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极权主义是自启蒙现代性以来西方文明危机的总爆发。现代性孕育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反过来又推进了现代性。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全面渗透的统治将一致性强加于人，摧残了人的复数性，造成了深刻的人性危机。被极权政治异化为单面存在的孤独群氓，失去了对自我和世界的真实把握，从而产生出强烈的虚无感。阿伦特指出，复数性是人生存的基本境况。它总是与人们现实或潜在的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只有在复数的行动中，才能建构通达世界、揭示自我和克服虚无的意义空间。
关键词：现代性；极权主义；虚无；复数性
现代性危机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生发之地。她没有将现代性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观念视为自明的真理，而是将它们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她指出，现代性在促进旧制度解体、理性发展、自我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空间衰落、虚无主义盛行以及社会伦理失序等问题。20世纪兴起的极权主义即是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爆发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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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危机下的极权主义
阿伦特没有将包括德国屠犹现象在内的极权主义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和人性悲剧，而是将其置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之中加以思考。在她看来，极权主义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人的问题。
从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与现代性相伴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的缺陷孕育了纳粹独裁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自由民主制招致了人们的严重不满。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加速了人们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疏离。人们在原子化的生活中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另一方面，一战后欧洲各国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议会与政党制度在矛盾丛生的局势面前失灵，各宪政国家因为无法改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处境而使阶级对立愈演愈烈。
在对自由民主制的反对声中，纳粹的批判异常激进。纳粹反对启蒙确立的基本原则以及自由主义制度。按照纳粹的理解，自由主义制度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为恶劣的一种。第一，自由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不仅使人们盲目崇拜金钱，而且还使一些人无法发挥自己的英雄主义作用。平等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目标。在纳粹看来，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一些民族本身就是高贵和卓越的。第二，自由主义的言论自由不会带来真理和人际和谐，只会导致社会的宗派林立。因此，纳粹认为应该对人们的言论进行严格管控。第三，自由主义的民主只是少数精英阶级施行的专制统治，代议制无法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的利益。纳粹认为，自由主义国家的议员数量稀少，缺乏政治进取心，不具有管理和统治国家的能力。第四，自由主义的统治缺乏有效性。在纳粹看来，依照分权制衡原则形成的民主安排以及在选举中存在的权力竞逐，削弱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决断力。自由民主制无法统合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个人等诸多复杂因素，因而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权威。
纳粹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并假借实现“真正”民主之名，“合法”地摧毁了自由民主制。纳粹指出，国家是绝对的、全能的，个人是相对的、附属的，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纳粹国家的功能不是用宪政法治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福祉，而是要塑造全民的意志，并让全民按照这个意志去奋斗。纳粹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一个以特定种族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纳粹激发人们抛弃安逸稳定的日常生活，投身建立民族集体合一新秩序的事业。纳粹用集体反对个人，用纪律反对自由，用狂热反对理性。纳粹以无限扩张的意志准备打破所有的政治机构和法律规范，并驱使人们绝对服从。扩张的意志贯穿于一切活动和一切人的心灵之中。对运动抱有盲目激情的个人，不惜牺牲生命来实践极权主义倡导的价值。由此，政治不再是个人或群体的理性商谈、判断和决策，而是成为颠覆一切秩序的狂热运动。
