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月革命以后，建设苏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重要条件。列宁认为，苏俄农村文化建设是苏俄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必须以其为突破口促进苏俄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但农村文化建设仅凭农民一己之力难以实现，因而必须通过“文化下乡”的方式，把专家、教师等文化人才，城市党支部等文化团体，书籍、学校等文化资料及设施引导至广大农村，借助城市的先进文化因素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关键词：列宁；文化下乡；初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农村考察时提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五点具体要求，即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可见，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和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现实中，广大乡村因其自身的落后性导致了其在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很多短板，因此必须借助“文化下乡”的形式把城市中的先进文化人才、文化团体、文化设施引导至乡村，以补齐乡村文化短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其实，早在苏维埃俄国时期，列宁便已着手探索农村文化建设，并主张通过“文化下乡”的方式以促进苏俄农村的“文化振兴”。当前，重温和借鉴列宁的“文化下乡”思想，对于我国当下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推动落实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一、文化人才下乡
1920年，列宁在《日记摘录》中列举了俄国居民的识字情况，其平均文盲率接近80%，且农民占文盲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农民的落后和野蛮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成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阻碍。对此列宁建议，应该把教师、专家等文化人才引导至农村教授农民知识，不断提高其文化水平，促进苏俄农村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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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取教师队伍下农村
针对苏俄农村存在大量文盲的现象，列宁认为，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窄的教师活动圈子里，教师应该和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1］392应该下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教师队伍拥有农民发展所需的文化知识。布尔什维克政党如果能争取到广大教师，就能使知识与科学成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工具，不断通过教师把文化知识传播到农民群体中去，用知识武装农民头脑，有效地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愚昧中解放出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其次，教师是社会基础教育的重要角色。学校是快速有效地扫除文盲的社会基础教育形式，而教师则是学校的主导与根本。争取教师下农村，能够增强农村地区学校师资力量，从而借助广大教师有效地“消灭”掉农村文盲，“净化”农村文化环境。因此，必须争取教师队伍下农村以推动文化下乡进程。
列宁指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党支部帮扶农村党支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2］330为顺利完成此项任务，他建议“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支部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13］360列宁对此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应该通过“分配”的方法建立起城乡党支部之间的对口帮扶形式，使城市党支部以这种帮扶的特殊形式“下”到农村党支部中去，把知识带到农村中去，不断提高农村党支部及其成员的文化水平，进而借助他们通过以线带面的形式，向广大农民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二）促使专家队伍下农村
列宁认为，“所谓专家是指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贸易、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具备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人员”，［5］199“专家的问题应该提得更广泛一些，应该在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任务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6］5针对当时苏俄农民科学技术知识与经验缺乏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借助相关专家，如科学技术人员、农艺师、林业家等相关专家下到农村中去。列宁认为：一方面，专家手中握有农民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列宁讲道：“没有丰富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而这些东西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7］126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任务，要想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借助专家手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必须使专家下农村。另一方面，专家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角色。列宁指出，“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8］385要想跳出小农经济的圈子，必须“要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9］287懂得借助电气化提高农业生产力。而技术应用的相关知识存在于专家的头脑中，因此，必须“迅速地、广泛地、全面地利用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10］416使其“上山下乡”传播科学技术知识。
列宁根据当时苏俄农村以及社会的具体状况，提出了城市工人文化社团下乡的几点建议。首先，城市工人文化社团下乡要常态化。列宁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一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13］359在列宁看来，城市工人社团下乡要保持常态化，以使城乡不断保持文化联系，使农民把学习文化知识当作一种习惯并习以为常。其次，城市工人文化社团下乡要杜绝“官僚主义化”。［2］331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工人阶级容易滋生骄傲自满、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农民对其产生抵抗情绪，不利于文化下乡工作的开展。城市工人社团唯有杜绝官僚主义化，广大农民才会真诚地欢迎其下乡，从而不断推动文化下乡进程。
苏维埃政权理应是工农政治、经济、文化联盟的政权，但由于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之间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工农文化联盟有名无实。为此，“就必须在工厂的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2］330并使其下到广大农村与农民中去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促进苏俄农村文化建设。
