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科学哲学的议题是新世纪科学哲学的重要议题。罗蒂的“新诠释学”对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反思，不同于分析哲学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进路。罗蒂将实用主义与诠释学结合，提出“诠释”即“使用”的观点以阐释“无本质”的社会科学观；以“文本的任意捶打”理论突出读者诠释在社会科学文本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文本”与“读者”、“可译”与“不可译”等问题的研究揭示其中的虚假关联与新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观的反本质主义特征。
关键词：实用主义；文本诠释；社会科学
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近年来显示出多元而丰富的文化进路。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的研究，“新诠释学”将哲学诠释学与实用主义结合，将研究人与人的社会的学科置于后哲学文化中，试图将其看作在后哲学文化对认识论摒弃之后可以引入的一种 “文化希望”。罗蒂的“新诠释学”试图揭示后哲学文化中知识的社会约定性，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诠释学框架下的实用主义进程扫除障碍。其中“诠释即使用”“文本的任意捶打”“概念的虚假关联”等观点，丰富了哲学诠释学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新诠释学”教化与知识的社会约定
罗蒂在其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新的后哲学样式，他称之为“新诠释学”。他将诠释学看作是“填补认识论消亡之后的文化空间的希望”，是“另一种处理方式”而不是“另一种认识方式”，其诠释学揭示了一切知识不是来源于理性的综合判断而是来自于既定的社会传统的约定，而约定是知识产生的合理性语境。知识产生于社会传统，是“教化”的结果，约定性语境决定知识的合理性。罗蒂诠释学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思想的自由，“谈论事物的方式比据有真理更重要”[1]。他以“教化”来代替真理和知识，“用教化一词来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2]，从教化出发将对客观知识的探求看作是人类诸种探究的规划之一。
同时，罗蒂结合社会实用主义来为知识寻求合理的辩护，并将“传统”置于实用主义基础上加以裁定，将所有的规范、伦理、理性与社会传统相联系。罗蒂认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的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倾向——知识的基础在于语境化的社会实践、语言游戏或社会的自我形象。以海德格尔和福柯为代表对终极的人类协同或社会实践表示怀疑的观点，与以杜威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强调了社会维度的优先性的观点，有助于实现其以自由代替真理作为思想的目标。在吸取了塞拉斯对“所与”的批判以及奎因对经验和偶然性命题区分的批判后，罗蒂得出：“如果把知识看作一种对话和社会实践而不是试图‘镜映’自然，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再幻想一种能够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进行批判的元实践。”[3]因此，合理性就是“社会让我们说什么”的一种特性。
罗蒂认为科学知识的评价或合法化具有历史偶然性和社会性。他吸取了库恩的科学范式的社会语境观念，对诠释学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它从认识论中区分出来。当我们认为我们理解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时，我们称之为认识论。当我们诚实地承认我们没有理解所发生的时，我们称之为诠释学。从罗蒂重新评价哲学和合理性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如果理解一种文化的标准和文化本身相关，那么我们需要尊重“如何翻译它们的诠释学发现”[4]；其次，罗蒂的路径导致了多元论和实用主义，他从社会——实用主义的角度发展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二、“诠释与过度诠释”争论中的“无本质”社会科学
1990年，剑桥大学“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诠释学之争，使得罗蒂的实用主义诠释学思想引起了轰动。在理解的对象、理解与应用的关系、理解的有效性与无限性等诸多方面，罗蒂给出了其实用主义进路下的诠释学阐述。