阿伦特对群氓孤独、虚无化生存结构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的政治应用。针对现代文明日益被工具理性宰制以及西方传统哲学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展开了对“此在”的追问。他用此在表示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将存在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海德格尔将存在的可能性称为本真存在。他对此在的“常人”状态，即在世沉沦的焦虑情绪进行了现象学描述。“常人”是中性的、无人称的、日常生活的主体。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屈从于“常人”的专政。此在在很大程度不是如其真正所是的那样生活，而是生活在与他人打交道的一种日常平均状态中。沉沦于平均状态中的此在，陷入了本真自我被遮蔽的“无人”状态。每个人都只是另外的某个人而不是他自己。“常人”情绪上的烦、畏等是海德格尔赋予时代的标记。“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5]202阿伦特借鉴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将群氓的日常生存界定为原子、非理性和虚无的状态。纳粹迫使人们进入极权运动体系，成为运动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极权运动不需要有政治能力的人，只需要听话的盲从者。被困在运动迷雾中的群氓，已经不是他自己，已经无法领会生存意义本身。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群氓被挤压成千人一面、缺乏政治能力、彼此相同的复制品。他们无法进行独立思考，也无法自由行动。除了活着和投入运动，群氓没有任何其他的追求。阿伦特强烈批判极权统治对人生命意识的销蚀。极权机器使人们很难对何为值得过的生活作出正确的评判。人们既无法承担公共政治责任，也无法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
复数意味着人出现在与他人共在的世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不可能无限地散开，人们必须接受与他人共在的事实。复数不是简单的重复。复数性的存在意味着人既与他人共在，又不失其特殊性。人类既差异又平等的复数性生存样态，为政治行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阿伦特指出，在人所有的活动中，只有行动具有复数性。劳动和制作在孤独的状态中就可以完成，而行动是复数的和属人的。人在行动中与他人共在，以言谈彰显自我并与他人合作。
二、群氓与人生存的虚无
阿伦特对人类复数性的看法受到海德格尔关于“世界”看法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在世之在”将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一人类社会的经验基础联系起来。海德格尔以在世存在的现象学为出发点分析此在。他指出，出生是此在的曾在，此在总是处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存在”[6]62是此在的先天建构。他在四个德文词之间加连字符造出词汇In-der-Welt-sein，意为“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是围绕在一个人周围的事物和事件的全部。它表示的不只是空间上接近的关系，而是此在与世界相熟悉的、共在的本质关系。“世界表示此在所筹划的一个境域，此在在此境域中栖息并与其他存在者照面。”[7]363世界是此在存在的必要的结构性因素，人从出生就被抛入了多种多样的存在者之中，就总是已经和他人一起处于共同的处境之中。他人已在近旁意味着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生活在一定的敞开状态。此在的世界是此在与他人共同分享的世界，此在在本质上是共在的。人的世界性关联不是理论性的，而是一种筹措操劳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某个此在不趋就他人，即使它以为无须乎他人，或者当真离群索居，它也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6]143但是在海德格尔眼中，共在是此在非本真的存在状态，是应当克服的状态。阿伦特借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来表达人类复数性的生存经验。她将海德格尔关于被抛、展现、偶然性、有限性等的主题或观点，从存在主义的背景中抽离出来置换到政治领域，并强调“出现”“展现”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在她看来，复数性的生存经验就是出现并被他人看到、听到。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慢代谢组中，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心血管缺血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替格瑞洛（χ2=5.506，P=0.019）；慢代谢组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心血管缺血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快代谢组和中代谢组（χ2=4.192，P=0.041）。
在虚无感的驱使下，群氓急切地找寻把握命运、获知意义的方式。群氓在极权主义虚构的意识形态中感受到了世界的“真实”和存在的意义。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洞悉整个历史的秘密。晦暗的过去、复杂的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对于意识形态而言都是确定无疑的。意识形态以单一的逻辑将历史塞入其统治框架。在意识形态面前，经验现实变得无足轻重。意识形态以其强制逻辑诱使人们清除自己的思想、个性和行动能力，直到成为极权运动机器上的部件。无条件的服从成为群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极权国家依据意识形态制定出的行为规则，更进一步地压抑了群氓的自发行动。于是，可预见、可操控的行为代替了自由的行动。社会排除掉了人们的自发行动以及由行动可能带来的反抗因素。列奥·施特劳斯指出：“有理由相信毁灭、杀戮、酷刑的事业是纳粹不涉利害的愉悦之源，相信他们从残忍的强者对无助的弱者的征服、盘剥与折磨中获得了真正的乐趣。”[3]123为了实现所谓的历史目标，纳粹可以蔑视法律，可以对世界进行任意改造，还可以正当地使用暴力。过去的任何专制政权无论多么狂妄，尚且不至于违背伦理原则。但是极权统治却宣称凡事皆可为。撒谎、作伪证、对他人施行暴力在极权主义国家变得畅通无阻。人们不得不相互背叛和出卖。往往不做杀人者就会成为被害者，甚至杀人者最后也会沦为被害者。
