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之真道统应该为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放勋、重华、姒文命、子履、姬昌、姬发、姬旦、孔丘、卜商、穀梁赤、孙卿、子舆。由于子舆是从卜商、穀梁赤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孔伋之学，故附于孙卿之后。孔子为先圣，孙卿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故子舆相对于孙卿称为亚圣或附圣。以此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荀学复兴运动，现在有必要进行第三次荀学复兴运动。
关键词：新四书；儒家真道统；卜商；荀子
一、关于中国文艺复兴与道统复查
文化具有积累性和继承性。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语言文字和文化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鲜活的，中国语言文字所代表和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鲜活的，不是死了的文化，不是僵尸文化，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是否以中国语言文字为母语是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的标志之一，而语言文字的区别实际上是语言文字背后或深层的文化差异。中华民族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当然要弘扬中国语言文字背后或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外来词语和外来文化可以暂时借用一下，所谓之救急，但是，救急救不了穷，要根本改变一穷二白，还得自力更生。所谓拿来主义只能救急，也只是救急、是输血，中华民族不能靠输血生存下去，必须能够自己造血。文化具有积累性和继承性，文化的积累和继承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以前之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如此则必然产生问题，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人为之取舍和创新利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和偏差。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即使是这样不断地纠错，仍然不能够保证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不出现根本性或颠覆性的错误。一旦文化发展出现根本性或颠覆性的错误，文化就必须进行检讨，查找出根本性或颠覆性错误的原因，确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根本性或颠覆性错误的具体时间和发展链条，倒回至出错位置之前面，然后再向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西方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纠错过程，倒回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化，再向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此为西方文艺复兴之本质。
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部分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必须为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落后了，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之后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表明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不能开出民主与科学之花，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此，实际上，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但根本开不出民主与科学之花，而且还阻碍和扼杀民主与科学。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为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是由思孟之学发展而来，即宋明理学是由反对和批判荀子之学发展而来。一旦发现宋明理学出现根本性或颠覆性错误，查找出错误原因即是反对和否定荀子之学，就需倒回至出错的位置之前面，再向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即中国主流文化可以进行一次文化纠错，亦即进行一次荀学复兴运动，进行一次中国之文艺复兴运动。
既然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是在反对和否定荀子之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必须回至荀子之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即为荀学复兴运动。在反对和否定荀子之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道统论、与道统论相对应之经典体系(四书)、以道统论和四书解释为基础之理论体系，即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实际上由道统体系、四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体系构成，要进行文化纠错或文化调整必须从这三个体系入手。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所阐发的所谓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本身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彻底失败，没有发展出民主与科学。因此，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必然存在重大缺陷或问题，又由于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实际上是由道统体系、四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体系构成，四书体系是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在道统论或曰道统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典体系，那么，宋明理学或曰宋明道学之道统论或曰道统体系必然存在重大缺陷或问题。现在有必要在道统复查的基础上，拟进行四书体系之重建。
