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闽东党史上认定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但围绕谁为福鼎县委首任书记的“两黄之争”，旷日引久。笔者通过对涉及中共福鼎县委成立的闽东革命大背景、福鼎革命斗争史实、老同志回忆文章、农村革命“五老”证明材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辩，充分发挥史料和史实的力量，厘清中共福鼎县委这一重要组织的历史真实，并做出新的认定；同时也希望这一新的认定有助于止息“两黄之争”。
关键词：中共福鼎县委；首任书记；“两黄之争”；闽东苏区；霞鼎县委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福建省福鼎市的党史研究部门经调查研究，认定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但首任书记是黄淑琮，还是黄丹岩，至今难以确定。当地老同志以及两位黄姓烈士的后人亦是各执己见，争执不休，即“两黄之争”。解开历史谜团、还原历史真相的使命，历史般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党史工作者的身上。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共福鼎县委成立时间的考辩，让史实说话，发挥史料力量，厘清历史真实。错漏之处，请党史学家、读者以及“两黄”后人批评指正。
一、老同志的回忆和证明无法支撑“1933年冬”之说
据《福鼎党史资料》记载，1930年10月，黄淑琮在店下筼筜村建立了福鼎第一个党小组后不久，黄丹岩、黄心耕、林则允等10多位党员先后成立3个党小组。1931年冬，福鼎沿海几个党小组合并，成立了中共福鼎特支，书记黄淑琮。1933年冬，福安中心县委派詹如柏到福鼎建党，在筼筜村主持成立了中共福鼎县委。关于福鼎县委首任书记到底是黄淑琮，还是黄丹岩？福鼎县委党史办1981年成立后立即着手调查，历时整整十年，反反复复，备尝艰辛，但首任书记还是无法认定。
1992年12月，《中共福建省组织史资料》一书出版，遵循“历史宜粗不宜细”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认为“两黄”都是福鼎早期党组织负责人，按照牺牲先后排名，即丹岩之后列淑琮。此后，地县《组织史资料》出版时，均与省保持一致。
笔者在研究闽东党史过程中，发现福鼎党史部门做出“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认定，其主要依据是老同志回忆文章和访问记录、解放初期老区调查资料、农村“五老”证明材料以及有关敌伪档案材料等。但即使是在闽东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如叶飞、曾志、任铁峰、范式人、钟大湖、曾阿缪、郑丹甫等，也未能讲清楚福鼎县委成立的具体时间。
1988年，时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的叶飞同志，于6月3日在北京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开始是工委，还没有成立县委时是工委，到了成立闽东特委的时候，福鼎就是有县委。”“开始就是他(指黄丹岩)，后来是谢作霖。”当问到“两黄”哪个为主时，他说：“这个我记不清了。”[注]《福鼎党史通讯》第41期，总第89期。但1990年12月1日，叶飞同志接见福鼎县委外调组的同志时，又认定黄淑琮为福鼎县委首任书记。[注]《关于编写福鼎早期党史的一些说明》(1999年5月13日)，《福鼎党史通讯》1999年第6期。
福安中心县委委员曾志同志，1988年6月3日与闽东党史工作者面谈，当问到“福鼎县委是1933年冬成立的，领导人是谁”时，她回答说：“我不记得。”[注]《福鼎党史通讯》第41期，总第89期。
闽东红军独立2团团长任铁锋同志，1985年10月25日在回答福鼎县委相关问题时说：“你们县的党史大事记中写，福鼎成立县委，书记是黄淑琮，这些我没印象。没听说过福鼎成立县委，据我个人看，福鼎不可能单独成立县委。”
闽东红军独立2团秘书长范式人同志，在1959年7月21日接见福安地委党史办同志时，有这样一段谈话记录：“1933年冬，叶秀蕃、黄淑琮两同志在福鼎领导革命取得很大进展，是年冬中心县委派詹寅(如柏)去建立福鼎县委，黄淑琮任县委书记。”[注]范式人：《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党的斗争历史》(1959年7月21日)，《范式人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
不过笔者以为，范式人同志于1933年5月被捕，12月下旬才获释被派回寿宁工作，后一直在红军部队中任指导员、教导员等职。对此前福鼎党组织的情况并不了解，其消息主要是获释回寿宁后从叶秀蕃处得知。
据称后来担任浙南特委书记的龙跃同志，有一封信函可作为佐证，“福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我印象是黄丹岩。”但龙跃是1935年10月后才跟随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闽东的。这样的佐证显然也是苍白无力的。
手机端联机或脱机，闸机端处于脱机状态，采用信用消费方式，手机端生成二维码，进出站后二维码不刷新进出站状态，后台对进出站交易配对。容易产生单边交易，配对不成功，造成票款损失。西安、无锡、福州、南昌、大连、苏州采用这种方式。