观察两组病人治疗5 d后会阴部IAD治疗效果及IAD愈合时间。治疗效果判断标准：治愈为皮肤完全恢复正常；好转为皮肤潮红明显改善，无出血、水疱、渗液，糜烂基本愈合；无效为临床症状未改善甚至有加重[7]。
被意识形态支配的群氓易冲动、易受暗示，很容易被运动左右。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诉诸群众概念，是一种诡辩的手段，为的是维护空洞虚夸的事业，躲避自我，逃脱责任，以及放弃趋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努力。”[4]82在共同运动影响下产生的群氓心态，助长了群氓逃避罪责的心理。极权主义领袖正是利用群氓逃避的心理，来倾覆宪政制度和民主原则。“个人融化在群众中，不复是他在单独自处时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在群众中成立孤立的原子，他个人对存在的追求被牺牲掉了，因为某种虚构的一般品质占据了支配地位。”[4]41—42阿伦特指出，被意识形态驱逐出政治空间的群氓在精神上变得更加空虚脆弱，更加仰仗于意识形态勾画的虚假蓝图和运动。
从极权主义崛起的现实土壤来看，现代性造就出的孤独的群氓是极权主义产生的重要基础。群氓与暴民不同。暴民指的是19世纪时从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而群氓则是阶级社会解体之后的产物。也就是说暴民尚有其阶级基础，而群氓却已不再拥有任何阶级基础。群氓是一帮无根、无方向的群众。它由“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1]407。群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阶级崩溃的产物。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欧洲国家阶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政党制度的自行瓦解，而政党制度的瓦解又将政党背后的多数人转变为原子化的群氓。“阶级保护墙的倒塌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1]411缺乏阶级基础或者共同纽带的群氓，丧失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和政治关系。除了阶级解体的原因之外，现代性的发展也是产生群氓的重要原因。信仰的缺失和自我理性的扩张使生命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满足生命需求的劳动代替政治和沉思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活动。群氓不是以精神纽带连接形成的群体，而是关照生命必然性形成的聚合体。闭锁在物质需要之中的群氓失去了正常的社会交往以及和他人共在的意义世界。
三、复数性与人意义的寻求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对人单数化的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复数性的缺失，是人丧失存在根基和生存意义的根本原因。群氓若要走出单数化的虚无状态，就需要努力恢复人生存的根基——复数性。阿伦特指出，人的基本境况是“人们”而不是单个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的出生既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开端，也为世界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复数的人建构起的共同世界是人们互动交往、理性沟通以及寻求意义的生存基础。
现代性奠定了极权主义的重要基础，而极权主义的统治又反过来推进了现代性并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危机。极权主义的目标不是实施传统意义上的专制统治，而是要建立使人成为多余的制度。极权主义之“新”不在于它给人造成的巨大痛苦，而是在于它使人性处于危险之中。阿伦特指出，复数性是人的本性。然而，极权统治却以全能的意识形态、恐怖统治以及种族灭绝等手段，摧残人的复数性。极权主义国家将统治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一致性强加于人。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项政治运动，也不仅是一种宗教，它更是一种创造同质化“新人”的活动。“所有集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存在于铸造一种新的、同质类型的人类存在，并且将这一人类存在用种族或者意识形态的术语加以概念化。因此，极权主义带来了人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在纳粹德国是根据种族的概念构想的。”[2]373—374极权政体企图通过摧毁人们自发行动的力量来剔除个体创新的能力。失去创新能力的人变成了一群虽有不同面孔但思维却无比一致的傀儡。每个人的反应都高度一致，每个人都变得无关紧要。极权主义彻底破坏了政治，消灭了人们的行动空间，消除了一切人为和偶然的东西。划一的人除了能够对外在的感官刺激作出被动反应之外，缺乏任何创新行动的能力。同一化、缺乏正常社会联系、陷入极度孤独和焦虑的现代人，失去了把握自身、理解历史和认知真实的能力，也因此容易为极权主义的蓝图所动，成为极权主义的合谋者。
在纳粹统治下的孤独群氓感受到了强烈的虚无。同伴的缺席意味着孤独，孤独继而引发了人们心理上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在阿伦特看来，孤独之所以是不可忍受的，是因为它表征着自我的迷失和意义的虚空。缺乏正常政治生活的孤独群氓丧失了对政治和整个世界的思考和判断。他们不再有自我利益的意识和对现实的清晰把握。群氓因此放弃了对“我是谁”“我应当如何行动”以及“我应当如何生活”等意义问题的考量。