完善招生体系首先必须在省、市教育厅及考试院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允许向全国基础特教院校招收聋人毕业生并制定相应的学费减免、奖补等配套措施。其次，改进招生制度，像普通高考制度看齐，全国可统筹聋人高考，统一考试时间、内容等，按照普通高考规则进行志愿报考及录取等，保障聋生与院校双方的选择，促进教育公平性；在这实现之前，福建省可先改进省内招生规则，在第一次录取后，如存在放弃的考生，可进行第二次补录，使招生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公平。
二、关于孔丘秘授
“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一般情况下不会载于经史，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秘授逐渐发展成为公开传授。《公羊》口说流传，至西汉刘启当政之时始著，东汉此说当为师传。
《孝经·钩命决》之说不是孔子自述，而是第三人称之叙述，《公羊》序疏：“案《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1]3邵公《公羊解诂》序引用孔子之言却为孔子自言，即所谓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3为第一人称自述，很显然，《孝经·钩命决》是对孔子自述的转述，而邵公绝不是引用《孝经·钩命决》。因此，《孝经·钩命决》就必然不是“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3“志在《春秋》”等等说法的源头文献。因此，“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的源头文献应当是先秦文献(包括口述文献)，“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的源头文献也就绝不是纬书，这就使“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之文献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有不可信或不可靠之纬书文献改变为先秦文献(包括口述文献)，意义重大。又因为是秘授，所以，“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一般情况下当不会见载于经史。
如果邵公此说源于师传，《穀梁》与《公羊》同源，《穀梁》在先秦即有古文文本流传[2]3，那么，《穀梁》从先秦流传至西汉之古文文本或当有记载和师传。总而言之，《孝经·钩命决》之说和何邵公之说必有一个共同的先秦之文献源头，这就使《孝经·钩命决》之说和何邵公之说的文献来源和文献性质发生了改变，即“以《春秋》属商”“志在《春秋》”等等说法绝不是来源于纬书，而仅仅是纬书记录了先秦经说而已，何邵公之说也来源于先秦经说，何邵公之说绝不是来源于纬书。
在岩土工程勘察过程中，通过对地形的评估，可以总结影响工程的质量因素，为工程平面图的绘制提供参考依据。利用岩土工程勘察的一些技术方法，可以较精确地计算地层的承载力，若地基承载力可以满足工程的建设需要，则无需对地基进行处理，如果不能满足，施工方需要采取有效方法和措施对地基进行处理，从而提高地基承载力，从根本上保证建筑的施工质量。此外，由于地下水也会对地基的稳定性和承载力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进行岩土工程勘察时，还要明确地下水的相关信息，从而防止地下水影响建筑物地基基础的稳定性。
太史公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1944《公羊春秋》疏云：“答曰：《孝经说》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1]3又云：“答曰：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1]1以前的研究均为孤立地看待以上三条材料，而笔者则认为应把以上三条材料联系在一起看待，卜商不仅是孔子秘授之绝笔于获麟之书的传人，而且参加了绝笔于获麟之书的收集资料工作，据“使子夏等十四人”的表述，卜商当是绝笔于获麟之书收集资料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为绝笔于获麟之书收集资料工作结束之后九个月经立，在九个月之立经期间，卜商、言偃之徒不能赞一辞，说明卜商、言偃侍奉左右。为什么卜商、言偃侍奉左右呢？因为文学有卜商、言偃，卜商、言偃之徒不能赞一辞，还说明孔子之绝笔于获麟之书确有微言大义，就连具有文献和文学特长的卜商、言偃之徒都不能赞一辞，如此则绝笔于获麟之书就需秘授亲授，孔子在卜商、言偃之徒中最后选择了卜商，对其秘授亲授绝笔于获麟之书。商参与了绝笔于获麟之书的收集资料工作、侍奉编写、秘授亲授的全过程，商一步步走到了最后，由14人至2人，由2人至1人，孔子以绝笔于获麟之书属商之说符合逻辑，合情合理，也就完全可能，此其一也。太史公书为正史，正史之材料与两条表面上是纬书所记载而实际上是先秦经说之材料相互联系、相互关联，说明了或曰证明了此两条表面上是纬书所记载而实际上是先秦经说之材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此其二也。
“歪题正做”的第三要义就是语文教师的自觉意识、反思意识，选题要积极、健康，即使真正选“歪”了题，也要从正面来做，善于补救与矫正，发挥教研应有的导向作用和教研兴教作用。例如，有语文教师选了“语文教学中教师尊严丧失的必然性”，这样的选题就有点歧义，甚至是有点“歪”，如果改一改就不一样了，如“语文教学中树立教师尊严的方法”或“语文教学中教师尊严的丧失与矫治”等，就“正”了。
自卫反鲁是孔子晚年或暮年开始的标志，孔子晚年之前的教学不存在传授系统问题，孔子是以诗书为教，于晚年秘授之前没有单独传经。暮年秘授中国传统十三经中字数最少之经和绝笔于获麟之书，因系秘授，故才需传授系统以确保真传。后中国传统十三经中字数最少之经失传，至汉复出，绝笔于获麟之书虽存，但绝笔于获麟之书之传授系统又发生了分化，分化为《公羊》《穀梁》等，如此则不仅是传授系统，且道统问题亦产生了。就是说《穀梁》的传授系统不仅仅为传授系统，还具有了道统的意义，所以，该教授系统的记载在年代上跨度大，在传承人代数上也有跳跃性，即删除了一些非重要的传者，因此，《穀梁》的教授系统具有了道统的性质和特点。《穀梁》具有道统性质和特点的教授系统影响相当深远，影响了绝笔于获麟之书的教授系统分化后剩余部分的传授系统，影响了子舆建立道统论，影响了古文经学各个传授系统。
注释之列于前四史之书载徐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4]1500经起于孔子而解经起于商，商由获得孔子之道的解释权而成为孔子之道的直接承继者，商必然为道统中人。参与此无关，即参失去了或没有得到孔子之道的解释权也就不可能染指孔子之道的承继权，也就与道统毫无关系可言。
