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坛
摘 要：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按照Felipe(2012)等以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为基础结合麦迪森数据确定的以实际人均GDP为指标的收入标准，中国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目前最大的挑战。对引入人口结构变量的索罗模型以及二元经济理论分析证明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既有正向又有负向影响，而产业结构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产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构建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41个国家的1986—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改善人口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结构；产业结构
引 言
自世界银行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以来，众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一概念给予了密切关注[1]。在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后，中国GDP增长率稳步下降，从7.7逐渐下降到了6.5。经济增长的停滞让国内学者都在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可能陷入的挑战，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做出应对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促进经济水平的增长有多种途径，索罗模型给出同经济增长相关的变量有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劳动力的供给同人口结构密不可分，而劳动力的转移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资本投入量同利率水平密切相关。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从宏观的角度看，消费、储蓄、政府购买、进出口水平都会影响投资，而决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的一项关键因素就是技术水平。中国的确是在达到中高等收入水平之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但是否会落入陷阱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同时入手，找到改善经济现状的发力点，才能攻克难关、解决难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研究的角度很多，其中较为广泛的是从人口因素入手。首先，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董香书、肖翔(201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口红利通过三条途径影响中国工业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又促进经济高速发展[2]。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大学毛入学率、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3]。秦佳、李建民(2014)通过对29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虽然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是人均GDP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人口红利的作用不容忽视[4]。
人口红利的影响效果虽然明显但影响的途径却不明确，因此，大部分学者将人口红利拆分，更加细化了其影响，比如从人口数量来研究，Harrod(1939)-Domar(1946) 模型和Solow (1950)增长模型就将人口数量作为一个变量。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1960)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对人口因素的研究不仅局限人口数量，还将教育、培训机会成本以及表现出的人力生产素质等考虑在内，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
除此之外，有的还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研究。袁志刚、宋铮(2000)通过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储蓄率降低可能是帕累托改进的一种表现[5]。Bloom、David和Williamson(1998)研究发现，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国家的人口年龄分布有密切关系[6]。同时，Bloom和Canning(2008)[7]、Bloom和Williamson(1998)[8]研究得出人口结构的改变同经济增长之间也有较高关联性。并且Higgins(1998)、Kelley(1996)等也在研究中发现储蓄率同人口结构高度相关[9][10]。蔡昉(2009)对人口红利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人口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1]。由此可见，从人口结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具有实践意义。
结合中国目前人口基数较大、老龄化严重的国情，本文认为选取人口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对象更有实际意义。
关于经济增长的另一重点研究领域在于产业结构。国内外对产业结构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有：配第-克拉克通过研究发现，世界各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产业结构的不同形成的[12]；钱纳里(1989)提出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13]；Ohno(2009)通过对越南改革开放的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14]。Jankowska(2012) 也认为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产业结构不能满足人口城市化进程[15]。Kuznets;Stockman;Imbs(1971)认为在物质主导工业化时代，经济更注重资源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产业结构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6]。干春晖、郑若谷(2011)根据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7]。朱晓华、邓宝义(201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往往其产业结构就越高级化[18]。陈含桦(2014)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结构性冲击[19]。刘伟、张辉(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有十分显著贡献，然而这种贡献正在逐步减弱，逐步被技术进步所取代[20]。以上研究或定性或定量地证明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阐述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Michael Peneder(2002)指出产业结构改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增长率的部门流动所带来的整体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21]。于斌斌(2015)研究得出，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经济增长[22]。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文以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作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推演
