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颜氏家训》意欲构建的人格特质是实用性的“中道”，即取符合现实情境、传统伦理和个人追求的最优结合的生存态度和处理方式，求之于“生命第一”的生存理性，以实现肉身存活和家族延续。其人格自由主体性在实践中被否定和压制，结果因为被动灵活的选择事实上构建了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儒家追求与道家追求的兼容与矛盾，产生了人格特质的张力内涵。此人格的养成路径为一面强调服膺经验性世俗化儒规，一面有对超验性佛道生命观念的诉求。其兼顾个人安身立命，家族延续，不失价值关切和心理代偿，此种人格风范被中国历代具有事功追求和自我觉悟的普通“知识人”普遍认可，奉为圭臬，演化为群体人格，成为一种文化教育范式，服务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人，并促进精英人才的涌现。
关键词：《颜氏家训》；知识人；人格美学；致中和；意涵；养成路径
家训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它是旧时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或族长贤达为族众所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1]1-2《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流传最广，体系最成熟的家训经典，是作者颜之推（531—约591）通过“理”与“事”结合而直面家族成员的“自白书”。其文本的“理”为显性陈述，目的是“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勉学》）。而隐性呈现的是其“事”，即作者个人经历和家族历史记述。“理”与“事”的结合凸显家教文本言传身教的功能，明确了其“成人”宗旨，即对家族后代的理想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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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颜氏家训》文本教化指向及作者人格教育方略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杨云萍论证家训人格教育是社本主义经世致用和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结合，其哲学基础是儒教和佛教的融合。[2]郑明璋、杜欣明佐证了颜之推佛教援引之外在性、形式性和功利性，但其主导仍是儒家。[3]陈东霞从心理分析角度出发，阐释颜之推人生价值理解、内外两教态度方面的矛盾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居乱时的人生态度和文化选择。[4]钱国旗分析了原始儒家思想世俗化进程，认为《颜氏家训》贵生思想说明其重心归于明哲保身，是经典儒家伦理的世俗化和消极表现。[5]刘育霞分析文本，认为坚守儒家伦理的同时，颜之推思想有道家因素和明显道教倾向。[6]杨民通过对比《人物志》，得出《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7]雷传平、师衍辉从哲学体用视角推演出颜之推家教的精神底色是三教兼容、体用结合的观点。[8]
基于已有相关学术成果，结合“理”与“事”的研究，笔者认为，《颜氏家训》意欲构建的人格特质是实用性的“中道”，即取符合现实情境、传统伦理和个人追求的最优结合的生存态度和处理方式，求之于“生命第一”的生存理性，以实现肉身存活和家族延续。鉴于其过于顺服于社会和家族，其人格自由主体性在实践中被否定和压制，结果因为被动灵活的选择事实上构建了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儒家追求与道家追求的兼容与矛盾，产生了人格特质的张力内涵。本研究探索《颜氏家训》实用主义人格美学意涵，解析其“儒释道”三者“致中和”的人格养成路径，并品鉴其历史文化功用。
一、《颜氏家训》与其主体受众—传统普通“知识人”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指舞台上的假面具，现代科学定义是指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集合。结合解释学分析，家训所“训”即宗族规范，其最终目标就是能自觉践行此规范的个体的形成，故文本话语皆指向预设人格特质的养成和完善。《颜氏家训》最初目标受众为颜氏本族成员，其用意是鼓励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实用生活技能，实现人生的修身事功目标，并提高社会层级和经济能力。此文本关涉个体生命生活历程，为后裔提供一个关于个人和宗族群体生存主要方面的具体操作指南。作者的主观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说理和例证，“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序致》），期望后世对其提出的规范遵照奉守，从而尽早形成作者笃信的安全人生状态，实现他信奉的生命理念。