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明以特殊身份从莫斯科被派回国后，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等重要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其右倾错误的出现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一定关系，错误中有两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其观点的影响。王明并未正确领会甚至违背了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意图，将其意见教条化，还一意孤行，其做法超出了他的初衷和要求的限度，违背了回国前的建议和告诫。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关于王明错误的纠正从外部起了重要帮助和推动作用，其鲜明态度是纠正错误的重要助力。
【关键词】季米特洛夫；王明；抗战时期；党的领导
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被从苏联莫斯科派遣回到中国国内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坚持右倾主张，迷惑了党内一部分人，造成了思想混乱。王明还把其个人凌驾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在策略原则和组织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王明的错误与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怎样的关系呢？考察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定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认清一些相关历史问题，对于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亦有若干价值。
2）本实验中的混合菌群在原油降解的前期对中链、长链烃降解效果较好；而在降解的后期对短链烃的降解效果较强.
一、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右倾错误的出现
王明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季米特洛夫是支持并认可的。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发言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很需要帮助，需要人力上的帮助”，尤其需要有朝气的、能够在复杂形势中明辨方向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帮助“加强中国国内干部力量”，并提出“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1］。当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并在共产国际负责处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事务的王明，应就属于这样的干部。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当时都认为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干部中的合适人选，并在其回中国前接见了他。季米特洛夫还建议王明把他自己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意见的内容写成文章。王明随后写作出一篇文章，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文章很快发表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多份杂志上。由此可以说，季米特洛夫和联共（布）在当时都是认可王明的，并寄予他一定的期望。
王明回国后的右倾错误中有两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季米特洛夫观点的影响。
第一，轻视中共及其军队的抗战作用，偏重于依靠国民党方面来抗战。
在从莫斯科回国前，1937年11月13日王明、康生、王稼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面见季米特洛夫时，季米特洛夫曾对王明说：回国去后要与国内同志关系弄好，你与他们不熟悉，即便他们要推你做总书记，也不要担任。［11］186根据师哲的回忆，离开莫斯科前，季米特洛夫曾经提醒王明说，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12］75季米特洛夫还对他说，尽管你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并且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脱离中国实际，因而回去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13］368
王明回国后，于1937年1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其中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实现以后，中共应主动与国民党方面紧密合作，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统一的国防军队”，国共两党的合作应是永久的、真诚的，我们不应该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军队应真正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3］128-131。另外，王明还提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建议采用法国党经验提出的两个口号，并表示他也同意这两个口号。1938年3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发言里，将准备反攻敌人的军事力量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方面；还主张发挥“真正统一”的正规“国民革命军”的作用，提出了统一军队的七个基本条件，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作战行动。［4］159-161从原来的“五个统一”发展到了七个。其中心观点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是积极的，重视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正规军队的运动战、阵地战，轻视中共军队的游击战。
可见，在抗战初期，季米特洛夫非常重视和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的重要中心城市、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工人和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成分很少”，党的力量要发展壮大还是应主要依靠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这是季米特洛夫基于欧洲国家特点和俄国革命经验而提出的观点，并不适合中国基本国情。
形成性评价在每节课之后，包括：学生之间互相评价；小组合作互评；师生之间互相评价，包括课上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及作业进行评价，课后学生评价教师的上课方式，教师评价学生的作品。
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讨论关于中国方面问题会议上的发言里，建议从外部帮助中共的重要侧重点，是要使中共能在国统区“组织自己的力量”，并加强中共在国统区工人中的影响；季米特洛夫还指出，当前中国问题里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将中国的工人群众置于共产党的影响下，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依靠国统区的工人群众。［1］
第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
1937年11月王明回到中国以后，不顾具体情况，坚持依靠国统区中心城市的方针，轻视在敌后农村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将工作重点放在国统区重要城市。1937年12月后，王明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于所辖地区推行其错误路线，并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看法。王明等还在1938年1月28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政权，认为这样会刺激到国民党方面，对全国的统战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2］339
