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武器装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高低。 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这对于武器装备较差的红军来说， 可谓是雪中送炭，极为珍贵。 然而，这些缴获的枪支型号杂乱，还有相当部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如何尽快修复这批枪支， 让前方战士的装备得到补给，让红军的枪支弹药有稳定的、可靠的保障供给，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为此，红军先后在福建山塘、 兴国官田兴建了兵工厂，为红军和地方武装提供了坚实的武器保障。1933 年冬，红军兵工厂迁建于江西瑞金冈面，建成了中央苏区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为反“围剿” 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保障供给， 为巩固发展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人民军事工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兵工厂迁建瑞金冈面
1933 年冬， 根据红军进行战线收缩的命令，中革军委将兴国官田兵工厂、于都银坑弹药厂和寨上杂械厂先后迁入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 集中在冈面乡一带的山区，形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
国有企业物业管理党建要坚持把生产经营服务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抓实抓好，强化服务品牌的塑造，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企业党建才能焕发强大的生命力，真正使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合体同心。
中央红军兵工厂总厂旧址（金竹园刘氏永茂公祠）
中革军委之所以把兵工厂迁建于此，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冈面乡境内山高沟深，树木参天，浓荫蔽日，便于防空。 中央红军兵工厂就设在瑞金冈面竹园村刘氏永茂公祠中，该厂所属机构及部分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和居住，有工人600多人，加上警卫部队共有上千人。 吴汉杰任厂长（后韩日新接任）， 张健（后范启明接任）为党委书记，马文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郑家迪为共青团团委书记，陆宗昌为特派员。同时，还在冈面上田村设立了枪炮、弹药两个分厂。
枪炮厂建在离厂部不远的一个两条小溪交汇处的小半岛上，地名叫八工嘴。 厂房土木结构，四合院型， 中开天井， 前后左右24个车间。 枪炮厂下面设有枪炮股、修理股和机件股等。 由于自建的厂房车间不够用， 还占用了附近数华里内刘、张、吴、李诸姓的祠堂、厅堂以及油槽房。 工人吃住在离工厂较近的麻斜面、三弯、瓦子坑、 新村等几个屋场的老百姓家里。 为了保障兵工厂以及工人的安全， 厂部后面的山坡上挖了防空洞， 进出兵工厂区域的各个路口建立了哨楼，山上建了炮楼（瞭望哨），由警卫部队驻扎，负责防空和防止敌人偷袭。
一是克服了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 大部分工人都是农民出身，有少部分是木匠和铁匠，多数人没有修过枪，甚至有少数人连枪都没摸过。 因此要他们修理各种枪支，真是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工人们谁也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迎难而上，刻苦钻研技术，许多工人风趣而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苏维埃工人什么都能学会！”同时提出了“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全厂上下掀起了徒弟向师傅学、新工人向老工人学、技术差的向技术好的学的比学赶帮学习技术热潮。据吴汉杰回忆，通过学习技术，“工厂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组织机构也调整了……从此，我们不但能修理步枪，就是修理驳壳枪、机枪、迫击炮也不成问题。甚至可以自己造枪了”。 厂里还建立了车、刨、钳等门类齐全，枪、炮、弹修理制造兼备的流水线。
弹药分厂设在距离厂部15 公里外的上田蔡屋。这是个较大的村子，村中人烟稠密，房屋鳞次栉比，客家风味建筑，古色古香，四周山上林木葱茏，隐蔽性好。 弹药厂征用了该村猪斗下、黄牛府、冇屋家、竹山下、街尾、寨背、墙背、彭下塘、寨子下等十几个屋场的数百间祠堂、厅堂、民居用作军工车间和工人吃住用房。
此时的冈面兵工厂的组织机构和设备，比在官田、银坑时更为完善， 有新建的厂房和10 多个大祠堂，有从各地搬来和从国民党沙县兵工厂缴来的机器共30 余台，这为工人生产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但困难仍然存在，由于没有蒸汽机、内燃机，只能用水力冲的水轮机来代替动力带动车床。
工人积极造枪炮支援革命战争
