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立足僚学研究文献及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趋势，立足族群互动的历史和相关理论，研究僚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确证族群互动与民族融合的规律、丰富我国民族史学理论、增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重庆僚文化尤其是綦江一带的南平僚文化对丰富巴渝文化、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僚人；族群；南平僚；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族群互动
僚文化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族群文化。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有丰富多样的族群文化。在历史上，我国南方长期活跃着一个族群叫作“僚”，不过这是一个充满“变异性”的族群。我们通过对“僚”的文献考察可以发现南方族群互动和演化的轨迹。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我国较早记载僚的典籍主要有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三国志·蜀志》《华阳国志·南中志》《晋书·李势载记》《北史·僚传》等。由此可见，僚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僚”族群的演变是我们把握南方民族历史流变以及族群互动的关键。
一、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一）《僚学研究》的出版
近年来，在巴渝学者周铃、王国祥等人推动下，《僚学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连续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这两本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学者们立足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田野研究，从历史、语言文字、图像、文化等角度研究了僚文化，呈现了僚文化多层次的魅力和丰富的底蕴。总的说来，学者们对僚文化的历史演变以及它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位置做了研究。研究面广，也很有深度。两本《僚学研究》的出版梳理了僚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力推进了僚学研究的进程。
（二）僚文化研究成果
目前，僚文化研究论文较多。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文主要有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2014）、张兢兢《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2018）、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2000）、李艳峰和王兴宇《中国古代僚人研究的回顾和反思》（2012）、杜芝明《僚人研究述略》（2014）、高然和杨鑫《建国以来的巴蜀僚人研究》（2016）等。这些学者对僚学研究现状做了总结。此外，僚文化研究还有很多优秀成果，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二、“僚”是对我国历史上南方族群的泛称
通过对僚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僚是对我国历史上南方许多族群的泛称，是比某个特定“族群”更大的范畴。僚文化与我国南方许多族群的文化有着相似性。僚人击铜鼓、住“干栏”、文身、椎髻、崇信鸡卜、鼻饮、凿齿的习俗跟历史上我国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相似，不但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而且体现了文化生发的联系性。“两晋以降，作为民族称谓的‘僚’使用很广，是当时对包括巴蜀在内的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但是，入蜀僚人无论从民俗特征和地名遗存上来讲都与原住居民有很大区别。他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中部和南部，具有使用铜鼓、葬行悬棺、崇祀竹王、凿齿穿耳等民俗和使用壮侗语或接近壮侗语的种种语言特征。”［1］《明史》记载：“侗也僚类。”“僚类”是一个包容广大的族群整体。在历史上，僚人与百越诸族混居，对其分化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书》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所在皆有，种类繁多，散居山谷。”后来僚人主要分布于西南、岭南等区域。这些区域山谷遍布，地形复杂，植被茂密，河流纵横。这些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众多少数民族。在宋朝以后，湘、川、黔、粤等地部分僚人经过频繁的族群互动后逐渐演变成汉族。也有大批汉族移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将汉文化带入少数民族地区。可见，我国的族群互动是多向、立体、交织的。
我们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要 “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3]54。全党上下必须遵守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尤其是要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和行动上的一致。”[3]157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3]53-56
僚文化研究可以揭示我国南方族群的演变关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历史学理论支撑。增强民族认同是增进民族团结的前提，因为民族问题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民族文化问题。通过我国南方族群演变的历史，我们从“僚”的历史文化能够发现南方多个族群不断融合又不断分化的轨迹，“僚”的分化和融合呈现了族群间复杂的历史关系，确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事实。从僚人的分化演变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家人”。张泽忠在《民族间的文化相遇》中从“人之缘在”的角度结合苗族、侗族的历史，阐述了民族间的文化相遇以及民族间的融合与和谐共生态势。他同时阐述了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对话能够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