王明还极力宣传保卫大武汉，在其控制和影响之下，《新华日报》社论甚至提出要“把武汉变成牢不可破的马德里”［5］349。1938年5月4日和14日，毛泽东同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东南局等，指示新四军“进行游击战”，让新四军利用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后去，创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6］175-176中共中央又在5月22日发出重要指示，要求武汉长江局迅速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应动员鄂豫皖三省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家乡领导游击战争，并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组织，还强调“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6］177-178。
按照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意见，派王明回国的使命和目的之一是基于需要能明辨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需要帮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1］。可见，他所考虑的派干部回国是定位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但王明回国后，却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仅仅定位在“帮助”上，当时中共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王明则俨然是要“领导”中央领导集体。他把季米特洛夫“政治上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初衷，甚至变为“组织上领导”中共中央了。
二、王明对季米特洛夫建议和告诫的违背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采取策略的建议主要是从最高目的性出发、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还预先注意到中共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党内情况“很特殊”，他不可能从外部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具体的方针还是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但王明回国后却对季米特洛夫这些建议做了教条式理解和执行。
一听这话，雨心突然站起身来，愤然说道：“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学生？你就不怕老师咒骂？我有女儿照顾，用不着你操心！”
第一，王明在有关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上，教条式地理解了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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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意义而言，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是正确的，即认为此时国内阶级矛盾应服从于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他进一步建议性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也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发展为主要矛盾的特定情况下，根据法国共产党的经验从抽象的最高目的而言的，这两个口号“也是建立在国共两党决策集团密切合作的特定涵义之上的”［8］436-437。从指导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看，季米特洛夫在倾向上是左右开弓，亦充分估量了中国内部问题的复杂性。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地向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政府交出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把自己‘统一 "到国民党那里去”［8］436，他还是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的。
而王明回国后，没有联系中国的国情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进行具体分析，把一般意义上的建议当作硬性指示，教条式理解并推行其“国际路线”，忽视了党的独立性问题。彭德怀在回忆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时说，听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以国际口吻出现，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忽视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问题。［9］224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法共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大致原因，是法国有各党共同委员会，社会党不愿按共同纲领行事，共产党提此口号并不是束缚自己，而是用以限制社会党；而中国的情况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企图指挥各党，其方针是要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提出此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这完全不应该。［10］539-540毛泽东在此主要说明，法国共产党的口号和方针是根据法国的情况确定的，中国有自己的具体实际，不能直接照搬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一立场与王明的大为不同。
第二，王明在工作上的做法完全超出了季米特洛夫要求的回去“帮助中共中央”的限度和目的，严重违背了季米特洛夫在他回国前的提醒和告诫。
由于执意坚持城市中心观，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对以上切合实际的决策置若罔闻，借口各种理由不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丧失了在武汉长江流域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良机，致使华中地区农村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7］
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里，认为王明此前所做的报告“是有点鼓动性，有点乐观的”，中国共产党在当前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党内的情况也很特殊，应该“仔细研究具体问题”［1］，不能像王明讲的那样乐观。季米特洛夫在此考虑到了中国问题的客观复杂性，但却给人以中国共产党力量过于弱小的印象，王明无疑从中受到了一定影响。同年10月10日，季米特洛夫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中特别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哪方占优势、哪方是领导的问题；应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的基本经验，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努力在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性的问题。［2］330这些提法对王明回国后的主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直线形助力特性曲线是3种特性曲线中形式最简单的一种特性曲线[7],图3明确了转向盘输入转矩Td和电动机助力转矩Ta之间的关系.图中v1,v2,v3分别代表高中低3种速度,0～Td0为无助力区间,Td0～Tdmax为助力上升区间,Tdmax为恒定助力区间初始值.