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两个方面的特征。阿伦特将共同的政治世界理解为彻底的主体间性。每个公民既是政治主体也是客体，既是行动的参与者也是他人行动的观看者。在行动中，人们既与他人相联系，又与他人相区别。公民在复数性的行动中既经验到了人际平等，又展现出了个人特质。政治平等是人际交流和相互尊重的前提，它不是自然权利意义上的抽象平等，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道德平等，而是公民在政治事务感召下团结互助的政治平等。同时，公民就政治话题言说行动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展现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卓越性。在阿伦特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曾经、当下抑或将来的人是一样的。身体固然是人与人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但是它并不能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只有在理性参与的行动中，才能揭示出“我是谁”。
阿伦特对复数性做过三种相关的表述，它们相互依赖、紧密关联。其一是人们而不是单个的人生存在地球上。其二思考是我与自己的对话。其三唯我论是哲学上最持续、最有害的问题。第一句话曾经在阿伦特著作的多处出现，并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得到最完善的表达。它一方面表明阿伦特以在世之在的政治现象学方式对政治以及人的存在意义作出全新的理解，另一方面表明她对传统哲学将人的生存抽象化、将人的生命意义抽离人类社会的孤独倾向的批判。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分别表达了复数性在思维中的体现以及忽视复数性的哲学谬误。第二句话指出，人在思考中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者，这使一个人内部的对话得以展开。阿伦特支持苏格拉底将思维视为内部友谊的观点。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自我对话过程与哲学家的孤独沉思不同。第三句话揭示了建立在唯我论基础上的西方哲学违背了人类复数性的生存经验。阿伦特将唯我论视为对政治的巨大威胁。因为唯我论很可能导致理性主义，甚至是政治一元论的结果。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哲学对政治的挟制以及极权主义就是唯我论在政治上造成的不良后果。
复数性总是与现实或潜在的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致性是劳动和制作的特征，而复数性是行动的特点。动物的本能行为代表它所属的那个种的特征，而人的行动却代表独一无二的自我。人在世界中出生、与他人共在的事实，决定了人们行动的政治本性。政治活动需要行动者的自我展现，更需要作为信息接收方的旁观者。没有任何事物或人在呈现时是单数的。多数行动都以言谈的方式进行。言谈不是众口一词，也不是众声喧哗，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
除了极权统治的因素之外，现代性以来民主社会普遍坚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更加剧了群氓生存的虚无。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将人理解为享有权利的原子化个体。国家政治只是管理经济事务的家务管理机器。它将维护人的市民生活而不是实现人的政治普遍性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不应受到来自国家和他人的干预。“在私人领域中，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而行动或思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变得任意或偏激”[3]8，主张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塑造出了大量与公共事务疏离的“劳动动物”和“消费动物”。他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劳动生产和物质享受中，除了个体的特殊目标和需求之外别无所求。自私、冷漠和功利是他们的显著特征。阿伦特指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未能阻止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事实，既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主义解放力量的信赖，又在相当程度表明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政治危险。过度关怀一己私利的个体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也因此无法同他人建立起紧密有机的联系。在社会联系断裂的孤独境况中，人们不得不面对任人宰割的政治危险和无意义的生存状态。
阿伦特指出，在世界上活着就意味着自我展现，而展现是一切事物获得生存意义、克服虚无的前提。人既不是一个人生存，也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来生存，而是以自身之独特性与他人共同出现在世界之中。在与他人的共在中，人以扩展的交往和视野通达政治和世界。人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差异性、自我认同以及对同伴的信任，只有在与同侪的共同政治实践中才能确立。尽管阿伦特强调独立个性对于人的重要性，但是她并不主张人们以脱离世界的方式来建立所谓的独特性。在她看来，脱离世界的人具有的不是独特性而是孤独的异常性。
公民在复数性的行动中，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团结。阿伦特理解的复数性生活，存在合作模式和争胜模式两个面相。行动既有与同侪合作的方面，又有展现一己真性的秀异面相。阿伦特所说的行动不拒绝沟通与合作，也不是与他人对抗的唯我主义。公民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爱相互合作，出于对承认的追求互相争胜。承认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实践方式。同侪怀着被承认、被尊重的期望进入政治领域。主体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品质需要另一个主体的承认，而另一个主体必须是与自己有相似能力和品质的人。只有得到互动伙伴的认可，个体的特质才能获得真正的确认。在承认与被承认中，公民既体验到由肯定带来的愉悦，又感受到了由共识带来的力量。公民不是靠强力，而是基于相互承认的平等关系构成了团结的联合体。
