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研究】
摘 要：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网络已然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其虚拟性、开放性、迅捷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给人们提供了宽松、便捷的舆论环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平台，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西安网络舆论环境与其他网络舆论环境一样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虚假传闻、谣言、网络暴力等不良现象，主因在于部分网络舆论主体自身修养缺失、网络舆论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管理机制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基于制度伦理学的视域，要从根本上改善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必须既注重网络舆论伦理规范的践履，又要注重网络伦理规范的制度化，以规范西安网络舆论参与者的行为，将“自向性”道德自律转变为“他向性”道德约制，从而构建清朗的西安网络舆论环境。
关键词：西安；网络舆论环境；状况分析；制度伦理学
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融合。尤其在当代网络社会，随着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网民数量的增加及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攀升、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随时随地可上网了解相关信息，参与热点问题讨论，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及其理论观点对网络舆论主体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一些网络舆论信息的虚假性和扭曲导致了网络舆论环境问题的滋生、蔓延和凸显，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人们道德素质的提升。因此，从制度伦理学的视域探析西安网络舆论环境状况就显得尤其必要。
一、网络舆论环境的特征
最早把舆论研究纳入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把拉丁文词语“公众”和“意见”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Opinionpublique，把舆论定义为：社会公众集体性思想。我国近代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先生提出：“舆论者，寻常人所及见也。”[1]264所谓寻常人，就是指平民百姓，舆论在他看来就是平民百姓的看法。刘建明教授在《社会舆论原理》中把舆论定义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舆论通常被认为是不参与决策过程，在权利中心之外的人的意见，往往表现为公众对事物的评价。[2]160有学者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3]4可见，舆论具有公共性，它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某种意见或信念的表达，网络舆论涉及社会各种公共问题及利益关系，通常是变动的、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主要包括:网络舆论主体——以舆论的发布者、传播者、评论者以及炒作者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参与者；网络舆论媒介——各种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等；网络舆论本身——产生、发酵及其社会影响；网络舆论法规及政府监管等要素。如以微博大V为主的新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和以普通网民为主的网民群体，一般会通过网络对公共问题及其社会现象表达的具有一致性的意见、态度和信念，往往蕴含着公众对相关问题的某种要求或倾向，会对相关事态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网络舆论环境相对于传统舆论环境更加自由和宽松，但同时也易于滋生问题，其中不少与网络舆论环境的特性有关。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是治疗BPH的金标准，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恢复快等优点。TURP治疗储尿期症状为主的BPH效果更佳，更安全，相关机制及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
(一)虚拟性
网络舆论环境的虚拟性，使活动其中的人们能够表达其想法和意见，这当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实际情况要比人们想象得复杂得多。传统的社会舆论的形成、传播是在一个现实环境中，而网络舆论产生于虚拟网络空间，每个人都藏身于自己的“马甲”之后，在这种匿名的虚拟状态下，人的真实身份和目的难以被察觉，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小，更易于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为了获取关注或认同，甚至会表达一些极端的思想。网络舆论环境中的群体也与传统舆论中的普通公众不同，是由匿名个体组合起来的虚拟群体，其结构更加松散、流动性更强。
(二)开放性
随着“网络覆盖工程”的实施、互联网的“提速降费”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居民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网民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普及率逐年上升，“人人都上网，处处皆网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网络关心自己有兴趣的社会问题，并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人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信息文化在这里汇集、碰撞、融合，使得网络舆论内容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无论你关注的是国计民生还是娱乐新闻，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你的“同好”；无论你是专家教授还是草根平民，都能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三)迅捷性
在网络世界中，各种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都以数字化即“比特”的方式存在和传输，在一定意义上缩短甚至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传统的社会舆论媒介如报刊、电视、广播，报刊受到固定的出刊时间的限制，即使是日报也无法实时反馈所有重大消息，电视广播虽然可以随时插播重大新闻，但可能由于受众的场所限制，无法做到实时传播，更不会收到实时反馈。新媒体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现状，网民通过手机客户端可以时时刻刻关注到各种论坛、新闻客户端、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出现的热点话题，并参与讨论。互联网极大的传播能力导致网络舆论风暴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且影响力之大、公共参与度之高前所未有。
(四)交互性
传统社会舆论媒介，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广播，都是单向传播，受众的反馈无法及时到达传播者，但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移动客户端为即时互动提供了条件，在微博、知乎、豆瓣以及各种社区、网站，网络用户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接受信息，而且能够转发信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人人都能成为发声者，同时扮演舆论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三种角色，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二、西安网络舆论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基本状况