实用主义新诠释学否认文本本质的存在，以目的区分文本类型，注重文本使用，看到了理解的最高应用性层面。这些观点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局限性。否认文本本质存在，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为否认社会的本体存在，倡导一种“无本质的社会”。这一观点反对传统以来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两条研究进路与研究方法，极力主张避免“本体论的谬误”，即错误的假定方法论的问题可以追溯为本体论问题。罗蒂新实用主义认为，不涉及社会本体或者在无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可以解决方法论问题，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是表述性的而是行动着的东西。[9]文本使用与目的相关联，知识与认识旨趣相关联，对社会科学的哲学诠释学应反思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不同目标及如何达到每个目标。社会科学方法的问题不必回溯到本体论问题，它是涉及目的的问题。没有什么关于社会本质对社会方法的强制可以不涉及社会的本体论来解决社会方法论问题，因为使用方法依赖于特定研究想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在罗蒂新实用主义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对行为的目的研究以替代社会本体研究，看到了理解的最高应用性层面，即理解面向生活、面向需要。
The formation condition and preven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saster foemation of the ice
艾柯的诠释文本与使用文本体现了其诠释学的内在矛盾，他既保留了施莱尔马赫以来浪漫诠释学对文本原意的追求以期保证文本的客观性，同时又看到了开放性阅读所带来的诠释多样性，期望使用文本多样性来丰富其诠释学理论。实用主义新诠释学认为，理解就是应用，诠释文本就是使用文本，诠释与使用没有区别，无论是诠释还是认识都只是使用事物的不同方式，本质没有差别。罗蒂反对艾柯在“诠释”文本和“使用”文本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认为艾科所谓文本的“内在”诠释与文本的“外在”使用之区分，如同赫施坚持“意义”（meaning）与“含义”（significance）之间的区别一样，实质上是客体哲学在诠释学中的延续。[6]
艾柯认为，诠释与使用的严格区分使得使用文本的无限性与诠释文本的标准并不冲突，并且任何诠释都是有标准的。[11]使用文本的无限性并不是像水流一样可以任意而不拘束的“蔓延”，诠释的潜在无限性也并不否认客观对象及文本客观意义的存在。艾柯以诠释的客观标准与应用的无限性之间的区分抵制后现代的“过度诠释”对文本的伤害。
文本的任意捶打理论对社会科学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包含着两方面的重要启示：“任意捶打”暗含了“谁在捶打”之问题，揭示了实用主义新诠释学 “读者中心”之理论取向；而“任意捶打”之“任意”，不仅体现了其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之倾向，也符合其实用主义的使用之目标。
在罗蒂与艾科 “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争论中，艾柯将“诠释”（interpreting）文本和“使用”（using）文本区分开来。艾柯认为，诠释文本不同于使用文本，诠释一个文本必须尊重原文的意图，尊重原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语言背景及其文本蕴含的作者所要传达的本意或要解决的问题，诠释、寻求文本中作者赋予的且实际存在而在某种意义上受人尊重能引起共鸣的东西。一旦开始阅读，即使是开放式阅读，也必须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受文本的制约。但是，使用文本则不同于诠释文本，不受原文限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目的“使用”文本，因而是无限的。[5]例如，对于诗歌文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依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及自己不同的目的而得出不同的解读，读者使用文本可以不在意文本原意而只关注自己的目标，在使用文本中获得轻松诙谐的自娱自乐，也可以寻找心灵的共鸣与安慰，亦可以漫无目的地只是欣赏文字语言的华美亦或是平实。
当采用组成数据，通过专用软件计算天然气的烃露点时，GB/T 30492-2014《天然气 烃露点计算的气相色谱分析要求》要求对于C+6组分的定量分析，当按碳数归类有交叉的情况时，应将苯、甲苯、环己烷、甲基环己烷等组分进行单独定量分析[15]。
对于碳酸钙的测定，两份试样经溶解后所得两份溶液中钙离子的浓度差是实验方法定量分析的基础，同时溶液中钙离子的浓度也是影响氟化钙溶解度的因素。为稳定溶液中钙离子浓度和总离子强度，实验在溶液中加入了大量定量氯化钙溶液，虽然称样量不同引起的两份溶液中钙离子的浓度差与总的钙离子浓度相比很小，但是，是否会导致氟化钙溶解度出现显著变化仍需试验验证。
三、文本的“任意捶打”与后现代社会科学
酵母菌通常与乳酸菌复配成复合发酵剂应用于发酵肉制品中，因此酵母菌必须适应乳酸菌所造成的酸性环境[13]。在发酵过程中，pH在4.8～5.0时对致病菌及腐败菌的抑制效果最好，可加快发酵香肠色泽、风味的形成，减少蛋白质的束水能力以保证干燥，因此，需测定鲁氏酵母在不同pH下的生长情况。
实用主义新诠释学认为，文本只是一种促成理解行为的刺激物而已，诠释没有标准，即使有标准，“标准只应被看作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用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12]。罗蒂强调，“任何东西只要重新加以描绘，都可以被视为要么好要么坏，要么重要要么无关紧要，要么有用要么无用”[13]。因此，文本可以被锤打成任意形状，并且这一捶打也无任何诠释规则。罗蒂赞同文本主义者一切阅读史都是误解史的观点。理解没有对错，更确切地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诠释有无标准，或诠释没有正解只有误读，亦或是诠释原意为何及如何发现都不重要。实用主义者在意的是如何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罗蒂称：“对我来说，打碎‘使用本文’与‘诠释本文’之间的界限，而仅仅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区分出‘使用本文’的不同类型，也许更为简单。”[14]文本的原意是什么，无从考察而且也从不考察，至于读者眼中的文本意义与读者的目的与动机有关。虽然文本的意义不受诠释理论的束缚而可任意捶打，但这一“任意”却受制于读者的“目的”。
