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驳克”，不过估计所有看到它的观众都会感到惊讶。见到的明明是一把不起眼的、做工粗糙且锈迹斑斑的铁刀，怎能称之为“驳克”呢？可当年我们的先辈们刚刚投身革命事业，就戏称它为“三毛钱的驳克”，利用它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017年，诸暨市出台《行政机关行政调解权力义务清单》，厘清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责，落实行政调解责任。清单共梳理出各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权力义务52条，涉及20个行政管理部门。与此同时，该市力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联动，在公安派出所、交警队等机构，都设置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受委托从事相关民事纠纷的调处。
1927年冬，中共龙岩临时县委成立，县委机关设在后田村，罗怀盛担任龙岩县委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龙岩临时县委大胆吸收后田秘密农会会员陈锦辉等7人加入党组织，并于年底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农民党员支部——中共后田支部。当“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以及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传达到后田后，邓子恢和他的战友们在后田积极组建革命力量，培养武装骨干，创造时机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在后田村的火星祠堂内开设了青年国术馆，依托原组建的秘密农会，以教习拳术为名，训练武装骨干。每天，一批批秘密农会的青年在那里摔爬滚打，训练格斗技术，并以此为基地发动贫苦农民入党，发展革命力量。青年国术馆虽然成立，但武器稀缺，邓子恢等人清楚地明白：手无寸铁就打倒不了土豪劣绅。为此，每位秘密农会会员都购置了一把脚绑刀，时刻带在身上，大家风趣地称它为“三毛钱的驳克”。虽然这把简单的脚绑刀无法和真正的驳壳枪相比，但是对当时手无寸铁的农会会员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武器。
当时，当地地主豪绅拉拢了一些地痞流氓和个别保守落后的农民，组织所谓的“老人会”，设立了老人拳术馆，对抗和破坏农会的活动。1928年春节过后，由于春荒粮价飞涨，后田农会决定禁粮出境，平抑粮价，保障群众生活。农会的这些举措，触及了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他们伺机反扑。
1928年3月4日，在后田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关帝福”期间，根据后田党支部的指示，农会会员也挤进关帝庙。地主豪绅竟指使陈北瑞等流氓地痞殴打农会会员，打伤2人，地主豪绅的暴行激起群众愤慨，乡中民众纷纷要求惩办凶手。后田党支部认为举行武装暴动时机已成熟，经县委批准，决定当晚举行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暴动指挥部设在衍新小学。
当晚，地主豪绅在老人拳术馆大吃大喝，欢宴作乐，后田党支部挑选了20名青年国术馆会员，由陈锦辉率领埋伏在火星祠堂附近的山坡，当场用枪打伤，再用“三毛钱的驳克”刺死了陈北瑞。暴动指挥部连夜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了地主豪绅反动派的阴谋以及陈北瑞的罪状，号召劳苦大众武装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收缴全乡地主的借约，一律当众焚毁，并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他们还集合农会会员收缴了反动派枪支10余杆，刀器30多把。暴动后的第二天，农会还没收了地主囤积的粮食，将200多桶谷子分发给贫苦农民，并把收缴到的枪支和刀器集中起来，组建了福建第一支红色武装。
后田暴动的枪声，犹如响彻闽西大地的一声春雷，它揭开了闽西工农武装起义的序幕，打响了福建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成为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随后，闽西相继暴发了平和暴动、蛟洋暴动、永定暴动。不屈不挠的闽西人民，一次次拿起了像“三毛钱的驳克”一样简陋的武器——木棒、柴刀、锄头、红缨枪……在党的领导下，为自己生存的土地，为了幸福生活，不断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牺牲，保住了二十多万亩土地革命的果实，实现了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壮举。
经过半年多的运转，浮选车间运行状况稳定。浮选精煤灰分控制在8%以内，三班工作制，每班精煤压滤机可卸3～4个循环，按每个循环8 t计，则每天可生产浮选精煤80 t左右。每月可多洗精煤约2 500 t，按当时精煤价格1 300元/t测算，每月可增加效益近350万元。经测算，实际运行4个月后，已收回投资成本。
如今，这件“三毛钱的驳克”成为后田暴动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静静地陈列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展厅里，它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先辈们为争取幸福生活而奋斗的英勇故事。
责任编辑/艾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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