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学之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六经”，群经之首乃是《易经》。先圣制易所采用的“取类比象”方法本身已具有寻求“共同体”的意识，后圣“依形铸法”则是名副其实地为社会打造大的共同体。孔子为易作《传》，不仅是为统一富强的国族做论证，更为建设“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君子社会指明了方向。《易经》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信仰共同体”乃至“法权共同体”思想十分丰富。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大易不仅“共同体”思想没有滕尼斯“整体本位”的欧洲封建式的“小共同体”特征，而且其“君子社会”思想也没有“个体本位”的局限，更没有滕尼斯式的“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易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君子社会理想同源、并存。这不单是因为大易的“君子”是超越的、肩负天命的、自我实现的、独立自由的个体，还因为中华文明拥有“连续性”的特征，以及《易经》的“法权共同体”具有“自然形成的”和“有目的的联合”这种双重性。主张“照着讲”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思想与社会思想，不仅利于当今实现国族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而且利于矫治启蒙现代性的缺失，利于引领世界走向新时代。
关键词:《易经》；共同体；君子社会；德本体；法权；文化认同；政治认同
笔者在拙文《〈易经〉的“内外超越”与“命运共同体”思想管窥》[1]中曾针对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易经》“外在超越”智慧疏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头活水，着重探讨了价值共享、合作共赢等“共同体”主要思想，突出了共同体思想的“文化认同”部分。这篇小文，笔者拟就《易经》中与命运共同体思想紧密关联的“君子社会”思想进行重点剖析，从分梳古今东西“共同体”与“社会”这对现代社会学主要范畴的异同角度入手，积极回应中外一些学者对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历史倒车、与现代“公民社会”渐行渐远的质疑，以期在“大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
一、《易经》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头
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国学(主要指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主流是经学(指“六经”)，而“群经之首”是《易经》[2]174。我们知道，《易经》分为《周易》和《易传》两个部分。《周易》为周室创作。考古新材料已证明《易传》为孔子所作，只不过是成书于战国中期而已。依据“地上”证据和大量的“地下”新证，李学勤先生于2005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2]129孔子“老而好易”。老年的孔子会通了儒学和易学。我们讨论国学，不能不讨论、甚至可以说应该侧重讨论“老年孔子”的儒学(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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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自责的“大过”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春秋时期，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主张毁掉文明，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儒家内部“天道远，人道迩”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泛滥，败德僭越，对“礼崩乐坏”乱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子自责的“大过”就是对原来自己囿于“仁学”一端的追悔[3]。身为儒学创始人、易学开山和司法实践家(曾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韦编三绝”为易作《传》，就是为恢复统一强大的国族，建设“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社会做论证。孔子认同周初文明——“从周”，发展西周文化——“敬德”，重在为国人建立国族信仰，“他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4]。《易传》是孔子集诸家学说之大成的作品。大易的“依形铸法”具有丰富的自然法思想，对“先天”、“后天”的区分具有深刻的内、外超越思想。《易经》为后人“开出”了极为丰富的普世价值，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根据西方现代社会学奠基人裴迪南·滕尼斯的理论，共同体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等基本形式。它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中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是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5]《易经》“取类比象”的制易方法已经具有寻求共同体的意味，“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意识当然是共同体的原初意志。《易经》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法权共同体”思想十分丰富，可谓博大精深。
(一)关于“血缘共同体”思想