本文采取的中等收入水平的界定标准是Felipe(2012)等以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为基础，结合麦迪森数据确定了以实际人均GDP为指标的收入标准，即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2 00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2 000—7 250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7 250—11 750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高于11 750美元。下面首先从人口结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文质轻重”之别划分“非楚辞体系之赋”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对前三种赋进行划分的第二级原则。
持平投资部分。当劳动参与率的增加量大于人口结构项增加量时，持平投资斜率增加，同实际投资相交于较低水平点，此时带来的是负向影响。
改进的戴蒙德世代交替模型作出以下基本假设：(1)个体分为三个年龄期，1期为少年期(0-14岁)，2期为成年期(15-64岁)，3期为老年期(65岁及以上)；(2)将个体的生命周期分为劳动期和老年期，认为劳动期个体工资为wt，老年期个体不再储蓄，全部消费；(3)少年抚养比为yr，老年抚养比为or，老年期消费中有γ由劳动期个体承担；(4)α为时间折现率，认为个体为少儿期和老年期提供消费带来的效用获得率是相同的，都为β。
基于以上假设，个体劳动期预算约束为：
(1)
老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2)
其中，c为消费，r为利率，s为储蓄，从而得到跨期约束条件：
(3)
综上，本文选择的国家样本具有合理性、典型性，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数据分析，所得结果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如下：
3）K-L变换，即最优正交线性变换，是一种主成分变换方法，主要是对多维数据进行降维，通过变换消除原有向量的各分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去掉那些带有较少信息的分量以达到降低特征维数的目的，并使影像信息量的损失最小。
(4)
在公式(3)的约束下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值得到各时期最优消费为：
(5)
(6)
(7)
将(5)、(6)、(7)式代入(3)式可得：
(8)
且故有:
(9)
再将人口结构变量引入索罗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为了验证阳离子电荷数对TSR反应生成H 2 S的影响，在不同的硫酸盐-正辛烷反应体系中加入一定量的AlCl3，测定其H 2 S生成量，如表4所示。
总而言之，老师要努力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学生遇到不懂的时候，要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同时也要求教师能够在我们的教学中充分了解小学生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安排，发现自身不足，不断提高自身教学理念和水平，形成教学中的创新思维，提高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素养的合格学生。
(1)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为N，其中成年期人口为L，故有N=(1+yr+or)L；(2)δ为储蓄折旧率，认为金融市场中的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3)成年期劳动参与率为φ，对少儿期、老年期的抚养水平相同，均为θ。
1.2.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予SAP常规治疗，包括禁食、胃肠减压、抗感染、维持内环境稳定等。观察组患者在入院24 h内输液量＜4 L；对照组在入院24 h内输液量≥4 L。两组患者的液体复苏终点均为心率＜100次/分，尿量＞1 mL/kg/h，红细胞比容≤0.35，平均动脉压≥65 mm Hg［6］（1 mm Hg=0.133 kPa）。扩容晶体采用生理盐水和平衡盐溶液。
由此可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10)
从而得：
(11)
由该式可得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可以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技术水平。提高技术水平的增长率有助于增加产出；第二，资本投入量。在已有假设下，资本占收入比例小于1的情况下，投入的资本越多产出越多；第三，劳动力投入。不论是技能劳动力还是非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的；第四，产业结构是指现代部门中技能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对时间的导数，可以很好地解释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那么，技能劳动力所在部门的生产力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好坏的关键，而能不能有效实现劳动力向更高产出部门转移就是一个国家改善经济水平的发力点。
(12)
本文对陷阱组和跨越组两组的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4、表5：
lnk=lnK+ln(1+yr+or)-lnA-lnφ-lnN
(13)
当成年期个体产出为Y时，用于少儿期的部分Yy=θ·Yr·Y，用于老年期的部分Yo=θ·Or·Y，则投入的资本存量为：
2017年1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标准体系，推动食品添加剂等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引导企业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
(14)
其中，技术进步率记为g，人口增长率记为n，劳动参与率的增长率记为φ。将(11)式代入(14)可得：
(15)
原始的索罗模型为：其中，前半部分称为实际投资，后半部分称为持平投资。
将(9)式代入(15)式可得：
(16)
对比(15)式同原始模型，同时令R=1-θyr-θor，分析可得：