（5）星日天步星君，司服舉，立秋日紏葛紏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3）
经过分析LL条件下周期为23.35±0.11小时，DD条件下的周期为23.58±0.10小时，均为近24小时的周期节律。LL条件下的相对振幅 1.05±0.03，DD条件下为 1.16±0.03。
西安政府网信办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同时，围绕西安网络舆论环境问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和法规，开展了整治西安网络舆论环境的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2017年2月，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设立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开辟了多种举报渠道，包括网络举报、电话举报、邮件举报等。“以网治网”，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搭建了公众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平台，还设置了政策法规、辟谣专区、安全知识等内容，向公众宣传了政府的政策法规，澄清了不少不实网络谣言，包括近期的非洲猪瘟、超级细菌以及步行街商贩拉线碰瓷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过对二二〇七工厂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发现，工厂每一次发展战略的调整总是应时而生，踏准时代变革的鼓点。比如，80年代至90年代末，正值印刷行业从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过渡期，二二〇七工厂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引进了电子分色机、海德堡四色胶印机、瑞士马天尼胶订机等国际品牌设备，率先进入光与电时代。张仲伯告诉我们，摆放在中国印刷博物馆里的那台电分机，正是他当年的工作伙伴，陪伴他好几个春秋。90年代中期，二二〇七工厂被列为全军首批22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后，“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诞生，并制定了“以印刷为本，拓展宾馆业，开发房地产”的企业发展战略。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发表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普及率已接近六成，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8.6%。陕西全省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75%，西安作为陕西的省会城市，网络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效应凸显，负效应也很明显。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同样面临新的挑战。
(二)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网络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网络表达,对现实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其正面的意义与价值外,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4]在西安网络舆论的关注度提升的同时，也要关注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存在的相关问题。
1.主体成分多元、诉求差异所致的矛盾和冲突
3.网络舆论环境的迅捷性和交互性所致的负面效应
网络舆论环境的开放性，使西安网络舆论主体的成分多元及其水平参差不齐。“个体表达门槛的降低，让个体表达的主体变得复杂起来。”[5]97据陕西互联网协会2018年8月发布的陕西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陕西省网民职业分布广泛，在校学生及文职人员占比较高，而技术人员、工人、销售及其他行业网民占比更高，接近七成，可见各行各业不同收入人群都十分关注网络舆论信息，因网络主体立场不同，各自的诉求与信念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环境中“骂战”现象的发生。同时，境外的某些反动势力也会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渗透，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企图扰乱正常的网络舆论环境。
2.谣言与不实信息生发
这与网络舆论环境的虚拟性和舆论主体的匿名性相关，“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事件及其话语主体都具有深刻的符号性，都是不在场的，他们更多是一个符号交流和符号建构的产物”[6]3。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的生发，而扰乱西安舆论环境，匿名性使一些人在网上发言时，少了很多顾忌而做出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有些网友为了寻求关注而别有用心地散播谣言，这些不实信息经过网络的放大和传播，往往会造成舆论环境的混乱，使事实真相扑朔迷离。事实真相应该是网络舆论的核心，但因某些主体试图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和论证，不惜歪曲事实，造成网友的情绪化反应而导致人肉搜索等极端化行为。2019年3月，西安发生的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反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女车主本是商家违背法规行为的受害者，但在事件爆发之后，许多网友恶意揣测女车主的行为是“想红”“作秀”，甚至对女车主的其他行为进行了曝光，由此给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还有，个别网友编造官方消息称：“陕西省内购车被收取金融服务费的，可以去4S 店退费。”有人竟然信以为真，要求退费时与商家发生冲突，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
企业信息化的手段在帮助企业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就是把决策的程序和方法固化下来，同时把决策的过程记录在案，再配合后续的责任追究机制，来迫使决策者必须按照既定程序，获取足够的决策信息后来做出决策，且谁决策谁负责，谁参与决策谁根据自己的角色职责承担责任。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英语母语者、中高级学习者在实时加工带有时态的宾语补足语时，都表现出了敏感性，加工速度因为其带有时态特征而放慢，出现了加工困难。这种加工困难在关键词部分体现得不太显著，而在关键词后的第一个片段差异效应显著，出现了溢出效应。与这两组不同的是中低级学习者，他们在加工带有时态特征的宾语补足语时，速度更快，说明其受汉语中兼语句的影响，其加工方式具有明显的母语倾向性。这说明，母语中的形态语法特征(句式结构)会影响二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加工，尤其是在二语学习的中低级阶段，但随着第二语言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可以像母语使用者那样利用句法信息和知识来加工语言。
三、西安网络舆论环境现状的成因分析
(一)年龄结构年轻化
一些网络媒体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为吸引关注度而不择手段进行某种“炒作”，制造舆论热点，而“新闻炒作的本质是传媒业利己主义的必然结果”[8]58。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新闻软件APP竞争激烈，这就导致网络媒体以“流量为王”，争取高点击率，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标题党”，用惊世骇俗的标题来吸引人的眼球，但文与题却风马牛不相及。同时，还存在个别媒体捕风捉影、故意炒作、误导群众等种种乱象。