《易经》告知我们，中华儿女都是炎黄的子孙，大易热情地歌颂了炎、黄二帝“尚象制器”、“以济万民”、“为天下利”的历史功绩。《同人》卦的《象》辞就讲“君子以类族辨群”。《尔雅》“释地”条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诗·鲁颂·駉》毛传说：“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礼记·曲礼上》讲：“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同人》卦主要讲了“同人于门”、“同人于宗”、“同人于郊”和“同人于野”的吉、凶、悔、吝等；《升》卦和《既济》卦分别讲了宗庙祭祀的故事；《睽》卦讲婚媾嫁娶的故事；《家人》卦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的家道问题；《蛊》卦赞颂子女纠父母之偏的事迹；《渐》卦提到了生育问题；《归妹》卦讲了妯娌之间的故事；《咸》卦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萃》卦的精义在“出其类、拔其萃”；《涣》卦对“群”(共同体)的涣散有告诫、警示意义；《比》卦的“亲比”说的分明是血浓于水的道理；《中孚》卦九二爻辞描述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无疑就是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和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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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信仰共同体”思想
严格讲，“阶级”也属于“命运共同体”，但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统治的国家理论和共同体与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不属于同一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粒子在电场中如果带有电荷那么将受到电场力的作用，作用效果为其运动状态会发生相应的改变。高中物理中常常因带电粒子的初速度方向的不同而考察不同的问题，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春秋早期，先贤对“德”下过定义：“夫德，简而有度，升降有数。”[7]《象·节》就讲“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德是价值尺度，是最高存在者，是本体——德本体[8]。这个“德”不是道德的“德”(所谓的《易经》“忧患意识”只是“不敬厥德，恐坠厥命”的意识，绝不是指“利他主义”的道德[9])。“德本体”是国族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是大中华的文化资本，是中华儿女的终极关怀。《易经》提出的“君子独立不惧”、“立不易方”、“自求口实”等独立、自主思想，“见仁见智”、“变动不居”、“群龙无首”、“六龙御天”等自由思想，“有天地然后有男女”的男女并立、“人人皆有圣端”、“各得其所”、“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等平等、正义思想，“巽以行权”、“益以兴利”及“利者，义之和也”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匹配、相应，以及“出类拔萃”、“人人共法”、“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等民主、民治思想，都弥足珍贵。特别是大衍筮法“由数达德”展示的“同余结构”和十进制运算法则，大易提出的“察几显微”、“唯变所适”、“阴阳叠加”、“三才纠缠”、“天地感通”等量子思想，“八卦体系”、“六十四卦体系”体现的二进制原理，以及易卦符号排列体系蕴含的量子代数等科学思想也极其丰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这种自由不单是“独立不惧”、“立不易方”、“群龙无首”等行动的自由，还包括“见仁见智”、“得意忘象”、“含章可贞”、“美在其中”的内心的自由。大易讲求自由，但不预设“个体本位”。今人总揶揄古代中国只有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岂不知，大易不仅有“巽以行权，益以兴利”和“首出庶物”、“出类拔萃”的民主思想，更有“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民治”思想。
(三)关于“地缘共同体”思想
《易经》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且最全面诠释“文明”的元典。其中《观》卦的“仰观”“俯察”、“近摄”“远取”、“复观”“内省”体现的就是最开放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易追求“天下文明”。就宏观面讲，大易坚信“文明嘉汇”、天下“殊途同归”；从微观面看，大易的“天下”不是指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百姓”、“万民”的天下。尽管《易经》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但根据阴阳转换的原理，大易坚信“小人”可以“洗心革面”、“反身求诸己”而成为君子。君子和小人平等。大易讲求男女并立，坚信人人皆圣，主张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普罗大众都要“人人共法”，意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关于“法权共同体”思想
大易讲“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体现的就是“民主”、“民治”的“法权共同体”思想。而“法”从何来？它来自于自然之象，来自宇宙自然法。《易经》讲“法”绝不是我国法学界比附的古“灋”字，始终把“廌”讲为神物，生吞活剥“羝羊触藩”、“履虎尾”“噬”人与否等经义，大肆宣扬神判、迷信之类[13]。大易对法的定义是：“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14]意谓：作为“形”，就其具体性来看是个“器”，从普遍性角度看，它是“模”和“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模具——“法”。《易经》的自然法思想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派的自然法思想相类，拷问的都是“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开出的都是价值法系[15]76-78。
