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世界正在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以人民主权为中心诉求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导潮流，是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右翼民粹主义认为主权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左翼民粹主义将金融和贸易的流动视为对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威胁。主权问题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领土共同体的自决权与保护构成了二者共同的政治诉求。未来我们将知晓，谁的主权叙事在民粹主义时代盛行，谁将赢得霸权之战。目前，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占上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左翼拒绝将自己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并在把主权视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时犹豫不决。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所造成的愤怒和混乱，左翼民粹主义迫切需要回归其基本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构建一种先进的领土管制观，旨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激进民主和社会保护机制，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
关键词：民粹主义；人民主权；新自由主义
[译者导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渐式微的当下，自决权和领土安全成为最重要的核心政治诉求。民粹主义的崛起给当下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思潮之一。与纯粹从理论层面探讨民粹主义的文章不同，本文主要从实践和现实层面全面分析了民粹主义在当下的最新表现形式、本质、核心诉求、特征、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这篇文章建立在作者对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爆发的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作者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增加了文章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全面认识和分析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尤其是民粹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批判视域和研究进路。原文题为ThePopulistEra，刊登于《探测》(Soundings)2017年春季刊(总第65期)，第46—58页。
自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一个形势变得更加明朗，那就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喷薄而出的阳光瞬间照亮了新世界的面貌，缩短了既定秩序的渐衰”[1]。最近，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及其候选人的一连串胜利不仅表明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而且也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吞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外壳的火焰的照耀下，新世界的面貌若隐若现。这个新世界的特征与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所熟知的世界具有天壤之别。
这个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了怀有希望或者深感恐惧的理由了吗？备受热议的民粹主义刚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废墟中浮现出来，看起来似乎被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的仇恨政治所占据，它只是一种右翼现象吗？正如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所指出的那样，也许它也带来了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要了解现在的历史情势，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两个不同的政治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用最近常被引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正在逝去，新时代尚未来临”的空档期[2]。按照这种说法，正在逝去的旧时代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剧烈的阵痛中逐渐浮现的这个新时代则是民粹主义时代。由于自由主义的中心议题已经难以为继，民粹主义将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
当代历史的转折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普遍的经济困境，而且对于整个新自由主义世界观，譬如创业精神、对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崇拜、建立超越国界及不受国家管控的互联共同体的愿景，都是一个致命伤害。对于一些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来说，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已经迎来了“民粹主义时刻”，或者被称为是“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正在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填补了所有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建制派危机遗留下来的虚空——这一切似乎都带有民粹主义的烙印[3]。在这个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借助于试图跨越左右分裂之趋势的幌子，民粹主义才得以出现；而且民粹主义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建制力量的共同逻辑。这些反对力量包括美国的特朗普和桑德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公民党之党领袖、英国的独立党和杰里米·科尔宾。
面对如此高涨的民粹主义浪潮，欧洲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对所谓的“民粹主义、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感到绝望。民粹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真正的主导潮流。然而，我们似乎还不能确定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这种困惑源于其长期备受争议的历史：近几十年来，民粹主义常常被视为任何反常或病态现象的万能术语，被认为起源于所谓的“欧洲病”——其许多右翼民粹党派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心理。然而，这种贬低民粹主义的看法似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远非一种边缘性的反常现象，它似乎将成为霸权主义的政治逻辑——它不仅表现为右翼排外的丑恶面目，而且还体现在像桑德斯和“我们能党”等的激进民主、平等的希望与愿景之中。