就现实状况而言，一体化教师同时担任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是不现实的。解决这一困局的策略是一体化教师的教学应该有所侧重。熟知企业生产过程的专业理论教师，教学侧重应该是理论教学。理论教学除了专业理论知识以外，还应该包括职业素质、安全生产、岗位操作规范等方面。而熟知专业理论的实习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理论教师授课的实际进度，与其加强沟通，注重同步地进行实习指导教学。简言之，不能把一体化教师简单机械地理解为一个人。一体化的内涵主要是相互沟通和协调，达到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在内容和进度方面的相互配合，就实现了一体化教学。
1984年，福鼎籍老同志钟大湖在福鼎第二次老同志座谈会上明确说：“在我小的时候，1934年，我没见过‘二黄’，但听说福鼎的领导人是黄淑琮。”[注]据1984年，钟大湖在福鼎县第二次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资料整理。
1982年，福鼎籍老同志曾阿缪在《忆福鼎早期的革命斗争》文中写道：“我当时有听说黄淑琮同志是福鼎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黄丹岩同志我没见过，但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对他的革命活动情况我不了解。”[注]转引自小土：《福鼎首任县委书记争议问题已澄清》，《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2期，第40页。
劳动争议调解员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要给当事人灌输凡事都要全面看问题的观点，告诉当事人面对纠纷既要考虑自己的理由和利益，又要考虑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双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的利益，才会感觉到对方的想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换位思考，实质上是促使双方相互理解，消除对抗情绪，从而达成和解的有效途径。
福鼎籍老同志郑丹甫当时受党组织派遣到地主民团当排长，他曾回忆说：“1934年1月，新成立的福鼎县委领导人黄丹岩被捕，2月福鼎县委书记黄淑琮同志被捕，先后被敌杀害于桐山和秦屿。”[注]郑丹甫：《回忆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3期。
由于年代久远，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大多模棱两可，没有定数。还有一些老同志“撰写”的相关纪念文章，表述清晰而肯定，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的描述也是有鼻子有眼的。众所周知，老同志和回忆文章大部分是党史工作者帮助其整理撰写的。党史部门的观点以老同志的名义公开发表后，又被党史工作者所引用，作为“权威”论据。
那些农村革命“五老”的相关回忆更是自相矛盾，或相互矛盾。有的甚至超出了他们当时的年龄、身份所能知晓党内秘密的范畴；还有的被人为地植入了记录整理者个人的观点。因此这些回忆和证明材料看似很多，但可信度和引用价值并不高。
此外，从现存的敌伪档案中，也查找不到任何有关福鼎县委成立时间和领导人任职的资讯和证据，只是称“两黄”为“本籍奸匪重要分子”“共首”“土劣”和“共匪”等。
（2）按照设计方案采用砂岩对上游坝坡压重处理后，5种运行工况下对应的上游坝坡安全系数增大明显，坝体稳定显著提高，说明除险加固设计采用砂岩压重措施是可行的。
二、诸多史实和史料否定“1933年冬”之说
史料学家认为，虽然记述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以史实为据，但仅凭史实并不能总结历史的客观。支撑历史大厦的支柱是史料，它可以建构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叙述。
正如沈志华教授所言，历史学家应当永远把史料摆在第一位。可见，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征集的史料不多，且“对这些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有的还未认真的甄别或作必要的分析研究”；加之受老同志回忆文章和农村革命“五老”证明材料的影响，因此当地党史部门和县委组织的外调组，一开始就作出了“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认定。
30多年来，闽东党史学界对这一认定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同样，福鼎的许多老同志以及两位早期领导人的后代，也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有争议的只是“谁是首任书记”。故而后来调查、争论的重点，都集中到“谁是首任书记”这个问题上。倒是忽略了这场争议的重要前提，即福鼎县委是否成立？何时成立？
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谁是首任书记”争议的关键，首先是要弄清福鼎县委成立的时间问题。而要弄清福鼎县委成立的时间问题，还必须从源头上找答案，即从福鼎第一个党小组入手，循序渐进，让史实说话，发挥史料力量，还原历史真相。
(一)福鼎第一个党小组
据《福鼎党史资料》载，福鼎店下筼筜村进步青年黄淑琮，1929年春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回家乡。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福鼎沿海一带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0日，黄淑琮在筼筜村农民小组中发展党员，建立了福鼎第一个党小组，组长黄淑琮。