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包括以本地网站、持续关注西安的外地网站为主的网络媒体，以本地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为主的新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和以普通网民为主的网民群体。影响力较大的网站有西安文明网、华商网、西部网、西安区县新闻网、大秦网等各类本地新闻网站，政府部门、各高校门户网以及悦西安、西安论坛等社区论坛网站。此外，众多中央、外省市乃至境外媒体持续关注西安，也是传播西安相关舆情、报道西安重大新闻的主力军。截至2018年底，西安市户籍总人口986.87万人，比上年增长9.0%。常住人口1000.37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38.70万人，随着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西安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从而带动了网民数量的增长，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使得西安舆论参与者的构成越发复杂。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也成了西安舆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微博大V、直播红人、政府人士、记者以及专家学者构成了西安网络意见领袖。西安目前的网红数量排在全国第四，西安已经成为一座“网红城市”，受到越来越多机构和人士的关注。
(二)市场社会功利性
西安一些网民受市场社会功利思潮影响，在工作、生活及交往中趋于功利性，养成碎片化阅读习惯，疏于提升自我的综合素养。近些年来，一些人受功利性思想的影响，喜欢追求“高效”“速成”，此类用户数量暴增。而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等软件，恰好迎合了这种群体的所思所想，这类平台发布的文章、视频大多短小，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迅速刷完。这种缺乏内涵的短时间的快速刺激，很容易让人沉迷。表面上看，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但此类信息大多无用，就是所谓的“干货”，也只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和平面化。人创造出碎片化的表达形式，这种习惯又反过来塑造人的思维习惯，之所谓“我们塑造了工具以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7]2。不少网民已经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的知识难以形成逻辑体系，人只能浮光掠影式地了解表面现象，无法体会和领悟复杂事物背后的本质，从而削弱了深入思考及辩证分析的能力，因此很容易受到表面现象的蒙蔽，而不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做出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并且简单粗暴地用自己的“正义感”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这种网络舆论群体易受煽动而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狂热”状态，从而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严重危害。
网络舆论环境的迅捷性和交互性特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负面效应，引发网络舆论“风暴”，使西安网络舆论环境出现“非理性”色彩。热点问题一旦产生，会迅速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舆论风暴”，引发广泛关注，再加上个别媒体的炒作，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波澜，造成不良后果。2014年12月，一网友在微博发布了一组图片，内容为西安某医院手术室，医务人员在患者尚未下手术台的情况下自拍留念，该博主还配文称：“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想说难怪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手术同时你们在做什么？拍照留念。如果手术台上是你的父母亲戚，你还会这么做吗？”图片在经过某媒体官方微博转发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且被全网扩散，一些网友对照片中的医生展开骂战，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最终以涉事医院被处以多项行政处罚并向全社会公开道歉、多位干部及涉事医生受处分而告终。然而，事后网友才发现这一事件的真相：那张照片是在先前手术室即将搬迁、医生经过七小时的紧张工作完成一台高难度手术后的留念。后续媒体又爆出照片被曝光是竞争对手故意为之，网友又转向原博主，怒斥其挑拨医患关系。从这一网络舆论案例可见，网络的迅捷性和交互性在特定情况下会推动舆论风暴的产生，而被风暴席卷的网友在当下并不了解事件全貌，却立马开始了语言攻击和网络暴力，待真相揭晓时，伤害已经造成，难以弥补。正如刘海明所言：“在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舆论状态被打破，意见主体的‘真实’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是舆论的权威性受到冲击，无限放任的观念为网络提供极其危险的言论，舆论危机随时可能出现，错误的舆论易于引起社会混乱，并使制造和追随舆论的人陷入被声讨的困境。”[5]126这种负面效应危害甚大，需要强化网络舆论主体的理性素养和德行修为。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
西安网络舆论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网络舆论场缺乏道德、法律、理性和主流价值观的约束与激励，网络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少传统媒体里“把关人”的角色。西安网信办虽能依据国家和本省的相关网络舆论法规，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及相关制度，但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快、路径多，管控难度很大。加之，某些政府机关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重视不够，有些基层组织缺乏相应的管理机构，在重大舆情发生时，相关部门回应滞后，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时间。
(四)媒体人责任意识不强
西安网络舆论环境表现出的非理性倾向与网民的年龄结构关系甚大。近年来，陕西省移动端网民的主要年龄段分布为：24岁以下、25～30岁、31～35岁三个年龄段，其占比合计接近80%。而40岁以上的年龄段占比较小。西安地区高校集中，青年学生是上网的“主力军”之一，可见西安网络舆论的主要参与群体是青壮年。青壮年“年轻气盛”，有很强的表达欲，也易受网络不实信息的影响；年轻人追求个性，喜欢“标新立异”，有时会为了吸引关注而随意发布不实消息，甚至故意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表明青壮年群体在网络生活中的浮躁、盲从、冲动与极端化的行为倾向。
(五)网络技术不完善
西安网络技术尚需强化，技术人才需要补充。目前，西安高校虽招收相关专业学生，网络技术行业也属热门专业，但人才储备量尚显不足，不同层级的人才分配不均衡。因而，不仅需要加快进行相关学科教育的建设步伐，培养高精尖网络技术人才，而且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人才的分配和使用。
综上，网络舆论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网络反映，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都需要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从而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有效整治，还包括网络舆论环境在内的社会整体环境清朗。
四、制度伦理学应对网络舆论环境治理问题的选择
虚拟世界的出现使人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由网络所支撑的虚拟世界已然成为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和行业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平台，网络世界的发展状况也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们与网络世界联系的加深，网络世界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发展。[9]虚拟世界中出现的网络舆论环境问题，究其实质则是制度与人的主体性以及自由个性的关系问题，而“制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是制度伦理学的逻辑根据和历史基础，是制度伦理研究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10]110。正因为制度与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要解决关于人的问题，就必须根据制度并依靠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1]42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网络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体系化、制度化治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网络舆论环境的综合治理，固然离不开法律、道德、教育和必要的技术支持，更需要制度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介入，从而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弊端，将制度伦理学的自由、民主、公正的人道原则落到实处，以增强网络舆论环境的净化功能。