(17)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后的索罗模型中持平投资部分为当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增加时，都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项增加一个正数，同原始索罗模型对比，当劳动参与率的增长量小于等于人口结构项的增加量时，持平投资的斜率系数减少，从而导致持平投资与实际投资相交于更高水平的点，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正向影响。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想到研究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索罗模型，因此本文对戴蒙德世代交替模型做一定修改，研究了储蓄同人口年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引入索罗模型，从而理论上得出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实际投资部分。引入人口因素后，原始模型中的sf(k)变成当人口抚养比增加时，f(k)的系数必会随着抚养比的增加而减少，从而导致实际投资曲线向下移动，造成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在低水平处相交，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应区分国家所有状况不同进行分析。其中，决定二者方向的关键在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量与劳动参与率的变动量之间的大小关系。总之，人口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变量，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其次，运用二元经济论来分析产业结构。该理论将一国经济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以非技能工作为主的传统部门(a)和既需要技能工人又需要非技能工人的现代部门(m)。建立两部门的生产函数：
Ya=f(Aa,Ka,La1,La2)Ym=f(Am,Km,Lm1,Lm2)
(18)
其中，A为技术生产水平，K为资本投入水平，L为劳动力数量，a1代表传统部门中的非技能人员，a2为传统部门中的技能人员；m1为现代部门的非技能人员，m2为现代部门的技能人员，且可以发现传统部门中的技能人员是资源配置无效的。根据劳动需求等式w·ΔL=P·ΔQ,得出实际工资水平等于边际生产率，传统部门只有非技能工作，其劳动生产率相同，所以wa1=wa2。同时，现代部门中的非技能工作工资水平也与传统部门一致，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且生产规模较大，其技能型工作产出水平就会高于非技能性工作产出，从而工资水平也较高，所以有Wm2>Wm1；Wm1=Wa1。
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劳动力的转移趋势，传统部分的技能型劳动力会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进一步影响两部门的工资水平，最终两部门工资比会达到一个均衡点θ=Wm2/Wa2，当工资比不等于θ时就会出现劳动力的转移。假设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工资比大于θ，则此时技能型劳动力会从传统部门转向现代部门。设劳动力转移引起的产出转移为td，劳动力转移为v，则有公式：
(19)
进一步可推出两部门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20)
假设两部门资本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相等都为mpk，则国民收入Y可以确定为：Y=Ya+Ym，即Y=WaLa+WmLm+mpk·(Ka+Km)。则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实际国民收入对时间求导)：因为Y=f(A,K,L)，所以
(21)
其中，α为是传统部门产出占总产出比例，表示传统部门技能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由以上分析可知该值为0。令劳动和资产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β，则有：
从而公式(21)可以化简为：
(22)
因为Wa1=Wm1,所以令将(20)式带入，最终有：
第二天上班，葛局长眼里布满血丝，工作也集中不了心思。中午，葛局长提前下班了。葛局长没回家，给小虫打了个电话，约小虫到川淮土菜馆。葛局长点了几道菜，又从后备箱里拿了瓶五粮液。
(23)
对平衡增长路径的研究：
三、计量模型和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选择及构建情况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将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选定人口结构(trd)、产业结构(ind)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将储蓄率(s)、受教育水平(edu)、对外开放程度(fdi)、一国技术进步水平(IP)、消费水平(c)作为其余解释变量，如表1：
表1变量选择及衡量指标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衡量指标被解释变量人均GDP(pGDP)GDP总量/总人口解释变量人口结构(trd)总抚养比=(0-14岁人口+65及65岁以上人口)/总人口产业结构(ind)工业产业产值/GDP总量储蓄率(s)总储蓄/GDP总量受教育水平(edu)高等学校入学率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fdi)进出口总额/GDP总量技术水平(IP)专利申请数量消费水平(c)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二)样本选择及模型构建
通过对1986—2016年各国GDP水平的观察，根据Felipe的理论选择以下41个国家，其中包括14个典型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及27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见表2；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见表3。
表2样本国家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亚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非洲摩洛哥、突尼斯、南非、加蓬欧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英国、法国、德国、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冰岛、爱尔兰、奥地利、瑞典、芬兰、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北美洲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表3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单位：元
国家1986199119962001200620112016玻利维亚62576495895812342 3783 105墨西哥1 6403 6114 1537 0318 7689 8348 209哥伦比亚1 1031 1812 5542 3963 7097 2285 806哥斯达黎加1 9562 2573 2303 9825 2459 18711 825巴拉圭9111 6152 0101 4171 8103 9884 078南非2 4343 2883 4972 6845 6358 0595 285保加利亚2 2601 2681 2091 7654 5137 8147 469罗马尼亚—1 2611 6411 8405 8299 2009 520俄罗斯—3 4852 6412 1006 92014 3518 890乌克兰—1 4908737812 3033 5702 072加蓬3 9905 5235 1113 9767 14210 7167 179摩洛哥8451 2741 5721 3522 2243 0852 937突尼斯1 2011 5532 1162 2553 3724 2573 689马来西亚1 7292 6524 7973 9156 22310 4059 508巴西1 9363 9675 1573 1475 86013 1678 650菲律宾5357151 1609571 3922 3532 95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全球来看，拉美地区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却长期滞留在这一水平上，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水平有一段高速上升期，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始终无法实现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回落的现象。考虑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同拉美国家过去发展的相似性，研究这些国家对我国自身寻求发展、规避风险是有益的。