二、城市工人文化团体与组织下乡
列宁认为他们这代人难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为此，必须注重青年一代的发展与教育问题。同时，列宁敏锐地察觉到在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大量的青年文盲，是未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障碍。为此，他鼓励城市青年男女组成青年团下乡“拯救”这些青年文盲。首先，列宁认为城市中的“青年团员个个都是有知识的”。［2］240为此，可以借“识”而为，让青年团员帮助农村青年文盲学习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摘掉文盲的帽子。其次，列宁认为青年团能够担负起文化下乡的重任。一方面，青年团是“拥有四十万青年男女的组织”，［2］239人数众多且有组织性。另一方面，青年团成员与农村青年文盲是同龄人，便于沟通交流。再次，青年团成员年轻有活力且拥护党的领导并能够积极贯彻党的领导方针政策。
人物性格与成长环境是他抓住的第一个联想点，第二个则是疾病与创造。这在王江民的故事上非常显眼。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创造出了领先世界的杀毒软件，这个人，“一生都在反对，包括反对已形成的自身。”从唯物论的角度看，自己身患残疾和后来发明杀病毒软件或许根本毫无关联，但宁肯认为疾病与人类创造力显然又有着复杂的精神关系，这是一个作家特有的文学敏感告诉他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在访问了无数中关村的创业者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非虚构”作者绝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在写实、记录的上层依然有很多技巧和方法可以用来装点文本、丰富情节。
（一）组织城市工人团体下农村
开甲是冬枣坐果、促进果实膨大与提早上市的关键技术。但是也易受甲口虫为害（灰暗斑螟）。一般枣树被害率在61.4%～76.3%，年平均死亡率在0.36%～0.54%［3］。甲口需进行定期检查及药物保护。
列宁认为，在争取专家工作尤其是争取其下乡传播科技知识时，不应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应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首先，要“耐心地启发”［11］748专家下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对于专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言语与行为，应该耐心地教育并启发他们，使其同劳动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7］126从而借此过程使专家下到农村中去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其次，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12］350本行业业务专家。一是在生活上极力关心照顾专家。列宁在1918年成立了“科学院口粮委员会”以保证专家的粮食供应，使其心情舒畅、工作热情高涨，从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传播文化知识。二是在工作上给予专家高额工资。列宁提议专家的工资可以高于自己500卢布的工资而达到3000卢布，使专家感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更幸福，从而心甘情愿地下到农村中去传播文化。三是“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10］89资产阶级专家作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份子，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将“不配合”作为反击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为此，必须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使其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正路”，不断促使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下乡工作中去。
（二）提倡城市党支部帮扶农村党支部
列宁特别重视青年团下乡对于文化下乡的促进作用，他要求青年团在下乡过程中做到以下两点：其一，青年团下乡要目标精准。列宁讲道：“共产主义就是要男女青年自己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中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2］239在列宁看来，青年团的下乡目标就是要把文化知识传播到青年文盲群体中去，提高其文化水平。其二，青年团下乡要采取灵活合适的方式方法。农村中的青年男女大部分时间是在菜园、工厂等场所中进行劳动，很难有充足的课余学习时间，这就要求青年团及团员要“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2］240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使青年团顺利地下到农村青年文盲群体中，教授他们文化知识，提高其文化水平，使农村青年肩负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任。
列宁认为，应做到借“师”而为。教师在送文化下乡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2］149当时苏俄社会的教师，一部分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教师，一部分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的教师，后者往往与党的政策要求背道而驰，不利于列宁的“文化下乡”战略的实施。为此，必须加强对于这部分教师的鼓动与宣传工作，使其“改邪归正”，积极主动地下到农村中去教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其次，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提高教师下乡的积极性。从“软”的方面来看，要不断提高教师的地位。苏俄及以前社会时期，教师地位低下，“任何一个巡官、农村黑帮分子或甘心当暗探和特务的人都可以陷害国民教师”。［3］112因此，广大教师不愿意下到农村中去教学。只有“把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没有过的崇高地位”，［4］210才能够使教师拥有一种安全感与荣誉感，才愿意献身农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到农村中去教农民文化知识。从“硬”的方面来看，要在实际中为教师提供物质保障。沙皇及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教师的待遇水平低下，经常为生计担忧，因而难以有足够的精力与积极性从事教育事业。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物质福利待遇，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响应国家号召下到农村中去教农民文化知识。
（三）鼓励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农村
列宁继承了马恩的城乡协同发展理念，认为在文化发展方面，城乡之间应该“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2］330如果这种形式“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13］360而单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政党凭借其利民、惠民的政策，群众基础不断壮大，在全国城乡之中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党支部与党组织，为日后苏俄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城乡党支部在文化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隐患，必须予以重视。他认为：第一，农村党支部文化水平低下，不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固。农村党支部是扎根于农村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单位，其中大部分党员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甚至连党的相关文件都无法阅读与宣传，不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固。第二，城市党支部拥有丰富的知识与文化，这些文化不但是工人阶级政党用来统治所需的文化，也是广大农村党支部与农民发展进步所需的知识文化。第三，城乡党支部有着天然的组织关系，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城乡之间的文化联系。为此，他提倡城市党支部应该在文化发展方面帮扶农村党支部。