在全文的7 章20 篇中，作者从当下溯及历史，从身外导向心内，由居家教子的方略起论，扩展至立身、处世、治学、德行、信仰等各个方面，全面呈现其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除此之外，作者的重要写作目的是刺激家族后代“人才”的生发，其“惟恐后人或懈于克己复礼之功，或衍于视听言动之准，故不惜繁称博引之谆谆，庶几动有法，守克驯，至于道耳”[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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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出身于贵族，是文化和政治精英，属于上层阶级的“士绅集团”。这个集团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构成了有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10]4-5其人口基数小，脱离生活现实与大众生活，局限于“象牙塔”式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事务。从逻辑蠡测，颜之推应当推崇传统的精英文化理念，即“士绅文化”，也即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其强调的是“明道救世”的主体责任，“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11]2但是事实是其著家训广为流传，受众遍布各个历史阶段的几乎所有重要阶层。故须返回文本，从其陈述的显隐内涵中发现原由。
《颜氏家训》构建的人格体系是融合了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儒释道生命观念的复合统一，其个体实现的前提是受众须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接受能力，并能做自觉反思和调整。在不同于现代知识社会的农业社会中，传统“知识人”群体恰好具备以上特质，其由少数精英士绅为主导，超越阶级限制，因为共同服膺家训的准则，成为《颜氏家训》成书流传后的最大拥趸群体。此群体包含如颜之推的传统精英贵族，也包含更广泛的从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行业的，远离了政治活动及文化宗教事务的普通读书人、农民、工匠和商人。此类“知识人”出现于传统的“四民”之中，共有一种普遍性的空间，既不受限于民族的疆界，也不受限于族裔的认同。[12]28除“四民”之外，尚有大量游离于此社会分层的如说书人、衙役、民间医者等等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准能接触、阅读家训并形成共鸣。以上这些人在历史和社会的激变中面临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的压力，既忧虑惶恐亦无忘改善生存，甚至皆有建功立业之心，亟待一种能给与生存策略和价值观的生命理念。《颜氏家训》于儒家经典、道家学说和佛教兼而有之，不执两端，成了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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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统原始儒家纲常，颜之推在家训中表述了世俗化的儒学观念，将经典儒家理念个性化，变成可以称之为颜式儒规的家族儒学操作规范。此规范是经典儒家理念的世俗化的体现。作者对于正统儒家观念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向心灵内部的个人修养规范，与之相对的是指向外部世界的事功获取规范。这两方面人格特质在个体中的结合使儒家伦理特质得到内化与外显，其特点是注重个人生活经验的反馈和总结，用以修正行为和观念，忽视超验层面人格本体稳定特质的探寻和构建，从而最终呈现出偏离了儒家经典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的人格特征。
二、《颜氏家训》构建的传统普通“知识人”人格美学意涵
概而言之，颜式“人才”人格特质从表层分析来看是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结合作者的学术史和生活史，分析文本可见大部分章节文字涉及儒家的“入世观”和原则，并陈述具体化的“絜矩”之道。然而，深入解构其人格塑造之理论渊源及历史背景，可以发现，佛教理念和道家思想是颜之推构建的理想人格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事实上《颜氏家训》一书，固然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但也表现出一些与正统儒家观念不相协调的东西。[14]其在人格构建中引入佛家和道家理念，消解了儒家人格规范绝对一统地位，造就了杂糅性实用型人格，服务人的现实生存功用。其在《四库全书》中被归于杂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思想来源的多元性。