我们讲“法”和法治，首先需要有“统一人性论”做支撑。《易经》专讲性善，不仅人性善，天、地之性皆善。笔者曾经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命题比作“万有定律”[16]，它完全可以演绎成“一刚一柔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和“一仁一义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为圣贤早已洞悉宇宙不是杂乱无章的，她是有秩序的(天道、天衢，地道、地理)，是善的。其次，要有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与《论语》相较，《易传》对《论语》中的“人”—“仁”—“众”做了转化，展现了由君子→群→类的维度。《彖·巽》讲“重巽以申命”，《象·巽》说“君子以申命行事”。《易经》中的君子是对《论语》中世俗化的“人”—“仁”—“众”的超越。君子是肩负天命的、超越的、自我实现的、独立自由的个体。这种“自由”与新编《韦氏国际大辞典》(第三版)对“自由主义”所下的定义“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于进步、对于人类基本善性及个人的自主性的信念之上的哲学”[17]别无二致。再次，要有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观念。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文言·乾》所说的“利者，义之和也”讲的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匹配和相应[18]。正可谓“巽以行权，益以兴利。义利和合，界分群己”。第四，要有平等观念。大易明确提出有天地，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君臣的思想。这种男女平等、君臣“以义合”的思想是2500年前的认知，是多么伟大的创见！第五，要有契约精神和诚信理念。《坎》卦讲到“纳约”的问题，《易传》讲过“契约治国”的问题。《易经》讲《中孚》之诚信，《鼎》卦讲“一言九鼎”。从出土文物散氏盘和格伯簋等器物铭文记录的“约剂”、“析券”等契约制度看，早在西周，土地已经进入市场交易[19]197-201，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其实，《易经》中法律思想十分丰富，六十四卦中，至少有十一卦讲到法和法权的问题。
大易依形铸法，这个“法”就是同铸一“形”，名副其实地打造共同体，我们名之为“法权共同体”。由于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法权”便不同于康德“纯粹理性概念”的“始原契约”下的法权[15]110-111，与费希特所理解的“经验概念”的国家“宪法”语境下的“共同体法权”[20]也有差别。我们定义的“法权共同体”，是在“天下”——世界观念下的、有如马克思强调的人人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按着滕尼斯的区分，“法权共同体”既是君子间“自然形成的”，又是君子“有目的的联合”。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易经》的“法权共同体”具有合法性、权威性、正义性和普世性。它十分利于建设有国族特色的良法善治，利于增进“文化中国”的政治认同。
按说《易经》中拥有先进的“法权共同体”思想并不足怪，因为孔子做过鲁国大司寇，有充分的司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由于他膜拜的周公强调“明德慎罚”，孔子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论证，复观《周易》之“德”，于此间打造“法权共同体”，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滕尼斯的“信仰共同体”主要是指师徒、友谊关系之类的小共同体，我们的“信仰共同体”则是指国族的终极关怀。据马王堆帛书易《要》篇记载，弟子子贡当面质问原本罕言性命、天道的孔子为何老而“喜易”，孔子回答说我主要是观《周易》之“德”。“德”在甲骨文中写作[6]，有时省略右边“亍”写作，如《精粹》八六四，有时省略左边“彳”写作，如《前编》的七·一二·一，是“择路”或“寻道”的意思。《尚书·召诰》讲，周初的共识是“不敬厥德，恐坠厥命”，认为“德”关涉天命予夺。周人念兹在兹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意思，是告诫大家，皇天不会和你攀亲戚，皇天专门辅德。那么皇天所辅的“德”究竟是什么呢？
大易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讲君子要“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讲君子要“遏恶扬善”。如果说“各得其所”是交换正义，“称物平施”就是分配正义；如果说“交易而退”是“私法权”，那么“裒多益寡”就是“公法权”。
二、《易经》是“君子社会”思想的源头
如果说“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法权共同体”则是圣人为君子所打造的，属于社会文明的“强制”。《易经》也是“君子社会”思想的源头。君子社会尊重个体，但不是个人本位的社会。君子的理想是构建一个文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富强、安康的太和社会。
(一)文明、平等的社会理想
《易经》“地缘共同体”思想也十分丰富，其最精彩处在“地缘经济”。“地缘经济”强调“富予其邻”和“我有好爵，与尔共靡”，此可谓中华民族奉献观和共赢、共享观的集中展现。大易的天下“殊途同归”理念使“地缘共同体”具备延展性。无论“地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可以不断延伸，直至进入“地球村”。不仅如此，还有一类值得重视的“地缘共同体”，就是“地缘文化”。毫不夸张地讲，“地缘文化”的影响有时甚过地缘经济。史载，在公元8世纪中叶的中阿“怛罗斯战役”后，尽管阿拉伯帝国是战胜国，却立刻与大唐修好，并不断加强文化交流。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西方的。美国前东方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先生又考证：“中国人在全世界首先创立了政治管理的理论，并且在学校、考试、褒奖、统计等各种制度上，都比西方要早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中国的一部分制度，通过阿拉伯人在12世纪传到了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的朝廷。并成为他们政治管理理论的一部分。”[10]2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自于英国，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正是以中国政治管理制度为榜样的。