“僚”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次第展开了族群演化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僚人在发展走向上呈现了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僚文化是不同系统的族群文化或受不同系统族群文化影响而在我国西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相比于我国内蒙古的游牧文化和中原一带的农耕文化，我国南方呈现的主要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也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农业文化①。我国南方稻作文化影响了南方多元族群的形成。对于我国南方的多元族群文化，不少典籍都有记载。《北史·僚传》谈到了“僚人”的文化［2］。“僚人”分布的地方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在这里，“膏”指的是稻谷等粮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南族群的发展与稻作文化的关系。今天，我们甚至把侗族的文化归到稻作文明②中去。有些学者也认为侗族人具有糯稻情结。
僚文化具有整生性，是在漫长的族群互动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僚文化是族群互动的产物，族群互动属于“整生性统观范畴”［16］。这一范畴作为一种机制使僚文化具有整生性。这为我们审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一个支点，促使我们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看待族群衍变。僚文化这一问题域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流域文化正在焕发新的活力，它不仅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为地方文化的发掘、传播、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源。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僚文化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美誉度的增加贡献力量。我们研究僚文化能揭示民族文化分合融通的轨迹和规律，呈现族群互动的现象和规律。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三、僚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一）可以确证族群互动、民族融合的规律
徐杰舜指出：“壮侗语族的布依、水、侗、仡佬、壮等族主要源于魏晋的僚族，而僚则是百越集团分化的结果。”［10］僚文化显现了族群互动与民族融合的规律。孙龙英在《万盛掌故》中指出：“具有先进巴蜀经济文化并已逐渐被汉化的南平僚不断向外扩张，势力影响整个黔北，主要活动地带包括今万盛经开区全境以及今南川、綦江南部、贵州桐梓蒙山以北境域和正安等地，少部分人向今渝东南迁徙。经济文化落后于南平僚的夜郎人通过经商、求学、迁居、交往等方式迅速与南平僚融合。夜郎人作为一个民族被彻底同化，从此以南平僚人身份出现在我国历史上。”“南平僚有数十支部族，其中不少部族就是夜郎人的部族，如木攀、高州蛮、大骆夷、木斗等。”“夜郎人融入南平僚之后，其文化习俗虽已与南平僚具有共性，但仍保留下一部分自身独有的特点，那就是竹文化——在住地植竹，建竹王祠，祭奠竹王。”“在夜郎人逐渐融合于南平僚的同时，南平僚人也逐渐融合于汉人，这是历史上南平僚人消失的主要原因。其次，南平僚人的消失也受战争的影响。北宋后期，宋王朝先后平定李光吉、梁承秀、王兖三族和木斗部落两次叛乱后，大批汉人迁居南平僚境，南平僚被彻底汉化。”［11］
柴松岩还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书中的侠光剑影、弃恶扬善，令她心向往之。她认为武侠书里的人物写得有情有义，而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武侠故事能让我忘记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以此摆脱负面情绪。”
（二）可以丰富我国的民族史学理论
由于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秸秆回收成本较高、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不足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滞后等原因，秸秆焚烧难以禁止。要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禁烧难的问题，必须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思路。
我国长城以外的游牧文明与长城以内的中原文明早在古时就发生过激烈碰撞。这一碰撞对族群分布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进入黄河地区，迫使黄河地区的一部分以农耕为主的汉族南渡长江来到岭南，于是有许多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民族被挤到山区；未进入山区者，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汉化。随着分布区的缩小，原来的分布格局被打破，大聚居区变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因而各小聚居区内的百越后裔产生了差异，出现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统一使用带‘越’的族称渐次消失，进入了僚、俚、鸠僚等以百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群体并行发展的历史新时期。”［12］南北方民族的融合促使南方族群不断分化与融合。这体现了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南方和北方自古以来存在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的融合尤其是北方民族的多次南下为中华民族“多元”凝聚成“一体”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通过僚文化研究可以揭示族群互动、民族融合的规律。这是僚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三）可以增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
族群分布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僚人在我国南方分布广泛，不仅分布在地形复杂的西南地区，在华南地区也有分布。无论从僚人与南方少数民族习俗的近似性来说，还是从僚人的汉化来说，僚人的历史演变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面貌。
