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关键词：东北边疆；海外学界；民族国家；话语脉络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边疆”即“边缘的地域”或“疆域的边缘地带”，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也是一个与“主权”问题密切相关的词语。自西方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关于边疆问题的讨论已成蔚然大观，尤其在关于“边疆”概念的分析、“边疆”性质的解释等方面，都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体系化的叙述方式。在这其中，中国东北边疆问题，由于其广泛涉及到了历史上的“满洲”问题、古代中国的文化整合问题、西方殖民时期的中国边疆主权问题、古代中国的游牧民族政权性质问题等，同样受到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大量讨论。
新媒体赋权对伦理世界的影响和变革，是从对传统伦理世界的解构开始的。最初，媒体只是影响社会文化和公众舆论的众多因素之一，但是发展到新媒体阶段，高科技信息方式的融入逐渐且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态度。当前，新媒体所创造的数字化社会语境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对话方式，对社会语境、人类生活和生命个体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给传统的家——国——社会的伦理机制赋予了新的内涵。媒体赋权的伦理本质，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时代的被动赋予，向新媒体时代的主动建构过渡，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伦理关系、一种多元化的伦理场域和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情感。
一、“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西方“边疆”观与20世纪初期日本的“满洲”研究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开端源起于20世纪初期日本的“满洲”研究，从本质上讲，此一时期日本“满洲”研究是根植于西方“民族国家”话语之上的。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主权国家基于个体权利建构，具有强烈的契约论色彩。但在法理结构基础之上，还需要一种精神性的整合力量以凝聚国民意识，因此，在现代国家成长的现实路径中常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过程，(1)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进而形成了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在这一基础上，类似于“虚假的同一性”(2)[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或者“想象的共同体”(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类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意识往往会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自我认知基点，也成为现代西方国家自我赋权的认识基础。在“民族国家”意识中，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其产生前提是民族自决与自治，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由于国家结构的定义开始必定与领土有关，民族与领土两相结合，(4)[英]埃里克·霍姆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因此使“民族国家”也带有强烈的疆域划分特征。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147页。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殖民主义扩张与地理大发现，在全球势力划分与民族国家及区域勘定等层面，尤其是在近代边疆、边界条约的确立上，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分界原则与边疆地区的主权确认。在这一背景下，“边疆”作为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缘地带这一认识，开始成为西方边疆解释学的一个基点。在近代西方边疆观念中，“边疆”是国家主权与民族共同体得以成立的确认场域，是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也是民族自决得以达成的地理区域，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地理学认为的那样，“边疆地区……是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空间。”(6)[美]Nick Megoran,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 Biography of the Kyrgyzstan Uzbekistan Boundary”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2 ( 2) , 2012:464-481。这种对边疆区域主权与民族双重属性的重点强调，使边疆观念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结构的一种解释方式，也成为与现代法律体系密切相关的社会表述模型。
在19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主义影响之下，这种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与边疆观念，开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理论源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日本，在现代化国家基本建构完成、“国族主义”情绪在日本范围内呈现白热化状态的情况下，(7)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极为迅速地参与到了对亚洲大陆的殖民事业之中，其中中国的东北边疆地区作为日本进入亚洲大陆的跳板，其边疆性质、领土归属等问题就立即成为20世纪初期日本学界的重点研究目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激烈划分势力范围的时期，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日本迫切需要论证其在中国事实占领区的法理正当性，因此日本学界迅速开始对东北与中国的关系在学术范畴内进行肢解，试图论证“满洲”与“中国”的各自“独立”，西方边疆观念中对边疆地区民族与主权属性的阐释成为了日本学界肢解中国的武器。
