓以大义,表明决心:如果政府捕人入狱,有群众作后盾,进行坚决斗争;如果需要用钱,先用公款,用完了由群众负责。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使各阶层的民众,特别是进步人士都团结起来,投入到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中去。

此时,金丰、湖雷、太平等地的组织和农民群众也正在酝酿举行更大规模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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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闻讯,在二三个小时内就召集1000多名做好准备的群众,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手拿旗子,直奔县城示威请愿。高呼口号的群众把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县长和驻军团长被迫派出代表与张鼎丞等人谈判。张鼎丞、赖文舫代表群众提出三个条件:一、立即释放被捕的绅士;二、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三、惩办包捐、包税的恶棍。当局迫于强大的示威声势,不得不答应立即释放被捕的绅士,并说明豁免捐税需待省政府批准,但可以暂时不缴。此时,恶霸捐棍躲藏的躲藏,逃跑的逃跑,连个影子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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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之前,农民群众就已经体会到了反抗的胜利。早在1927年冬,国民党张贞所部陈国华一个团进驻永定后,就向全县苛派军饷3万元大洋。在张鼎丞与阮山、卢肇西等领导下,永定农民发动了抗捐斗争,陈国华恣意寻机弹压。

思想文化工作是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打造和利用这一优势,国有企业就拥有了比对手高出一筹的竞争法码。能否克服思想文化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的现象,较好地解决“融入”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经常遇到和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思想文化要更好地融入基层,进入生产,就必须在想融入、能融入、会融入、巧融入上下功夫。只有发挥党群工作的优势,才能提高思想文化对生产经营的贡献度,也才能实现思想文化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双赢。

反动武装刚刚出动,农会火速派人向张鼎丞等领导人报告,并组织铁血团30余人占据有利地形,在半路上伏击。激战4小时,农民武装毙敌数名,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敌人恼羞成怒,进村烧毁民房2座,杀害群众1人,抓走5人,抢走耕牛20余头,因而激起溪南群众更强烈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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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国华率部撤离县城,开赴陈东坑,遭到卢肇西、卢其中指挥的200多名农军和农会会员的包围袭击,于次日凌晨向漳州方向狼狈撤退。至此,3万元派款也就不了了之。

溪南、金丰农民武装反抗陈国华派款的战斗,充分显示了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决心。从此,拉开了永定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

“借粮渡荒”斗争

1928年3月上旬,张鼎丞派出20多名铁血团员前往毗邻永定的平和县五坎区,与当地农民一起参加平和暴动。派出的铁血团员随平和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入县城。暴动失利后,他们奉命撤回永定。

这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溪南春荒严重,许多农家青黄不接濒于断炊。由于经过了反对“冠婚丧祭屠宰捐”斗争,听闻了龙岩县的后田与平和县的长乐相继举行暴动后,永定农民的情绪十分激昂。他们不再向地主借高利贷,或卖儿卖女寻求活路,而纷纷跑来找张鼎丞,问:“农忙时节,没有粮食怎么办?”

张鼎丞注意到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他和县委其他领导人正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巩固和扩大战果,如何带领群众深入进行斗争的时候,接到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永定县委的指示:在有党和农会组织的地方,“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日常的零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群众及党的组织,扩大和深入党的宣传,并应计划和准备由这些零星的日常的局部斗争,逐步扩大汇成大规模的斗争,而至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暴动的局面”。

反对“冠婚丧祭屠宰捐”斗争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也锻炼了群众,考验了骨干,使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铁血团进一步获得发展。党员由原来的四五百人发展到700多人,农会会员由四五千人发展到7000多人,铁血团团员由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

标准层的设计应考虑到户型对称问题,通常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将各类荷载因素考虑其中,力求通过对各类荷载作用的发挥,使承载构件受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达到平衡受力的效果。在建筑系统中,对称构件能够给人带来更加稳固的感觉,因此对称复制在建筑中较为常用,但是应注意的是通常采用对称复制后的户型之间很容易出现重合构建,需要对重合处进行修正。另外,在对称操作后一般模型间会缺少连接口,这时应将连接构件加入其中,对缺口处进行弥补和完善。在标准层设计时,应将BIM技术应用其中,针对建筑、设备层、结构等进行合理的设计,从而实现无碰撞目标,这对于提高建筑模型整体效果来说显得十分必要[3]。

平时我们经常是站在麻醉医生的立场去思考怎样做镇痛管理,往往忽视了从患者或患者家属角度如何看待镇痛管理。要体现人文关怀,就一定要转换思维、立场,把自己想做一个患者或家属,从这个角度考虑怎样实施镇痛管理,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从麻醉医生的角度看待镇痛管理是理性思考的过程,然而从患者或家属的角度看待镇痛管理是感性思考的过程,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和群众的强烈愿望,张鼎丞等人决定在溪南有组织地领导“借粮渡荒”的斗争。