颜之推遭遇好几次生命几乎不保的苦难处境。显然，这种坎坷的经历使他意识到，只有首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以就素业”和“以济功业”（《勉学》）。但是，要想苟活于乱世并保有既有社会地位，又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问题。[3]颜之推选择了在正统儒家伦理之外寻求佛教理论和道家学说的支持，在三种思想的对立中求共存于互补，这种努力既是对他自己理论选择的合理性的基础构建，也是为了清楚地向后代受众解释三位一体的人格构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颜之推思想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表现在其对后世的话语风格中，其祛除了社会精英惯常的权威教化姿态，传递了一种既能被社会多数人认同，又不违背士族道义诉求，且适应人类群体竞争常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生存法则和价值理念，从而塑造符合真实人性和历史环境的理想人格。作为社会精英的颜之推并没有言之凿凿谈太多的圣贤理论和高雅品味，他的核心关切是后世的“安身立命”问题。其思想宗旨是对现实处境、传统教化和个人理想的灵活处理，对正统“愚忠”“愚孝”做拨乱反正。颜之推既没有强调“耕读传家”，也没有说要“诗礼传家”，他的选择是具有个性化中庸立场的生存之道。是对“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的庸俗化服从和实践。
对于正统儒家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颜之推是衷心推崇的。南北朝后期的社会文化氛围消沉奢靡，玄学兴起，空谈与怪诞之风盛行，极端道教和佛教避世生存观大行其道。传统士族在堕落中挥霍社会资源，腐蚀政权效能。贵族文化水平大为降低，沦为社会赘疣，阻碍历史进步。而庶族出头希望渺茫，群体渐趋沉沦。整体社会政治动荡，道德滑坡失范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有鉴于此重重危机，颜之推不忘士人之责任，将社会转型和家族振兴寄托于传统儒学伦理中，期待儒风挽救颓唐世风。在《观我生赋》中，他感叹“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任，举世溺而欲拯，王道郁以求申。”其中的“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任”明确表达了其个人生命价值追求是“申王道”，即儒家思想理念的重新崛起。梳理全著，除了《归心》《养生》和其他几个学术考证的篇目，其余篇章所反映的观念几乎就是经典儒家伦理的翻版重述，关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的是，《颜氏家训》将儒家的礼教精神落实为具体的操作规范，使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通过具体的礼俗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魏晋以来礼与情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必然结果。[16]
“家训文化应当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凝聚了历代家长智慧，荟萃了天下父母教子心得的独特文化形态，在高深的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故家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范围，而是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上的体现，是社会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人意识的中介。”[15]《颜氏家训》抛弃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格面具，因而“不为虚美”，戒除了前一时代即汉代儒家人格的“迂远矜夸”的浮华之风。家训的对象是颜氏宗族，特别是晚辈成员，和作者有情感和血缘纽带，其话语方式犹如闭门恳谈，祛除权威话语压制，没有强烈的灌输说教口吻，脱去了学究气，以中肯劝诱和殷切导示取而代之，使丰富、真实、深沉的人类情感得以显现，起到了有效的感化作用。
家训没有过多强调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类的形上说教，更多展现理性统辖下的人格柔性之美，缺乏“浩然正气”和“舍生取义”的刚健之美，可以说其人格意涵是压抑主体、贬低个性、美化从众、推崇机变。其所欠缺的是经典儒家的纯而盛的道德感情和勇猛精进的进取意志，其转而求之于道家和佛家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灵慰藉和自我开脱。