三、关于放勋、重华之前和孔丘之后的道统
轩辕氏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各组成部分都为轩辕氏之子孙，即轩辕氏为华夏各民族之历史、文化的真正祖先。华夏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崇拜上帝，华夏文化是崇拜祖先、重视孝道的，如果对轩辕氏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华夏文化最初的老根就被刨掉了，后果和危害极为严重。子长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伪存真，以轩辕氏为五帝之首，以轩辕氏为华夏各民族之共同祖先，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的局限性，一切历史记载都要经过考古学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在子长《太史公书》记载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轩辕氏没有否定之证据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否定之证据的情况下，对于《太史公书》关于第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轩辕氏的记载要予以尊重。子长曰：“乃从学帝王之术。”[3]2539孟坚曰：“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5]1968孙卿之学和孔子之学都为圣帝明王之道术，即帝王之术。实际上，圣帝明王之道术就是五帝三王之学，既然为五帝三王之学，道统中之放勋、重华只是二帝，道统在放勋、重华之前应当依据子长《五帝本纪》补入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即道统要从轩辕氏开始。
托马斯警长看到地上教授和吉姆刚才争夺的皮箱，走过去捡了起来，提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愣在了那里。突然，他的脸色阴沉下来，厉声问道：“箱子里是瓷瓶吧？说吧！怎么回事？”
梁涛《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5]1719
博士江翁、安昌侯张禹等皆为荀子之学的传承人，《孝经》当为卜商、穀梁赤、孙卿一派所传。《孝经纬·钩命诀》中有孔子之言：“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吾志在《孝经》，行在《春秋》。”由此可知，孔子传经于参、商二人，参传伋，但是，伋并未传子舆。子舆自己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商、赤一派之儒者处学，自取舍，自独立思考，逐步归向伋之学派。问题的关键是参传伋后，此一派之学问即失传了，汉复出的中国传统十三经中字数最少之经绝不是参所传，而是商、赤、孙卿一派所传，此为问题之关键。《大戴记》的内容为商、赤、孙卿一派所传，《大戴记》中关于参之文献自然也是商、赤、孙卿一派所传。《孟子·万章上》言天无二日，《礼记·曾子问》也言天无二日，《坊记》也言天无二日，皆出于《穀梁》所载之孔子之微言大义“大上故不名”，可以证明《礼记》的内容也是商、赤、孙卿一派所传，并再次证明子舆学过《穀梁》，关于子舆学过《穀梁》的其他证据见杨德春《葵孔子之会天子禁令考》[6]。绝笔于获麟之书中关于天子之孝的内容应当是商、赤、孙卿一派的思想，而绝不是参、伋学派的思想。子舆是从商、赤一派之儒者处学习，自取舍，自独思，逐步归向伋之学派，亦可说参、伋之学失传后，子舆在商、赤、孙卿一派所传之学说和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和重新构建了参、伋之学，此一套学问后来被称为思孟之学，此一学派后来被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最后一章：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臯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7]408-409
实际上子舆提出了儒家新的道统观，放勋、重华、子履、姬昌、孔丘，子舆以孔丘之继承者自居，但是，未明言。子舆的道统观实际上就来源于并且针对于《穀梁》或《春秋》的教授系统，因为孔子晚年仅传二经，而其中之一《孝经》失传，后至汉复出，为商、赤、孙卿一派所传。有传授系统的只有绝笔于获麟之书，在绝笔于获麟之书的传授中，子舆受商、赤、孙卿一派之《穀梁》影响最大，在《孟子》最后一章，子舆提出新的道统观，将自己学问的来源直接上接孔子，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也以孔子学说之继承人自居，黜落商、赤，此亦从反面证明子舆之学来源于商、赤、孙卿一派所传之学，自取舍，自独思，子舆在商、赤、孙卿一派所传之学说和文献基础上，创造和重新构建了参、伋之学。
智慧养老是指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基础技术设施为载体，以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等社会基础设施为依托，以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介入服务为保障，在整合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资源的前提下，形成的资源数据互联互通、资源统一调度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子舆之道统观被昌黎先生所继承和发展，昌黎先生曰：“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8]18所谓的放勋、重华、姒文命、子履、姬昌、姬发、姬旦、孔丘、子舆之道统说被昌黎先生于《原道》中正式提出，影响深远。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和卜商、穀梁赤、孙卿等被昌黎先生排斥于道统之外，因此，昌黎先生所谓的道统有可以商榷之处，绝不是不可修正的最后定论。
需求分析：教师设计任务时关注学习需求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目标需求，课程教学时穿插汽车销售、汽车保险、汽车维修等任务，尽量选取真实情境语料，选择适度难度，以求循序渐进地提高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汽车后服务行业的英语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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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孙卿、子舆三圣的关键是孙卿以及孙卿与子舆之次序，笔者主张孔子为先圣，孙卿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故子舆相对于孙卿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子舆为附于道统之后之圣。
