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是儒学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领域；明确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人们在追问生命的价值中实现自我；明确了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实现了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启示我们：一要辩证地看待儒学的断裂与新生，做好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二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三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用优秀的学术成果去影响人、塑造人和成就人；四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之与人民群众对知识进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联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价值；理论意义；实践启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民族复兴的时代高度，就怎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指示，激起了学界的创造热情，点燃了文化复兴的历史火把。总体上看，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是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在此，欧阳辉纯教授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在该文中，他对新时代的儒学概念、研究任务等做了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定位，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国情需要对传统儒学做出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道路。对此，本文想做简要评述，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主要内涵及提出背景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如何契合，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热点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国学热”的浪潮持续升温，人们对儒学的看法也由“批判”走向“辩证肯定”，由“单向度继承”走向“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迎来了新一轮复兴，中国人民在经历风风雨雨后开始体悟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开始珍视自己民族文化中宝贵的历史智慧，思维方式由“激进”走向了“成熟”。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有行之多年且有明显效果的新乡约或村规民约出现……使儒家最核心的仁爱观念、正义原则、秩序理念等，落到了实处”[1]；在城镇里，表现为国学辅导班的兴起、学习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在媒体领域，表现为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化节目的热播。在学术界，表现为学者们“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04年9月的“甲申文化宣言”就代表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的一种态度，表达了他们渴望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愿，以及延续中国文脉的历史自觉与历史担当。与此同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继承、弘扬和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顶层设计”也越发清晰。确切地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2]。因此，从总体而言，继承、弘扬和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要结合、能不能结合、结合成什么、怎么样结合”，学界对此认识不同，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论证。欧阳辉纯从读博士起就一直思考、关注并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终于，他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一文面世，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是他在理论上的第一次概括。其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开拓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契合的新道路。欧阳辉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最本质的规定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关注道德、伦理等领域。这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契合的冲突与矛盾。
为了进一步提高立体车库的运行效率，将超过预计停车时间的车辆向远离出入口的车位停放，由此可以得出如表2所示的模糊规则。在表2中，input1为用户停车时间，input2为超过预计停车时间的时长，output为停放车辆的位置到出入口的距离。
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说，实现人们的“安身立命”就是在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永恒，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圆融和自我升华。欧阳辉纯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体系，为防止儒学在学科、教材中“失语”、论坛及传承上“失声”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
其三，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提供新思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郭建宁教授认为：“这是21世纪文化建设最重大的课题、最艰巨的任务。”[3]这是因为，“能够兼通两者的学者很少，往往自说自话，一旦涉及两者深层关系问题，只能以宏大叙事来应对，缺乏学理上的阐释力。”[4]欧阳辉纯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从理论上解决“中西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互鉴”的深层学理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提出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领域
长久以来，如何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也是一个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至今学界仍缺乏共识，依旧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对此，加强学术沟通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新时代下思考、明确传统儒学的理论站位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指导。因为，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之间的“主从”问题是实现“中西融合”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个问题，欧阳辉纯的思路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体系、大框架之中，使之实现圆融、获得发展，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指导前提下，探讨如何根植于中国改革、建设和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人民服务，进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实现传统儒学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学术使命主要有：一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二是要解决传统儒学的继承、弘扬和发展的原则、途径和方法问题。
迈入新时代，如何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欧阳辉纯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是这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尝试。在文中，他通过对伪儒、陋儒和假儒的批判与揭示，使传统儒学中真正具有超越性精神的部分得以凸显。简述如下：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前提和关键环节。因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5]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根本指南。要求我们，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的站位是为党、为人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做学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要获得发展、关注和支持，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植于中国改革、建设和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的提出，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上升为“一切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的政治品格，使传统儒家“爱有等差”的“小爱”升华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爱”高度，从而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摒弃了传统社会“衙门式学问”的桎梏，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宗旨和政治品格。