这一视角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解释话语，正如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说，他认为由中国的东北、华北、蒙古、西藏构成的“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两千多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农耕国家而免于其政治上的吞并或文化同化。其中的一方是中华帝国，它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将自己视作是其他民众与国家的历史优胜者……中国最大的对手位于北方的草原地带。在那里，骑马的游牧民族不仅拒斥中原文化与意识观念，更糟糕的是，除了汉人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外，他们顽固地无视其中的任何价值。”(36)[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他认为对内陆亚洲与中国之间近乎对斥的社会与政治关系进行结构性分析，才能揭示中国历史的周期规律性。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更是明确指出，其对中国与内亚早期关系研究的基点，就在于拉铁摩尔的“亚洲腹地边疆”，而这一由满洲、蒙古、新疆共同构成的区域作为中国的“‘北部地区’(Northern Zone)……是用来描述中国和内亚之间一条生态学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的……这个领域有其本身自主的、充满内在辩证性的、历史的以及文化发展的进程。”(37)[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与巴菲尔德相似的是，狄宇宙同样是以“内亚”作为基点，来重点观察内亚区域内游牧民族政权的兴衰过程，并以之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以长城为界限的南北分隔与对峙。
20世纪初期，日本学界以“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与“东亚考古学会”为机构，并依托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开始构建东洋史与支那史，在对中国东北地区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满洲民族源流、满洲文化性质、满洲区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体系化的论述。在这些研究中，日本学者十分熟稔地使用西方“民族自决”原则，通过对东北地区历史民族的考察，认为满洲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与中国相区别的政治实体，满洲并不是中国的边疆地区。一如白鸟库吉的“满洲中立论”，他认为在“满洲”生活的契丹、女真、蒙古、通古斯等民族，在民族族源流、历史发展与本体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国”是割裂的，满洲区域与民族有其独立发展脉络，是一个“中立地区(Neutral Zone)。”(8)[日]白鳥庫吉：《満州の過去及び将来》，载于《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版；《東洋史上に於ける満鮮の位置》，载于《白鳥庫吉全集》第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版，第370页。又如稻叶岩吉的“满蒙独立发展论”(9)[日]稻葉岩吉：《滿洲發達史(增訂本)》，東京：日本評論社,1939年版。，他并不将满洲视作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是将之视作与中国、蒙古、朝鲜平行发展的独立历史世界，并借此论证满洲独立的合法性。余者如橘朴“满蒙自由国”(10)[日]橘朴:新国家設計批判.満洲評論(復刻版第一卷第十四号).東京：龍渓書舎,1979.主张，池内宏、矢野仁一与冈崎文夫等人的“满蒙非支那领土”(11)見[日]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23年版；池內宏：《滿鮮史研究》，東京：岡書院,1933年版；岡崎文夫：《支那史概說》，東京：弘文堂書房,1935年版；《世界歷史大系》，東京：平凡社,1933—1936年版；《岩波講座東洋思潮》全十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34—1936年版；(日)矢野仁一：《滿洲國歷史》，東京：黑目書店,1943年版。论等，都是这种“满洲民族独立”思想的产物，甚至直至日本投降之前，三上次男、田村实造等人还编写了《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认为满洲史实际上是满、蒙等“异民族”统治史。(12)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等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作为近代以来西方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范式”，拉铁摩尔的相关认识对西方学界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正如 “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论”的开创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亲承的那样，拉铁摩尔“提供了他通过多年的广泛旅行和研究而获得的关于中国边疆社会和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知识”(18)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在他与冯家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中，他将中国古代政权划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秦、汉、唐、宋等汉族帝制王朝，是典型的正统中国社会模式。第二类，则是由北方游牧族群所建立的政权，这种政权又分两种，一种是以鲜卑建立的北魏所代表的“渗透王朝”，即最终为汉族所同化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另一种是以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征服王朝”，即对汉族实现征服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19)Karl A. 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在魏特夫的历史观中，中国古代的“帝制王朝史”，实际上是汉族王朝与游牧民族王朝呈现周期性循环往复的“渗透”与“被渗透”“征服”与“被征服”史，显而易见的是，拉铁摩尔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互动循环对立的历史观对魏特夫产生了极大影响。
电动机驱动永磁转子以恒定转速nx(单位为r/min)相对于定子绕组顺时针旋转，与定子绕组之间产生相对运动。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定子绕组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e，其瞬时值为：
二、拉铁摩尔“农牧循环对立”论 及“征服王朝论”在西方与日本的发展