从莱布尼茨引用的名著《阿卜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中还发现，我国的《易经》早在13世纪就已由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白达瓦鲁斯传到了欧洲[11]。欧洲人从中国“出类拔萃”的选贤任能制度中读出了“平等”，从“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治国理念中读出了“权利”(世界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先生认为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就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变种[12])，从“四大发明”中学到了“技术”，莱布尼茨还从易学中发现了“科学”(“逢二进一”的二进制)。我们从“共同体”视角揭示这段历史，并不是民族虚荣心作怪，也不是重弹什么“我们自古有之”老调，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文化自信，而建立文化自信，必须有“文化自知”。这种自知就是我们弄清楚了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流远比人们悉知的17、18世纪传教士促进的中西交流时间要早上几个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为近、现代西方输送了丰富的价值观念，可惜的是，受西方自身主客“排斥性二分法”的局限，当时的西方社会精英对中华“三才共治”等更高的智慧并没有完全消化理解。
(二)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
“立德不朽”，“德博而化”。“德本体”具有超越性、权威性、普世性、合法性、自足性等特征。它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论，能超越意识形态。德“不言而信”，德本体就是中华儿女的“信仰共同体”。
(三)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理想
综上所述，本文先是分析了在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上存在哪些问题，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局限性、税收征收管理不够完善、小微企业的管理有所欠缺。对此本文提出一些建议，需要提高优惠政策合理性，增加对技术创新层面的优惠，完善税务管理模式，更需要小微企业重视自身管理。
(3)402浓缩机。由表3可知，402浓缩机入料水量为1 410.75 m3/h，设备的负荷能力是907.5 m3/h，则所需设备数量为：1.25×1 410.75/907.5=1.94(台)，即应将403浓缩机投入运行，才能满足现有生产需求。
《易经》拥有丰富的自然法思想和强烈的“法天正己”意识，并搭建了有自己特色的价值法系。[21]我国台湾“第四期大法官”李钟声先生曾说：“现代的法学家们，对于法律与价值的关系已日趋重视。不仅是素受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交互影响的美国法学家如此，欧洲如此，即连拉丁美洲的国家亦如此，越来越普遍，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派，俨然是新兴的法律思想运动。”[22]可见，建设良法善治亦是有中国特色君子社会的“通途”。
(四)富强、太和的社会理想
大易珍爱生命，依赖社会，向往富强，追求幸福。《易经》反对“伺命妄为”，也反对“听命不为”。坚持人格独立，“自求口实”。与《春秋·谷梁传》“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思想相呼应。《易传》“各正性命”，也有“言者”、“动者”、“制器者”、“卜筮者”等社会分工思想。缘于这种朴素的社会分工思想，《易传》便有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繁荣的市场交易局面。由此看来，君子致富的手段是因人而异的，生产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成果交换是公平充分的。大易反对为富不仁，主张“各得其所”之合作共赢，赞赏“富予其邻”和“我有好爵，与尔共靡”的“共享”境界。
瘦素前体由167个氨基酸组成，于分泌入血时，被修饰除掉其中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N-端信号肽，形成有生物学功能的成熟瘦素，并以单体形式存于血液中，其分子量是16 kD，由146个氨基酸组成[1-3]。瘦素在机体内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如参与调节摄食、能量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等[4-5]。瘦素能显著提高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的繁殖能力[6]。性成熟的大西洋鲑(Salmo salar)肝瘦素mRNA水平和血清瘦素含量均显著高于未成熟者[7]。然而，水生动物的瘦素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亟待深入探究。
总之，君子的天下是百姓、万民的天下，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君子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进德修业、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出类拔萃，首出庶物，申命行事，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富予其邻，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君子之“内宇宙”周流，与“外宇宙”和谐。
三、《易经》“共同体”与“君子社会”思想的内在有机联系