理解文本即是使用文本，文本背后原意的真理性问题被当作形而上学遭到了抛弃。罗蒂反对文本本质与内在本质的存在，认为去追问文本以及文本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10]对文本的理解、使用不存在对错、好坏之分，真与假的区别消失，每一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骗局和实情有了同等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揭示相似与差异的比较活动成为了一项毫无意义的举动。罗蒂忽视诠释、过分强调应用的这一做法违背了诠释学实践。事实上，诠释文本与使用文本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学维度，理解本身包含了应用，文本的应用发生在理解的过程中，具有现实生活与文本本身的双重指向性。理解与应用二者相互促进，不可偏废。
罗蒂的实用主义诠释学进路反对客体哲学中的实在与表象、心灵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认为事物内外之间、事物关联性与非关联性之间并无区分，“一个本文与另一个本文之间的界限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清晰”[7]。发现与建构之间也无明显区别，任何人对任何物所做的任何事，无论是发现还是建构实质上都是一种使用。文本存在的唯一作用在于被使用，诠释文本就像使用某个计算机程序一样，重要的不是分析此程序的处理系统是由哪种符号语言写就，而是借助此以程序达到你的使用目的。[8]因此，实用主义新诠释学认为，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区分，使用本文的不同类型就够了，文本不存在某种本质，本质只不过是读者的幻觉而已，是由读者的心境、目的、需要幻象出来的。
在社会科学中突出读者的地位，一方面意味着增加了社会科学理解的私人性与多样性。在人类学与心理学中对读者的强调使得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考察者与被考察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主体间对话，被考察者或读者也可以是研究者或考察者，这实现了一种亲身实践的私人的人类学。而在心理学研究中，读者或被考察者自己理解自己，作者或观察者的“客观标准”遭到抛弃，使得诠释自己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意味着给予广大读者以更多的利益或权利，进而丰富社会科学活动。当读者可以捶打文本时，社会科学就不是企图去理解并带给某课题以客观性的一种尝试，社会科学成为读者的生动叙述，政治事件只是读者的读本，每一个公民都可视为一个读者，都可以针对一项政府政策与外交决议发表意见，权力被试图赋予每一位读者、每一个公民。任意捶打中的实用主义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中，以不同读者不同行为目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分类标准，从社会实用主义的角度寻求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了人的目的价值需求的讨论，社会科学真理效用性，即价值的真理将成为社会科学真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主体需要、价值及效用选择中考察社会科学，有利于解决对社会科学真理探讨中的价值冲突，找到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机制。
3.2 体育课程内容丰富实用 体育课程内容是课程体系建设的最核心要素，也是组织开展体育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基于不同国家确立的体育课程目标的倾向性，各国在课程内容方面的设立也各具特色，但总体上反映出更加注重实际，确立的体育课程内容与生活实际高度关联。
四、虚假关联与社会科学认识论的虚无主义
实用主义新诠释学反对某种特殊的诠释，反对由文本内在连贯性所揭示出的 “愿望”，文本只是理解的某种刺激物。所以，在无本质、无内在连贯性的主张中，依赖于本质与标准的文本与作者，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变成虚假问题。罗蒂认为，只要我们接受“语词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内在的本质”，我们就不会认为在“说明”和“理解”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缺乏内在联系，也就不会认为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比诠释学的社会科学“更科学”或者相反。[15]这些虚假关联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认识论虚无主义的表现。