实验室文化建设不仅对实验人员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而且在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过硬的实验操作技能，良好的科研素质及勇于探索知识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内涵包括人文文化(精神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
阿伦特指出，古希腊城邦政治是公民复数性存在的典范。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并且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复兴的政治生活，是对人类复数存在境况的最好表达。公民以本真的方式与他人照面，并在据理展开的政治中作出辩解。公民之所以进行辩解，是由于他们考虑到意见分歧存在的可能。政治处理的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需要公民进行创造性言说和判断的特殊事务。正是基于政治生活的创造性和复杂性，亚里士多德指出，适合人类事务领域的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理论智慧。人类事务的多变性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固定化、程式化的知识解决政治事务。
根据个税递延保险的定义也能够看出，高收入群体所享受的优惠较高，最终养老保险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但是目前上海市政府没有对低收入群体予以相应的补贴，也会使个税递延保险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效果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总之，阿伦特意在将“在世界之中”即人类复数性的境况恢复到人们生存经验的中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帮助人们寻求生存的意义。她回到人类生存的原初样态，重新思考“世界”“交往”以及“政治”等范畴，拯救了为传统所遮蔽的政治经验以及为现代性遮蔽的人生意义。
“指导”主要针对学生的盲目性。大学语文课程在我校的开课对象为大一的理工科学生，且开课学时为28学时，学时相对较少，涉及的面很广。教师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向学生有效传达容量丰富的内容，首先要改革教学理念，将传统的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课堂转变为师生共同参与的场域，教师进行方法的指导，学生完成自主思考与实践。再者，学习环境的差异。由中学的学校、教师全面管制到大学相对自由的教育环境，学生对于课程学习多带有盲目性。教师通过指导，带领学生进入大学语文的学习情境，为学生明确阅读教育的学习目标和过程；教师“授之以渔”，使学生将阅读内化为生活中的小事，一以贯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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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ExistenceandOvercomingofNihility
PANG Nan， YE Ying
(SchoolofMarxism,Tai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Taiyuan,Shanxi030002,China)
Abstract: Totalitarianism is the concentrated outbreak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risi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Modernity breeds totalitarianism, which promotes modernity in turn. From Arendt's point of view, the totalitarian total rule that imposes conformity on human beings destroys the plurality of human beings and creates a profound human crisis.The lonely mob, who are alienated by totalitarian politics becomes one-dimensional people, loses the real grasp of the self and the world and feels a strong sense of nihility.Arendt points out that pluralit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human survival. It is alway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actual or potential actions. Only in the plural action can people construct a meaningful space for reaching the world, revealing oneself and overcoming nihility.
Keywords: modernity; totalitarianism; nihility; plurality
收稿日期：2018-12-2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ZXB005)
作者简介：庞楠，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叶颖，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9)03-0040-05
标签：阿伦论文; 群氓论文; 极权主义论文; 复数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ZXB005)论文;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