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八大上中共中央决定设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是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主导倡议的。为强化党的领导，毛泽东让邓小平进入最高决策层，并全面主持书记处工作，使总书记职权进一步扩大，既能涉足国务院工作，也能介入地方党政活动，成为推行其政策时倚赖的重要助手。分析十年总书记时期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的政治角色，有助于深化邓小平任总书记期间的实践与思想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中共八大；中央书记处；政治角色；总书记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中央决定设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新起点。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决定改组领导机构，邓小平先前担任的总书记一职不再提及，不久中央书记处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而停止活动。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任总书记一职并领导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十年之久，探讨这一时期的总书记与中央书记处的政治角色，对于十年总书记期间邓小平的实践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设书记处与邓小平任总书记的缘由
早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就设立了书记处。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九人组成，并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①《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当时，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存。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工作，却未再提及政治局常委会，由此书记处便取代了政治局常委会。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取消了有关政治局常委会的规定而代之以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主席。此后，中央书记处便作为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统领着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共八大前夕。为了适应日益繁重的日常工作，1954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并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1956年9月，中共八大对党的组织和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其最主要的变化就是重设政治局常委会替代原中央书记处，而将过渡性质的秘书长工作会议延伸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并把中央秘书长过渡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来领导新的书记处，从而使中央领导机构更加合理和规范。这与中共七大的领导机构设置有很大不同，就是重设了政治局常委会，并在常委中增设了四位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曾说：“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这番话凸显了中共八大党的领导机构的变化。
在中共八大上，中央设新的书记处并举荐邓小平为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的想法和设计。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准备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此，邓小平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又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②《邓小平传（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94～995页。毛泽东却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③《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0～1311页。毛泽东对邓小平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在党内并不多见，足见其对邓小平的肯定与赏识。
除了对邓小平在中共建立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显现的杰出能力和立下的卓越功勋表示高度肯定和赏识外，毛泽东更着眼于对整个国家未来的考虑。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分担一线领导的工作压力。这可从1980年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的谈话中看出：“八大为什么建立书记处？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604页。所谓一线二线问题，起于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可让他机动地离开重要领导的一线，摆脱繁杂的日常工作，在二线专心思考影响深远的重要问题。中央书记处正是其退居二线后协助、强化一线领导的配套制度。
二是分散国家领导人的安全风险。1956年8月，毛泽东在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时，谈及中央的组织问题时说：“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0页。
作为总书记，邓小平全面领导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晚年胡乔木曾回忆：“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①《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当时书记处成员之一的李雪峰回忆：“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转出去。”②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段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是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绝非“一言堂”。在他裁决前，其他书记处成员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例如1962年关于是否允许“包产到户”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在听取汇报时，就形成了“会上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央书记处经常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其议事机制是相当灵活的。除此以外，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还具有以下特征。
三是培养候选人，尤其是着重培养邓小平做接班人。在一线领导人内，资历深、威望高的刘少奇，始终是以毛泽东未来接班人之名位居于首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想尽早培养年纪较轻的党内新秀在一线担负重任，趁早树立威信，避免国家未来青黄不接、出现断层。在毛泽东后来的讲话中更加直接表达了此种用意。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会餐中，明确表示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并介绍了党内可接替他职位的人选。他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⑦《邓小平传（1904—1974）》下册，第1053页。表达了他对邓小平更进一步的认可。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时，毛泽东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权力当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他还讲：“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①《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页。这席话，曾让在场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当时党内的二号人物是刘少奇，毛泽东挂正帅，刘少奇就应是副帅，怎么邓小平挂副帅呢？这段话反映出毛泽东在接班人选问题上想要培养邓小平做接班人。