在安全教育中，依次开展安全知识、技能和意识教育与培训。入场时对从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以生产组织原则、环境、纪律、操作标准为主；结合施工的变化适时进行安全技能教育和训练，并分步验收；经常性地根据安全形势开展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以事故为事例，坚定从业人员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的信心。
《太史公书》：“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3]510《索隐》：“荀况、子舆、韩非皆著书，自称‘子’。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固，传诗者。”[3]511宋之公孙固，不仅无所述，而且为春秋时期之人，绝笔于获麟之书尚未成书，捃摭绝笔于获麟之书之文以著书就无从谈起。如此则子长《史记》此处的公孙固当与荀卿、子舆、韩非一样为战国时期之人。《索隐》以为此固指齐人韩固，为传诗者，然传齐诗者为齐人辕固，非为韩固，《索隐》之韩固之韩当为辕之形讹。辕固又称为辕固生，可见辕固为复姓，即固非为名，如此则与公孙固无关。韩非是孙卿的学生，孙卿是商一派正统传人，子舆也受到商一派影响，故附于孙卿之后。这不仅仅是子长的看法，也是当时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东汉的王仲任也持此论，王仲任《论衡·对作篇》：“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9]1177孔墨，墨生于孔，荀孟，孟源于卜商一派。
《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分化，孔子曾就学于老子，所学当为道术尚未分化之道术，自孔子之后道术分化。所以，中国文化复兴或曰现代化不仅仅使作为中国文化主体部分之儒家文化复兴或曰现代化，还要解决道术分化问题。解决道术分化问题要以最早的道术分化所形成的儒家为基础而整合百家，在实现中国文化之整合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或曰现代化。
《孟子》反对杨朱之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或曰为我主义，恰恰是由孔子传曾参一派学说而来，这一方面表明子舆之所学绝非来自曾参一派学说，曾参传孔伋、孔伋传子舆绝对不可靠；另一方面表明孔子传曾参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必然导致孔子传曾参这一派学说的衰亡，真理并非只有子舆能够认识，孔子的其他弟子和曾参的学生必然有人能够发现孔子传曾参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而改换门庭或改换师门。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改换门庭或改换师门而就学于卜商即为明证，连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都背叛了师门和孝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0]10曾参尚在，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就已经改于父之道了，孔子传曾参一派不衰亡就奇怪了。曾参和曾申共同的学生吴起也改换门庭而就学于子夏，孔子传曾参的这一派必然衰亡。兼爱主义或曰极端为人主义之墨家恰恰是从儒家分出来的，为孔子提倡孝之必然结果，又鉴于卜商培养了墨家之禽滑釐。再鉴于商培养了李悝、吴起，而李悝、吴起开创了法家，又鉴于商之再传弟子孙卿培养了韩非、李斯，使法家文化登峰造极。
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我校的班主任目前尚未感受到班级群管理的痛苦，反而比较充分地获取了有用信息，更及时有效地进行多方联动，化解矛盾。
首先，新四书必须反映儒家的真道统。笔者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是因为《荀子·大略》继承和弘扬了子夏的主要思想。《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也可以称为三圣书，即反映孔子、荀子、孟子思想的书。孔子、荀子、孟子三圣关键是荀子以及荀孟的次序，笔者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故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本文以10 MeV电子作为辐照源，对科学级4T-CMOS图像传感器辐照效应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证明，电子辐照CMOS图像传感器后产生了电离损伤和位移损伤，导致暗电流增加、饱和输出灰度值下降，暗电流非均匀性增长；实验中还发现，电子辐照存在偏置效应。
四、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之局限性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
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11]
《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孔子《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故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5]3620-3621
五、新四书仍然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或重新阐释
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是必要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新四书仍然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或重新阐释。
立足于学生，深度的知识学习是基础，发散的思维方式是关键，创造性的人格和情感是保障．只有在希斯赞特米哈伊所谓的“福流状态”时创造力才可以达到高峰．
刘笑敢反对对经典的重新诠释：你明明是要建立21世纪的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古人已有的?明明是要创造当代的哲学体系，为什么一定要套上古人的思想?这样套的结果，一是对文本的原意做出附会和扭曲，二是束缚你自己的思想。自己讲、讲自己不是更好吗?抛开了经典的束缚，不是更有利于思想的创造吗?刘教授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创造思想体系的传统，但是，他怀疑这个传统在今天是否还适用?是否还可以继续作为我们思想创造的形式[12]11-14?