此类影响主要指的为寄生虫、病媒昆虫的生长由于受到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对牛羊疾病的造成的影响。牛羊寄生虫病的出现、传播等受其生长、发育环境的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且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以及季节性特点。具体而言：基于温度的提升或者降水量的增加，寄生虫的繁殖速度越来越快，这就导致牛羊相关疾病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包括单一寄生虫感染类疾病和多种寄生虫混合感染类疾病。我国的西北区域多为放牧地带，于降雨量较多的时节，该区域的寄生虫数量会大幅度增加，同时，牛羊患寄生虫病的概率也会随之提升。
国内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特别迅速，但因为发展过于快并且国内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还不够显著，导致国内的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规范缺乏一个很好的约束，职业道德问题经常出现。注册会计师在各自的职业道德意识层面是参差不齐的，而且不少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意志不坚定，自身约束力较弱，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无法以正确办法来解决，经常会产生有违职业道德的举动。他们会借助个人的职权，伪造或编制虚假财务表，给公司和国家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颜氏家训》传统普通“知识人”人格养成路径
普通“知识人”人格的养成路径是由其生命观理论来源决定的。首先必须明确，这类“知识人”所具有知识和素养皆基于原始儒家正统典论，绕不开孔孟核心学说，特别是“三纲”“四端”“五伦”等义理。应予承认的是，不论儒学是处于上升还是没落时期，他们主动认同并积极继承中华历史文化的儒家传统内核。但是对于儒家义理的坚守只是其人格全貌的根基，而非全部。由于原始儒家的“入世”但“不务实”的特点，造成与人生遭遇、时事变化的疏离，仅遵儒学义理会让“知识人”在现实中无所适从，不仅不能淑世有功，甚至可能落入险恶之境。有鉴于此，颜之推对儒家义理进行了“应世”的实用化阐释，拟定了生活化的儒家生存守则，证明了“知识人”人格的俗世用途。然而，“知识人”毕竟不同于毫无文化基础和反思能力的“顺民”或“群氓”，“知识人”群体普遍具有更高的价值欲念，对于形而上的思考和终极意义的探究，及对于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问让他们不得不求之于以心灵关照为导向的佛道观念。最终，超验性的心灵关怀和世俗的生活儒规共存、互补、矛盾和对峙，产生了人格美学的巨大张力。
（一）与原始儒家正统理念的关系：服膺实用主义世俗化宗族儒规
在变式过程中，不论习题怎么变化，总体方向都应该以考试说明为主.不能为了改变而改变，导致最后出来的题目与考试内容无关，这样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还可能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传统“知识人”群体远远大于士绅贵族群体，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存在重大不同之处。在前现代社会，以儒家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有稳固的精英身份地位，使得这一知识阶层得以秉持一种与身处世界之间相对超然的纯粹知识性（scholas⁃tic）的距离，使得他们保有一个相对整全并且非个人化（impersonal）的世界观。[13]15而普通“知识人”共同恪守《颜氏家训》之理念和训词，共有一种泛化的群体人格，偏离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关切，注重生存实效。准确地说，颜之推宣扬的非少数政治领导者和文化精英所信仰的“士大夫人格”，而是实用主义的人格体系，是契合中华民族政治、历史、文化和习性的有世俗倾向的的普通“知识人”性格。这种人格的美学特征是将对现实世界的依附性和人格主体的独立性妥协统一，平衡共存。
3.1.3 应用平衡施肥技术。根据土壤肥力状况、蔬菜作物对各种养分的需求规律及各种肥料的当季利用率进行施肥。一般亩产1000千克蔬菜的吸钾量为3～5千克。蔬菜作物对钾、氮、钙、磷、镁的吸收比例大致为8∶6∶4∶2∶1。这种比例说明了蔬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钾的需求量最大，氮次之，然后是钙、磷和镁。作物对肥料的当季利用率一般为：氮素化肥40%，磷素化肥20%，钾素化肥50%，有机肥20%。
“修身”为原始儒家核心关注点，其“正心诚意”、礼、孝、忠等范畴则由儒家社会关系论中的“三纲”“五伦”等等来具体规范和检验。颜之推没有抛弃这些儒家伦理主旨，比如开篇即谈到“诚孝”，紧接着论述其对于“教子”“兄弟”“治家”“慕贤”和“涉务”等人伦关系的见解，论述在这些关系中个人自身的思想定位和行为法则。
1.颜之推的个人修养儒家规范