3.焊接表面无飞溅：由于电极与母材不进行直接接触，因此确保了无飞溅的焊接效果。尤其是在焊接铝板时，电极带的涂层能够优化与铝材的接触，避免了飞溅及由此造成的部件损坏。
四是想在中央领导层建立分权制衡的关系。中央领导层要分一线二线，就意味着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在中央一线权力增大的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在自己尚未辞去和已经辞去国家主席、党主席职务以后，担任中央名誉主席的自己该如何保持对一线的影响。他决定在政治局常委会以外，增设一个书记处来管理中央工作；同时在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之外，再选举一个总书记来主持日常工作。从名义上说，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都是在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之下，但从实际地位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共八大以后，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治局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一块是书记处的工作，由邓小平负责。由此，在中央一线领导层内便形成了由刘少奇、邓小平共同主持工作的局面，这显然是一种权力分散和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
“企业发展的最核心力量在于团队。”陈邦设指出，“要将团队建设好，最有力的抓手就是企业文化。健康的文化理念可以传递正能量”。北人智能将党建视为本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将党建与生产经营、团队建设、企业文化三个方面紧密结合展开具体工作，陈邦设将之形象地比作 “三个结合”。
二、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在党组织中的内部政治角色
（一）进入最高决策层并负责决策的具体执行
1956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就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和分工问题，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问题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书记处按照这些决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②《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1318页。从中可以看出总书记邓小平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率领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在实际运作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自上而下看，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要接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执行后者的意图和决定，并随时汇报进度、接受新的指示。这就是“决策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执行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格局。毛泽东在1958年6月作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批示，亦是基于这种考量。但是中央书记处作为一常设机构，往往较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开会次数多，而且能够定期开会。书记处能较早知悉毛泽东的意向、获知中央最新动向。
二是从下到上看，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可汇聚和过滤下级上呈的须待中央裁决的事项。较次要的事务，毛泽东赋予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可用中央的名义直接做出处置的重要责任；对于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无法定夺的事项，则须提出意见并提交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参考以助其最终决策。邓小平曾回忆：“在中央决定我做总书记时，我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承送。毛主席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会与书记处的人员中，唯有邓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又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一方面可代表政治局常委会对书记处进行领导，督导中央已定决策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可代表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陈述己见。由此，他既参与了核心决策层的决策，又担负了具体工作的统筹。
（二）全面领导中央书记处并可兼管其他工作
安和庄所属乍舌，就是患得患失的鬼算盘也瞪大了眼睛，因为温文尔雅的萧飞羽竟然能够以内力与修为誉为宇内第一的强者抗衡。紫阳道长对天问大师传音：“试招有三分对七分之嫌。”
3）激励支持。在专业实验室开放上要充分认识到实验室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的重要性，不但要完善制度严格要求三者，也要制定相应激励制度加以引导和鼓励。对于实验室管理者及任课教师，应根据完成任务的优劣情况，对绩效或工作量有奖有罚，促进其工作顺利开展；对于学生，应根据其行为在平时分上有所体现，从而调动其积极性。
一是从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工作关系和相对地位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过于重视实务、而忽视政治影响的倾向渐生不满，希望改变国务院在“一五计划”期间对经济计划与管理工作的独揽态势。他在酝酿发起“大跃进”运动时，即对此“分散主义”作出抨击，要求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让中央参与设计、重新掌管经济。他说：“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想让处于核心位置的书记处来集中权力，指挥国务院办事，以进一步贯彻其“以党领政”的方针。1958年6月，他在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上又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也就是说国务院负责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大政方针和落实中央书记处的具体部署。
第三，党中央各工作部门接受中央书记处领导。书记处书记很多都担任了党中央部门的首长，王稼祥为中央对外联络工作部部长，1962年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一直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除此以外，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可对党中央各部门的工作给予指导。例如1958年7月，他出席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并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和要求。④《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440页。
第二，邓小平在书记处内部格外倚重彭真。彭真在党内地位过去比邓小平高，也较早进入政治局并担任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八大以后，彭真成了邓小平的副手，被组织指定为书记处内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彭真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一直互动良好，未因政治资历问题而受干扰。一方面是邓小平对彭真的信任，一般情况下，由邓小平裁决或书记处集体议定的事项，通常交由彭真落实；另一方面也是彭真对邓小平的尊重，两人配合默契。彭真办事能力强，能独立思考，敢直抒意见，但是，他会根据组织原则，重大事项都事先与邓小平谈，不擅自做主；两人之间无需秘书从中联系，彭真可随时找邓小平商量。因此，他们在中央书记处内长期共事，成为默契甚佳的搭档。