通过对表2的观察还发现，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该国在2011年人均GDP达到了14 351美元，突破了高收入水平的门槛，然而在2015年又急剧下滑，最终回落“中等收入陷阱”。
构造效用函数:
（3）从服务学校的角度来看，学校可以通过委派管理层参与公司决策管理，将学校的意志和需要贯彻到酒店的经营管理中，使得酒店能较好地满足学校个性化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事业，更主动传承大学文化，更积极贯彻落实学校的要求。
ln(pGDPit)=β0+αi+β1ln(trdit)+β2ln(indit)+β3ln(sit)+β4ln(eduit)+β5ln(fdiit)+β6ln(govit)+β7ln(IPit)+β8ln(cit)+εit
其中，β0为截距项，αi为差异截距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ln表示各个变量取对数。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表4陷阱组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pgdp4188.0609920.7281656.45479.6808lntrd 4500.45613470.07340290.32770.6166lnind 4103.5015840.16919593.0564.0858 lnedu3383.2792690.6468241.70054.4332 lnc 43924.650871.48505121.966428.0865 lns 4252.9980190.40038060.27043.8729 lngov41023.222311.59728619.954826.9145 lnfdi 4350.29358710.12468850.04320.8242 lnip3756.0384831.9728011.098610.583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下表同
表5跨越组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pgdp8199.9362820.79212147.45657611.54306 lntrd8403.4941720.07405463.2718513.69074 lnind7093.3643790.17736942.9531773.80228 lnedu7353.9225880.41993232.6678884.601768 lnc81925.85211.68035821.9278830.18208 lns7333.1196350.30678211.1763643.979001 lngov81924.780771.68238620.6972328.60863 lnfdi8140.31311620.17085980.05839451.132078 lnip7907.7168412.2229542.77258912.85892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跨越组的GDP水平要明显高于陷阱组，也证明了本文所选取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划分是合理的。本文对样本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出结论见表6：
表6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陷阱组跨越组lntrd3.44561(0.000)0.810386(0.199)lnind-0.0246443(0.842)0.3995378(0.000)lnedu0.196794(0.039)0.0552548(0.031)lnc0.9555739(0.000)0.88493(0.000)lns0.1390133(0.008)0.0110337(0.803)lngov0.0056503(0.953)0.0886318(0.182)lnfdi-0.260607(0.200)0.0471919(0.562)lnip-0.0041941(0.866)-0.0345469(0.013)_cons-18.10959(0.000)-19.25544(0.000)观测值293554R20.95870.9761国家数1427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两组数据的估计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4) 影响电能质量。新能源接入电网后,并网电量随机波动较多,在可调性方面又较差,系统容易产生频率偏差和频率波动、电压波动等电能质量问题,需要更多、更优质的辅助服务资源。
(一)人口结构
对于两组国家的数据，总人口抚养比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实证结果中陷阱组为3.4456，而跨越组为0.8104。该结论证明了人口红利的合理性，属于理论分析中正向影响的情况，即此时劳动参与率的增长量小于等于人口结构项增长量的情况。实证结果告诉我们，同处于总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在正向作用的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抚养比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高收入水平国家，而且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总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总人口抚养比上升时，市场中消费增加，储蓄也就相当于投资将减少，那么就要衡量消费增加和储蓄减少这二者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实证中，控制变量给出的结果证明在本文选取的国家中消费的作用要远大于储蓄，因此，总人口抚养比无论在陷阱组还是在跨越组均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高收入水平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更加完善，相应的养老政策、医疗福利等更加健全，当总人口抚养比尤其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时，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跨越组的影响系数较小。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量的实证结果分别为-0.0246和0.3995。实证分析下落入陷阱组的国家第二产业占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而跨越组的国家第二产业占比同经济增长虽然呈正向变动但作用有限。这说明陷阱组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化并不能改善现有的经济状况，然而对于跨越组国家，工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作用并不大。
在占卜和修辞推理的阶段，人们不考虑必然因果这个最终的结论，而是说把事情说圆，故事编圆，让人们相信就可以了。亚里士多德能够首先提出必然因果的概念，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追索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就会出现三种方式：