HRD弱凝胶钻井液性能稳定，抑制能力强，操作维护简单，保护储层[7]。该体系所用处理剂不含有对环境有影响的磺化处理剂，在玛湖气田、环玛湖水平井具有一定的推广前景。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规模最大的国营军工生产企业，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影响和对革命战争贡献的力量，在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史上，都是最早的，独一无二的。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对这个厂的创立和发展都很关心。 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1931 年9 月，朱德在瑞金叶坪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对广东一批兵工厂工人参加红军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红军缴了几万支枪， 但其中损坏了很多，不经过修理就不能用。 现在好了，你们参加，好像“旱禾见水”，很快把红军兵工厂建立和扩大起来，把这几万支枪修好，就等于扩大了几万名红军战士。叶剑英对红军兵工厂的困难尽量帮助解决，逢年过节都派人携带礼品慰劳红军兵工厂工人。
TCAD模拟中的晶体管是基于部分耗尽的绝缘体上硅(PdSOI)0.18μm CMOS技术[9-11]。这些器件具有0.18μm的栅长和1.8μm的沟道宽度。等效栅氧化层厚度为3 nm。多晶硅层形成栅电极。埋藏氧化层厚度为400 nm。顶部硅膜厚度为200 nm，约为结深的2倍。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利用阱接触来控制晶体管的体偏压。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对兵工厂的管理工作非常关注。 他对兵工厂的领导说：“管理工厂不同于管理军队。 在厂里应该强调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管好工厂，充分发挥民主，使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在经济条件许可下，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工人的政治和文化、技术水平。”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兵工厂逐步改变了过去的军事管理办法，实行厂长责任制和工人管理工厂的新管理机制，使之得到迅速发展。
受到红军首长的亲切关怀
还有一种女人自以为漂亮却本身并不漂亮，这就更可怕了。她们会完全地以自己为中心，精心地涂脂抹粉，使原来不算难看的脸变得让人惨不忍睹。但她是一定要你一睹其风采并为其喝彩的。否则顺者昌逆者亡，光凭她的一张嘴巴就能骂死你，遑论还有其它的手段。一般这类女人都是相当有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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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克服了机器简陋和原材料紧张的问题。 弹药厂成立之初，只有斧头、铁锤、锉刀、钳子等简易生产工具，如同农村小作坊。 经过努力，有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和皮带车床、钻床。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柴油没有来源，机械成了废铁。 于是，工人们想方设法硬是让机器动起来，他们利用水力冲击水轮机， 带动机器转动，解决了动力问题。在原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发动工人们在苏区内收集土硝、硫磺等自行配制火药。 他们还提议回收利用前方弹壳，送兵工厂翻造。 为了造出合格子弹，他们在弹头上进行改造，将锡弹头改为铜弹头， 大大提高了子弹的杀伤力。 此外，工厂还发动职工设法将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制成火药。 经试验，不但子弹效力没有减弱，反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底火的铜皮用光了，他们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 就这样，翻造的子弹仍旧一批批及时地供应了前线。 在原料紧缺的情况下，工人们走村串户，收集猪、牛、马皮，收购废铜烂铁进行提炼，自己上山砍木头，为红军部队生产了大量武器配件和军械。1934 年8 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编成了一个工人师。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兵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红军战士始终以高昂的斗志、顽强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铸就了“把一切献给党”的兵工精神。