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提升了儒学的政治品格与政治追求，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谱系的重要构成。政治品格的升华是传统儒学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环，只有把这个环节转化好、阐释好和发展好，才能起到“纲举目张”的转化效果，也才能解决“双创”过程的“主要矛盾”。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明确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适应了新时代发展的现实诉求，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其次，欧阳辉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之升华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新高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增强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这说明坚持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学术品格和政治品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鲜明特征。
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漫长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现已内化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魂，才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明确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人们在追问生命的价值中实现不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提出，明确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致力于解决中国在改革、建设和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遇到的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突出了儒学在涵养人性、培育道德和指引人生等方面的价值，因而具有正视现实、关注现实和解释现实的鲜明伦理品格。其中，关爱生命、实现生命价值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价值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是让人不断超越自我、成就自我、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近年来，伴随着“道德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日趋凸显，如何引导人们过一种讲道德、敬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就成了党的重大现实关切和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议题。欧阳辉纯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从微观层面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人们过一种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基础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6]
长久以来，一些人对传统儒学成见颇深，认为传统儒家是封建的、落后的、过时的，不适应时代的新发展，甚至是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应当予以批判和抛弃。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质疑和反思的。爱德华·希尔斯说：“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8]所以，传统儒学不是历史的糟粕，而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和精神食粮。对于传统儒学，我们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使儒学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创新性地发展中获得新生，从而有益于延续精神命脉、守住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学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智慧和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等深度融入人民群众生活、走进人民群众内心，并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以避免陷入“复古”或“媚西”的理论窠臼。
有鉴于此，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就务必重视传统文化的涵养作用、务必使之生活化、务必有基础性价值理念作为引领、务必使之易于记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一种观察社会、洞悉国家的宏观视角，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就好比一台“显微镜”，让人们从细微处看到生活中、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道德问题，以及如何从“日用之间”重塑人们的道德情操。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以“伦理”为旨趣，目的是为人们实现“安身立命”提供价值指引和方法论指导，以培育人们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怀。可以说，这有利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生活、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从内心真诚地信服、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基础。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必将给我们从微观入手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更多的价值启示与实践指引。
其二，明确新时代儒学的站位、角色与使命，为实现人们“安身立命”提供价值导引。欧阳辉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研究旨趣是论证和阐明儒学的起源、本质、价值及发展规律，从价值层面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价值导引和方法论指导。
(三)明确了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逐渐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脚步，政府对于土地储备的管理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也更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多方因素的影响，我国仍没有完善的土地储备管理制度，土地储备管理制度仍然处于改革创新的发展阶段，还需要土地专业人士深入研究分析，不断更新管理理念，深入总结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加强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宏观调控，规范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机制，从而可以更加高效地推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
据《新民周刊》报道，地产自媒体敲诈勒索触目惊心。一些房地产自媒体人干起了敲诈勒索房地产企业的勾当，定期向房地产企业收“保护费”，还隔三岔五“组团”精准打击企业，肆无忌惮地榨取“媒体投放费”，有的公号甚至因此年入千万元。
首先，欧阳辉纯通过对传统儒学“复古”和现代新儒家“媚西”的批判与揭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做到了既不“复古”也不“媚西”。同时，也正视了自身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奠定学理基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向新高度。
1)对于第①类维修条件导致的维修，对所有部件进行CM或PM；对于第②类维修条件导致的维修，不对MC进行任何维修。针对MC的维修为不完全维修，针对AC的维修为完全维修。
最后，欧阳辉纯规避学术创作“复古”或“媚西”的窠臼，创造性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体系、大框架之中，使之实现圆融、获得发展。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指导，是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招，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为指导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根本追求和本质特征。