第一，“新清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清朝与蒙古政权在政治与文化上有续接关系，清政府实际上是蒙古政权的直接继承者，而并不在中原“正统”序列之中。如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认为，清王朝在政治上延续了蒙古的制度，在军事体制与贵族制度两方面尤其如此，其具体表现为满蒙联姻与亲近藏传佛教，其本质上是对蒙古政治传统的深入接纳。(44)[美]James A. Millward, “Qing Inner Asian empire and the return of the torghuts”,in Mark Elliott etc eds.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RoutledgeCurzon , 2004. 欧立德(Mark C.Elliott)与柯娇燕(P. K. Crossley)都认为清朝的王位继承方式，实际上是源自于蒙古传统的“竞争推举制”，在满洲贵族体制中，君主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中原传统的“皇权”，不如说是蒙古传统的“汗权”(45)[美]P. K. Crossley,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2 , 97 (5):1468-1483; [美] Mark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56. 。司徒琳(Lynn A. Struve)认为，满族对边疆地区进行统治的经验，直接来源于元朝满蒙关系构建过程中的管理机构“理藩院”，“清朝对蒙古的 ‘征服’所造成的蒙古‘终结’，可被积极地看为一种双边利益：漠南、北蒙古文化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其精要因素(以及关键的军事联合)；而作为回报，满族保留、扩展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他们从蒙古人学到的东西，并在统治内亚方法给予了她们一个有分量的角色，从而为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篇章。”(46)[美]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近代西方较早开始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且具备巨大影响力的是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呈现出“农牧循环对立”特征的观念，成为近代海外学界对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之权舆。在拉特摩尔的理念中存在一条位于北部中国的“长城边疆”，他将以长城沿线为中心的中国北部边疆视为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过渡地区或“贮存地”(14)即“Reservoir”，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最初是在《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国内学界一般将之译为“蓄水池”。而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 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虽用词未变，但国内学界一般将之译为“贮存地”。 ，是“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1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他认为，由于在中国北部以长城沿线为核心的边疆地带实际上是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长期循环拉锯地带，因此“贮存地”的存在始终左右着中原和游牧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传统中国在内陆亚洲的统治限度，(16)Owen Lattimore, “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16. “贮存地”与“长城边疆”的根本作用是缓冲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长期循环往复的文化与政治冲突。拉铁摩尔这种关注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互动共生的视角可以解释若干历史现象，并提供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学术视域，因而有限适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对“边疆”或“过渡地带”的概念阐释，“是以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为参照系而构建出的”，并在具体论述中“大量使用‘帝国’的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模式……本质上仍是对西方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演绎。”(17)毕敬，赵志辉：《中国历史的空间枢纽——欧文·拉铁摩尔边疆范式中的“贮存地”剖析》，《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值得指出的是，拉铁摩尔对中国“长城边疆”的研究，缘起于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长期实地考察，因此满洲区域研究与对满族、女真、蒙古等曾生活于东北地区的民族研究在拉铁摩尔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他的中国边疆理论中，“满洲”作为“长城边疆”的东段，其自然具备“过渡地区”或“贮存地”性质；“满洲”的历史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其自然与汉民族在文化、政治上呈对立态势。因此，尽管拉铁摩尔本人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他理论体系中的“满洲”在主权属性、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上都呈现出模糊性。
第三，中层干部绝不能忽视与同级的沟通。单位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职能和任务，但都是围绕同一个目标来开展工作的，每个部门绝不是各自为战，有许多工作是需要几个或所有部门协作办公才能完成。因此，单位应积极促进中层干部同级之间的思想交流、工作协作，共同进步。中层干部之间如果保持有效沟通，工作上绝不会互相拆台，而是能及时相互弥补不足之处，较好应急突发紧急情况，降低工作失误，出色完成上级交办的重要任务。加强中层干部同级之间有效沟通时提高中层团队整体素质的有效方法。
正如前文所说，近代西方边疆观念的核心建立在主权属性与民族认同二者之上，在日本社会整体融入近代国际法体系之后，前述种种日本对中国东北边疆(满洲)性质的论证，本质上都是从主权归属与民族认同两个方面试图否认东北(满洲)对于中国而言的边疆属性，而他们的根本目的，当然是通过扶持满洲“独立”实现日本对其“合法”的实际控制。一如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他不承认历史上存在一个“中华民族”，认为清后之中国应该一分为五，以民族区域分而治之，甚至认为中国应当“联省自治”，接受国际管理，并且日本应该对这一事业充满“使命感。”(13)見[日]內藤湖南：《清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支那將來的統治》《支那的國際管理論》等文，載於《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築摩書房,1977年版。从思想源流上看，类似的满洲意识杂糅着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近代日本的外向型“国族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多种因素，毫无疑问是西方近代化价值在日本产生文化变态的结果，其非正义性与非理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直接继承魏特夫征服王朝论的学者是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他曾主撰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金史部分。该书的英文标题本为“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即“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之意，从其题目之名即可明晰该书的基本史观取向，所谓“异族王朝”当然是相对于“汉族王朝”而言，所谓的“边疆国家”自然也相对于“中原国家”而言。在金史部分，傅海波将女真对汉族的统治视为征服式的统治，将女真建立的金朝纳入到宋、辽、金、大理、日本等国之间的多边互动“国际关系”之中，将金与它们之间的交往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进而认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20)[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从上述两位“征服王朝论”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点与拉铁摩尔一脉相承，即以“对立”“循环”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所谓的“征服”是描述这种关系特征的学术话语。