《礼记》内容很杂，矛盾很多。《礼记》作为礼学文献的汇编当然是经典，程颐提出四子书为什么不选《礼记》？朱熹编四书为什么不选《礼记》？因为程朱出于理学体系的整体考量，避免理论矛盾和冲突。新四书在新道统基础上要弘扬荀子之学，首先就要有主次，在哲学上坚持一元论，反对二元论，所以，梁涛的荀子和孟子并列在哲学上就不合适。其次，新四书在新道统基础上要弘扬荀子之学，就要从弘扬荀子之学的整体上考量，避免理论矛盾和冲突，如此则《礼记》不应该进入新四书。
六、梁涛提出的新四书之局限性
孟坚曰：
故根据新道统，需有“新四书”，即《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13]14-16
梁涛提出荀子进入新道统，这是正确的。但是，荀子如何进入新道统？荀子进入道统要有历史的和文献的依据，不能梁涛一拍脑门，荀子就进入新道统了。
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这个顺序反映出孔子至70子及其后学、70子及其后学至孟子、孟子至荀子的所谓的道统顺序。但是，荀子不是思孟学派的，孟子至荀子或孟子传荀子没有任何历史的和文献的依据，所以，梁涛提出的这个所谓的道统和新四书都不能成立。另外，程、朱也称四书为四子书，即四书反映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但是，朱熹四书的排列顺序却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与道统的顺序并非一一对应，这是值得在排列新四书时学习和借鉴的。
刘笑敢反对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是错误的。梁涛对刘笑敢很客气，只是说不接受刘笑敢的说法。梁涛提出的不接受的看法如下：“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内容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划分来看，只能算是子学，而子学是不可能代替经学的。经学是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是子学的源头，其地位是更为重要的。”[12]11-14梁涛此论还是有问题的，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所谓的哲学不能算作子学，子学是道术分化的结果，道术原来是未分化的，道术还要走向整合，这是清代诸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清代诸子之学的核心是荀子之学，所以，这也是荀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由于子学是道术分化的结果，所以，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经学和子学的核心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如《孟子》由子变为经，经学和子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未分化的道术。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需不断重新阐释。中国历史5000年没有中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是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需不断的对话和调整，中国传统文化需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地回到出错的过去重新调整，这就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重新诠释。另外，还要多说一句，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和刘笑敢的所谓的哲学虽然被梁涛尊称为哲学，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是，因为这些哲学抛开了传统和经典的束缚，故就别怪中国传统文化不承认这些哲学了！不得已而言之，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和刘笑敢的所谓的哲学绝不是子学，这是梁涛搞错了。
程颢、程颐和朱熹在四书的选择上是煞费苦心的，四书大行于世不是偶然的，是煞费苦心的结果。程颢、程颐和朱熹表彰《大学》和《中庸》，实际上是表彰曾子，以子思继承曾子，故程颢、程颐和朱熹在四书的选择上是以曾子为孔孟之间的重要桥梁，即程颢、程颐和朱熹是主张回至曾子或曰回至曾子去。因为程颢、程颐和朱熹注意到了孔子思想的复杂性、因材施教所产生的随意性以及对于孔子言论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随意性，甚至出现正相反的理解和解释。如对于攻乎异端的理解和解释，所以，所谓的“回至孔子”或“回至孔子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对孔子和孔子言论缺乏全面而深入认识、研究的幼稚想法。程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代有些所谓的学者从程、朱的认识水平上倒退，自以为聪明。如果所谓的“回至孔子”或“回至孔子去”可行，则程颢、程颐和朱熹早就“回至孔子”或“回至孔子去”了，小聪明毕竟是小聪明，现在还在自以为聪明地高谈阔论“回至孔子”或“回至孔子去”，可悲啊！程颢、程颐和朱熹也充分注意到了孔子周游列国行道失败后晚年思想的变化和晚年秘授，即直接从《论语》中无法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只有通过孔子晚年秘授者子夏或曾子才有可能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程颢、程颐和朱熹要建立理学，讲心性，而孔子晚年秘授者子夏和曾子均不传心性之学，似乎孝与心性还沾点边，程颢、程颐和朱熹就只能利用晚年秘授者之一的曾子，而不能利用子夏，虽然程颢、程颐和朱熹知道群经皆为子夏所传，曾子之学早已经失传，所以，程朱之学从一开始就是伪学。