“具有儒家文化属性的传统家训，是圣贤经典的世俗化文本，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家训展示了儒家文化的世俗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世俗文化产生了规范和引导作用，在文化传播中往往比经典具有更为普遍的感染力。”[17]历时研究也证明了《颜氏家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能与世俗文化和平民生活紧密交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形态下都可以得到大众尤其是“知识人”的认可和仿效。
颜之推的理想人格的构建逻辑是从个人“修身”出发，但对此儒家第一要务，其观点存在矛盾和暧昧。颜之推的实用主义是建立在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基础上的，其前提是灵活对待这些规范，在不越过底线即“全身保性”的前提下服从它们，为的是实现“立身扬名”的终极目标。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的儒家恒常操守，颜之推没有强调要机械遵守，他更关注的是应变事务、防患未然和技巧处置的生活技能。原始儒家生命价值追求被融合进家族传承的理论化文本之中，符合传统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模式，实现了精英理念与大众生活的媾和，使抽象的义理获得了生活化的形象阐释。颜氏儒家伦理选择以“利身”为前提，服从“益世”之追求，其最终目的还是落在了“利身”上，这是更大范围的概念，即家族的平安延续和门第的荣耀保障。
“传统家训的诚信教诲不是纯理论的空谈，不是经典人生价值的灌输，而是立足于现实人生，通过非常痛切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去感化后人。”[18]《颜氏家训》所议内容兼含功利与道德，不“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强调个体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鲜有纯粹形上德性思辨。其思想具有矛盾性和多重性，构建的人格缺乏正统儒家宣扬的“浩然之气”所充盈的“大丈夫”人格气度，只符合冯友兰说的“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远远没有“天地境界”的气象。实际上，对于颜之推这样一个精通儒家义理的学者来说,其主动规避人格境界的讨论显示其明了人格的境界之分，且其构建的人格体系是不能被儒家正统视为高境界的。根本原因还是其实用主义的生命价值观重现实存在之探究而非精神境界的提升。因此，当遇到生命本体价值问题时，多数情况下就要求之于佛教或道教观点来回答。
2.颜之推的事功追求儒家规范
相比传统儒家追求的高远宏伟的济世之功业，颜之推从现实出发，强调的是“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勉学》）。”在《涉务》篇中，作者提出了经过其理论改良的“君子不器”的主旨，将“贵能有益于物”作为知识人的标准，展现了实用主义的生活和事功观念。结合《勉学》和《杂训》篇分析，可以发现颜式的思想针对的是玄学空谈之风，他对正当的一切谋生之道皆有认可，认为并无高雅与低俗之分。但细细品味其文字表述可以发现，其教导方略从传统文人的士大夫门阀观念演绎而来。从内心深处来说，颜之推还是盼望后代能够宗儒学之正道，兴颜门之大业，实现儒家理想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和立功。他的着眼点在于使正统儒家理念与世道人心和政治习俗紧密融合，取得协调，因而在家训中详细阐述了具有更大可操作性和应用范围的个性化家族儒学。
1.释道理念下的价值观
相比于经典儒家对于学问“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态度，颜之推直接明了地把读书的生存用途提出来，并且认为其是值得肯定之要务。读书学问的主体价值论让位于社会价值论，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其在儒家典论中的理论渊源。归于本源，可以说是“学也，禄在其中矣”的个性化阐述。此观点也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个性化阐释，因为颜之推把“为己”的生活实用性扩大强化，“为学”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改善和事功获取。
其次是对杂艺的肯定。儒家一贯对于杂艺的不屑态度在家训中转变成为对于世俗技艺的正面关注和积极采纳。颜之推提出：“夫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勉学》）“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勉学》）可见在对世俗日常生活模式，他已经找到了儒家追求和现世境况的结合点，把“知识人”的理想和现实进行了有机融合，从而让最普通的文化人士有了可以参照的具体生活守则，而不再纠缠于高远追求和琐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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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阐发的个人操守原则和事功的规范体现出人格主体的功夫论，它涉及实践行为和外在表现，是儒家“进德修业”理念的家族式解读。他将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生活化，注重的是个人主观修养和社会客观实际的和谐统一，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操作可行性。