一、全球化世界中对主权的诉求
对于左翼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具有更自由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这种主权政治的崛起似乎与由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驱动的右翼议程密不可分。然而，正如“我们能党”、伯尼和其他人对主权的逐步收复所显示出的情况那样，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左翼人士对民粹主义的拥护，并不是对右翼文化霸权的屈服。相反，它源于对以下观念的认同：要对目前的全球化危机做出回应，就必须对左翼计划进行彻底修正。完成这项任务，则需要摆脱若干问题重重的新自由主义设想，这些设想已经被左翼主观化了。
然而，在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民粹主义视为形式问题、风格问题而非实际内容、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比较冒险。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内容问题又是形式问题。民粹主义言辞的常见特点——对建制派的叫嚣、对人民和民族统一形象的呼吁，以及对魅力领袖的频频认同——并不能构成“空洞的所指”(一个能脱离任何特定经验的能指，并且可以与任何政治内容相匹配和配对)[4]。毋宁说，它们是一种特定政治内容的表达方式，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且与过去30年来主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对人民主权的诉求——判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对人民主权的诉求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正式被列入所有共和宪法中的这一原则似乎处境危险。
在互联网和跨国公司联通全球的当今世界，主权——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在其领土内保持完整权威、管辖疆土的能力——被认为是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权”又成为左翼和右翼中新出现的民粹主义阵营和领导人坚持援引的一个概念。英国的脱欧派要求收回控制权，其核心主张是从欧盟那里夺回主权，欧盟被指控剥夺了英国控制自己边界的权力。特朗普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也使用“主权”这一主题，坚称自己的移民计划和提议的贸易协定改革将确保美国的繁荣、安全、主权，并经常攻击自由派精英的全球主义。在法国，勒庞长篇累牍地反对欧盟、移民和恐怖主义，一有机会就提及“主权”，这一概念也是她竞选法国下一任总统的核心理念。在意大利，“五星运动”也经常呼吁主权。2016年，作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德罗·迪·巴蒂斯塔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并且说意大利应该放弃欧元，重新获得对经济的控制权。
主题出版着眼于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出版过程中，又要根据不同主题的特点分步骤、有节奏地完成议程设置，追求主题出版的“长尾效应”，避免昙花一现。因此，主题图书的议程设置应由宏观层面总体设计，各出版单位协调分工，各展所长。
为了探讨民粹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及其核心主权政治，我们有必要采取长时段的视角。不过，在当前这样动荡的时期，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在经历了明显的长期停滞阶段之后，我们似乎正在经历列宁所说的“几周内发生了几十年事情”的时期。参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情势与两个不同的政治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民粹主义时代——之间的断层线相吻合，它们都有各自的主导叙事。
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主导时期，通常被认为出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6]。它由一些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和艾恩·兰德作为指导思想提出，并作为政府政策被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右翼政治家实施。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以企业的形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7]148。早期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视为自然现象。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变种，摆脱了早期自由主义在放任原则下形成的自然主义倾向。相反，它认为市场的产生取决于福柯所言的“司法—机制框架”的建设，取决于一个可以发挥资本主义博弈的法律空间[7]73。这个框架形成于全球体系取代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反对意欲纠正市场失衡的社会政策之时。
但究竟何为主权？更确切地说，何为人民主权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有必要说明，主权本身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术语。尽管许多左翼自由主义作家，如乔治·阿甘本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都认为主权与威权、右翼政治有着必然联系——许多活动家对此心存疑惑——但主权概念的内涵和政治意蕴远比这个判断更为复杂。
可以说，当前，我们正在目睹一个范式转变，这个转变与发生在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变类似。民粹主义时代涉及一种新的中心叙事，这种叙事能够重组整个政治空间，迫使所有行为主体据此进行定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
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情境下，在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在这个无孔不入的互联互通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已经在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资本主义公司的全球触角中显示出来——对人民主权的诉求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恢复领土主权——民众自治的空间基础，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侵扰所导致的破坏和危机的一种回应。其核心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计划及其所描绘的互联互通的崇高愿景，已经创造了一个如同噩梦般的“扁平世界”(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以及一个失去控制和规则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资本、服务、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无缝穿越，而对地方性和全国性共同体造成的后果则不闻不问。正是这种全球市场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异化引发了收回控制权的诉求，正如英国脱欧全民公投运动的旗舰口号所宣称的那样：对领土自决和自治权的诉求是一种对全球流动的反应，全球流动破坏了所有在领土管制方面的努力。