梁涛《回至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提出回至子思去的口号[14]54-62，梁涛所谓的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还是思孟学派的道统论，在思孟学派的道统论中是不可能有子夏和荀子的位置的。程朱实际上是主张回至曾子或曰回至曾子去，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的，程朱之说来源于昌黎先生之说。昌黎先生《送王秀才序》：“子舆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8]261此“盖”表示推测，相当于“大约”“大概”，昌黎先生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如果程朱主张回至子思去，舍弃曾子，子思虽然是孔子之孙，但是，未得孔子亲传，连70子都不如，孔子之学无法至子思，子思之学就是来路不明的伪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就塌了，故程朱实际上主张回至曾子是建立理学的关键之举。梁涛《回至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提出回至子思去的口号，除了梁涛比程朱差得远之外，就是程、朱留给梁涛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梁涛要想标新立异也只能回至子思去，只是回至子思去，子夏和荀子都无法安置位置了，梁涛为了思孟学派，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笔者提出“回至子夏”或“回至子夏去”的口号，不仅彰显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真相和儒家的真道统，而且解决了荀子无法安置的问题和荀、孟的位置先后问题，这是正确理解和解释孔子与孔子言论的唯一正确途径。
七、重新界定新四书的优越性
因为群经皆为子夏所传，所以，继承子夏道统的荀子才能够将子夏所传之群经传之于后。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孝经》失传，汉代的《孝经》为子夏学派所传，群经皆为子夏所传，但是，子夏之所传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而子夏所传之《春秋》又以《春秋穀梁传》为核心和根本，所以，弘扬《春秋穀梁传》之学就是弘扬子夏之学。程朱建立理学，正是抛开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的六经，而通过在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的六经之外另立四书来实现的。有鉴于此，研究和弘扬《春秋穀梁传》之学当然是必要的和根本的，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而建立新四书以消除程朱背离儒家真道统和子夏之学的深远而巨大的恶劣影响则更为迫切和重要。
儒家之真道统应该为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放勋、重华、姒文命、子履、姬昌、姬发、姬旦、孔丘、卜商、穀梁赤、孙卿、子舆。由于子舆从卜商、穀梁赤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重建了伋之学，故附于孙卿之后。鉴于道统之严肃性、权威性和局限性，我主张道统仅限于先秦，先秦之后无道统。
其次，在儒家的真道统的基础上，新四书必须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要克服宋明理学的局限性，代表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笔者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完全符合上述要求。
再次，程朱在四书的选择上还注意到了四书的字数适度，便于普及和流通，注释避免汉学的繁琐，这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
汉代经学在汉武帝时期是五经七博士，在汉宣帝时期，变为五经十四博士。其中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使得《春秋穀梁传》也成为官方学说。《汉书·儒林传》：
章太炎实际上是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作为新四书。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作为新四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不能够反映儒家的真道统，也没有反映儒家的伪道统，实际上是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无所皈依，实际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脱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次，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宋学的局限性，仍然沿用《大学》，《大学》论学以治国平天下为唯一旨归，缩小了大学的范围，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和危害性，这点已经被实践和历史反复证明，章太炎不应该延续此错误。再次，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之原文合起来不过1万字，过于单薄，不能够反映儒家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鉴于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之局限性，因此，章太炎的新四书在当时即不可能大行于世，以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汉武帝当初，《易》《书》《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诗》有三家，故称五经七博士。至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博士逐渐增至十四家，故也称五经十四博士，因为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所以，具体如何兼而存之现已不可考。但是，“是在其中矣”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于是立，各以家法教授，有施、孟、梁孔子、京氏，欧阳、大小夏侯，齐、鲁、韩，大小戴，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4]2545。此十四博士即是模仿西汉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而来。