当然，在“征服王朝”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20世纪初期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以及“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的影响。白鸟库吉曾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南方社会与北方社会的“二元对抗”史，认为南、北之间的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力之一。并认为近代中国的衰弱，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社会战胜南方社会，或曰“野蛮”战胜“文明”的恶果。(21)[日]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版。 而《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东亚历史(鸦片战争以前)的一般形势，就是南北抗争史，也就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的对立抗争史……就是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狩猎半农耕民族或畜牧半农耕民族之间的斗争史。”(22)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等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显而易见的是，作为这两种理论核心构成的“南北对立”观，与“征服王朝论”的历史视角并无本质区别。正如张博泉在《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评价的那样，“南北对立论”实际上构成了“征服王朝论”的理论核心。(23)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1页。正是因为这种学术渊源，二战结束后，受战败影响而面临正义性、合法性困境的日本传统满洲研究学界，迅速以在当时已成为西方中国研究主流价值观的“征服王朝论”为依托，仅稍加改造即以之取代了20世纪初期的满洲“独立”史观。在魏特夫“征服王朝论”仅仅面世两年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即出版了《征服王朝》(24)[日]藤枝晃：《征服王朝》，大阪：秋田屋，1948年。这一金史研究专著，从中不难想见当时已在政治上摇摇欲坠的日本学界的急迫心情，而“此书的问世事实上宣告了该国东洋史研究话语精致转型的开启。”(25)钟焓：《评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唐宋历史评论》2016年第二辑。
所谓的“精致转型”，是指日本学者不再将殖民主义作为其满洲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而是在基本史观上转向了拉铁摩尔、魏特夫 的“农牧对立论”与“征服王朝论”，并开始在二者的基础上于历史宏观叙述与细节考察上迅速转进。如“北亚历史世界论”的开创者田村实造，他认为“中国征服王朝都是出自北亚民族的部族，统一北亚世界后侵入中国，征服·支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而建国的王朝”，其社会基本构成是游牧、狩猎社会与被征服的农耕社会的共生，在社会制度、经济与思想文化上都呈现二元形态。(26)[日]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總括》，載于李明仁,鄭欽仁譯著：《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并认为，相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还存在着一个以蒙古为中心的“北亚”历史世界。这一历史世界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构成的“游牧国阶段”，第二阶段则是辽、金、元、清构成的征服王朝阶段，征服王朝史应该属于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北亚史。(27)見[日]田村實造：《北亞歷史世界的形成》，載[日]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版。又如“北亚历史世界论”的支持者岛田正郎，他认为契丹民族在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等方面与汉族有着显著不同，其本身具备强烈的北亚游牧民族意识，因此当以北亚史的视角来对契丹政权进行审视，认为“不视辽国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称其为非汉族国家，从中国史的系列中排除，若作为北亚细亚史或者东亚大陆史的一部分是非常妥当的。”(28)[日]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何天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从内容与形式上看，“北亚历史世界论”这一在日本国内影响甚为广远的理论，在视角、方法与观点上，与“农牧对立论”与“征服王朝论”基本上如出一辙，本质上是这两种理论在日本的发展与再创造。
总体而言，与“征服王朝”论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田村实造、岛田正郎的“北亚历史世界论”，还是村上正二、江上波夫等人的相关研究，其史观共性在于：不将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史视为中国古代史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由于辽、金、元、清等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政权的民族皆为他们的重点论述对象，因此战后日本学界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可以代表他们的中国东北边疆观，即：由于“中国”的历史存在性近乎被直接否定，因此中国东北(满洲)作为“中国”的边疆成了一个伪命题，满洲史应该是北亚史的构成，而非中国史的内在结构。这种建立在拉铁摩尔与魏特夫理论之上的认识，从本质上看，只不过是旧有的满洲“独立”史观在去除殖民主义内核之后披上的一层新外衣罢了。