他们提出“借粮渡荒,努力春耕”的口号,发动缺粮和无粮的农民向地主豪绅和富裕户借一些粮食。各党支部派出农会积极分子分头对地主豪绅和其他富裕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要和睦乡亲,关心兄弟叔侄的生产生活。这一招很灵。西湖寨的开明绅士张盛光经张鼎丞的启发教育后,在西湖寨农会召开的借粮动员会上,带头将多余的大批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并表示为了春耕生产,不用归还。在他的影响下,同村的张盛来、张日昌,玉石村的赖维大,秀山村的谢品兰等20多家富裕户也都主动把多余的粮食交给农会统一安排,借给农民渡荒。

面对群众革命斗争的蓬勃兴起,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坐立不安。驻漳州之张贞独立第4师急忙派遣江湘率一个支队进驻永定,勾结地方豪绅,召开所谓“清乡”会议,成立所谓“清乡委员会”,进一步策划镇压农民革命斗争。他们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于陈东坑,向陈东坑各村庄发起进攻。但陈东坑各地农会早已做好准备,严阵以待,迫使江湘所部与农会讲和,灰溜溜地撤回县城。

为了对付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并配合陈东坑农民的斗争,张鼎丞组织溪南各乡村的铁血团分头进行秘密的军事政治训练,要求每个人备好一条干粮袋、一件武器、一副绑带、一顶斗笠,还布置一些乡村用松木加工成土炮,作为重型武器,以便随时投入战斗。铁血团在中坑、西溪、金砂、兰地、古木督、卓坑等地公开或秘密地处决了20多个土劣恶霸之后,其他土劣恶霸如同惊弓之鸟,有的逃往外县,有的窜进县城,纷纷向国民党县政府和驻军投诉。反动派这才恍然大悟,永定农民运动的中心是溪南,中心的中心是金砂,领头人物是张鼎丞、罗秋天等人,于是,把“清乡”目标转向溪南,以金砂为重点。

他一愣,随即意识到不妙,缩身想要离开,屋门却已忽地打开。族长站在门口,面色阴沉地望了他一眼,而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溪南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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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全面暴动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广大群众没有被反动派的暴行吓倒,反抗情绪极为强烈,迫切要求攻打县城,营救被捕的同志。金砂、西溪、东溪等乡的铁血团员一律武装占据周围高地,加强警戒,断绝了城内与附近的交通,准备抗击敌人。逃亡到县城内的地主豪绅不敢回乡,而农民也不敢进城卖柴、卖炭或借债,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群众认为,攻进城去可以没收地主土劣的财产,以摆脱目前生活困境,杀掉地主土劣则可以减少压迫力量,否则自己反受遭殃,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

1月21日,捐棍邱乾凤果然带领县警备队一个排到金砂捕捉抗捐的群众,抓走了西湖寨的著名绅士张恒隆,企图杀一儆百,慑服群众。

湖雷、金丰一带发动暴动后,驻守县城的江湘及其所部果然抽调三分之二兵力急驰湖雷、金丰等地镇压,城内守军仅剩百余人,分驻在北门、西门炮楼和县政府内。

6月2日深夜,江湘率领所部100余人,突然包围和袭击座落在金砂路口的中共溪南区委驻地金砂公学,逮捕了来不及转移的区委书记赖文舫,委员丘礼荣、党员张大鹏等6人。当时,张鼎丞住在其堂兄张福魁的药铺济元堂,听到枪声后即往附近的枫山岗转移,得以脱险,而后立即找到区委其他同志研究营救赖文舫等人的措施,并加紧准备举行大规模武装暴动。

领导永定全面暴动

6月中旬,中共永定县委书记罗秋天在陈东坑岭头村湖塘小学主持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根据各地的准备情况,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并推举张鼎丞为暴动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会议还详细研究了暴动的计划,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策略:“在太平持镇静,东乡(陈东乡)与湖雷做游击战争,实行杀土劣地主,焚烧田契,如军队对付游击队,则附城(溪南)干暴动,直接攻取县城”,营救狱中难友。

张鼎丞等人回到溪南之后,分头到各乡召开党团员、铁血团团员代表会议,传达县委决定,布置具体任务。接着,他在石塘坑岗检阅了由金砂、西溪、东溪等5个乡的骨干组成的暴动队伍;组织了一支200余人以铁血团团员为主的特务营,配备步枪(主要是单响枪)100多支,作为攻城第一梯队;挑选13名铁血团团员组成破监敢死队,准备攻进县城后直趋腹地,破开监狱营救难友;把其余农民武装编为攻城的第二、三梯队;把溪南妇女、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负责宣传、输送、救护、侦察、坚壁清野等任务。

