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学术思想精华的总结，其内容主要是围绕“如何成圣”这一核心问题做出的回答。王阳明认为，要学为圣人，必先知晓何为圣学及从入之门。同时，王阳明将圣学等同于心学，而“致良知”则成为祛蔽成圣的关键。
[关键词]学以成圣；拔本塞源；万物一体；致良知
“拔本塞源”这段文字是王阳明晚年给顾东桥的回信《答顾东桥书》的末尾一段，共两千余字。王阳明自认为“拔本塞源”之论关涉成圣之法与自身学说的彰敝，十分重要，“夫‘拔本塞源’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60-61。从这篇书信内容来看，《拔本塞源论》主要围绕“学以成圣”这一问题而展开，涉及王阳明对圣人之学及圣人本质的理解，圣人之心、学、教三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并认为自己的“致良知”说则正是祛蔽与成圣的关键。此文作于1525年，距王阳明逝世仅4年，可以说是王阳明对于自己学术精华的总结。王阳明逝世后，其弟子将这段文字单独成篇并命名为《拔本塞源论》，也间接体现了其重要性。而相较于对“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对于“拔本塞源论”的关注度尚显不足。
杨译：...and as I admire his respect for the old traditions...[5]153
一、“本源”之辨
“拔本塞源”究竟指的是什么？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本人针对“功利”“私欲”之害而提出的观点，强调要从根本上摒除这些错误的思想，如陈来认为：“‘拔本塞源’是对于偏邪有害的思想而言，特别是讲求私利的思想。俗语云‘水有源、树有根’，拔本塞源就是强调拔出这些思想的根基，堵塞这些思想的源头。”[2]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也认为“拔本塞源”指的是：“拔掉树根、塞住水源，指断绝恶之根源。在此表示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思想。”[3]305一些学者则认为，“拔本塞源”并非王阳明本人观点，王阳明将背离圣学的学问统归为“拔本塞源”之论，而他本人要做的则是批判这些“拔本塞源”之论，比如藤复认为：“拔本塞源论即是论拔本塞源，是批判和鞭挞拔本塞源，而不是提出什么拔本塞源的思想主张。”[4]显然，前一种说法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拔本塞源”这个概念的，后一说法则相反。那么，王阳明作《拔本塞源论》是阐述自己的“拔本塞源”之论，还是要批判那些持“拔本塞源”之论的呢？这个问题的厘清直接关系到对于王阳明这段文字的准确理解。
“拔本塞源”一词初见于《左传·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5]1451在这个故事中，晋惠公勾结阴戎侵犯周土，周大夫詹桓伯斥责他这是拔本塞源，专弃谋主之行，“拔本塞源”在此处无疑是贬义用法。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则记载：“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6]215程颐认为孟子深知趋利之弊，不肯言利，此处“拔本塞源”则为褒义用法。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拔本塞源”概念理解存在争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本源”的理解有歧义，若以圣学为本源，则无疑王阳明是主张返本求源的，而若将本源理解为恶之“根源”——功利、私欲，则必定要主张正本清源，除恶务尽。那么王阳明究竟以何者为“本源”呢？《拔本塞源论》作为《答顾东桥书》这封信的末尾部分，考察书信的前文内容，无疑有助于知晓王阳明为何会提出“拔本塞源论”以及“拔本塞源”的“本”“源”之义。
书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用来分释顾东桥对王阳明学术思想中具体观点的疑惑，涉及致知诚意、知行合一、致良知、圣学要旨等内容，对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精华，几无遗漏。而通过具体问题的回答，王阳明已经注意到具体问题是不可穷尽的，必须有提纲挈领的总论性回答：“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1]60与其关注这些具体疑惑的讨论与解决，不若直接为天下学圣人者指明“何为圣学”及成圣之法，而《拔本塞源论》即为此而作。从书信的内容与主旨看，首先他从圣人之心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进一步阐述圣学之大端与节目，阐明圣学以“复心体之同然”为目的。其次，王阳明认为，三代以来，正是由于“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从而导致“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圣学之门墙遂不可复睹。”
“本源”既为“圣学”，则“拔本塞源”兼有正本清源和返本求源二义，并偏重于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而返本求源。一方面，王阳明认为，“天下人之心其始非有异于圣人”，要“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心体之同然”[1]62；另一方面，王阳明认为，三代以降，虽“圣学晦而邪说横”，但“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并强调“良知之明，万古一日”[1]64。而在《拔本塞源论》写作同一年，王阳明在应邀为山阴县学所作《重修山阴县学记》中，他本人也有“返本求源”的提法，在学记中他写道：“有觉其纰缪而略知返本求源者，则又哄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1]286
接着，王阳明描绘了在他所认可的建立在德育基础上人人各勤其业、各安其所的理想社会，即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理想化地运用于治国之中所达到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社会，人的价值以个人德性与德行作为衡量标准，而与职业贵贱、身份高低无关，天下人相视如一家之亲，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才能而努力工作。
总而言之，王阳明“拔本塞源”不能仅理解为从根源上消除错误思想，而应理解为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返本求源，目的是在批判杂学以“正本清源”，使圣学复明于天下。圣学既已明，则“返本求源”即可成贤成圣。
二、圣学即心学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对于“成圣”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贯穿王阳明生命的始终。12岁，答塾师问，他便以“学做圣贤”为“第一等事”；18岁，谒娄一斋，更坚信“圣人必可学而至”；37岁，龙场悟道，方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何事他求”。而54岁写的这篇《拔本塞源论》可以说既是王阳明自身40多年在“学以成圣”过程中艰辛探索得来的思想感悟，也是其对圣人之学与自身心学关系的理解与规定。王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286那么，圣人之学具体指什么？圣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在《拔本塞源论》中，他也写道：