除“北亚历史世界论”外，日本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大多承袭“征服王朝论”而来，并基本上将古代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游牧政权，视为“征服王朝”一类的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历史政权。如村上正二，他在《征服王朝》中十分笃定地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史视为“亚洲游牧型和农耕型社会的对立”(29)[日]村上正二：《征服王朝》，載于李明仁，鄭欽仁譯著：《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并将亚洲游牧型国家形态分为四种：以匈奴为代表的初期游牧王朝；以北魏为代表的渗透王朝；以突厥为代表的后期游牧王朝与征服王朝；以辽、金、元、清为代表的新型征服王朝。又如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论”，在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他认为日本起源于东北亚骑马民族对日本的征服，并认为骑马民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鲜卑、蒙古、匈奴等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一类为夫余、高句丽、靺鞨、渤海、女真、满洲等由山林狩猎民族演变而来的骑马民族。(30)[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直至近十几年，“征服王朝”理论仍然在日本的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中是一种主流认识，如川本芳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部中国称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31)[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杉山正明将辽、西夏、金、元等游牧民族政权称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32)[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类似的表述无疑是“征服王朝论”在日本学界的当代演绎。
磨矿是选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对硫化矿来说，磨矿会使其矿浆性质(如矿浆电位、pH)产生较大的改变[1]，这些改变对浮选回收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磨矿对方铅矿矿浆电位及浮选行为影响的研究十分必要。
三、“内亚视角”与“新清史”
拉铁摩尔对西方学界的另一贡献在于，他独特的历史观察维度提供了西方学界观察中国北部边疆的一种新视角。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的是，在观察古代中国北部边疆时，拉铁摩尔并非是以“中国”视角视之，而是将之放入“内陆亚洲(Inner Asian)”视域下进行整体观察。在拉铁摩尔的理论体系中，“长城边疆”不仅仅是南方农耕社会的北部边疆，同样也是其北方草原社会的南部边疆，是汉族社会与游牧民族社会两大社会实体的长期“华夷互动”与“共生”(33)[美]贾宁：《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区域，这一由满洲、蒙古、新疆与青藏地区构成的边疆区域，共同构成了“内陆亚洲”。不同于“汉族中心”观，拉铁摩尔更为关注内陆亚洲对中国历史的长期作用与影响，如他认为“虽然中国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是能够影响整个中国的因素也控制着中国与草原的关系。同样，影响整个亚洲内陆草原的因素，也控制着长城内、外两个世界的关系……帝国的形成，也不是完全由中国及亚洲内陆社会的分别发展决定的，而是二者的相互影响。”(34)[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329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拉铁摩尔试图解释的是“中国的长城边疆”这一区域的性质与历史特征，但在空间范围内，“中国”所代表的历史区域并非他所关注的中心，“中国”实际上是位于“内陆亚洲”南方的另一历史世界。因此，古代中国的运行，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整体变迁的组成部分，这一变迁过程“中国”并非主导，“内陆亚洲”才是决定性力量。正如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形态”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起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3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282页。很显然地，拉铁摩尔是以整体联系的视角来看待汉族与“内亚”民族的关系，“内陆亚洲”的脉搏律动实际上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
拉铁摩尔、巴菲尔德和狄宇宙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范式”(Paradigm)(38)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他们的这种内亚视角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内亚游牧政权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是古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源性要素之一，内亚区域作为中国的北部边疆，也因此具备了作为亚洲中心区域的条件。作为自20世纪初期兴起的“内亚史”研究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与狄宇宙的相关研究与赛诺(Denis Sinor)的“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39)[美]Denis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Taipei: SMC Publishing,1991. 论、傅礼初的“内亚政治史体系”(40)钟焓：《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3年第十一辑。等，共同构成了西方“内亚史”研究的整体架构，三者本身即是“内亚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研究的层面上来看，内亚史研究侧重于对中国边疆非汉族群的研究，并从中发掘出中国历史的“内亚性”，其基本维度有三，即“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41)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因此，在观念上，“内亚史”对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基点是从传统的“中国影响边疆”论转向了“边疆影响中国”论。与赛诺等人不同的是，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的研究重心很大一部分放在了中国的东北边疆，他们对于辽、金、元、清等政权以及鲜卑等历史民族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在阐释东北边疆对中国来说的“内亚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东北地区在他们的整体学术观念中，往往并非以中国的边疆地区这一身份出现，而更多的是作为“内亚”区域的一部分表现出其独特的历史面貌，从而对“中国本部”(42)[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的历史变迁发挥着无法拒绝的影响作用。
