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新:高质量就业背景下提升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性论文

姜永新:高质量就业背景下提升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性论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提出稳增长首先要保就业。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5月18日,国务院印发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进一步指出,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由上可知,镜面过点O且与OM垂直.所以,只要弄清射线OM的方向是如何变化的,镜面的变化规律也就清楚了.为此,考虑入射角α不变,B在xOy平面内的单位圆上变化时,点M的变化情况.

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的形成机理

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发展变化的产物。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都要立足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发展变化,都要因应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

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催生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当下,我国的劳动供给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劳动供给总量虽然高企,但无限供给的趋势已经逐步衰减。从劳动供给侧看,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参与率的乘积。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下滑,自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6年呈绝对下降趋势,从9.37亿人降至9.02亿人。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是逐步递减的趋势,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在惯性降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也不会改变这种趋势;二是由于育儿成本的居高不下,城镇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三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永久返乡率逐步提高,农民工退出非农劳动人口的趋势在增加。从劳动需求侧看,劳动需求呈持续扩张趋势。需求扩张来源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引致。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从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转变,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共存,劳动供给的曲线在不断拉长;我国的城镇化不断加速,未来城镇化还有较大的空间,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化将增加劳动需求。从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矛盾看,劳动供给量短期内依然很大,充分就业的压力严峻;劳动需求向高质量就业转变,劳动短缺和技工荒会持续显现。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矛盾催生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并行。

更高质量就业建立在更充分就业基础上。更高质量就业是就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因应这种变化,需要劳动供给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提供低水平、低技能劳动向提供高水平、高技能劳动转变。目前,我国的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低于25%,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到30%。低技能劳动者占比较大,加上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非农劳动力的增加,实现充分就业仍然是就业公共政策的优先选项。只有实现了更充分就业,劳动者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动能才会增加,向高质量就业转移的速度才会主动提升。但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需要高质量就业的支撑,不能被动等待技能人才主动提高技能,因此,需要宏观政策引导,在实现更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有序推动高质量就业。促使劳动供给在实现更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向更高质量就业迈进。

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我国的就业将长期存在低质量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交织的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向高质量就业的转进过程中,保障低质量就业劳动者的利益,在逐步化解低质量就业困境的同时,有序推进高质量的就业。

实现好更充分就业要充分关注吸纳低质量就业企业的合理需求。实现好更充分就业要运用好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公共政策调控“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存在着大量低端劳动者,低质量就业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存在。这些低质量就业人群大多数在服务业和低端行业就业,尤以生活型服务业、低加工度工业为多。这些行业呈现抗市场风险能力低、利润率低、劳动关系不规范、就业流动性强等特点,融资渠道窄、融资能力差,经营不稳定,实现更充分就业应保证吸纳低质量就业企业的相对稳定性和合理利润率。在遵循市场竞争规律的同时,应通过公共政策保障这些企业的合理需求。

高充分就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更充分就业的基础夯实了,劳动供给的结构必然会从低技能劳动提供向高技能劳动供给转变。这个转变由公共政策引导和劳动需求引导两个层面实现。在国家持续提升高技能人才待遇的政策引领下,就业相对稳定的人群会主动获取高收入和高待遇,进而产生提升技能水平的自我冲动;低技能岗位的持续萎缩和高技能岗位的持续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也促使劳动供给被动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促使劳动者被迫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两者共同促动的结果将引导劳动供给从低质量就业向更高质量就业转向。

向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维度转变应关注低质量就业的困境

数据应用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数据获取的方式、系统建设的思路、体系结构的选择、开发语言的使用、网络及硬件的配置等都影响着系统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系统开发及测试过程中,主要总结有以下经验:

加硫除铜时硫加入量一般按照形成CuS时所需的硫计算,另外多加25%~30%,比如说100 t含Cu 0.18%的粗铅,最后除铜所加的硫可按式(2)计算。

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要充分关注低质量就业的技能提升,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的良性互动。高质量就业与产业结构高水平密不可分。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一国经济发展将先后经历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第二产业为重心向以第三产业为重心的产业切换阶段,产业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因应产业结构的内部和外部变化,劳动需求将呈现高质量就业比重扩大、低质量就业比重缩小交织的现象。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技术进步遗弃低端劳动者的现象。我们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推进技术升级、高质量就业发展的同时,应充分关注低质量就业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通过技能提升和公共政策保障,让低质量就业和低端劳动者逐步跟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的合理匹配和互动促进。