21世纪，任何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必然从欧内斯特·拉克劳的作品出发，尤其是《论民粹主义的理性》这本书。该书写于10年前，对于防止简化和贬低民粹主义至关重要，极富远见。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既非反常也非例外，而是一种政治逻辑，旨在促使不同元素的特殊结合，以便建构“人民”这个统一主题，从而动员他们来反对应对迟缓的政治体制。这种逻辑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中，因为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必定在他们的话语中涉及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观念——人民。
但是，主权问题并非专属于右翼和中间阵营，它在左翼阵营中也普遍存在。对人民主权的诉求是2011年各种运动的关键——“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愤怒运动”“希腊反紧缩运动”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这些运动都要求人民收回国家权力，并控制贸易和金融流动。在西班牙，“我们能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者，而且一贯采用爱国的话语体系。尽管伊格莱西亚斯批评脱欧战略，但他认为，民族国家应该在欧盟内部恢复其主权能力。在美国，与特朗普一样，桑德斯批评全球金融和全球贸易。桑德斯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主权。此外，左翼民族主义运动，如在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追求国家自决方面，也提出了“主权”的概念。
堂吉诃德和桑丘两人虽然是主仆关系，但在情感上他们是平等的，在游侠途中他们时常展开平等又有趣的对话。两种视角的对话从二元对立发展为对立统一关系，另外小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实现了“堂吉诃德的桑丘化”和“桑丘的堂吉诃德化”①，人物的变化过程同样是双重视角的融合过程。堂吉诃德听了桑丘的解释后明白了原来现实的棍棒抽到脊背上的疼痛是魔法师也没法减轻的，而桑丘在苟且中看到主人的诗和理想也崇拜不已，于是在心里种下了成为海岛总督的理想种子。
二、新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抨击
因此，可以说，主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宰性能指”：这是一个话语和政治的战场，它将决定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霸权争夺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
最后，基于实定法已将“绿色原则”确定为民法基本原则来证成“绿色原则”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原则的论证思维，违反法律逻辑。但是，若从维护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量，如此思维则意义重大。虽然存在上述关于“绿色原则”的质疑，“绿色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更具有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宣示效果，但是，在《民法总则》已经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更需从立法论转为解释论的考量，依此对《民法典》分编中涉及该项原则，尤其是对环境污染行为予以必要规制，使“绿色原则”蕴含的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在私法制度层面落实。
这一新自由主义学说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批判性回应。在知识分子进行干预时，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霸权逻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当代各种主流政治的倾向，在左翼、右翼和中间阵营中都有所体现，它包括“国家控制与干预的新政和人民前线政策，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以及苏联的政治和经济选择”[8]。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所有这些阵营都意味着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最终必然导致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统治经济把国家看作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再分配的规划者。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批判这种思想，确保了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首要地位。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副教授赵丽梅则通过对2018宏观经济特征与消费者行为变化的分析，给出了冰箱行业消费升级的必然性。她表示，在80、90后领军消费的当下，消费诉求在迅速升级，讲究“物质精神两手抓”，且追求生活品质趋于理智，不做价格至上的剁手党，因此，唯有高端化、品质化的冰箱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诚然，主权概念出现在专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崛起之时，这些国家制度试图对某一特定领土施以绝对统治。然而，作为其具体变体的人民主权，也成为民族——人民民主的支柱之一，并被视为有效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从人民民主在卢梭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对雅各宾派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来看，它是左翼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概念[5]。对主权的诉求也是19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特点。譬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术语的起源)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他们通常被称作民粹主义者，都试图动员人民大众来反对专制政权的统治。最后，人民主权的概念被运用于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最近则见于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这些运动都试图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随着世界向着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过渡，民粹主义时代的出发点是否定前一个政治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民粹主义运动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围绕的议题只是所有民族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的有效参与，而剥夺了民族国家任何实质性的社会目标。这种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关键是重塑主权概念，并找到一个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地方与国家可以自治、自决的有效形式。主权问题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这两个阵营给人们留下的共同印象是：今天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中重新确立领土控制和自决的形式。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未来，区块链与IoT这2种技术将进一步融合，面向IoT安全的区块链技术也将逐渐兴起。共识效率更高、存储空间更小、绿色环保的安全区块链技术更能适应新型IoT技术的需求；而容错率高、鲁棒性强、去中心化的IoT安全管控势必会推进区块链应用技术的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超越令人失望的国家计划经济，以及福特时代官僚主义的新世界；如何建设一个能够自由发挥社会创造力和个人能动性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如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等，把国家计划和社会政策视为国家官僚力量干涉社会的自发动力，如哈耶克对社会自发秩序和人为的国家秩序做出的显著区分时所表达的那样。