虽然西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对于当时和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经说只有《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汉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宋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四书。《春秋穀梁传》4万1千多字，《春秋穀梁传》白文按照5注释，《春秋穀梁传》白文和注释约有30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春秋公羊传》4万4千多字，《春秋公羊传》白文按照5注释，《春秋公羊传》白文和注释约有30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论语》1万3千多字，《孟子》3万4千多字，《大学》1千7百多字，《中庸》3千5百多字，即四书约有5万多字。四书白文按照5注释，四书白文和注释约有30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新四书要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四书的字数大致一样，以便于阅读和普及。笔者所提出的新四书是《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约有5万多字，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四书的字数大致一样。新四书白文按照5注释，新四书白文和注释约有30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
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孟子》《礼记》和《荀子》，《论语》1万3千多字，《孟子》3万4千多字，《礼记》9万9千多字，即近10万字，《荀子》7万多字，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约22万字，白文按照5注释，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的白文和注释约有130万字，不便于阅读和普及。
王崇简《冬夜笺记》：
欧阳永叔言：《孝经》一千九百三字。《论语》，一万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礼》九万九千一十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字。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15]
欧阳修主张日读经300字，不过4年半可毕，仅仅读白文就要4年半，还没有读注释。现在大学学制是4年，除极少数以经学为专业者外绝大多数人还要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所以，欧阳永叔所言对于新四书的选择标准和特殊要求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李卓吾《藏书》卷三十二儒臣传德行门一德业儒臣之首荀卿条云：“故曰荀孟。吁！得之矣。”[16]519卓吾先言荀与孟，又言故曰荀孟，又言抑荀，如此则依例，“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子舆也”之“轲”字必为衍文，此轲字当为涉下文子舆条而致衍，当校删此轲字，中华书局1959年5月出版的标点本卓吾《藏书》未校删此轲字实误。隋唐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绝对领先于西方，就是宋元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也领先于西方，但是，中国没有逐渐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卓吾实际上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已经落后了，即宋明理学的发展已经导致中国文化出现方向性问题，不但根本开不出民主和科学之花，而且是阻碍和扼杀民主和科学，卓吾提出荀孟，欲进行补救。卓吾实际上是最早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中国人，卓吾实际上是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之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之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而发现问题实质并且提出正确解决办法的中国人。
在山区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10年后，2013年北京实施首个平原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大兴区东半壁店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在明末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开始了。就现在掌握的材料而言，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是由李贽开创的，明末的李贽也是清代朴学或实学的先声，因为清代朴学或实学实际上是汉学中的东汉之学。清代学术实际上可以分为三期，即东汉之学、西汉之学和先秦诸子之学。东汉之学、西汉之学皆为荀子之学，由荀子所传。清代的先秦诸子之学的核心也是荀子之学，此其一也；先秦诸子之学核心的荀子之学来源于子夏之学，子夏培养了墨家的禽滑釐，子夏培养了法家的李克(即李悝)、吴起，子夏培养了道家田子方，田子方又培养了庄周，昌黎先生《送王秀才序》：“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8]261昌黎先生《送王秀才序》：“子舆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8]261而荀子又培养了使法家登峰造极的韩非和李斯，清代的先秦诸子之学的目的即是以荀子之学整合道术的分化，此其二也。故必须尊荀，只有在尊荀的前提下，东汉之学、西汉之学才可能产生和发展；只有在尊荀的前提下，先秦诸子之学才可能产生和发展。宋明理学是在抑荀而扬孟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的，即宋学是在否定和批判汉学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的，即汉学不能够产生宋学，宋学也不能够产生汉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宋明理学产生了清代学术，但钱穆没有看到孟子不可能产生荀子、孟子不可能替代荀子这一颠扑不破的简单真理。所以，李贽在明末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提倡荀孟、主张尊荀，不仅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开始了，而且必然导致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或历史性转折。即明末的李贽提倡荀孟、主张尊荀不仅开创了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而且也是清代朴学或实学的先声，实际上也就是清代学术的先声。