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教，大端惟在“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二字，其节目即为五伦之教，“唐、虞三代之世，教者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要学为圣人，必须要知晓圣人的本质，圣凡之别：“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1]60这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关于人伦的学问才是凡圣根本区别所在，而要真切地明人伦，德性与德行修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教与学的内容以“成德”为主。同时，王阳明承继孟子“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的观点，认为圣人之教独重人伦，对于这一点，书信前半部分也有暗示。顾东桥认为学为圣人，也要学习“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对此，王阳明则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三代之学，都是以明人伦为要的，而顾氏所谓礼乐名物之类与成圣无关。王阳明漠视礼乐名物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礼乐名物这类事物圣人也需要学后才能知晓，并非生而知之的，故不应看重。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说是王阳明对于圣人之心的一种规定。当然，“万物一体”的观念并非王阳明首次提出，而是由来已久。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都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
从形式上，王阳明“万物一体”的观念无疑与张载、程颢具有相似之处，但从对“万物一体”理解上，王阳明并非对他们观念的简单继承。张载在《西铭》中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亦肯认：“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但二者的“万物一体”观念，更多的是指向一种具备理想人格的人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而王阳明则模糊掉了大人、小人在“本心”上的区别，“万物一体”在以个体“心之仁”为基础，相较于张、程二子，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肯认了普通人的个体价值与主观能动性。
前文中，王阳明既已明圣人之学，接着便要斥邪说杂学。明圣学、斥杂学二者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目的都是“正本清源”。王阳明从学术史的角度描述孔孟之后圣人之学的衰微，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纵横家之学风行，各国相战，祸乱不断，人们沦为禽兽夷狄。秦火之后，一批儒者欲“揣拾修补于煨烬之余”以复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道既已久不现世，虽贤知之士亦不免染上功利之心，圣学遂益晦暗。从汉朝到唐宋训诂之学、记诵、词章等杂学亦风靡一时，从学者到君主无不被其“昏迷颠倒”，其间虽有卓然自奋之人，亦只能求霸者之业。
祛蔽成圣的关键：“致良知”。
王阳明晚年接引初见之士，必使之知晓从入圣学之路，钱德洪在《大学问》序中写到：“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1]1066可以说，王阳明作《拔本塞源论》的目的与《大学问》并无二致。王阳明认为人心伊始应该是与圣心相同的，小人无法成为大人，只是因为“自小”而无法“与万物为一体”，那么圣人之教就是要“克私去蔽”，使被自私、物欲所隔蔽的仁心重新通达，“以复心体之同然”。王阳明有取于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观点，并进一步将“心体之同然”理解为“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1]29既以“复心体之同然”作为“圣人之教”“圣人之学”的目的，则必然涉及到教与学的内容。
尽管图像翻译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人脸图像翻译会受当时环境因素影响，比如光照，姿态变化和遮挡，目击者相应地也会受到影响，产生叙述模糊，加上人脸本身的复杂性，这些方法都是用通用的模型处理翻译问题的，但是却不能很好生成复杂人脸中必要的细节。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模型来实现人脸翻译，那就更好了。
通过两种焊条的工艺评定对比试验，选择出符合图纸技术要求的焊接材料，并制定相应的焊接工艺；该励磁机风扇已在电厂平稳运行两年多，表明焊材的选择及焊接工艺的制定是正确的。
2）设备无故障而装置发信，则存在误报而误报的情况就可能存在装置接线组别错误、定值整定错误、装置误动或是插件问题等情况；出现这些情况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停电处理通知专业班组。
当然，王阳明认为三代之学以明人伦为要，其历史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更多的只是借助其象征意义来阐述自己对圣学的理解和期望，而他重视道德伦理教育，也有可取之处。对于圣人之心、圣人之学、圣人之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如果人心皆与圣心同是“学为圣人”的保证，那么“明人伦”与“成德”则是圣学与圣教的具体内容，并皆以“复心体之同然”为目的。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1]1066
《大学问》中对“万物一体”作如此解释：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高校大学生的校园贷使用情况——选择校园贷取1，不选择校园贷取0，是个二值变量，故可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8]对大学生使用校园贷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
（2）电源功率 在一定的频率下，感应加热速度取决于零件单位表面积上所吸收的电功率，也就是所谓的比功率。显然，比功率越大，加热速度越快。加热速度除了与比功率有关外，还与频率有关。在相同的比功率下，频率越高，电流透入深度越浅，具有较高的加热速度。
总而言之，王阳明认为孔孟之后的学术都违背了圣人之学，而造成学术混乱和世道之艰的根源就在于功利之毒和私欲之蔽。接着王阳明直指时弊，写道：
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1]1066
此段主要是王阳明针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而发。由于受到推崇功利之学术风气的影响，学子们在学校便被功利之习影响，被私欲所蒙蔽，喜欢相较长短，争名夺利。而这些学子一旦步入仕途，由于积习难改，便无各安其所、各勤其业的观念，一山望着一山高。“记诵之广”“知识之多”“闻见之博”“辞章之富”并不是用来成己成物，不是真正用来增长自己的才干与德行，而是打着“成天下之务”的幌子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对于这些由智巧、功利、私欲引发的社会痼疾，王阳明痛心疾首，而他的解决办法便是“致良知”。
作为一篇警示天下学圣人者之作，《拔本塞源论》历来受到许多论者的称赞，如明末大儒刘宗周读后，评价此文“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蒙尝谓孟子好辨而后，仅见此篇。”[7]51日本阳明学派代表人物三轮执斋更称赞此文：“是至论中的至论，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汉以来数千岁之间，惟有此一文而已。”[8]159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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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9-0006-03
[收稿日期]2019-04-07
[作者简介]袁用武(1990-)，男，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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