据《寿宁地方革命史》载，1933年6月初，叶秀蕃到福鼎后，帮助建立了福鼎第一个党小组，组长黄淑琮。[注]中共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寿宁地方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这与《福鼎党史资料》的表述，在成立时间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此外，笔者从原福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庄孝赵编著的《合抱枫之歌》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叶秀蕃、黄淑琮在宣传发动中，选择忠实、可靠的对象，吸收了蔡家城、蔡其择、陈宝鼎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并建立了福鼎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筼筜支部和群众团体。”[注]庄孝赵编著：《合抱枫之歌》，宁德市文化与出版局2007年版，第139页。
据范式人同志回忆：“1932年黄淑琮回福鼎时很少活动，1933年农历3月底寿宁暴动起来后，叶秀蕃同志去福州汇报工作，于端午前后被中心市委派到福鼎，福鼎革命才有较大的发展。”[注]范式人：《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党的斗争历史》(1959年7月21日)，《范式人纪念文集》，第468页。
福鼎县档案馆所藏敌伪档案《福鼎县三年来特种会报工作总报告》(秘133-2-96-100)也印证了这种说法。“(甲)匪情：查本县奸伪，起源民国二十一年间，先由寿宁籍著匪叶秀蕃(福高毕业)潜入店下岚亭一带秘密活动，事发……”
总结性评价的优势在于能对教学目的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而沙盘类课程更注重过程的参与性与决策的精度、配合度，这些需求都是传统的总结性评价难以兼顾的，因而难以形成对沙盘模拟过程的考核与激励。
如果福鼎党小组是叶秀蕃领导建立的，那其成立时间不是1930年10月，而是1933年6月之后。
当时发展党员需要上级机关批准，成立党小组、党支部更需上级派人主持成立，因此福州市委必然知晓福鼎建党的情况。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一时期中共福州市委有关福鼎党小组的任何文字记载，而其他各地的党组织在福州市委的文件中都有相关记录。
笔者认为，仅凭这些老同志的回忆和“五老”证明材料，不足以支撑“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认定，同样也无法确定谁是县委首任书记。鉴于此，我们只能借助于历史文献来进行分析、推论和判定，看看能否解开这一历史悬疑。
(二)中共福鼎特支
笔者反复查阅《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这是国内目前能找到的福建革命历史文献之大全，从这套书中同样没有找到福鼎特支的相关记载。只有在1932年8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及，与福州中心市委有工作连系者有屏南、福鼎、寿宁、霞浦、古田等七县。[注]《福州中心市委关于政治形势和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8月19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2，内部编印，第163页。文献中所谓的“有工作连系者”或“建立了工作关系”，指的是还没有建立县委、特支、支部，但已有中共党员在活动且与市委保持工作联系的地方。
这份报告只是表明，福鼎此时已经有若干中共党员在活动。联系到该报告中同时提到闽东的屏南、寿宁、霞浦、古田等县，当时已有中共党员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回家乡活动，但都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时至1933年5月1日，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给党中央的《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对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建立的各地基层组织做了一次全面汇总。“现市委除本市十二个支部(同志八十余人)，外县单位五十五个，三个中心县委(莆田、建瓯、福安)，两个县委连江、仙游，七个特支(永泰、罗源、松溪、松[政]和、宁德、寿宁、建阳)，其余三县有支部(长乐、福清、霞浦)。不过最近新建立了古田、沙县两县的工作关系”[注]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3，内部编印，第70页。。至此还是未提及福鼎特支。
第二天一早从林西去阿斯哈图石阵，一路上阳光灿烂也心情灿烂。结果走了八九十公里路，眼看就差8公里便顺利到达时，遭遇封路！一道高高的土堆几乎封死整个路面，明明前面全是好路，但土堆处立牌写着“修路未完，不可通行”。一长溜的大小车辆路旁“列队”，不甘就这么回头吧。
弹性蛋白酶能水解弹性蛋白，还可水解脂肪族氨基酸如亮氨酸、丙氨酸、丝氨酸等残基的羧基所组成的肽键。弹性蛋白酶在皮肤上施用，可防止皮肤的过度角质化，可用于消除皱纹和防止粉刺的生成。弹性蛋白酶如与胰蛋白酶配合，可增加弹性蛋白酶的活性。