但王明回国后，很快将季米特洛夫的提醒抛到脑后，严重违背了这些重要告诫。他以好似钦差大臣的面目自居，刚抵达延安就反对中共中央在国共两党合作中实行的政策。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在其《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提到，在延安为王明到达后所举行的欢迎会上，王明发表的讲话可以被看成是对毛泽东有关党内的政策和党的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14］298。
关于王明回国后的态度和举动，张国焘在其回忆中还这样描述：俨然是莫斯科来的“捧着尚方宝剑的‘天使 "”，说话态度好像是“传达圣旨”，“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15］424。季米特洛夫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尊重党的领导同志，即要他尽量不要积极干预党内组织问题。而王明相反，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关党的组织问题时，他“采取了非常手段”，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十六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15］424王明不但不维护“中国革命最高利益”的党的团结，更进一步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他把持着中共中央长江局，不顾组织原则，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主张和进行活动，组织上大搞独立，使长江局俨然成为“第二政治局”［14］306。
三、季米特洛夫对纠正王明错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季米特洛夫认真听取了任弼时所作的报告及其补充内容，并且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对这一报告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讨论过程中，同去的王稼祥又对中国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合作的区别进行了补充发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再次讨论了中共方面的相关工作，并作出《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的公开决议，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和《国际新闻通讯》上。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当时执行的政治路线进行了肯定，决议通过后交由王稼祥带回国内。
女娲氏族的发源地确认，应该有典籍记载、物质形态（历史遗存）和精神形态（文化形态）三个方面的因素相佐证。
在当时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对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进行纠正，一定程度需要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为此，特在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抵达后，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16］499阐述了适时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一直在想尽办法削弱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的企图，阐明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主要障碍和面临的困难，并说明了党在统一战线中所实行的政策，强调了党的独立自主性和领导权的问题。5月17日，他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了对该报告的说明及补充。
作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首脑人物，季米特洛夫在“远方”、从外部对纠正王明回国后所犯的错误主要起到了两方面作用。
第一，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对任弼时所作的报告进行分析和讨论后，推动共产国际作出了正确决议并公开发表。
第二，王稼祥回到中国后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意见和建议成为剥夺王明政治资本、纠正其错误的极重要助力。
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中国前，季米特洛夫同有关人员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表明了意见，肯定了中共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执行的正确路线，并且又一次忠告王明，明确表示不支持王明的所作所为，并要求王稼祥回国后告知全党。［11］190
中共中央在王稼祥回到国内后，于9月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传达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认为一年来中共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政治路线正确，尤其是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还特别传达说，季米特洛夫在意见和建议里面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7］141，应注意党的领导的集中和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再次开会，提出把由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作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
不久以后，王稼祥给王明发去电报，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及听取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和意见。王明对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极为重视，但又估计对其不利，甚为紧张，竟要王稼祥单独去武汉向他传达。王稼祥又给王明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王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王稼祥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后，全党都知晓了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和基本态度，这致使王明所依靠的政治资本尽失。正是由于季米特洛夫此时的明确表态和指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后来高度评价说，季米特洛夫在抗日战争中“帮过我们很多的忙”，帮助“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犯有右倾错误的领导人“就是过去‘左 "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王明”［18］86。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阐述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国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出现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一定关系，王明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季米特洛夫观点影响，季米特洛夫应负一定责任。在有关中国革命发展策略的问题上，季米特洛夫的一些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王明回到中国后并未正确领会甚至违背了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时给出的建议和意图，将一些重要意见教条主义化，他还一意孤行，其做法超出了季米特洛夫的初衷和要求的限度，违背了在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他的告诫。在有关王明错误的纠正过程中，季米特洛夫又起到了重要帮助和推动作用，他代表共产国际表示出的鲜明态度是纠正这一错误的重要助力。从季米特洛夫请王稼祥回到中国后所传达的一些意见可以看出，注重党领导的集中性和统一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季米特洛夫很重视并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各种复杂环境中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符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正确政治路线，在路线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必须保证领导的集中性和统一性，通过党中央权威推进，确保政令畅通，才能取得实效。这也是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一条重要经验。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19］
FGR组母血与脐血TG、TC、LDL-C、HDL-C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FGR组脐血TG、TC水平明显低于母血TG、TC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脐血LDL-C、HDL-C水平与母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另一位教师完整地讲述了爱迪生经过多次失败终于获得成功的故事，然后问学生听了故事后有什么收获。教师的讲述平铺直叙，缺少一波三折的韵致，学生的回答大同小异，没有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承认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个人产权，即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对个人的股份进行转让和处置，从而有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充分调动广大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为推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最大限度扩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在产权的转让过程中，要以公平、公正和透明的产权流转作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权流转市场，从而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权转让提供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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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itrov and Wang Ming "s Mistak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of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Wanji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After being sent back from Moscow with a special identity,Wang Ming made rightist errors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such as about China "s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i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MT,which was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 influence of Dimitrov,then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particularly on two important points.For one thing,he failed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even violated Dimitrov "s advice and intention.Foranother,he followed Dimitrov "s opinions dogmatically and insisted on acting in his own way,which went beyond Dimitrov "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requirements,and even went against the suggestions and warnings given by Dimitrov when he left Moscow for China.Dimitrovplayed apositiverolein helpingtheCPC correct WangMing "s mistakesfrom the external,and his clear stand offered an aid in rectifying the errors.
Key Words:Dimitrov;Wang Ming;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Party leadership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1-0101-06
【收稿日期】2018-12-08
【作者简介】张万杰，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季米特洛夫政治思想与实践研究”（15CKS023），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季米特洛夫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5NDJC019Z），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43249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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