6月29日,阮山等人按预定计划,率湖雷农民举行暴动,收缴了地主武装的枪支,逮捕并处决了土豪劣绅11人,一举击溃了保安队。随后,他们开赴陈东坑,与卢肇西等人率领的暴动队伍会合。6月30日,湖雷、金丰暴动队伍500余人乘胜进击,于7月1日攻占下洋镇,7月2日夺取古洋,7月4日占领上金丰。短短几天,农民暴动的风暴席卷永定东部、南部数十个乡村,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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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与县委其他领导人得此情报,立即作出攻城决定。

6月30日夜,皓月当空,数千名溪南农民肩扛土枪、土炮,手持鸟枪、大刀、长矛、梭镖等武器,脖子上系着红领带,从四面八方赶到金砂店边大坝、西溪礼田坝和东溪集结待命。

1928年6月中旬,中共永定县委在陈东坑岭头村湖塘小学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并推举张鼎丞为暴动总指挥。图为陈东坑湖塘小学。

中共永定县委旧址

张鼎丞事先对攻城战斗作了如下具体部署:兵分三路,北路以西溪农民武装为主,由赖连璋指挥,先行突破龙岗山炮楼,发信号联络后,从北门攻进县城;东路以东溪各村农民武装为主,由廖德修指挥,控制汤边岽和进入盪耙街后,渡过永定河浮桥,占领东门城楼;西路以特务营和金砂农民武装为主力,由范炳元指挥,控制西面登子棋山,从西门攻进县城,活捉城内“五虎”(即城内最凶恶的五名土豪劣绅),并配合破监队营救狱中难友。

是晚,各路人马悄悄向指定位置开进,包围了整个县城。

7月1日凌晨4时,张鼎丞下达攻城令。各路暴动队伍奋力作战,首先突破北门,而后攻破西门、东门。顷刻,农民群众似潮水一般涌进城内,枪炮声与喊杀声响成一片。守敌不支,缩入县衙内。张鼎丞身先士卒,冲在最前头,指挥农民武装猛打猛冲。农民子弹打光后,就举起大刀、长矛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斗。在农民的猛烈攻击下,敌人纷纷败逃。

经过激烈巷战,暴动队伍毙伤守敌20余人,但双方仍相持不下。由于农民武装初经战阵,缺乏作战经验,不知道如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懂得占据阵地,只凭勇气猛打猛冲,一心想着打开监狱,营救被捕同志,因而未能及时杀伤和瓦解敌军,甚至北门炮楼制高点占领后也没有派人坚守,以致在敌人重新组织力量反扑时失去了战斗主动权。战至上午9时,张鼎丞获悉出城之敌闻讯已赶回增援,遂命令暴动队伍弃城撤退至城外各个山头,会同各乡赶来增援的暴动队伍,将江湘及其所部残敌紧紧包围在城内。群众斗志高昂,白天围城,天黑了才回家去吃一点东西,次日天一亮又自动去围城。

第三天,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邓子恢从上杭赶来了解攻城情况及研究永定、上杭两县协同作战事宜。他和张鼎丞、罗秋天具体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攻城的浩大声势已起到了应有的政治作用,他建议永定县委“赶快在乡下肃清反革命分子,收缴反革命武装,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烧田契,废租废债,没收地主财粮分给穷人”。

永定县委接受了邓子恢的建议,命令暴动队伍停止围城,撤回各乡村,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将式(3)中的各变量代入数值计算得: U=1.875 mV,并将该值输入到免砝码标定参数内,完成标定。

永定暴动,让“红色的旗帜在三天之内飘扬在永定县全境。他们用土枪和土炮,用镰刀和斧头,铁桶一般地包围了县城”。党组织开始在贫苦农民中宣传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时,农民们“以为这种‘从古以来未之有也’的事,农民自己哪有力量来实现呢”?然而,在党的领导下,永定农民不仅取得了抗捐税和平谷斗争的胜利,而且暴动起来了,缴获了反动武装的枪支,杀了反动豪绅地主,烧田契、债据,分了浮财,甚至攻进了县衙门,表现了农民团结的伟大力量。

永定暴动在闽西、闽南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过去农民运动比较活跃地区的农民“莫不跃跃欲试‘暴动’、‘暴动’”,“龙岩、上杭、武平、连城、漳平、平和数十个乡村的农民,都继续响应,揭竿而起为数不下四千人,他们要决心杀尽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他们经过暴动斗争,“已经认识了自身团结的重要和力量的伟大”。

永定暴动把闽西暴动推向了高潮。7月1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与团省委联合发出宣言:“号召全省的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政权!”

在永定暴动中,张鼎丞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他不愧是杰出的群众领袖、英勇斗争的先锋。

责任编辑/李晓芳

(作者系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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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新:张鼎丞:永定暴动总指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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