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恩与格斯看来，构成思想与利益相互关系的基座是历史。在解构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决定人们如何思考的前提是与物质利益相关联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律随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历史的进一步追问表现为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性质变化。随着利益分配显示为以资本受益为根据的社会活动，马克思发现，以思想与利益为“驱动轴”的社会运动必将从纯粹的物质利益斗争过渡到以阶级为单位的公开对立。这一公开对立表现为要求自由发展的劳动者与要求不断增殖的资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思想；利益；历史
从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设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始，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已深入人心。这一结论暗示我们，支配人们“何以有思想”的“东西”不是以私财产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时刻处在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活关系。
一、对历史的解构：“利益”的历史性出场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思想作为某种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关系的表现。也就是说，思想作为某种以实际的物质生产为前提的表现，是人在实际活动过程中的某种对象化存在，即人通过实际生产活动，移入脑中的“物质的东西”。
人所共知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作为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以生产力的逐步增强的形式不断重构着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作为这一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把利益问题简单化为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直接对立。这意味着，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基于思想的利益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益问题总是以不同的形象示人,根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来看，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彼此之间还未构成全面的依赖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直接就是纯粹的物质利益；而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由于“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1]50利益问题逐步发展为基于纯粹的物质利益构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意识形态对应的现实情况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对此，恩格斯在谈到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利益观念时这样写道：“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普遍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2]97可见，恩格斯同样认为，“利益”作为某种思想或者说观念的前提，是直接与当时的社会境况联系在一起的。由此看来，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说，“思想”作为与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是基于社会运动的机制移入人脑中的物质的东西。这便提示我们，思想与利益之间存在着某种能动的机制，某种“中介”式的相互关系。
那么这一相互关系是如何出场的呢？我们认为，是基于对历史的剖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看出，在谈到古代人的利益观念时，恩格斯把人们“漠然处之”的思想状态与社会所处的时代关联起来理解，并由此在把这种状态称之为缺乏普遍利益诉求的思想表现。这也就告诉我们，时代的局限多少是以人们的思想局限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人的思想局限性具体取决于各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生活关系(生活决定意识)，因此，由于对现代来说，远古时代必然受生产力低下所限，这就导致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的思想与现代人必然有所区别，所以，从宏观视角来看，首先映入眼帘的其实是受到不同时代生产关系制约的思想之间的差异。可见，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思想作为人们缺乏利益观的某种并不算成熟的表现，并非意味着利益问题不存在，而是说那个构成思想与利益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还没有彻底成熟，以至于思想尚且可以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观念来“漠然”的面对现实。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从物质中分离出令产品普遍相交换的“商品性质”，也就是说物化在产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隐而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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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在谈到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马克思并没有像一般历史学家那样，去单纯的叙述某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他可以说是从思想与利益相互关系的变化史出发来理解历史的。比如，在谈到贵族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斗切入时，他的结论是，资本必然胜利：“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交易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3]151-152可见，马克思发现，把思想与利益直接关联起来的力量在历史运动中逐渐以“资本”形式表现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在这里，资本作为新的统治力量可以说是对“地产”这一旧的统治力量的扬弃以及继承。也就是说，物质的生产关系从围绕地产的片面的、温情的“人性”统治开始逐渐向全面的、无耻的资本统治过渡。在这里，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角度多少赞扬了资本起到的革命作用。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看，资本的出现无情的摧毁了领主与农奴之间以地产为纽带的生产关系，割断了农奴与地产之“天然”的关系，把一切都抛进了受资本规律支配的新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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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可以令商品普遍相互交换的力量便被资本形构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公开了。换句话说，人们发现，他们无法再“漠然”的面对现实了，因为他们得以存在的秘密被“资本”公开了——每个人本质上来说都可以被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还原为对这种生产关系而言的抽象的劳动。一句话，利益不再是思想可以凭借观念排斥的东西，而是正式成了支配思想的生产关系。