在文化和旅游大融合的新时代，文化是一个地方的魂魄，能够增强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如果说自然景观是旅游资源的表层结构，那么地方文化则是旅游资源的深层结构。南平僚文化是重庆文化的一部分。正如重庆巫溪县、巫山县在积极挖掘巫文化一样，綦江区正在积极挖掘南平僚文化。綦江郭扶镇正在建设僚人部落景区，力争把这一景区打造成市民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与僚文化感知的景区，体现旅游的文化性，从民族史角度呈现綦江的文化底蕴。綦江的学者研究南平僚文化可以从一个侧面或从一个角度揭示綦江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地方发展旅游业的内在支撑。旅游发展到一定深度，一要靠自身自然资源特色，二要靠文化。随着重庆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庆需要挖掘更多文化资源。重庆地域辽阔，僚文化中的南平僚文化丰富。重庆有包括南平僚文化在内的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必将有助于重庆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四）可以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僚文化研究可以揭示我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同源共生的关系，这里面包含着民族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在长期历史交往和融合中有共同的地理和文化渊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和融合，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僚文化向我们呈现了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阶段性和复杂性。“在秀山境内的土家族，还与唐代由云贵高原北部来的‘乌蛮’和‘僚’人有关。”［13］“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乌江流域是我国古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远古人类依托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不断发展，后融合演化为濮、僚、越、苗、巴、蛮等古老民族，并出现过巴国、夜郎、且兰、句町、罗氏鬼国和罗殿国，另有为数不少、记载不明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自秦汉至唐宋，乌江流域古老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其他民族，逐渐形成了世居于此的土家、苗、彝等少数民族，在元明清等朝进入土司政治时代，共同参与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14］“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错杂居住→民族经济文化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趋同化，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中比较清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15］学界已经公认，僚人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僚人与我国岭南的壮侗语族各族有渊源关系。南方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都曾由僚人部落分化而成。至宋代，僚人已经在西南各地广泛分布，他们对开发西南、创造西南文化做出了贡献。众所周知，我国西南有多个少数民族。从总体来看，“西南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情况是复杂的，西南民族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迈进和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甚至有一些历史的曲折（如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建立）。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这个历史过程是漫长和复杂的，其原因是西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历代特殊的统治政策等因素所制约，可以看作中华民族融合史中的一个特例。”［12］我们研究僚文化可以了解西南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复杂情况。王文光教授的这段话指出了僚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民族融合史”。笔者通过研究南平僚的形成过程呈现族群互动的规律，可以确证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僚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是在不断的族群互动和融合中形成的事实。这对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从理论上讲，建构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离不开对族群互动、民族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史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族群互动、民族融合的历史。僚是研究我国南方族群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从“僚”这个关键概念可以重新建构和完善我国南方族群的融合历史。通过对“僚”的历史溯源，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我国南方多个族群的关系，通过对民族间历史的考察，发现各民族间的渊源和互动关系。僚文化从我国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展现了我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因此，“僚”既呈现了族群融合的时间性，又显现了族群融合的空间性。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僚”经过不断流布和演变形成一个整体性概念。这就决定了这一整体概念的演变主要不是指某一具体族群，而是指某一类型的族群。比如，南方的壮族与侗族都跟“僚”有关。因此，僚文化研究在丰富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的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民族史学的一个规律，即我国的民族史是由多个民族互动而写就的。我们无论对哪个民族或哪个地域的族群进行研究，都是在丰富民族史学理论。僚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是我们建构民族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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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我国西南地区因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文化生态环境多样而为僚文化以及其他族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僚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被史书记载。作为一个集合性的整生概念③，僚人包含了族群互动和融合的机理。有学者说：“僚的称谓，最早见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中，但不过是指活动于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然而在南北朝以后逐步发展为对居住在西南和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泛称。