具体防治果树病虫害时，应分清是虫害还是病害。一般虫害会造成缺刻性损伤，很容易辨认。病害又分细菌性、真菌性、病毒性和生理性四大类。细菌性病害是由于果树受到虫害造成缺刻而引起细菌侵蚀感染，病状是受害处腐烂流汁。真菌性病害是由于真菌寄生在果树上，夺取营养，造成果树长势减弱甚至死亡，主要病状有疮痂、锈斑等。病毒性病害是由病毒侵染果树而使其发生生理变异，主要病状有局部膨大、枝叶丛生等。生理性病害是由于涝、旱、缺肥等引起的果树生理病变，主要症状有萎蔫、叶失色等。各类病害发生后，及时对症下药，才能保证植株正常的营养生长，从而保证第2年有好的收成［2］。
从以上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股票支付和非股票支付方式、混合支付和非混合支付下并购绩效的均值有显著差异，但是现金支付和非现金支付下并购绩效的均值差异不显著。下面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这种整体性的“内亚史观”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自20世纪80年中期兴起的“新清史”思潮。“新清史”的总体思路特征是以“内亚史观”重构“汉化史观”下的清朝历史叙事，探讨“内亚因素”对清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更细致地说，就是探讨清王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如何改变了清代中国的文化面貌与政治结构。(43)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由于满族与东北的天然联系，“新清史”研究自其研究基点开始就与中国东北边疆与民族密切相关。与“内亚史”研究相类似的是，“新清史”研究学者整体上非常注重女真——满族这一民族系统以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与特权阶层在清代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关注的是他们给中国所带来的“满洲因素”，而比“内亚史”研究走得更远的是，“新清史”格外强调“满洲”相对于“中国”的独特性。总体而言，这种“满洲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除日本外，近代西方的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也同样带有“民族国家”的鲜明视角。
第二，“新清史”非常注重女真——满族社会政治与文化架构在中国的变形及其与中国传统的对接与区隔。如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十分明确地认为，“征服者精英(笔者按：指八旗贵族)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二元政治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它来源于征服政治学——的另一个方面。清代社会的另一个分野是旗人与百姓的分野……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47)[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濮培德(Peter C. Perdue)认为，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方式，显示出早期近代的清帝国实际上与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大帝国一样，是“殖民性”统治，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国”实际上是满族的殖民地。(48)[美]Peter C. Perdue, “Comparing Emperors:Manchu Colonialism”,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8, 20(2):255-261.欧立德在阐述清朝君主的“天下观念”时认为，满人对“天下”传统的认知，最大的源头是来自辽、金、元三朝的文化传统，这种认识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天下”意识结合之后，才真正将清朝自身置于历史主流之中，(49)[美]欧立德：《这将是谁人的天下？17世纪初叶满人对历史进程的描述》，[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赵士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87页。并称清朝为“中国和内陆亚洲两个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体”(50)[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6年第2期。。米华健与罗友枝认为，清朝所具备的国家文化特征，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其文化系统的中心是爱新觉罗家族所代表的满族帝系文化传统，而清朝在中国统治的成功，正是由于其能够在维持这一文化传统稳固的基础上在中国各地施行弹性的文化政策。(51)[美]Evelyn S.Rawski, “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美)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终板具有分散载荷的作用，植骨后终板的应力分布决定了设计的好坏.通过对融合器分析发现终板应力主要集中在外部边缘，植骨处受的应力较小，这跟终板的抗压强度分布相吻合，即中间抗压强度小，四周最大.相对于文献[14]，应力相对变小，除了轴向旋转运动下出现应力集中，其余三种运动应力分布均匀，可以限制融合器的沉降.本文对融合器还进行了应力分析，在前屈运动时应力最大，其次是后伸和侧弯运动，最小的是轴向旋转运动，应力主要集中在锁定孔周围、两侧以及融合器的后侧，植骨处应力较小，这表明该融合器在植入后，植骨块受到的应力较小，有利于植骨块的融合，也对融合器的沉陷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在这两个基本观念的影响下，“新清史”研究中的“满洲”从未以“中国边疆”这一身份出现，而是作为“内陆亚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着，与中国存在本质上的区分。而 “满洲”地区的女真、满族，也并非中国的历史民族，而是在蒙古传统上兴起、发展的“内亚”民族，在民族认同与文化层面都与汉族有着根本不同。也因而于此，由女真、满族所建立的清朝，也并非是唐、宋、明一样的典型中国政权，而是由满族在满洲建立的政权向中国进行“征服”或“殖民”所产生的混合型政权。前述的两方面“满洲因素”，体现的实际上就是满族及其政权相对于汉族政权来说，在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异源性与异质性，从而突出“内亚因素”在清代中国社会构建中的主体作用。换言之，“新清史”这种对“满洲”与中国的割裂，实际上是将“满洲”从一个地理概念演变为一个政治概念，将之从中国的历史版图中删除了。
耐密型玉米品种由于密度的增加，必然增加播种、施肥、收获等劳动强度。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推广精量播种、机械化管理、机械化收割，有利于耐密型品种的推广。
四、以西方话语解释古代中国东北边疆问题的主要矛盾
在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影响下，海外学界对中国东北边疆的认识与中国传统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各自的解释话语也形成了两套系统。总体而言，尽管方向与目的不尽一致，但使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对中国古代东北边疆进行解构，是一个共同的理念。但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存在显著不同，这种话语方式的合理性常常为中国学界所质疑——以西方近代话语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必然会产生理论分歧与矛盾，在中国东北边疆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以“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东北边疆历史问题的普适性困境。