众所周知，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起初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件难事”，这件难事最终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对物质利益的追问起初是一个经济问题，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一门成熟的学科，即政治经济学，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转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从物质生产中发掘出阶级问题。对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歧在于对物质利益社会属性的理解中。简而言之，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出发，把资本的利益作为最后的根据；而马克思则恰好相反——他没有把私有制及其对应的社会存在的设为逻辑出发点，而是转过身来，把“私有制”本身当成了一个需要被澄清的对象。
3.谷氨酸介导的兴奋性毒性假说：有研究表明PSD与血浆谷氨酸水平升高和谷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GOT)的降低有密切关系[7]。动物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压力能增强边缘/皮层区域的谷氨酸释放/传递，发挥强大的结构效应，诱导树突重塑，减少突触，并可能减少类似于抑郁症患者观察到的体积[4,8]。在这些区域的绝大多数神经元和突触都使用谷氨酸作为神经递质。在脑卒中后不久增加谷氨酸和对侧前额叶谷氨酰胺/肌酸比值有助于激活PSD中的谷氨酸能系统。
对此，我们认为，作为一面能够反射社会生活状况的“镜子”，当“思想”呈现的内容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把每个人都关联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当资本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后，这种关联必然令每个人都无法再置身事外的“漠然处之”利益问题了。这时，公开的利益诉求必将转化为某种统一的，更为实际的、有明确目的的获利行为。可以说，当人们的引以为傲的道德、荣誉、“人性本善”的观念被资本表达为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时，当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不断把自己的劳动换算为货币的时候，资本主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曾经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作为被资本盘剥的劳动力，人人都不得不放下尊严，并试着从自身的物质利益出发来思考、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通过对“资本”诞生史的解剖，他们发现，“利益”是人的“思想”打开了的书本，是决定人们如何思考的根本动因。
二、从物质利益到阶级利益
在谈到自己的思想与经济学的区别时，马克思写道：“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的过程套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奉为规律……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换言之，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3]43这段关键的论述提示我们，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作为“既定事实的私有制”本身，但是，这个“既定事实”不能作为出发点，它恰恰是需要进行全面澄清、解构的对象。我们认为，在此，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歧愈发明显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方的理论视角选择性的忽略了对构成利益的“社会运动”的追问，由此导致，这种理论视角从“私有财产”这个既定前提出发的时候，已经无意识的设定了“资本”受益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倒果为因”的把“私有财产”这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设定为“资本”受益的原因，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资本”的逻辑出发，把存在于各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理解为“资本主义”诞生的必然原因。不难看出，马克思绕过了这一“思想”的逻辑起点，并凭借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最终发现令“思想”得以存在现实基础事实上是资本与劳动构成的阶级对立。
可见，马克思发觉，如果说财产(占有的合法性)是生产(占有)的前提，生产又是财产的结果，这个同义反复的逻辑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历史极为粗暴的否定。一句话，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以“私有财产”为出发点来绑架历史的认识论，并发现，这种思想折射出的利益问题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建立在以资产阶级收益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关系基础上。
总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利益”问题的出场事实上多少来自他们对生产关系历史性的追问。这一追问的结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关系较之“含情脉脉”的封建社会生产更加公然的攫取社会利益，这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对特定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将为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找到一个现实的前提。
综上所述，利益问题的历史性出场暗示我们，“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思想”可以被描述为什么，或者说无论思想可以“是”什么，导致其“是……”的前提最终指向逐渐清晰起来的利益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是对生产关系关系的解剖。
在这里，我们认为，思想与利益的相互嵌入机制第一次遇到了一个被彻底揭示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对以“资本收益”为导向的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解剖，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展开后实际上是以阶级为单位的利益对立。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从私有财产出发，思想与利益的相互嵌入被理解为一种天然的、不需要质疑的关系。而正是凭借对这一关系的深度解剖，马克思发现，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天然”的，因为如果把这一关系理解为一个“天然”的起点，那就等于说人的劳动“天然”是资本获益的前提。对此马克思写道：“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1]11马克思暗示我们，从财产出发，一步就跨到私有财产，从而把私有财产设为人们通过劳动获取物质利益的起点，这无非是一种巧计，这个巧计构成了一个围绕财产与生产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主客观规定，这些规定又无非是一些认识层面的同义反复。进一步展开这个同义反复的逻辑就会发现，如果把“私有财产”设为“财产/生产”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就意味着，没有财产，任何生产劳动都是不可能的，即便这些生产劳动的形式是靠“手”完成的，所以，生产劳动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劳动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要成为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似的。一句话，“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起点，不过是把“生产劳动”作为它观念上的同义词而已。“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1]11也就是说，假设这个由资本的意识形态出发的相互嵌入机制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没有财产存在(没有占有的观念存在)，哪怕生产的具体形式是“刀耕火种”，任何生产都不可能。一句话，从“生产”存在的合法观念(私有财产)出发来理解生产，是对生产劳动极为深重的亵渎。