岩性主要为细砂岩、中—粗砂岩，局部含砾。岩心观察常见沉积构造中代表强水流的块状层理、交错层理等，测井曲线形态为齿化箱形，泥岩颜色灰绿—灰褐色，砂岩含量高，属典型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图2)，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间湾、远砂泥微相。
同年9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在《关于福州地区形势和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只提到“在市委领导下福安中心县委，有宁德县委，寿宁特支”[注]陈之枢：《关于福州地区形势和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9月1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3，内部编印，第131页。。直到1934年1月30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福州、福安、连江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依然明确写道：“福鼎还没有党的支部。”[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福州、福安、连江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3，内部编印，第234页。
笔者认为，“中共福鼎特支1931年冬成立”之说，缺乏文献依据。由此可见，福鼎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将本地早期中共党员的革命活动时间，特别是建立早期党组织的时间提前了。
(三)中共福鼎县委
据《福鼎党史资料》记述：1933年5月，福州中心市委派原寿宁特支书记叶秀蕃到福鼎加强领导。是年冬，福安中心县委认为成立福鼎县委时机已成熟，委派詹如柏到福鼎建党，在店下筼筜村主持成立了中共福鼎县委。1934年一二月，黄丹岩和黄淑琮相继壮烈牺牲后，由谢作霖(后叛变)接任县委书记，委员蔡家城、蔡爱凤，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是年四五月，福鼎县委所辖的部分区域被析出，分别成立了霞鼎县委和霞鼎泰县委。但福鼎县委依然存在，书记仍由谢作霖担任，直到1935年8月，福鼎县委划归特委鼎平办事处领导。
笔者以为，“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表述不够准确。
由表2可以看出,线宽为100 μm,方阻值为 2 Ω/□的NiCr薄膜电阻的方阻值与设计方阻值的偏差在±0.5%的范围内。
众所周知，农历冬季的概念十分宽泛，1933年冬的跨度为当年的11月8日至次年的2月3日。从同期的历史文献看，福鼎只是与福州中心市委建立了工作联系。中心市委在外县建立的县委、特支、支部名单中，也不见福鼎。在还未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前提条件下，笔者不认为福安中心县委会从福鼎党小组一步到位，正式建立福鼎县委。
如果坚持认定“福鼎县委依然存在，书记仍由谢作霖担任”，那么福鼎县委在闽东苏区的各县中便表现出异常的另类，就无法解释福鼎革命在鼎盛时期1934年间存在的诸多匪夷所思的状况：
盖层为下寒武系渔户村组(∈1y)泥质白云岩、磷块岩、含磷硅质岩、硅质岩及粉砂岩，底部时有页岩地层，裂隙不发育，属于相对隔水隔热盖层；寒武系筇竹寺组(∈1q)泥质页岩夹粉砂岩，上部夹薄层砂岩，底部为粉砂岩或页岩以及寒武系沧浪铺组(∈1c)白云母粉砂质页岩、粉砂岩、夹薄层砂岩，砾石英砂岩，裂隙不发育，属于较好的隔水隔热盖层；第四系松散层导热性差，属相对保温盖层。因此，深部散发的热流，传送到灯影组(Zz2dn)地层里蕴藏起来，形成一个较好的地下热库。
但是结合该报告的前后文内容可以看出，这只是工作部署与计划，并不能作为福鼎已经成立县委的文献依据。事实上，福安中心县委12月底成立了福霞、安德、福寿3个边区县委，福鼎由于尚不具备条件未成立县委，而是到翌年4月初才成立霞鼎县委。
不过，笔者在这份《工作报告》中，找到了建立福鼎县委的相关记载：“福鼎已派老詹同志去巡视，日内即可回来，据报告，临时县委可以建立，工作则很普遍，但都是群众组织来开始建立支部。因为福鼎是叶少蕃(脱离了党的组织)发展起来的，根本没有一个同志，这次才派老詹去。”[注]《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9，内部编印，第244页。
这两位福鼎籍老前辈当时都只是刚入伍的红军战士。对“两黄”都只是听说，没见过面，不了解。可见他们的证言只能是仅供参考。
从“据报告，(福鼎)临时县委可以建立”这句话来看，只能说明福鼎临时县委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建立”，但并不表明已经建立。可是，就在福安中心县委将成立“福鼎一个县委”纳入工作计划，且已具备“可以建立”条件之时，发生了一个足以影响福鼎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就在《工作报告》成文后3天，福鼎冷城武装暴动失败。2月19日，福鼎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黄淑琮不幸被捕，2月23日英勇就义。而在此之前，福鼎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黄丹岩，已于1月10日不幸被捕，1月27日壮烈牺牲。由于福鼎冷城暴动失利，加上黄丹岩和黄淑琮先后牺牲，福鼎党的领导力量和赤卫队武装受到严重损失。福安中心县委原定成立福鼎临时县委的计划部署，因此夭折。