1.1.2 苜蓿品种 5个供试紫花苜蓿品种均已生长2年，分别为国内选育品种甘农3号(M.sativa cv.Gannong No.3)和甘农9号(M.sativa cv.Gannong No.9)、地方品种陇中(M.sativa cv.Longzhong)和清水(M.sativa cv.Qingshui)、引进美国品种WL168HQ(M.sativa cv.WL168HQ)(表1)。
（二）与佛教和道家的关系：援引释道理念构建价值关照和心理代偿
颜之推对于三教的态度分体用主次，儒规的遵守是首要的，佛教和道家的援引是为了解决儒规面对复杂现实的无力和心理慰藉的空白。伴随政治体制衰败，大一统政权式微，儒家道统没落，形形色色思潮对立、排斥和共融。个人在家国动荡中遭受到冲击和伤害，难以保身养性。普通民众或许顺随本能，寻找个人安全和基本生活资料即可苟全。但对于“士人”以及更大阶级包容性的“知识人”来说，其安身立命还需要形上的关怀，特别是生命价值观和心理平抚，也即生命哲学，颜之推就是其中一例。彼时儒释道生命哲学并起，在三教思潮交融的影响下，颜之推虽受儒家礼法的教导，但他确信佛教比儒家更值得托付，只有皈依佛法，才能平衡他“一生而三化”所遭遇的内辱外祸，而为了养生全命信持道教也是生存之需要。[8]仔细分析来看，对于佛道的援引也具功利性，颜之推的目的是用佛道的理念解决儒家规范没有照顾到的超越实际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对于遵从儒规所留下的空白和模糊之处，佛道给与了心理补偿和慰藉，其对于生存与生命的形上考量是终极关怀的视域，正好满足了“知识人”群体的精神需求。
首先，颜之推的事功实用态度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其对读书学问的议论。他认可正统儒家的读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训诫，研习经典，关注文化。但正统儒家对于读书的非实用性功能说明不多。他首先申明的是学以致用的信条，“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又进一步，他对传统儒家读书的目的和种类之说做了修正。传统的儒家读书目的论来源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谈到的读书的第一功用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达到君子的文化水准和人格风度，然后是“事父”“事君”和“多识”的处世之功。而颜氏更强调的是读书的处世之功。为了快速实效，他提出的读书方法是“博览机要，以济世功（《勉学》）。”
佛教的宿命论和道教的虚静理念是颜之推构建的理想人格中之生命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体现了其独特的形上思考。颜之推生活的时代儒、释、道在冲突中已趋于相对融合。成书于此时的《颜氏家训》汲取佛道两家的相关理念，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用佛道的心性论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并因此充实了儒家的仁学思想。[19]通过语篇陈述和义理分析可见在颜之推构建的人格框架中，创建性地引佛入儒、援老入儒，如《归心》《省事》等篇。其目的是否真是为了提高其人格主体的心性修养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无可否认，作者在现实世界中因为笃信的儒家生命价值理想难以企及，造成生命价值观缺失，不得已以如此思想融会方式构筑家训，既给自己一个出路，也给后辈提供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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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统原始儒家理想人格追求，即孔子提出的“仁智勇”和孟子的“大丈夫”，颜之推非僵化遵守，并在文本中明确论证了这种从权处理的合理之处。他的调和、变通恰恰说明了构建一种不同于原始典型儒家人格的意图。事实上颜之推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原始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其事功强调“学以致用”，修身目标是“德艺周厚”。颜之推的思想不囿于六经，主张博学以利身，家训中直接写道：“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于读书也。”（《勉学》）可见读书作文曾经拥有的“君子不器”的风雅已被摒弃，被认可为一种谋生方式。另一方面，在个性风范上，他反对“忽于持操，果于进取”，采取“立身保命”之中道，痛斥“师心自任”。颜之推继承了孔子理念中的理性主义，将之与生活实际结合，创造了颜氏家族普遍适用的儒家规范，把儒学从庙堂带入平民日用常行之中，使其有了生活化的色彩。同时也必须承认，由于儒家理念被世俗化，原始传统儒家的恢弘格调也发生了蜕变，使家训成为其在历史演化中的新的形态。毋庸置疑，传统原始儒学思想要比家训的儒规有更多博雅深邃的指涉。