三、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在政府机构中的外部政治角色
邓小平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以总书记之职负责中央工作的具体处理。中央书记处的职责范围既能涉及国务院工作，也能介入地方党政活动，体现了当时党中央与毛泽东推行“以党领政”的方针。
（一）落实党中央对政府的领导和工作部署
第一，中央书记处实行内部分工、各有所重的机制。1956年10月，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对书记处分工做出规定：“由他负总责，并负责联系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彭真协助他负总责，并负责联系统战、政法和港澳部门的工作；谭震林负责联系组织工作和地方工作；李雪峰负责联系工业交通部门的工作；黄克诚、谭政负责联系军队方面的工作；王稼祥负责联系对外联络和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候补书记刘澜涛负责联系监委和工青妇的工作；胡乔木负责联系人民日报社和筹办中央党刊；杨尚昆负责联系中央调查部和办公厅的工作。”③《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55—195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具体组成人员及分工情况有所变动。尽管内部实行了分工制度，但邓小平也会在不同时期因上级指示和当下工作的需要，随时兼管其他工作。例如处理以中苏关系为中心的党际外交，国民经济调整时分工联系石油部和铁道部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抓三线工程建设等。
刘成禹(1970—)，男，云南富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程地质、隧道与地下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是从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对中央政府机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有重要的发言权。1958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建设工程部、水利电力部、第二商业部、林业部、交通部共七个部改组后的副部长、部长助理人选问题。同日，国务院将会议商定的人选名单附信送邓小平，请书记处审核。③《陈云年谱（1905—1995）》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411页。3月3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务院的有关人事问题。在全国二届人大与全国三届政协召开前夕，邓小平频繁召开会议，讨论相关政府机构的人员组成问题。1958年12月17日，他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事项之一就是要求中组部、统战部提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及中央各部副部长的人选名单；1959年1月3日，他又再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的人事范围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扩增至国务院各部部长人选推荐名单；④《彭真年谱（1955—1959）》第3卷，第367页。1月6日，综合先前多次讨论的结果，邓小平针对新一届政府人事与国家机构调整问题，正式致函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进行说明。其中，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这些名单，都是他在综合各方意见与自身想法后所拟出的。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479页。也就是说，中央在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命时，往往是在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所拟议和供选的名单中，进行选择与考虑的。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
任职总书记期间，邓小平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过去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他是处于两者结合的关键位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推促地方落实中央已定决策。依循中共党组织的系统网络，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自上而下地将中央的意旨和决定，及时传达给地方的党政官员，并督促其执行。在具体部署中央决策时，他往往能够不辱使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足够信任，另一方面与邓小平自身的威望有关，再加上他令行禁止、不打折扣的工作风格，不仅让地方官员在辖区内积极传达中央指示，而且他的讲话和指示更是强调的重点与行动的指南。“大跃进”后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主张采取“借地度荒”、牲畜“包养到户”等政策，在开始推行时，省内出现很多反对之声。刘建勋说：“点子是我们出的，可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个情况已报告中央，书记处已讨论同意了”，“牲口分槽喂养，也可以包养到户。公私双利有什么不好呢？这些都是总书记批准的。”①《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176页。
（3）钻井参数控制的精准化。针对不同的施工井段，“三个一”精准化钻井制定分井段的钻头、喷嘴组合、泵压、钻压、转盘转数、排量等钻井参数，实现钻井参数控制的精准化。
二是能够过问地方的人事安排问题。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代表党中央，不管是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依据情势的变化，出面对地方党政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以求地方上的配合和保证，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据统计，1957年底至1958年中，全国共有12个省的党政领导遭到撤职和调整。这波人事变动，一方面由于整风运动在全国各地的铺展与深化；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当时党中央正在强化对地方的领导，为推进“大跃进”运动创造条件。针对“大跃进”对农村生产造成的破坏，邓小平对地县一级人事，进行了局部调整。1962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带职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加强地、县和基层的领导，②郑仲兵、盛平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97页。以使中央书记处当时正在推行的经济恢复工作，可在地方基层得以实行。“文革”前的社教运动，因中央内部存在分歧和前后政策的不一致，在地方造成了人事上的严重对立。代表中央处理地方领导层人事问题的邓小平，既能体现他对地方人事调整上的权力，也可反映他从事相关工作时所依循的标准和原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事件，便是典型案例。由于陕西社教运动前一时期出现了“左”的情形，从1965年2月中旬起，胡耀邦提出了许多意在纠偏的主张，中共中央西北局担心引起“翻案风”问题，对胡严加批评，全省出现了“批胡”公开化。1965年下半年，胡耀邦在身心俱疲之下，被叶剑英带回北京养病。1965年10月6日，邓小平告诉在京的胡耀邦：“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同时，针对陕西省委的材料，邓小平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作结论。”③《胡耀邦传》第1卷（1915—1976），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易言之，邓小平对此的做法是搁置争议，避免矛盾激化，其主要的考量，也就是避免出现“支持一方、伤及一片”的情况，让地方的党政系统可以赓续运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被批判者。
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邓小平在中共领导层内属于身强体健、资历深厚、功勋卓著的“少壮派”。他精力充沛、工作繁忙，干劲十足，雷厉风行，在总书记岗位上，一干十年，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93-06
（赖纪卿，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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