在这一艰难时期，原霞鼎县委书记郑宗玉和县委委员谢作霖等人，不仅与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失去了联系，而且与霞鼎县委委员许旺所部也失去了联系。他们和黄固生、罗烈生、蔡加城、蔡爱凤等人，在敌人“围剿”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福鼎与平阳交界地区，独立坚持游击斗争。
即使退一步做假设说，老詹从福鼎巡视回去后，福安中心县委立即成立福鼎临时县委，最早也在2月下旬。而2月3日之后就已经是1934年的春天了，何来的“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之说？按同样的逻辑推理，黄丹岩、黄淑琮俩同志已经壮烈牺牲，都不可能成为首任县委书记。
紧接着，是年4月初，福安中心县委在福鼎和霞浦毗邻地区，正式成立了霞鼎县委，书记郑宗玉，县委驻地霞浦柏洋乡陈罗洋村。霞鼎县委管辖福鼎境内的5个区委和霞浦境内的8个区委。原在福鼎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的叶秀蕃，调回闽东苏区首府福安溪柄柏柱洋，担任中心县委机关报《红旗报》编辑，6月任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谢作霖则进入霞鼎县委领导班子。
2013年12月，笔者从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嗣孙马腾辉那里，征集到马立峰1934年八九月间写给施霖的一封书信。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入春以来，我党连续召开霞鼎县委会议，谢作霖等同志在会上相继发言，强调双方立即停止冲突，同谋对敌……”[注]缪小宁：《闽东苏维埃1934》，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这封信印证了谢作霖此时的身份并非福鼎县委书记，而是霞鼎县委委员。
1934年6月，霞浦柏洋又成立了霞鼎县苏筹备处，8月霞鼎县苏正式成立。福鼎境内的上南、下南、沿海等5个区苏，也归属于霞鼎县苏管辖。
在此情况下，再成立福鼎县委、福鼎县苏已无必要。
福鼎党史部门曾经将《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对闽东领导成立四个县委，即上南区、东区、霞浦一个县委，下南区、西区、宁德一个县委，北区、寿宁一个县委，福鼎一个县委”[注]《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9，内部编印，第244页。，作为福鼎县委已经成立的重要依据。
为什么在1934年2月至1935年3月期间，福鼎县委的工作和领导人的活动，出现难以置信的空缺和断裂？
为什么福鼎县委书记谢作霖成了霞鼎县委的委员？
为什么本该由福鼎县委管辖的福鼎境内上南、下南、沿海等数个区委，却归于霞鼎县委管辖，而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但为了与省市《组织史资料》保持一致，只好将这些区委“划拨”到福鼎县委属下？
为什么福鼎县委没有像闽东苏区其他各县那样，相应成立自己的县级苏维埃政权，领导开展分田运动？不论历史文献还是老区调查材料，都没有福鼎县苏的只言片语。
为什么福鼎县委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年逾半百的“福鼎县委书记”谢作霖率领的是霞鼎独立营第八支队，史称“白毛队”。
此后不久，叶秀蕃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到福鼎开展工作。
为什么福鼎县委没有相应成立团县委和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
为什么《福鼎组织史资料》《福鼎革命史稿》中的人员职务和上属领导机构，与《福鼎烈士英名录》对不上号？
第二，加强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管理。在学校建立专门负责产学研协同机制建设的机构，增补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由专人负责产学研各方的沟通和协调。对产学研协同育人全过程实施科学的计划、组织和控制，对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的项目、团队给予奖励。
正如1999年5月13日，福鼎县委党史研究室呈报给县领导的那份《关于编写福鼎早期党史的一些说明》中坦言，“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又何尝不是个天大的谜？”“真可谓斩不断理还乱”[注]《福鼎党史通讯》1999年第6期。。
上述这些情况有悖常理，令人费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福鼎县委此时并不存在。1934年间，领导福鼎革命的是霞鼎县委、霞鼎县苏。
愚见以为，以上这些历史疑问其实和福鼎县委的成立都是有关联的。只要能破解福鼎县委究竟于何时成立这个关键问题，其他诸多历史疑难也将迎刃而解。
HUANG Peng, KANG Jian, LIU Shuang, et al. Study on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rubidium from cesium raffinate by using t-BAMBP[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51-54.