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以国家根本政治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基本制度伦理系统；以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管理伦理系统；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目标的社会日常生活伦理系统。[12]网络已经成为公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网络舆论中出现的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秩序。因此，制度伦理学的介入有利于网络舆论环境的治理和改善。相关部门要重视网络舆论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治理机制的完善，运用制度伦理学的公正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来评估制度的合理性。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之中注入伦理的思考，使得制度安排不仅有效率，而且公平合理，从而建立起有人情味的真正“好”的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制度的运行和落实，真正有效地杜绝网络舆论环境治理中的疏漏，解决好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制度伦理学视域内，现代道德叙述所包含的问题与“他向性”的认同密切相关。道德生活不再是“自向性”的，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纪律(规训)的一种形式。道德不再是个人的内在要求，不是个人生存中自我雕琢自我的那个维度，而是一种秩序方式。[13]可见，人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的一切行为都不再单纯是个体性行为，而是一种秩序方式，个人无法完全脱离这种规训和纪律的要求。因此，在网络舆论环境中，主体应自觉遵守道德要求。道德的制度化把道德精神从风俗习惯等社会自发性规范扩展到制度层面，使道德要求体现出现代制度所要求的自觉的、明确的形式和普遍的、平等的精神。伦理的制度化并非是要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上升到强制性的法律高度，而是将伦理精神融入制度建设当中去，赋予道德要求一个普遍平等的标准。如此，将人的“自向性”道德自律与“他向性”道德制约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一个清朗的西安网络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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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Xi’anNetworkPublicOpinionEnvironment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Ethics
WANG yin-e1, YUAN Zu-she2, LI Tian-zi2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angdu Journal,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Internet has changed the wa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ing brought people into a whole new world of life, so, Internet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public opinions. On the one hand, its features of virtuality, openness, quickness and interaction have provided people with an easy and convenient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a platform for expressing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exerted many negative effects. Like other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s, many problems have existed in Xi’a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such as false hearsay, rumors, network violence and other undesirable phenomena,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self-cultivation of som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articipants, the abs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im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incomplete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thics, in order to radically improve Xi’a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a clear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n Xi’an, it is imperative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ical norms for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behaviors of Xi’a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articipants, and eventually to make it possible to shift from the moral self-discipline to the compulsory constraints by moral code.
Keywords: Xi’a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situation analysis; institutional ethics
中图分类号：C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9)09-0085-06
收稿日期：2019-06-15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安网络舆论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制度伦理学的视角(19X11)
作者简介：王银娥(196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唐都学刊》主编，编审，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和编辑学研究；袁祖社(1963—)，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研究；李天姿(1997—)，女，山西洪洞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贺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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