正如前文所说，“民族国家”理念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以民族自决、自治以及主权性领土划分为标志，而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有着根本性冲突。作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意识表现，类似于“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一类的表述，从来不是对“领土”“主权”一类政权要素的说明，而是类似一种先验性的“世界概念”，“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模型，意味着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单位结构更广阔的社会解释框架。(52)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就其范围来说，不惟包含经典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一个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文化有机体，(53)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 页。 “天下”范围内的各类人群(华、夷)区别的标准是文野分际，身份认同的依据是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其“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54)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而作为一种带有时间性、世界性的价值观，“天下意识”与“民族国家”理念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近代西方学者无法理解与完美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会表现为多种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存的形态？为什么北魏、辽、金、清等“异族”政权会被认为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甚至其本身也会产生“中国”认同？从这个角度而言，前述的各种类型的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证伪。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产生的方式决定了，以单一民族构建的主权国家成为近代国家建立的标准模型，这也实际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种族主义滋生的文化基础。而以这种意识对在不同文明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中国古代政权进行强行裁定，则必然会产生适用性危机，就连“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也承认，“将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之上的标准应用于中国存在很大的问题。”(55)[美]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具体到中国东北边疆研究层面，在“民族国家”语境下，相关的学术话语只能导致两个认识方向，其一为历史上的东北边疆民族不是中国历史民族，其二为历史上由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不是“中国”的内在结构，无论是“满洲独立”研究、“征服王朝”研究、“内亚史”研究还是“新清史”研究都是如此。而这两种结论，显然与历史记载与文化传承构成的中国传统经验相抵牾，而这也事实上成为现当代我国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时的棘手之处。
船舶电力系统故障一般有局部配电板故障、发电机故障、推进器失效故障、全船失电故障等。本文以工况3(较恶劣海况，发电机组无/有隐藏故障两种情况)条件下，主汇流排发生短路故障为例，仿真分析系统动态响应，对电力系统设计进行验证。在仿真模型中，电力系统故障响应动作的要求和保护开关动作顺序的要求均按DP-ER附加标志要求进行设置,同时发电机均设置为热备机状态，以降低备用冗余发电机并入电网时对电网的冲击。
第二，以西方边疆观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时的不确性问题。
近代西方在“民族国家”理念上派生出的“边疆(Forntier)”观念认为，“边疆”地区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因此边疆地区必然需要一条国与国之间的“边界(Boundary)”，并将之作为现代国际法框架下成为国家领土划分的地理依据。但在中国古代，由于“天下”观念对疆域边缘地带确认的模糊性，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疆域划分与领土意识，甚至何处是“边疆”都常常充满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区别“边疆”与“中心”的依据，从来都不是政治的或地理的，而是文化的。因为对于“天下”来说，其有“一个内部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儒家文明与非儒家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的分野。”(56)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在这种基于文化不同进行人群区分的价值观下，地域对于“中国”这一政权形态来说从来不具备终极价值，边疆对之而言只是“蛮夷”一类周边人群的居住空间，而并不具备更进一步的政治意义。也因而于此，在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从来都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存在，以之区别不同政权之间的领土范围。与此同时，以夷夏之辨为表征的“族类”观念，并非如西方近代“民族”概念对外呈现出突出人我之异的封闭体系，而是有着开放和封闭的两面，并且是以开放的一面为主流。(57)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35～60页。这种导致边疆地区的不同人群也常常混居杂处，人群之间往往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不存在明确的民族区隔，也自然不存在一条民族之间的严格“界限”。