三、历史文献进一步否定“1933年冬”之说
由于受到历史的、时间的局限，那些身份和经历相当有限的农村“五老”们的口述记录只供参考，即便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也难免挂一漏万。殊不知，一份历史文献往往胜过一打所谓的证明材料。因此，记述重要历史事件或重要组织或重要人物，仅仅依赖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或“五老”的证明材料是不够的，它更倚重于历史文献资料。
因历史原因，有关闽东党史的文献资料原本就不多。自1934年4月初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后，更是出现了断档，这给闽东党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不过，闽东党史还是有幸的。就在1934年十一二月间，闽东临时特委书记苏达在上海给我们留下了3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在国民党军队即将大举“围剿”闽东苏区的前夕，闽东临时特委书记苏达按照不久前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一个党中央在上海的联络地点，在特委机关工作人员阮伯淇的陪同下，于10月上旬末离开闽东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汇报工作。
苏达抵达上海找到上级党组织后，在阮伯淇的帮助下，夜以继日赶写了3份书面汇报材料。分别是《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1月18日)、《关于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2月14日)和《关于红军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2月14日)，代表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呈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
据苏达给中央的《关于闽东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记载：“特委领导之下，有安德县委、福霞县委、霞鼎、福寿、福安[安福]县委、宁德临时县委，连罗县委、寿宁特区。”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的“县政府共有6个，正式成立县苏的，是福霞县、安德县、福安[安福]县苏、连罗县苏、福寿县苏、霞鼎县苏，还未正式成立[的]，于十日内可完全正式成立”[注]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关于闽东特委及各县委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资料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对于苏达这3份报告，范式人同志曾经指出“有许多不实之处”。但从笔者对它的研究分析来看，其对闽东党组织早期历史的追述部分，的确存在一些错漏。这与他早年不在闽东工作，不了解具体情况有密切关系。而对1934年3月至10月上旬期间闽东地区发生的大事，他还是了解的，记述也是客观准确的。从3份报告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领导人姓名及代号这一点来看，苏达到上海汇报工作，是有备而去的。
正是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那3份历史文献，使当时的党中央对闽东苏区的情况大致有所掌握。同样，它也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研究闽东党史、革命史，提供了3份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苏达的这3份报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包括福鼎县委、霞鼎泰县委在内的几个闽东苏区的党政组织，在这3份报告中都不曾被提及。这只能说明这些党政组织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如果认为这是苏达记忆上的疏漏，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有理由认为，1933年冬福鼎县委并未成立，至少到1934年10月苏达离开闽东到上海找党中央之前，福鼎县委还未成立。甚至可以认为，1934年10月之后直至1935年3月，福鼎县委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此时，国民党当局正调集重兵大举“围剿”闽东苏区。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苏区首府柏柱洋和各县县委、县苏驻地相继沦陷。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牺牲，各县党政组织遭致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35年1月15日，闽东主力红军被迫撤出福安中心苏区，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这种严峻恶劣形势下，还有可能成立福鼎县委吗？
四、中共福鼎县委成立于1935年三四月间
中共福鼎县委究竟成立于何时，的确是一个历史难题。因为它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也没有哪个老同志的权威回忆。我们只能通过对当时闽东革命历史大背景的观察分析，寻觅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和走向，探究历史的结局，力求得出客观的结论，复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1935年初春，是国民党重兵“围剿”最疯狂的时期，也是闽东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经过敌人4个多月的残酷“围剿”，福安中心苏区已经沦陷，各县根据地被分割，地下交通网络被破坏，闽东临时特委与各县委之间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余下少数在两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由一批坚定的领导人率领余部在各自的区域中独立坚持，与敌周旋。
从这份历史文献来判断，原先当地党史部门做出的“福鼎县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认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是年3月，国民党当局认为闽东“匪患”基本剿灭，便将国民党军主力陆续撤离闽东，敌情得以缓和。在各地隐蔽坚持的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郑宗玉、许旺等领导同志和闽东红军余部又开始活跃起来，重振旗鼓。