三、文化资料及文化设施下乡
（一）促进文化资料下乡
列宁指出，农民光认得几个字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必须借助一定的文化资料以提高其文化水平。一方面，文化资料可以锻炼农民的读写能力。列宁认为，“必须使每个人真正能够运用他的读和写的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地分配这些书刊”。［14］56农民通过阅读一系列的文化资料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读写能力与文化水平，进而不断巩固文化下乡成果。另一方面，农村文化资料缺乏。列宁指出，“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15］326农民所得的书籍等文化资料很少。而书籍等文化资料在文化下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是农村与农民迫切需要的文化下乡产品，所以，必须促进文化资料下乡。
列宁认为，要确保文化资料的顺利下乡，应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文化资料的下乡。1920年前后，列宁撰写并出台了《对关于征用和没收的法令草案的意见》等政策法令，通过法律手段对文化资料进行合理分配，促进文化资料从城市合理地流向农村，使农民拥有可以用来锻炼读和写的文化资料，不断提高其文化本领。第二，文化资料的内容要“接地气”。一方面，文化资料的内容要符合农民的口味与需求。农民生活在农村中以农业为生，几乎不关心除农业以外的其他方面内容，所以，文化资料的内容应该以农业为主，使其为民所用，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文化资料的内容要通俗化。列宁指出，“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看的”，［16］396“也可供家庭阅读”。［16］396
其中，Ft,t+n是在t+n到期的期货合约在时期t的价格，st,t+n为时期t+n的现货价格，Φt是时期t的信息集，Et为时期t的信息集下的条件期望。上式意味着：在给定的t时信息集下，t+n到期的期货合约在t时的价格是t+n时现货价格st,t+n的无偏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信息不断累积并增加到已有的信息集合中。T时期的信息集于是包含所有随后的信息集，就是说对于所有的时期t，当τ≥0时，有Φt+τ ≥Φt，考虑两个不同时期但到期日相同的期货价格Ft,T和Ft+τ,,T(T代表到期日)，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有：
（二）促进文化设施下乡
图书馆、学校等文化设施作为文化下乡的重要中介和主要内容，列宁也对其高度重视。一方面，文化设施是下乡文化人才与资料的“落脚点”。城市当中的文化人才下到农村中去教农民文化知识需要一定的文化场所，同时城市当中的文化资料下到农村中去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场所作为储存点，以免被自私自利的农民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与技术“教育的中心”。［6］87如列宁所讲，通过一系列电站，能够使农民认识到电气化的巨大生产力，从而积极学习电气化技术，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逐渐“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7］303在文化设施下乡方面，列宁要求国家与城市要对劳动人民的自修和深造给以全面的帮助，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对此，一方面，应通过削减不必要开支来增加文化设施建设经费。另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节约经费并把其用于文化设施建设。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过于臃肿，浪费了国家的大量经费，应该“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18］357-358，从而节约大量经费用以国民识字教育与文化设施建设。
综上，列宁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并结合当时苏俄社会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因时制宜地提出了“文化下乡”的宝贵思想。尽管当今中国与当时苏俄社会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列宁“文化下乡”思想的逻辑思维与实践理路对于当下我国文化下乡以及城乡文化要素配置仍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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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s Tentative Ideason the Basic Measuresof"Culture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DINGDongyu,SUN Diliang
（School of Marx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Shandong 276826,China）
Abstract: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Lenin made apainstak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oviet Russia'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In this process,Lenin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ly by farmers'own power,and must rely on the"external force"in the city to achieve this goal smoothly.Therefore,Lenin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of"cultur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aiming at helping peasant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through the process and form of cultural talents,urban workers'groups,cultural materials and facilities.
Key words:Lenin;Culture to the Countryside;basic measures;assumption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1.030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1—0130—04
收稿日期：2018—09—04
基金项目：孙迪亮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6BKS02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丁冬雨（1994—），男，山东淄博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孙迪亮（1973—），男，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马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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