对于佛教和道教思想，他本着“为我所用”的态度，因为经典儒家理念并不能解决家族人才传承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政治斗争和文化转向对家族成员的冲击和伤害巨大，甚至是致命的。按部就班于儒家的法则理念不现实且危险，如果造成个人生命消亡和家族倾覆，那家训意义何在？颜之推生活于乱世，历经三朝，佛道此时正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替代性的立身处世法和生命价值观，既可以保身家性命之安全，也可以带来心平气和之安慰。从此视角判断，颜之推没有皈依佛教和道教，他也不是两教的俗世教徒，虽有《归心》篇，但其本人看中的是佛教的形式功用和心理安慰效力，非全心皈依佛门。颜之推的信仰本体还是正统儒家伦理规范，文中处处体现出其小心翼翼的、谆谆善诱的提醒和暗示，企望后世能体会到他的真实意图。
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佛道元素的添加解构了家训人格框架中儒家独尊地位，造成了其杂糅性和多面性。儒家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外在规范，缺乏心灵的交通和个性价值关切，而佛道求之于人的内心感受和觉悟，使颜之推的人格构建有了人本主义色彩，也让颜氏理性“知识人”人格更符合人的自然特征和真实属性，因而在后代中实现这种人格期许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2.释道理念下的心理代偿
《颜氏家训》过于强调人格的社会属性，把个人置于宗族团体、政治势力、社会习俗和历史变数的掌控之下，将生存和事功的竞争法则内化于人格框架中，压抑人的自然属性和个性气质。其功利性和实用性造成了心灵关怀的缺失。而“知识人”的视野和文化水平决定了其必然有更高层次的超功利、超现实诉求。《颜氏家训》的心理代偿表现在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的援引，创构了一个幻想世界或彼岸世界，以远离现实的痛苦和困扰，为生命的缺陷和不足提供补偿或者解答。相对于重生活法则的儒规，佛道观念的旨趣是内向人生态度，满足了他们对于存在、价值、自由、情感以及终极等等关注，三者融会造就了复合型的“知识人”人格，实现了精神和谐和物我平衡，成为“知识人”心灵自觉的必然诉求。
对于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力量，普通“知识人”采取的是回避和退让的态度。颜之推主动静观，拉开距离，不热衷于政治权势，不盲目从众。个人的伤痛经历使他的人格中染上了消极的悲观避世的色彩，自觉反映在他的理想人格的构建中。尽管写了这本极有指向性的家族生存手册，企望家族的安全延续和子弟的脱颖成才，他却并没有一贯地秉承正统儒家“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崇高美人格风范。他发现了佛教的心灵安慰作用，使其成为生命存在的精神支撑。特别是在政治波动和世风败坏时期，佛家的因果报应是其“独善其身”的自我辩护。
（2）在对具有水平转换构件的结构抗震设计计算中，对不落地柱和墙体的转换梁以及框支梁的相邻层计算层数和层高要注意区分清楚，要正确划分转换厚板有限元的类型。
颜之推调和儒家与佛家理念，写道“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归心》），试图为自己的人格构建寻找理论支撑。最明显之处是颜之推论证了儒家学说和佛家理念的通约性。在《归心》中，他写道“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把儒家五常之说和佛家五戒并列对等。同时亦可看出颜之推对佛教的恭敬态度。可以说“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的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不是窄，是人情味之所在。”[20]24佛家理念补偿了儒规价值本体论的缺乏，赋予颜之推思想体系和人格构建新的理论支撑。正如智圆所主张的“治心以释”，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把佛家理念应用在“治心”这一面，反映出其形上理论抉择。
援引道家思想鲜明展示了颜之推的保守性。他给家族后进实际强调的是“知不可为而不为”的趋利避害式的功利性人生选择。这种生命哲学是适时、适务、适人的，不强调士人君子的个性伸张和自由展露，把个体与家族、家族与政权的和谐共存看成最高追求，以期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中实现个人外在价值最大化。在面对“进”与“退”种种抉择时，人是需要理念的支持和安慰的，儒规给与了法则，但世务繁杂决定了儒规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理性分析后应“不可为”的情况下，“知识人”的明智理性选择就是“退”，而“退”通常又不符合儒家的理念，此时道家思维出场带来了心理补偿。面对仕宦进退的选择,“慎言检迹，立身扬名”（《序致》）是不可忘却的家族目标，然而当“立身扬名”将导致个人或家族灾难时，应转而考略考虑“隐”的避祸之道。