实现好更充分就业应充分关注低质量就业人群的合理诉求。就业质量是劳动者对就业满意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是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劳动保障、职业自豪感等多重维度的综合。目前,吸纳低质量就业人群企业的资本获利渠道仍然处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区间。按照马克思绝对剩余价值论和相对剩余价值论,这些企业为了获取利润,普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低工资、劳动保护条件和设施差、不缴纳保险等现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虽然,近年来国家通过制定《最低工资规定》和《劳动合同法》,强化劳动保护措施减少了侵害行为的发生,但劳动者对就业质量满意度的感受依然不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行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距扩大,劳动者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意愿日趋强烈,因此,在保就业的同时,应关注低质量就业人群的合理诉求。

在更高质量就业背景下提升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

更高质量就业需要产业升级来引导。相关研究显示,就业质量取决于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匹配怎样的就业。就业质量低是产业结构低级化的结果。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实现低质量就业向更高质量就业的转变,都是通过产业升级实现的。我国目前正在推进产业升级,对更高质量就业提出了要求,引领作用明显。

无论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增加就业满意度,劳动者的技能因素都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如上所述,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工业高加工度化要求服务业的高水平化,服务业的高水平化要求劳动技能的高级化。

更高质量就业应以提升劳动者高质量就业能力为重心。从静态看,由于工业高加工度化的技术密集度更高,劳动对资本和技术的替代性减弱。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达不到需求,必然会产生劳动替代弹性下降的现象。表现为: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的比重增加,劳动者分享劳动分配份额的比重下降。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因此,高质量就业必须与高技能呈正向匹配。从动态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是持续递进的。在这个递进过程中,低质量就业也要求同向递进而不能原地踏步,否则将会被替代。换句话说,低质量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必须是正向运动而不能逆向运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低质量就业向高质量就业的过程,推进更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也是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的过程。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每次至少有一个转派者无法加入我们的基地,”瑞克撕着手指皮,耸了耸肩,继续说道,“总之,在考验的第一关,转派新生和本派新生要分开训练,但这不意味着你们要分开评估。到训练结束,你们的排名将取决于跟本派生比较的结果。他们已经比你们强了。因此,我希望……”

提升劳动者技能需要通过强化职业培训来实现。提升劳动者技能的途径应根据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现状匹配和长远契合出发,与劳动者进入劳动领域的时间维度、劳动技能水平维度和劳动岗位需求维度相一致。从劳动供给的增量而言,做好基础教育为更高质量就业储备知识。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进入劳动领域前,在学校教育阶段就要考虑未来就业对技能和知识结构的要求,专业设置和课程选择要与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相吻合,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的比例要合理;城镇化进程中新增的农业转移劳动力,要通过专项职业培训提升技能和就业前技能训练获取技能。持续实施农民工“春潮行动”、“求学圆梦行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返乡创业培训计划以及劳动预备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从劳动供给的存量而言,大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各方协力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落到实处。用人单位要落实职业培训的主体责任。按照要求制定职工培训计划,开展适应岗位需求和发展需要的技能培训,广泛组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脱产培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在线学习等活动,大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组织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境外培训。社会化培训机构和职业院校要发挥好中介作用。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学历和知识水平的劳动者,制定专项培训计划。工会要发挥优势大力开展各种技能竞赛活动。组织好“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竞赛,广泛开展“五小”劳动竞赛等品牌活动,着力培养高技能劳动大军。财政、税务、人社部门要做好职业培训的经费保障、税收优惠、职业能力开发和鉴定工作,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培训,支持帮助困难企业开展转岗转业培训,为职业培训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服务保障能力。相关行政部门要强化职业培训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将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强制培训制度、持证上岗制度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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