因此，以现代西方边疆观与领土观来看待中国古代东北边疆，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东北古代边疆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却往往与周边政权没有明确的“国界”，从而产生理论上的自体矛盾。正是由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拉铁摩尔的“长城边疆”、日本学界与新清史反复强调的“满洲”等对中国东北边疆的描述，往往都是“概念性”的，而非实体性的。而如果以这种“概念性”的认识强行解释区域内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就必然会陷入立场先行的逻辑陷阱。正如杜赞奇评述的那样: “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不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58)[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西方近代思想体系在世界范围的主流化与向中国的传入，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中国学界逐渐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学术转向，开始在“民族”“边疆”等问题上倾向于以西方话语来解释自身样态，试图以更为“现代”的话语重建关于古代中国的宏大叙事。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问题、中国历史边疆的性质问题、中国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等方面，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古代中国东北边疆的研究领域同样如此，并尤为表现在中国古代东北疆域研究上。一个现象是，在中国古代并无类似观念的情况下，学者们往往喜欢大量使用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疆域”一类概念对相关问题进行描述，并对历史上中央政权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非常重视——因为在现代国家观念下，建立行政统治，往往是国家主权领土得以确认的前提之一。
但问题在于，类似的表述常常并不能与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疆域观念等构成完全的逻辑自洽。例如，针对东北边疆，周景王曾明确宣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08页。肃慎族在西周时期大致居住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以南、日本海滨海以西的广袤地区，周王朝并未在此设立行政区划，也并未为之勘定明晰边界，但周景王却明确对其宣示治权。而如果以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则肃慎居地是否是周王朝的领土就会充满疑问。又比如，中国古代在东北地区建立直辖行政管理，大约始于战国时期燕将秦开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诸边郡，而以现代国家理念来看，战国时代之前的东北地区，其对燕国而言的领土属性同样存在争议。也因而于此，目前的各类东北通史性著作，对战国以前的东北疆域多以民族居地论，对战国以后又格外强调边郡治理，在标准上并不完全统一。
因此，或许正如邢玉林先生所说，中国的历史边疆，并不应该完全以现代眼光视之，而应该存在古代、近代的区分。(60)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对于历史上的中国东北边疆，也不应该以现代边疆观念进行机械观察，而是应该古代的归古代，现代的归现代，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方法论上回归“中国”价值。
MainstreamVenationandBasicContradictionsofOverseasStudiesontheNortheastFrontierofChinasinceModernTimes—FocusingontheresearchintheContextof“NationalState”
LI L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 Arrangement, Changchun 130024, Jilin Province)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main discourse veins in the overseas studies of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irst is the study of “Manchuria”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context of “nation-state”, appeared as injustice and irrational; the second is the study of “Conquering Dynasty” triggered by Lattimore’s concept of “opposition between Agrarian society and Nomadic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in postwar Japanese academia, the core idea is to regard Liao, Jin,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history of nomadic regimes independe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third is the study of “the Inner Asia history”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 the characteristic is to observe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ner Asia”,and consider that frontier influences China.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research is to explain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ancient China in terms of modern western “nation-state” concept, even directly fragmen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rtheast Frontier. Fundamentally, these overseas studies of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China are facing two basic contradictions: the crisis of universality of the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frontier” in China.
Keywords:Overseas Academia; Northeast Frontier of China; Discourse Venation; National-State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9)05-0111-10
【作者简介】李路，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汉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意识转型研究”(16QN010)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伍琼华)
标签：中国论文; 边疆论文; 满洲论文; 王朝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汉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意识转型研究”(16QN010)阶段成果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