总之，通过以上“三步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为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新道路，精准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著书立说的学术品格和政治品格。可以说，这是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失去活力和价值，避免其蜕变为伪儒、假儒和陋儒的根本举措。诚如其文中所言：“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就很容易蜕变为伪儒、假儒和陋儒。”[7]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避免陷入“复古”或“媚西”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进行学术创作的根本指南。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5]为此，欧阳辉纯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研究旨趣及其使命，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指导。多年来，欧阳辉纯一直怀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指导下，思考怎样运用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思维方法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当前，我国项目造价全过程管控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探究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工程建设中，传统造价全过程管控中，方案设计与决策亟待完善，其对工程造价全过程管控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项目建设中，工程延期问题无法避免，项目造价成本增加，究其原因在于决策阶段，项目造价全过程管控约束力不足，缺乏准确依据基础上设计项目施工方案与决策，从而无法准确进行项目造价管控，对项目建设效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造价工作由专家负责操作，其凭借以往经验操作具体工作，工作内容落实的规范与准确性差，此种情况下使得工程造价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对项目建设经济效益的提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真实身份与真实地址是实现IoT互联互通的关键因素，而当前身份伪造、地址哄骗等都是造成信息泄露、隐私窃取的重要原因。如图3所示，针对IoT的大规模分布式异构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真实身份与真实地址生成与验证技术可以有效地保证IoT设备的真实性，有利于防止跨域用户的越权访问，降低数据隐私泄露的风险，也为IoT互联互通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
对此，吴努曾公开表示，“在我们国家内部有一撮机会主义小团伙，他们从来不论证事情的真相……他们把我们说成是英国人、美国人的工具，因为我们接受了英国和美国的援助。” [66]1952年7月19日，吴努在烈士节的公开讲话中表示，缅甸将请苏联和中国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67]因此，如能与中苏关系取得突破，获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援助，无疑会帮助缅甸政府化解反对派的指责和压力。而且，加强同中苏友好往来也正是缅甸国内左派的重要主张。1952年，缅甸计划邀请周恩来总理访缅，认为周此行将不仅驳斥国内反对派指责政府是英美工具的宣传，而且会打击反政府革命武装的锐气，使叛乱者改变对政府的态度。[68]
总之，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精准定位儒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站位、角色及历史使命，继而为人民、为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提出的实践启示
(一)辩证地看待儒学的断裂与新生，做好传统儒学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纵观历史，儒学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与其他文化争鸣、交流和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在儒学发展史上，儒学遭遇了两次重大挑战与危机：一次是佛教传入中国，另一次则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前一次危机中，佛教经过漫长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最终在宋代与儒学实现了完全融合和通约，儒学通过汲取佛学精华而发展为宋明理学，从而解决了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焦虑之感。然而，这一融合过程是异常漫长的，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至宋朝实现完全融合，其间的跨度长达几个世纪。这就启示我们，看待文化融合的发展过程要具有大视野、长周期的历史宽度与深度。在后一次的危机中，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大举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冲击与困惑，至今这一冲击的影响与困惑仍在继续。可以说，这次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是空前的，传统儒学接连“败下阵来”，先是未能解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使其主导地位发生动摇，进而“中体西用”思潮泛起。后是跌下神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主张，使传统儒学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再者，是“文革”时期，通过“批林批孔”“破四旧”等运动，使传统儒学“面目全非”、几乎断了儒学的“根”和“魂”。不过，在历经“欧风美雨”等洗礼后，人们再次体悟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万万不能割舍的“精神血脉”。对此，中国共产党更是将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一项“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来看待。因此，从传统儒学的几经沉浮的命运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即“与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只有在不断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复兴”[9]。
(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怎样创造性地延续传统文化，已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关键一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文化使命”的战略高度，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不能丢了“根”和“魂”。同时，针对近年来“文化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诸多否定党对延续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的“怪论”频出，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0]可以说，这全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文化使命担当,预示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复兴。有鉴于此，2017年1月25日，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角色与历史使命。文件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1]规格之高，实属罕见。这无不向社会各界释放出强烈信号——即新一轮的传统文化复兴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改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2]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由“文化自觉”上升到“文化使命”的历史新高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经过“欧风”“美雨”和“苏霜”的洗礼，以及多次文化“反动”的教训和反思，以儒家为主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迎来复苏的春天，其精华也必将在新时代精神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从而焕发勃勃生机！
(三)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用优秀的学术成果去影响人、塑造人和成就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躁、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5]在此形势下，如何端正学风、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就成为新时代我国学术界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不仅是清醒的，也是致力于解决的。从整体而言，目前大部分学者也都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的。但随着“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伟大号召的提出，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工匠”的涌现，做到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和记得住使命，不断为学界带来一股清流、一阵清风、一个榜样。与此同时，自觉树立起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理应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者应该有的思想觉悟和自觉的使命担当。我们知道，学术是一种思想表达和创造，其本质是以学术成果去影响人、塑造人和成就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天地广阔。”[5]对此，我们既要“为往圣继绝学”，又要开拓出新道路让后人沿着我们的足迹继续前进。毕竟，实现不朽是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作品则是学者生命的延伸，是实现不朽的根本路径。因而，笔者愿与学界广大同仁共勉，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发展自我和奉献自我。
(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之与人民群众对知识进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联系