魏晋时代由于纷乱连年，个人命运变数不定，道教影响日益强大，出现了人本意识的觉醒，士人对生命的保全意识非常强烈。譬如同时期的嵇康在《家戒》中就提出很多具体圆滑的处世手段。颜之推的“全身避祸”思想和道家思想精髓关系紧密，其理论渊源是道家的养生观念和止足思想。颜之推非常清晰地引入了道家的理念。譬如“天地鬼神之道，皆勿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止足》）和“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省事》）以及“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颜之推在儒家的“君子立名”和道家“止足”的对立统一中进行了不懈的平衡协调和理论求索。
必须承认，道家的养生、止足的思想的反映，是作者被动应付时代变迁和生命境遇的策略。“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终制》）的绝笔留言显示出颜之推对于儒家入世求功名的恋恋不忘之心态。颜之推服膺道教的一些人格追求，但是远远达不到嵇康所申明的“恢廓其度、寂寥疏阔”的“宏达先生”的人格境界，其汲汲于儒家的修身与事功显现在其人格构架的基础之中。这个构架尽管有些许道家的“自然”与“师心”的元素，但是不够纯真，束缚于现实为重存在主义理念之下，没有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
结语
“家训文化构成了家文化的主干，而家文化又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和根本的部分，数千年来支撑着、体现着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21]《颜氏家训》的价值观代表了传统普通“知识人”对于正统儒家伦理的家族式认知和解读，构建了一种实用型“致中和”人格特质，其意涵既有对于儒规的坚守，又加入了道家和佛家的生命阐释，其养成路径是中道原则下的儒释道协调融合。《颜氏家训》的人格美系统构架是颜之推个人生命智慧之总结和推广，陈述了其与世俯仰的机变技巧，既不违背原始经典儒家“内圣外王”之规范，又具有宗族世代传承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封建宗法制的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华文化之延续与发展以及中国“知识人”群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化和革新提供了可参考个案。《颜氏家训》呈现的此种人格特质被历代“知识人”群体认可并涵养，是传统“家国同构”“身国同构”和“天人合一”理念下理想人格探索的历史成就。
《颜氏家训》成书并流传之后，首先促成了颜之推本家族在魏晋险恶社会环境中的存续，以及颜门在后世的兴盛。同时此家训智慧渐被异姓宗族发掘和学习，产生了大量类似文本，形成了一种家训文化精神，教育了普通“知识人”，激发了优秀人才。颜氏后裔中果有历史垂名的精英出现，如颜思鲁、颜师古、颜元孙、颜真卿等等，他们在政治、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各有建树，同时个体修养和人格风范亦为后世称道。可见家训不仅让普通“知识人”习得人格特质和价值观念，亦成为培养民族精英的一个参考范本。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个性鲜明的杰出人才和普通大众，特别是具有崇高人格美的英雄群体。《颜氏家训》的受众多为能安身立命并有一定事功成就的普通知识者，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和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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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83（2019）04-0016-08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16A0028); 安徽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ACKY1879)
作者简介：刘晓明（1981— ），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闫正坤（1982— ），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校 刘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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