这些思想家敌视国家计划和保护主义，瞄准了一切形式的民主主权、领土管辖和管制，这些被他们视为是自律市场和创业精神的障碍。对主权的敌意是哈耶克的开创性著作《自由宪法》中的明确主题。他将主权描述为“教条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原则，“一种新的专断权力的正当理由”。他建议，多数统治应受到长期原则的严格限制，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公司和个人的自由免受国家干涉[9]。
随着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一蓝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中得到了具体应用，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胜利。跨国公司获得更多流动性资本，规避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开始跨国经营。它们的跨国经营规模为资本家提供了敲诈政府的手段，以获取更有利的就业和税收政策。与此同时，避税天堂激增，这也抑制了主权对税收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正如尼古拉斯·沙克森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对那些被用作海盗海湾的小岛屿或微型国家宣称主权，避税天堂颠覆了主权，从而藏匿了从国库中盗取的收益[10]。由于全球贸易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而实现的贸易自由化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剥夺了民族国家通过使用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保护当地工业的能力，从而置当地工人于全球竞争的底层，导致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
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贸易和通信的联通，每天都有积极的变化：基于互联网而形成了全世界人民沟通的可能性；超市货架上有了进口产品；旅游限制减少，富裕的中产阶级享有更多流动性；对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更加包容。正如南希·弗雷泽所言，以上所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方面[11]。然而，全球的互联互通也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在2017年1月出版的著名的《牛津饥荒救济报告》中有记载：当前，全球最富有的8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那5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鉴于新自由主义战争对主权的这些影响，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中，许多人认为主权是制定替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必要原则，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除桑德斯和“我们能党”外，在这一轮事件中，大部分左翼都保持缄默。部分原因在于，左翼大部分人，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吸收了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想，将关注点转移到中产阶级群体的后物质主义需求上，远离了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底层的代表(他们有时被称为全球化的遗老)。若要直面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震动性后果，左翼迫切需要摆脱无意间沦落为新自由主义计划从属地位的局面，并重新担当起保护工人和社区免遭资本主义蹂躏、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历史使命。
三、重建领土民主与保护
民粹主义时代肇始于推翻新自由主义时代那些不证自明的假设，特别是它对民族——人民主权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克星。在新自由主义宣扬个人自由意志不受任何集团控制和管理束缚之时，民粹主义肯定了集体人民主权的首要地位。在新自由主义憧憬着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壁垒的全球化世界的形象之时，民粹主义不但重申领土和国家主权，而且主张要在这些离散和毗邻的空间中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共同体。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试图恢复新自由主义最初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的原则：人民主权。
当代政治的主要困境涉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主权的问题，即如何重建可以在相互联通的世界中提供保护、安全和支持的领土当局。主权问题的回归及其所包含的领土权力的内涵，意味着后危机时代的社会焦虑集中体现在贸易、金融和劳动力的流动上，而这构成了联通世界的经济命脉。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些流动大多被视为财富之源，但在一个经济停滞、不安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恐怖主义危害全球的世界中，它们则被视为风险之源。
还有就是《杂文月刊》编者和作者的关系，较其他报刊密切得多。有个最突出的客观事实，就是作者给编者投稿之后，电话联系，一接就通。且能得到编辑老师亲自回复。如“稿件已收到，感谢赐稿”“初拟×月发”，即使不能用，也会告知“此稿发不了”，有时还能告知发不了的原因。这就一下子拉近了编者和作者的文友关系，即使这次没发，也心甘情愿地继续为贵刊撰稿。这与某些报刊的编辑，稿件发送后就石沉大海，电话十回九不通，甚至还常有丢失作者稿件、不尊重作者劳动的现象，有天壤之别。