目前，怎样化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深层学理冲突，学界意见很不统一，存在分歧。特别是这两者之间“如何交流，如何对话，如何结合，怎样结合”，以及如何明确彼此之间的地位、作用和角色，都有待学界从理论的高度予以论证好、阐释好和发展好。对此，郭建宁教授认为：“其实质说到底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孔子’，如何看待当前的儒学热和国学热，如何看待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等等。”[13]毫无疑问，郭建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传统文化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存在的问题及化解矛盾的关键。有鉴于此，在实现传统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务必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扎根中国、融入生活、融入社会。在此过程中，尤其应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个人修养、追求进步、家风建设和乡规民约等相联系、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活力得以切实彰显。以笔者为例，笔者幼时长于乡村大家族院落中，其中大堂墙壁上有句宣传标语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备受鼓舞。这句话就是“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现回过头来看，深刻领悟到：这是我党成功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群众生活，使之与人民群众对知识进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在一起的典范。所以说，迈入新时代，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补足精神上的“钙”，同时立足于文化复兴从微观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在这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的提出，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值得我们关注、支持与包容。
综上所述，欧阳辉纯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概念，本质上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发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这种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是一般思想形式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综合继承和创新发展，使新时代儒学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框架中实现圆融、获得发展、延续生命。这一概念提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从学理上摆正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解决了这二者“为什么要结合、能不能结合、结合成什么、怎么样结合”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的发展史，以及传统儒学两千多年的演变史，我们可以发现“文明融合”是主流，而“文明冲突”是暂时的，最终都会由“冲突”走向“融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过漫长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发展，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好突出地证明“文明融合”才是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的融合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传统儒学“双创”转化的努力遇到了“瓶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兼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学者可谓少之又少。尤其是一旦涉及深层关系问题，学者们往往只能以宏大叙事来应对，而相对缺乏学理上的辨析和阐释力。这既是我们的不足，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鉴于此，应该加快培育兼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学者，并对他们予以支持和鼓励。
参考文献：
[1] 刘学智，王晓峰.《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智慧及文化意义——兼谈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J].唐都学刊，2018(2).
[2] 欧阳辉纯.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使命——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中心[J].桂海论丛，2017(1).
[3] 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N].中国教育报，2010-06-30(04).
[4] 孔德永.我们需要一支兼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队伍[N].光明日报，2016-04-11(16).
[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5.
[7] 欧阳辉纯.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学[J].广西社会科学，2017(6).
[8]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
[9] 方朝辉.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7.
[10]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J].孔子研究，2014(5).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06).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3] 郭建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J].学术探索，2010(2).
OnthePossibilityofIntegrationbetweenMarxismandTraditionalConfucianCulture——CommentonProfessorOuyangHuichun’sOnSocialistConfucian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WANG Cheng1, LIAO Ren-lang2
(1.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Management,ShandongUniversity,Qingdao266237,China; 2.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 Socialist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achievement of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Theoretically speaking, socialist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pened up a new field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ly speaking, clarifying “settling down and getting on with one’s pursuit” as the core value pursuit enables people to realize self-perfection in questioning the value of life.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serving the people was clarified, thus,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as been realized. Ideologically, the creative guidance of Marxism should be promoted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heoretical trap of “restoring into ancient ways” or “worship of foreign products”. Its enlightenment to us is as follows. First, the rupture and rebirth of Confucianism should be treated in a dialectical way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Second,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should be undertaken so as to be the successors, promoters and builders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ird, the ideal of learning for the people should be set up in order to use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to influence, shape and help other people. Fourth, Marxist fait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associate it with people’s desire for knowledge and passion for a better life.
Keywords: socialist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alu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practical inspiration
中图分类号：A81；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6-0050-07
收稿日期:2019-03-06
作者简介：王成，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廖仁郎，男，广西来宾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 王银娥]
标签：儒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传统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唐都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