在革命战争环境下，苏区工人觉悟高，工作积极，但工资较低。按《劳动法》规定，大部分工人工资每月15～20 元不等，就是少数技术性工人也不过是25 元左右， 最高工资也就35 元。当时，上海党中央为红军兵工厂派来了6 名车工，规定每月领取60 元工资， 高出当地工人工资两倍，挫伤了部分工人的积极性。厂领导考虑降低这6 名从上海来的车工工资，却又怕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闻讯后，分别致信厂方和上海车工。他指示厂方按原工资发给上海车工，厂方党、团、工会组织要争取半年时间团结、教育他们，使之成为先进工人。后来，这6 名上海车工主动申领25 元的工资。 半年之后，这6 名上海车工有2 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项英、陈云、刘伯承、高自立、杨立三、杨志诚、叶季壮等领导也经常来兵工厂视察工作，有的还亲自来兵工厂工作，解决了兵工厂的不少问题和困难。
兵工厂生产的手雷和子弹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陈云也非常关心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工作，他到瑞金冈面兵工厂视察工作， 邀请工人和干部谈话，对兵工厂的生产、产品质量、成本计算、节约、发明创造以及如何克服困难以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 有了这些领导人的关心，兵工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 对支援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苏区人民倾心资助兵工厂
在从中央红军兵工厂迁往冈面乡至1933 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兵工厂共为苏区红军大约配置了4 万多支步枪、40 多万发子弹，修理了2000 多组机枪、 百余门迫击炮，制造了6 万多枚手雷、5000 多个地雷，装备了红军，打击了敌人，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央兵工厂能生产出这么多的枪支弹药，除了工人的勤奋和通力合作外，村民的无私捐助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竹园一带流行着“砸锅卖铁，支持红军，打倒白狗子”的口号，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锄头、镰刀、犁、铝壶等金属器具无偿地送到兵工厂炼制枪支弹药。 据当地村民张捡娣回忆， 当年中央红军兵工厂迁建至冈面竹园的时候，非常缺少铁和铝等金属制品，前方战事紧急， 如果不及时生产出足够的枪支弹药， 红军在战场上肯定是要吃败仗的。 村民得知这种情况后，纷纷将自家的锄头、镰刀、 铁犁和铝壶无偿地送到兵工厂炼制弹药。 张捡娣说，苏区时期她家非常穷， 铁制品和铝制品都非常少， 只有一把锄头和一个铝壶，但是为了支持革命，父亲将这仅有的两件像样家什都送给了兵工厂。 张父将家什送至兵工厂时， 厂负责人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老张， 你家只有这两件像样的家什， 它们都是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你捐出来了，你们家可怎么生活啊，还是拿回去吧。 ”“没关系，还是炼制弹药要紧，如果红军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 就不可能战胜白狗子，如果败了，我们的家可能都会没有， 还谈什么生产生活呢。 ”在张父的一再坚持下，兵工厂最后接受了他的捐赠。 其实，当时像张捡娣父亲这样无私捐出自家仅有的家什的例子不胜枚举。
除了将自家的金属制品捐出来炼制弹药外，当地百姓们在自己尚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还节省出粮食借给兵工厂，借给红军。 由于当年红军和兵工厂都很困难，无力支付粮款，便写下了很多“借谷票”，承诺革命胜利后偿还。然而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返乡团卷土重来，冈面百姓为了保护自己，大多把借谷票毁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借谷票陆续被发现： 黄沙乡槽碓坑陈世提，借谷票2 张，数量200 斤；渡头乡小罗屋胡大球，借谷票2 张，数量100 斤；大垅村高低斜郭世先（红军战士）， 借谷票2 张， 数量200斤；大垅村高寨郭奕文（其父是区经济部长，省经济部巡视员），借谷票6 张，数量600 斤；大垅村郭昌芹，借谷票4 张，数量400 斤；陂下村丰坑曾加标，借谷票7 张，数量350 斤；沙排乡冈面垅张祥吉（耕田队长，乡代表），借谷票l 张，数量100 斤……从这些票据中，就足以看出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拥护和支持。
1934 年10 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兵工厂也随之转移。 10 月初，第一批工人随红军出发，共60余人，他们都是技术较好的，他们带上各自的修理工具，另外还带了两部较好的机器（弹药厂和枪炮厂各一部）。 11 月，第二批工人出发，共200 余人，并把可带走的机器全带走，留下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全部埋掉。 12 月底，第三批工人出发，共300 多人。临走时，为了不让敌人今后在这里制造镇压革命的武器， 工人将兵工厂的厂房烧毁了。 至此，中央苏区兵工厂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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