李贽提倡荀孟、主张尊荀所开创的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解决荀子进入道统的问题。昌黎先生、朱熹提出的伪道统继续发挥作用，以昌黎先生、朱熹提出的伪道统为依据的四书继续大行于世，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无力回天，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失败了，中国没能实现文艺复兴，没有发展出民主和科学，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第二次荀学复兴运动也随之展开。由于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的失败，中国没能实现文艺复兴，没有发展出民主和科学，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从西方文化中引进或移植民主和科学，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第二次荀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没有割断历史，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失败后继之而起的第二次荀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次荀学复兴运动持续进行了近300年而最终失败了，证明中国当时封建势力的强大，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愈演愈烈，为了救亡图存，只能从西方引进或移植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特殊的荀学复兴运动，从西方引进或移植的民主和科学，实际上从荀子的实践学说和实践文化中同样能够逐渐发展出来。
新版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代替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已于2015年5月15日颁布，并于2015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此，将本刊常用的各种类型参考文献的新著录方法及其示例列举如下：
但是，新文化运动至今100年过去了，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已经彻底失败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仍然大行其道。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儒家仍然在尊孟抑荀或变相地尊孟抑荀。中国文化的希望在荀子，这就是研究荀子得出的历史性结论。
第三次荀学复兴运动要解决荀子进入道统的问题，使真道统彰显于世，要让以真道统为依据的新四书：《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大行于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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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XunxueandtheRelevantIssuesofChineseRenaissance
YANG Dechu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ndan College.Handan 056005，China)
Abstract：In fact，China’s Renaissance refers to Xunzi’s Learning Renaissance Movement.The genuine Confucian orthodoxy authority system should be Huangdi(Yellow Emperor)，Zhuanxu，Diku，Yao，Shun，Yu(Yu the Great)，Tang，Wen(King Wen of Zhou)，Wu(King Wu of Zhou)，Zhou Gong(Duke of Zhou)，Confucius，Zixia，Guliangzi，Xunzi and Mencius. Because Mencius learned from the school of Zixia and Guliangzi，he restored or reconstructed Zisi’s learning and theory after going out independently，so he was attached to Xunzi. I advocate that Confucius is the Former Saint，and Xunzi is called the Later Sage directly relative to Confucius，because there is a statement which is Xunzi and Mencius(Xunzi first and Mencius secend)，Mencius is called the Sub-saint or the Attached Sage relative to Xunzi，that is，Mencius is the sage attached to Confucian orthodoxy authorit system.I propose the New Four Books：EncourageLearningofXunzi，TheAnalectsofConfucius，MenciusandGeneralIdeaofXunzi. Now the Third Xunzi’s Learning Renaissance Movement must be carried out.
Keywords：the New Four Books；the genuine Confucian orthodoxy authority system；Zixia；Xunzi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2-18
作者简介：杨德春(1968-)，男，河北遵化人，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文章编号：1004-1877(2019)03-0007-10
(责任编辑 杜 华 )
标签：荀子论文; 孔子论文; 道统论文; 孝经论文; 孟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济宁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邯郸学院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