当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还面临的一大隐患就是环境问题，陷阱组国家由于还没有发展完善，技术水平有限，在加强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其承担的污染治理费用也较高，资源利用率较低，从而带来的浪费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然而对于跨越组国家，经济水平已经达到高等收入水平，治理水平和技术手段发展都已经较为完善，此时再扩大工业产业的规模是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的。
故对于陷阱组国家，一味地发展第二产业是无效的，对于工业企业的发展应该是在完善企业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要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品研发和营销的转变，也要积极培养与高端制造业水平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才，更要加快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的步伐，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跨越组国家虽然工业化水平也能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服务业的繁荣，这也是陷阱组国家所缺乏的。
(三)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消费、储蓄、政府支出、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技术水平等六项，下面将对这六项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依法监管是有效实施改造的基础和前提，在五大改造中居于基础地位。在监管改造方面，应当围绕执行刑罚、矫正恶习、转变思想这一主线，实现由人管理逐步向制度管理的机制转变，加强对罪犯“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防控，充分发挥正规管理对罪犯的约束、引导、激励作用，确保监狱时刻处于可控、在控的安全状态。
受教育水平每提高1单位则GDP增长率分别提高0.1967和0.0553。教育是国家的基石，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不仅仅基于人口数量更取决于人口质量。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更多技能的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产出往往比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产出要高。然而对于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提高教育水平的作用是跨越组的三倍，因为高收入国家的教育体系更趋于完善。近几年留学生的数量也在逐步上升，因此也面临着人才回国发展的现象，所以跨越组的作用较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等收入国家在教育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因为改善教育环境才能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才能留住潜在人才。另一方面，跨越组国家由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能够更好地利用人才、优化资源配置。
消费每变动1个单位，GDP增长率分别变动0.9556和0.8849。纵向对比可以看到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不论是对陷阱组还是跨越组国家而言，其促进作用都要强于其他要素。但同时通过横向对比可看出，消费的增加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改善作用更大。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该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绝大多数资本囤积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民众手中只握有少量资本，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增加消费水平了。而跨越组国家以美国为例，打造了纺锥形的社会结构，让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动力，使得财富积累能可持续进行下去。
储蓄每变动1个单位，GDP增长率分别变动0.1390和0.0110。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优于高收入水平国家，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同时，储蓄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着国家产出的增加而减弱。
政府支出每变动1个单位，GDP增长率分别变动0.0057和0.0886。政府支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手段对经济增长几乎不起作用，远远小于高收入水平国家。运用政府支出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不仅要考虑到政府支出的规模更要考虑政府支出的效率，也就是要考虑政府支出的结构。高收入水平国家的政府支出更多地应用于技术研究等领域，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更多的部分是用于政府转移支付，并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当儿，那姑娘正用眼睛打量着我们，不过眼光和何大爷不一样，是疑问，还是责备？当她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我故意昂起头，像演员那样做大幅度动作，也不知是气她还是逞强。唉！现在有了这个“特别观众”，不用烟袋锅也没人闹了。脏话、屁话也无人敢说了，太不随便了，我真后悔到这儿来！
对外开放程度每变动1个单位，GDP增长率分别变动-0.2606和0.0472。实证结果说明中等收入国家盲目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开放程度同经济增长虽然呈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很小。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不应该只追求净出口贸易的总量，更应该考虑到进出口贸易结构，发挥各国的产业优势，当贸易结构失调时就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反向作用。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市场环境要更加完善，外资引进的规模和质量都要优于中等收入国家。在完善的外部环境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劳动分工提升企业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对于陷阱组国家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确是起负向作用的，对于这些国家在自身市场环境还存在优化空间的前提下，过度依赖外汇，内需不足可能会导致外来品牌侵占本国市场的现象。