中国古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鲜有论及。第三国际学者马扎亚尔倒是于1925年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来到了北伐根据地对中国社会做实地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亚细亚社会”。他所界定的“亚细亚社会”，是“一个不变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停滞不前的社会”[19]7，而这一结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严重不符。从历史学和考古学角度考察，李学勤先生指出，我国考古发现证实：“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这段时期里面，古城已经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古城林立，不仅四川，山东尤其如此。”[2]14许倬云先生说：“从战国时代到汉初，中国曾经有过相当蓬勃的市场经济，其发展与都市化、货币流通及私有制均相互关联。”[23]李学勤先生还推介了一本比《马可·波罗游记》还早的、更可信的，由意大利安科纳古镇的雅各先生所写的游记《光明之城》。这个“光明之城”就是现在的泉州。[10]377-382杜维明先生在回应西方学界所谓的中国缺乏发展资本主义伦理时也曾慷慨陈词：说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违反常识的。仅宋、明时代，像开封、苏州、杭州(一度接近700万人口[24]63)这种百万人口城市有十几座，城市规模也远远超过佛罗伦萨(14万人口，当时为西方最大的都市)、米兰、威尼斯这些早期资本主义城市。说中国这么多大城市没有市场，仅靠小农经济，能够维系得了吗？亚当·斯密也曾做过比较，说即使在“18世界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24]22。
根据我国发电厂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法规限定，发电厂燃机的NOX排放量需要限制为低于50mg/m3，任何火电厂的NOX排放量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标准。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以西门子9F燃机为例，虽然该燃机机型装配有低浓度NOX混合燃烧装置，在9F燃机工作过程当中，会在内燃机工作载荷超过一半时自动开启进气导叶片，使得内燃机的工作方式变为均相预混，进而将NOX排放量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NOX的排放量并不是一个常态，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对工业生产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易传》对“五帝”传承史的描述是：“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讲“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我们不能说《易传》讲的全部是史实，但确有史实的“素地”。应该说《易传》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的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从现代社会学角度观察，滕尼斯认为整体本位的“共同体”是个体本位的“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是对“共同体”的“革命”和超离。这种观点与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也相扞格。李伯谦先生指出：“中国与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南美洲等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文明的产生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集中实现的，是连续性的；而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苏美尔文明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科技经济领域的发明和发展，是突破性的。”[25]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明的发展形态是‘连续性’的，西方文明发展是‘破裂性’的。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西方形态则系例外。”[26]侯外庐先生也指出，西方文明走的是“革命的路线”，中华文明走的是“维新的路线”[27]。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不是马扎亚尔所定义的“亚细亚社会”。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呈现的图景与《易经》的君子社会憧憬的自由、民主、文明、平等、和谐、正义的盛境仍有很大差距。
我们认为“共同体”与“社会”思想皆源于《易经》，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华文明发展具有“连续性”，不仅在于儒家理想的君子既是超越的、肩负天命的、自我实现的、独立自由的个体，又是命运共同体“网结”的核心，而且在于《易经》独具的“法权共同体”思想。君子为自身“立法”，就是在诠释“血缘”、“地缘”和“信仰”共同体的同时打造社会的“大共同体”。“法权共同体”既是“自然形成的”，又是君子“有目的的联合”，“法权共同体”具有二重性。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国族“君子”的独特性和“法权共同体”的双重性，使《易经》的“共同体”与“社会”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中外一些学者生搬硬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理论，得出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开历史倒车，将越发远离现代“社会”的错误结论，对此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和澄清。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发展层面，《易经》给了我们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趋利避害、既济有为，以及穷则思变、革故鼎新、未济开放、扭转乾坤的大智慧，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的文化原动力，即具有“百姓与能”、於穆不已的自强不息精神，拥有时时复观的自我批判武器和要“复见天地之心”的文化自觉。这些文化密码是马科斯·韦伯等一元现代化论者所无法识读的，也是费正清“小冲击—回应”模式和列文森“大冲击—回应”模式所解释不了的。
四、结 论
