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干部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并走向成熟，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受住了历史性战略转变和复杂多变形势的巨大考验，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解放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任人唯贤是发展壮大干部队伍的有力保证
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泽东辩证分析历代用人方面的历史教训，结合我党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对党员干部的“贤”进行了全新的高度概括，进而上升为使用干部的政策路线，为我军干部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对干部的需求越来越大。毛泽东敏锐地指出：“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指引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新四军制定颁发了指示、训令、规定、决定等一系列干部政策方面的文件，涉及干部任免、培训、调配、交流、审查、奖惩、档案、保健、抚恤、优待、知识分子政策、技术专家政策、被俘归队干部政策、伤残干部安置、干部退伍办法等等，极大地增强了干部队伍的吸引力凝聚力，干部数量得到迅速提升，保证了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求。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排以上干部由1937年的1.1万余人迅速发展到5.1万余人，新增干部4万之多。抗战期间，仅抗日军政大学就培养干部10万多人。
德才兼备是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探讨和摸索干部考察、任用之道，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并积极付诸实施。正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有效克服了“小山头”“小团体”“小圈子”等不正常现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保证了抗日战争胜利。
1937年8月，总政治部明确规定，选拔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更为重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他在这里虽然把“才”放在前面，但并不是要以才为先，“德”在其次，强调的仍然是“兼备”。194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完成任务中的表现。”他还提出了使用干部的原则：“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1941年9月，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1942年11月，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关于部队组织工作的指示》明确，“提拔干部必须掌握德才资的原则，不能单从资格出发而忽视其他条件”，显示了德才兼备的选拔任用干部原则在部队中的贯彻落实。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大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满怀抗日热情奔向延安，奔向抗日前线。先进知识分子这股“新鲜血液”的补充，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其中很多知识分子成为我军干部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人成为我军的高中级将领。
吸收知识型人才是提升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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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指示，要求“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军队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概括为四个字：“容”“化”“用”“优”。“容”就是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优秀干部；“化”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就是正确分配知识分子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优”就是物质上要给他们以优待，鼓励他们为军队服务。各部队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约增加到1万人左右。重视吸纳知识分子并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军抗战时期干部工作一大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
纯洁队伍是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
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始终重视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采取许多切实有效措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红军换装不换心、更名不变色，不仅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风优良著称于世，成为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
一是开展整风运动，强化坚定的政治信念。各部队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把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推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开展审查干部运动，纯洁巩固干部队伍。部队各级不仅从社会出身、工作历史审查干部，更从各种现象特别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全面了解干部的优缺点，深入进行阶级教育，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好干部，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组织纯洁度和政治忠诚度。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日本侵略者的重点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严重匮乏。国民党公开叫嚷，要将解放区军民困死、饿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头住土窑洞，和大家一道开荒种地、背筐拾粪、纺线织布，各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了空前严重的困难时期。
安：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笑），如果未来，我自己作为某项钢琴比赛艺术总监，我会把普罗科菲耶夫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些“流行”的名篇从曲目列表里删除，让选手们从拉赫玛尼诺夫第一、第四《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第五钢琴协奏曲》及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这些“非典型”作品中选择他们的比赛曲目。
(来源/《学习时报》)(责编/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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