(1)从车体上抬下发动机之前需要了解和掌握解体原因(含故障现象、故障发生时间段、故障特征等重要信息)同时调取故障码，留存在用机油油样(化验记录)、缸压实验。
笔者推断，这是最可能诞生中共福鼎县委的历史窗口期。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郑宗玉和谢作霖等人认为必须尽快建立党的组织，形成领导核心。于是自主决定成立中共福鼎县委，由原任职于霞鼎县委委员的谢作霖担任书记，组成成员有黄固生、罗烈生、蔡加城、蔡爱凤等人。
由于处在特殊时期，此时成立的福鼎县委自然不为多数人所知。但是他们率领霞鼎独立营第八支队，袭击福鼎店下民团、攻打店下岚亭保安兵等消息，还是被在相邻地区坚持斗争的许旺所获知。许旺与范式人、叶飞的队伍相继会合后，又将这些新情况向特委领导做了汇报。
因此，叶飞和阮英平在5月上旬研究闽东全盘工作时，做了相应的规划分工：“宁德成立一个办事处，领导古屏、宁德、安德、周墩，小阮(即阮肖远)、东玉(即郑宗玉)可能回来时，宁德办事处书记小阮负责；霞鼎、福鼎、福霞成立一个办事处，向浙江发展，书记钟[宗]玉负责；福寿、安福、寿宁成立一个办事处，书记小范负责……”[注]阮英平：《致安德县委暨陈鸿、嫩妹等人的信》(1935年5月15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第73页。
笔者注意到，古历四月十三日，阮英平化名“杨赢”写给安德县委的这封指示信中，其开列的闽东各县县委清单上，已经出现了“福鼎”。这是目前看到的第一份关于中共福鼎县委的文献资料，也印证了笔者对福鼎县委成立时间的分析推论。
5月中旬，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第四团取得福鼎仙蒲枫岔头伏击战胜利后，得知郑宗玉领导建立的福鼎县委及其游击武装正在鼎平地区活动。随即率部马不停蹄前往福鼎后坪的龟洋，与郑宗玉、谢作霖等人胜利会合。至此，自主成立孤军作战的中共福鼎县委，终于与上级领导接上关系。
为了帮助福鼎县委尽快打开局面，叶飞重新整顿了红四团，从其中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加上霞鼎独立营第八支队以及在当地扩招的新兵100余人，在龟洋附近成立了闽东独立师第五团，约有150人枪，团长吴德兴、政委陈义成。
在6月1日(农历五月初一)召开的闽东临时特委“含溪会议”上，新成立的福鼎县委、霞鼎泰县委与福霞、霞鼎、安福等县委一道，正式归属闽东特委霞鼎办事处的领导。
接着，在8月召开的闽东特委“楮坪会议”上，中共福鼎县委归属新成立的闽东特委鼎平办事处的领导。中共福鼎县委肩负向浙南平阳方向发展的使命，开始了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新征程。
通过上述对大量史实和史料的辨析、研判可知，中共福鼎县委并非成立于1933年冬，而是1935年三四月间。换句话说，在黄丹岩与黄淑琮先后壮烈牺牲之前，福鼎县委还没有成立。由此而言，围绕究竟谁是中共福鼎县委首任书记的“两黄之争”，已失去了由头和基础。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黄丹岩和黄淑琮同是福鼎革命早期领导人。他们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德与坚贞不渝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闽东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美好小康社会而继续奋斗。闽东人民永远怀念这两位为创建闽东苏区而英勇牺牲的优秀儿子！
ATextualResearchontheEstablishmentTimeoftheFudingCounty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MiaoXiaon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n Eastern Fujian, Fuding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in the winter of 1933. However, the controversy over "who is the first Secretary of Fuding County Committee", so-called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Huang",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rough analyzing and debating the background of Fudong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Fuding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old comrades' recalling articles, the proving materials of the "five elders" of the r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uthor tries to make full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act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Fuding County Committee,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and thus make a new identifi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new identification will help to stop th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Huang".
Keywords: the Fuding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Secretary;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Huang"; Eastern Fujian Soviet Area; Xiading County Committe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4.009
作者简介：缪小宁，男，原福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原《福建法治报》副总编、主任编辑。(福建福州 350011)
责任编辑：李佳佳
标签：福鼎论文; 县委论文; 党史论文; 闽东论文; 福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