古往今来，真正的儒家都认同孔子的君子社会理想。君子社会思想和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共同源头是《易经》。之所以有人看不到这一层，恐与先贤对儒学的“发展”、改造有关，与五四“新文化青年”不识“老年孔子”有关，与今人误把《论语》视为儒学源头有关[28]，与人们对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对西方世界的启蒙了解不够和当下华语世界所做的“儒学分期”误导有关[29]。
在整理和分析翻译策略的同时，本文作者也发现了同一文化负载词，英文翻译不统一的情况。如粤菜中的“叉烧”一词：
我们强调，“国学”的本、根在儒家的“群经之首”和道家的“三玄之一”《易经》。在国学热浪袭人、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向传统要智慧的今天，做好儒学分期和国学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工作意义重大。儒学的源头是《易经》。我们不宜在“新文化青年”给捣毁、西方汉学家给横撑竖支的基地上“叠床架屋”——“接着讲”，而是应该回到“老年孔子”给我们构筑的易学殿堂——“照着讲”。我们的结论是：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使儒学具有“外在超越性”，使之成为“穷理”、“尽性”的“至命之学”。《易经》是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君子社会”思想的共同源头，二者关系是同源、并存的关系。我们今天着重揭示《易经》“共同体”与“社会”同源、并存的思想，利于澄清中西社会对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存在的模糊认识，利于我们扩大“文化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利于引领世界走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任国杰.《易经》的“内外超越”与“命运共同体”思想管窥[J].渤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5):111-118.
[2]李学勤.李学勤讲演录[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3]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5.
[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2-33.
[5]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2版.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904.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9.
[8]任国杰.试论《易经》的“德本体”思想[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1):49-58.
[9]唐文明.隐秘的颠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32.
[10]李学勤.重写学术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54-155.
[12]成中英，麻桑.新新儒家启思录：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1-88.
[13]武树臣.中国法的源与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
[14]周易正义[M].王弼,撰；孔颖达,疏；余培德,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388.
[15]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任国杰.童子问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5.
[17]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M].李弘祺,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56.
[18]任国杰.再论《易经》的“德本体”思想[J].渤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0(2):146.
[19]宫长为.李学勤说先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0]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2卷[M].梁志学,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35-440.
[21]任国杰.《周易》经、传法哲学思想新论——兼与关梅博士商榷[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79.
[22]李钟声.中华法系[M].台北：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5:328.
[23]许倬云.历史大脉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2.
[24]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5]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89.
[26]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J].九州学刊，1986(1)：133.
[27]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35.
[28]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34-635.
[29]任国杰.论儒学分期的原则和标准：以“内圣外王之道”演变为例[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6):85-94.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9-01-01
作者简介：任国杰(1964-)，男，高级咨询师；E-mail:dlrgj@163.com
文章编号：1671-7031(2019)02-00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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