在罗蒂实用主义新诠释学中，文本与作者没有必然的联系，阅读活动被形象地认为是一场野餐会。[16]在这场野餐中，作者、读者各自带着自己的语词与意义赴会。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都是赴会的陌生人，以期在赴会中碰撞出火花，其中各种关系被新实用主义看作是虚假的而非必然的。而文本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也在新实用主义不关心理解对错及标准的情况下被视为虚假关联。新实用主义奉行“越少越多”的实用主义原则。[17]实用主义者不去关心符合关系的更多细节，认为符合论之奉行的那个强大第三者并不存在，即认识到一种概念模式、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意识构造或一种认知方式，这样的第三者并不存在。因此，翻译如何进行、文本的意向性诠释为何、语言存在与语言构造对翻译者来说具有何等意义，对于一个不考察概念的实用主义者来说，都是虚假的问题，也无需分析。文本理解在于对文本的使用，文本的性质是相对性和不可公度性，文本的本质就是其使用性，每个读者从自身出发理解文本，理解不存在对错，只存在作为更好理解的伦理共识。实用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彻底放弃神学与科学共同具有的发现真理的概念。[18]
这些虚假关联认知运用于社会科学观研究中，则体现为一种认识论虚无主义，即真理在语义上的可理解性与不可公度的概念设置有关，不存在对一切语言都有效的“普遍”真理。每一共同体都有其独特的内在意义，因此与真理彼此封闭。逻辑与科学不过是被普遍接受的话语习惯而已，全部语言的共有逻辑并不存在。新实用主义诠释学社会科学真理与实用主义不可公度性彼此封闭，新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本质的缺失与其认识论的虚无一致，将其视域从本质与必然的探讨转移到了对需求与价值的研究中，为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观研究增添了新维度。
五、结语
“新诠释学”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对话的哲学形态，展现出一种与传统科学分析哲学不同的理论关切。这一新诠释学建基于时代差异与文化差异之上，以对话为前提，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在不可通约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诠释以推翻可公度性的传统逻辑；试图解构和改造传统哲学，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勾勒新的图景，并希图在新的实用主义语境中推进诠释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然而，罗蒂这一“新诠释学”框架过于泛化，新诠释学能否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全新的革命，还需在“社会是什么”这一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内核问题上给出“无本质”研究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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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urious Association and Inessence under Neo-hermeneutics
CHANG Hong
（School of Marxism,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Guangzhou 510225,China）
Abstract:The topic of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Rorty's"neo-hermeneutics"reflects Pragmatism on social science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Rorty proposed the"interpretation"is"use"point of view，and explained the"no essence"view of social science，and take the"Beating any text"theory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readers interpret in social science text.Through the study of"text"and"reader","translatability"and"untranslatability",we reveal the anti-essentialis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lse association and the new pragmatism social science view.
Key words:Pragmatism；text-hermeneutic；social sciences
中图分类号：B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6-0068-05
收稿日期：2019-09-18
作者简介：常红，女，山西太原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杨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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