4.2 建议 一体化的体育课程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要建立纵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不仅在课程目标表述上要更加精准和可操作，更加聚焦具有衔接性的核心内容体系确立，还要建立多元立体化上下打通的评价体系，以及实施开放灵活的课程实施策略。这既是为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提出的切合实际的操作建议，而且，也是未来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应把握的关键。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判断，思想与利益的相互嵌入绝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运动结果。财产在现实中经历的过程不是“公式”决定的，而是人的实际生产(劳动)决定的，前者不过是理论上的演绎；而后者则是以人的生产为中介的现实运动。或者说，财产对人来说绝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起源，而是历史活动的阶段性产物。也就是说，以“资本收益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在这里并不是“天然”存在着的东西，而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这一产物及其物质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是一个必将被现实运动扬弃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资本的利益可以透过不断汲取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实现，那么马克思发现，这种所有制形式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在此，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只是作为经济要素的利益“应该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而马克思则意识到，无论如何分配，无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无法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保证，因此，马克思认为，物质利益问题将逐渐转为以阶级为单位的对立，这个对立将会最终埋葬“私有制”。
风险投资在近年“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被人所熟知，是投资中介向特别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产业投入风险资本后，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种投资方式。大学生创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不足。以Dormi为例，在校创业阶段，有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与学校举办相关活动的奖金。在转型进入更大市场时，依靠前期盈利与创始团队家庭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寻求社会资金的帮助。对于风险投资公司来说，他们也希望寻找到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项目，通过早期“资本换股权”，从而在未来公司成熟后以更高价格将股权卖出获得收益[2]。
三、思想与利益：一种相互嵌入的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对思想与利益相互嵌入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超越了一般的经济学。他敏锐的觉察到，思想与利益虽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一关联构成的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保持着一种“历史”的张力。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6然而随着生产形式的改变，这种片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必然被更为全面的相互依赖“机制”所代替。正是由于机制采取了以资本为轴新模式，那些随着生产机制发生的变化，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的劳动者，连同土地便一同被抛进了资本主导的市场中，利益问题也就进一步揭开了自己的面纱：它与思想相互关联，但不由思想决定，而是由历史的活动决定的。当现实运动把人从旧有生产机制中分离出来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历史的张力，实际上是一种不断摧毁旧有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解构思想与利益之间的那个“中介”活动。马克思发现，这个中介运动不断令劳动者从旧有的生产机制中游离出来，从而在某种程度的上制造了单靠出卖劳动为生的劳动阶级，并由此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要素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随后，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但是二者彼此作为积极条件而相互促进和相互推动。第二——二者相互间的对立：他们互相排斥；劳动者把资本家(反之亦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第三——二者各自对自身的对立。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资本分解为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后者又分解为利息和盈利。资本家彻底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劳动者阶级……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劳动者本身是资本、商品。敌对性的相互对立。”[3]64-65可见，起初，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利益有某种一致性，作为自由劳动力，劳动者需要资本提供的承载能力，资本同样需要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二者彼此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这是经济学家喜欢看到的；但随着生产机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意识到自己越是劳动，越是只能勉强的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劳动者渐渐发现，在生产中，他难以通过劳动来肯定自己，而是越劳动越厌恶劳动。如前所述，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承载劳动力发展的平台(资本、私有财产)是以资本最终的收益为目的的，所以，劳动在这里只是被剥削的对象。生产在深化劳动作为资本剥削对戏的身份的同时，也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掌握巨大资本的少数人与只有劳动可以出卖的多数人之间的对立。
如果说思想与利益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嵌入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揭示出思想与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形成、发展、并毁灭的。形成不如说是资本对应的生产生活关系完善的过程，在这里，劳动与资本有统一的目的，思想与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发现，随着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意识或者说思想便过渡为主导生产的统治意识，而统治阶级的意识对应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天然关系随着“阶级”概念的介入表现为以阶级为单位的相互对立。
由相互促进走向相互排斥，继而引发社会结构重组，马克思给出的思路不是由对立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恰恰相反，他的逻辑表现为“由统一到对立”的考察思路。他找到了“物质生产关系”这一令思想与利益相互嵌入的现实基座。并通过解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思想得以存在的秘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413一句话，思想来源于物质生活的矛盾，而物质生活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一组简单的对立——基于利益的阶级对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收稿日期]2018-12-28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和思想状况调查研究”(14ZDA059)
[作者简介]叶琳(1988-)，男，河南许昌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2-0040-03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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