对全球流动的任何管制都将涉及对国家角色的重新思考，也将涉及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宽松管制所造成的国家权力空洞化而采取的措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愿望是打破一个看似过度扩张和干预的国家机器的刚性外壳。今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愿望是找到新的保护屏障、调整机制和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以便在一个不稳定的、过度干预的世界中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边界和传播系统的开放性，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一种大众世界主义，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情况：一种恐惧症，一种对开放空间的恐惧，以及一种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种失控的感觉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如勒庞和特朗普提供了释放情绪的可燃物，他们成功地将恐惧症与仇外心理联系起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左翼无视这种成见，把主权的话语权留给右翼。从根本上说，对恢复主权的诉求，源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民族国家被摧毁时带来的社会苦难和真实的屈辱经历，这一点必须予以重视。只有当左翼努力理解这一全球恐惧症并对其做出令人信服的回应时，它才有机会在这一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撼动新右翼的主导地位。
在对主权的本真内涵的理解上，左、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区别明显，全球力量和流动是他们难以掌控的真正根源。对于右翼和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来说，主权首先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通常根据族裔和孤立主义的界线加以界定，并动员民族共同体对付外部敌人。这种对主权的憧憬带有浓厚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色彩。对霍布斯来说，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在防备其他国家时提供安全和保护[12]。在这方面，主权的重申意味着对移民——包括逃离战争的难民——关闭边界，排斥内部涉嫌危及社会安全和凝聚力的少数群体——现在聚焦为穆斯林。这种排外态度在英国脱欧全民公投中显而易见。在公投中，脱欧派通过诉诸移民和难民问题而获胜，他们指控移民和难民将导致工资下降、公共服务消耗、助长恐怖主义等。
[5]李俊林：《建立高校高层次人才跟踪服务管理机制的研究》，《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从“我们能党”到桑德斯，居于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核心的进步主权观的特性截然不同。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者来说，恢复主权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主问题，因为若没有某种主权的概念，若没有一个人民权力可凌驾于公司和个人“特殊利益”之上的领土范围，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人民主权可以被视为对目前的民主赤字的回应，就像科林·克劳奇分析的那样，是对“后民主”时代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左翼的话语中，人们经常看到主权与民主紧密关联[13]。此外，对主权的诉求与在市场支配期之后重建经济保护形式的反复需要有关，如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所述，在资本主义扩张后的每个阶段，通常会出现对保护和监管的诉求。这是对资本主义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域”出来的方式所产生的必然反应[14]。因此，左翼民粹主义的愿景是以建立新的防御结构和保护性壁垒为中心，以免在开放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草原上出现“龙卷风式的资本主义”。
你也许会说，既然“末”表示“最后”，反义词自然就是表示“最前”的“首”啦！没错，“首”和“末”确实是一组反义词，只不过这是后来引申出来的。
差别在于，左翼民粹主义者所确定的敌人是公司和银行，而不是外国人和难民，因为对领土共同体的福祉和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是金融和贸易的流动，而非移民的流动。主权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由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致力于保护普通百姓免受一个超越国家的、违背人民意志的权力精英阶层的宰制，并从经济流动所造成的令人不安和破坏性后果中获益。银行家、腐败的政客和游说者，以及三驾马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都被指责干涉了地方和全国共同体对某种程度的自主权的合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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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将知晓，谁的主权叙事在民粹主义时代盛行，谁将赢得霸权之战。目前，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占上风，这是因为左翼拒绝将自己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并在将主权视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时犹豫不决。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所造成的民众的愤怒和混乱，左翼迫切需要回归其基本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构建一种先进的领土管制观，旨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激进民主和社会保护体制，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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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pulistera
P.GERBAUDO1， [Translator] HOU Liyu2
[收稿日期]2018-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KS09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8BKS02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587)
[作者简介]保罗·戈尔巴多(P.Gerbaudo)，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数据人文系数码文化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协会社会阶层和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思潮；侯丽羽(1980—)，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青年文化与社会思潮。
引用格式：保罗·戈尔巴多1，[翻译]侯丽羽2.民粹主义时代[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40-47.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40-08
标签：主权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主义论文; 左翼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KS09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8BKS02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587)论文;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数据人文系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