最后，以专利申请数量代表的技术水平无论在陷阱组还是跨越组最终的表现都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当技术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时，GDP增长率分别变动-0.0042和-0.0345。这个结果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矛盾，本文的观点认为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替代变量的选择不严谨，专利申请数量这一概念过于笼统，专利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情况未知，专利所涉及领域的产出水平未知，单纯用数量研究是造成实证结论同经典理论相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寻找更合适的技术水平的替代变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入手是研究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式。本文结合运用引入人口结构变量的索罗增长模型和二元经济论的理论分析以及选取了陷阱组和跨越组共4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三月二十三日带领少数察哈尔、厄鲁特兵前往塔尔巴哈台游牧地救援。与贼交战直至五月二十一日，到所属城无法救援，到城东门附近地方扎营，抓获参赞大臣等人，并提审，若不派察哈尔、厄鲁特兵的话，各大臣无法解救。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要根据不同的经济现状来决定，理论分析中得到的零界点为劳动参与率的增长量等于人口结构项的增长量这一点。具体实证分析中得到总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这也验证了我国放开“二胎政策”的合理性，一方面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产业结构通过技能型劳动力转移带来产出的增加。工业、制造业的繁荣能给中等收入国家带来的红利已经消失，相反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资源匮乏、环境治理问题，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如果不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化发展而继续扩大制造业规模，将导致经济衰退。
基于以上结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国家要想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重视人口问题和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对于人口结构的调整要结合本国实际，了解本国是需求拉动型经济还是投资促进型经济从而制定相应的人口计划。目前中国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放开人口政策，通过增加总人口抚养比来增加消费。
同样中等收入国家要制定合理的工资水平来帮助实现产业结构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制定合理的劳动力转移政策，积极促进技能型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完善企业监管来增加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同时更要重视环境治理问题，寻找可替代能源来减少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带来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
中国在2010年就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在今后的发展中是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还是会落入经济停滞不前的漩涡中都还是未知数。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工资水平较低、企业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力度不严以及环境治理不够重视等问题。在这种关键时刻要汲取各国的经验教训，提高教育水平，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市场体制，帮助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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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ructureofPopulationandIndustrialandTheMiddle-incomeTrap——EmpiricalAnalysisBasedon41Countries
HAN Ping,ZHAO Wen-lei
(Finance College，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now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the income standard based on world bank division criteria such as Felipe (2012) and Maddison’s data, which is based on real per capita GDP,China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ranks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middle income trap”.The Solow model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dual economy prove that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output through labor force transfer and then affects economic growth.Th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s constructed.Through the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he period from 1986 to 2016 in 41 countr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improv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an promote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and successfully 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words:middle-income trap；population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18-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关联研究”(15BJL042)
作者简介：韩 平(1960-)，男，湖北黄冈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产业经济学方面研究；赵文蕾(1993-)，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4.2;F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112(2019)03-0037-11
[责任编辑：邹学慧]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国家论文; 人口论文; 产业结构论文; 陷阱论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关联研究"; (15BJL042)论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