在岭南地区则通常是和俚连称。”［3］有资料记载，“在四川，‘南平僚’后来多称为‘南平蛮’”［4］。“僚”原写作“獠”，最早在西汉至晋朝时期的云贵川一带出现。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僚”是对我国西南地区众多族群的统称，比如僚与侗族就有渊源关系。关于僚与侗族的关系，很多学者都有研究。关于“僚”在史籍上最早出现的时期，有学者指出是在晋朝。“‘僚’既是对我国西南、岭南等一些民族的泛称，也是侗族及其先民骆人、僚人、仡伶、侗人各个发展时期承先启后的族称。”［5］这揭示了侗族与僚人的关系。“侗亦僚类”是明代邝露在《赤雅》中的说法。这说明了僚人与侗族的关系，说明侗族曾经是僚族的一个分支。侗族是主要分布在我国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少数民族。关于侗族的来源，侗族先人在侗族古歌里说侗族祖先主要来源于广西梧州和江西等地。侗族还与我国岭南百越民族中的“骆越”一支有关。“据史籍记载：侗族是由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百越民族中的 ‘骆越’一支发展而来。魏晋以后称为 ‘僚’（见莫乃群 《广西地方志》）。”［6］骆越一词最早在《汉书·贾捐之传》中出现。骆越又被称作“骆”或“雒越”，骆越之所以与僚相关，是因为骆越也是南方古族名，是一个统称。骆越与我国南方的壮侗语族各民族有渊源。“迟至唐代，汉族仍将侗族先民归类在西南僚、蛮泛称的认识范畴内。”［7］ 46有学者指出：“侗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百越支系西瓯人，经过魏晋隋唐时期名为‘乌浒’‘僚’的前民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演变时期，在超过今黔、湘、桂毗邻侗区范围的更广阔的地域，于宋代初步形成独立的民族。在初期该民族的绝大部分来自古越人，是典型的百越民族后裔。”［8］“侗族衍生轨迹可表述为：百越支系西瓯→乌浒、僚→侗族。”［7］ 39从侗族衍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僚”与百越诸族的复杂关系，这里面包含了族群互动的规律。这揭示出僚与南方族群的历史关系。可以说，僚的活动区域与侗族的活动区域大致一样，我们对僚人的研究大致可以被整合进“武陵山”区域加以审视。这启示我们研究某一个族群一定要整合多个地区的族群和文化，不要孤立地研究一个族群或不要孤立研究族群中的一个支系，而要把族群间的关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中加以考察。通过迁徙等方式，族群互动总是在历史中不断进行着。有学者指出，“僚人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种族团体”［9］。在族群关系演变过程中，部分僚人慢慢演化为汉族，另一部分僚人演化为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僚最早是指族群的整体性存在。正如前文所言，“僚”既由百越诸族分化而来，其自身又进一步演化成壮、侗、汉、仡佬等族。所以，对僚人的研究关联着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族群关系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史问题研究。由此可见，僚人逐渐演化为壮、侗等多个民族。僚人是广泛活动于西南地区的“民族集合体”。因此，“僚”是对南方族群的泛称。
注释：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肾功能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G、TC、HDL-C、LDL-C、UA、CREA、BUN、CYC-C、HCY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①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侗族“稻鱼鸭共生”的农业养殖耕作模式来呈现侗族农业文化的生态性。具体见陈幸良、邓敏文《中国侗族生态文化研究》等书。
② 关于我国南方稻作文明与侗族民俗的关系可以参看刘芝凤 《中国侗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③ 我国当代著名生态美学家袁鼎生教授用“整生”这个概念囊括了系统生成性（共生）、系统生存性（竞生）和系统生长性（衡生）等生态规律。这个生态规律对于我们观照僚文化的变异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见杨存昌主编《中国美学三十年——1978至2008年中国美学研究概观（上下卷）》，济南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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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and Fusion of National Culture—Discussion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iao Culture Study
HU Mu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ising trend of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Liao and the history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ethnic interaction,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Liao culture lies in confirming the law of ethnic interac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enriching the theory of ethnic history,promoting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unity,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new era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Chongqing Liao culture,especially Nanping Liao culture along Qijiang River,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Bayu culture and developing local economy.
Key words:Liao people;ethnic;Nanping Lao;ethnic fusion;unity in diversity;ethnic 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9）01-0103-07
DOI: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9.02.012
收稿日期：2018-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美学视野下的侗族河歌研究”（15XMZ092）。
作者简介：胡牧（1981— ），男，重庆南岸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穆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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