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学风建设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良好的学风建设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创新，缺乏优良学风的学术创新意义不大。学术创新要有一套完善、合理、良好的学风建设制度来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已有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基本学风准则，然而，学风建设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学术不端现象和各种学风问题仍然存在。学风问题和学无创新的共同根源是实事求是的缺位。因此，在中国特色的学术体制中强化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在践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中提倡学术创新，是扭转学术生态不良、解决学风建设问题、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学风建设；实事求是；学术生态；学术体制；学术创新发展
引 言
学风建设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的基础工程，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1]总书记的讲话再一次清晰地表明，学风建设是做好学术创新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根基。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期。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风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学术腐败与学术浮夸的现象仍然存在，急功近利与粗制滥造的状况屡禁不绝，坐而论道与剽窃成果的行为制而不止，篡改文献与捏造数据的劣迹时有出现。这些不良风气，严重阻碍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有负于国家需求、党的要求和人民期待。因此，加强学风建设，厚植诚信、祛除浮躁、严谨求实、守正创新、引领时代，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又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和时代要求。
一、当前我国学风问题的主要表现
“学术”一词自西汉载入司马迁的《史记》以来，在我国传统社会王朝更迭流变、文化因袭传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重视礼乐教化的士大夫阶层置于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于明清之际发展为“学术兴,则礼俗政教必兴；学术亡,则礼俗政教必亡”的基本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明确地把“文风”和“党风”与“学风”联系起来，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812。毛泽东对“学风”的外延还专门进行了扩展性的界定：“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813由此，“学风”这一原本特指学校风气或学界风气的提法，在这里不仅被引申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理论问题的文风和学术风气，而且后来又引申为个体或群体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的精神风尚和思想态度。
人工栽培的黄芩品质受栽培区域生态因子及田间管理影响较大，如山东莒县所产黄芩中黄芩苷含量显著高于甘肃产黄芩[4]。生产过程中，由于各地生态因子及田间管理差异，出现了施肥种类差异大、中耕除草难以规范以及农药不合理使用等现象[5]，部分产区连作加重了黄芩根腐病的发生几率[6]，农残重金属超标越发严重，以上因素单一或综合限制了黄芩药材的产量及品质，造成市售黄芩药材质量不一，影响药材药效，同时也影响临床用药安全和黄芩的市场竞争力。中药无公害栽培体系尚不完善[7]，现阶段开展黄芩无公害栽培技术研究具有迫切性。
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中纪委驻水利部纪检组组长董力，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周英、胡四一，水利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陈小江，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泰波，湖南省副省长徐明华等出席会议。
本文所指的学风是狭义的学风，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是一种高尚严谨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原则和治学品格，是凝聚在治学认知、治学情怀、治学意志、治学行为过程中的精神动力、工作作风、行为规范、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并逐步固化为一种从事学术研究的传统和风格。这种传统和风格对研究者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对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优良学风应该包括勤奋、创新、严谨和求实。勤奋，就是发奋努力，不畏艰难，锲而不舍，永不懈怠；创新，就是不拘成规，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善于发现；严谨，就是踏实做事，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求实，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0号矿体：该矿体是该区最大的矿体，呈扁豆体产出，在2线南—12线分布，总长为2 600 m，在4～8线出现，寒武系下面的岩层覆盖了4线的南部大多数矿体，黄土覆盖了8线的北部。该矿体厚度为5～302 m，平均为154.7 m，走向呈北北东方向，倾向南东，倾角为70°～80°。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优良的学风视为保证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论及改造不正确的学习风气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3]796虽然这是针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问题，而当今的学风建设针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共同性。因而，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违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根本宗旨的错误，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以新的学风问题面目出现，成为当前学风建设的主要问题。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把当前学风问题归纳为以下六种。
其一，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又称本本主义，以唯书唯上恪守“祖师”教义为特征，一事当前总是拿本本来找答案，将书本的教条作为衡量万物之优劣、权衡利弊与得失的金科玉律。教条主义凡事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照本宣科，而不是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和认识事物，只是用机械的、简单的套用“本本”和某些词句来裁剪现实生活。
从历史看，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可分左、右倾两种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初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推进，有海外背景的以宣扬资本主义和鼓吹自由主义为宗旨的“右倾”教条主义，极力鼓吹宗教激进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影响着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格局。“左倾”教条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熟读乃至背诵马列经典为其主要特征，自诩是马列主义的正宗，对中国革命同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党和政府对“左倾”教条主义有过多次的彻底批判和思想清算，及至今日极“左”思潮的教条主义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失去存在空间，但在学界和民间依然有部分残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与新阶段，学界和民间这些抱残守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当然不能与时俱进，以变化了的形式不断重复着本本主义老套路，无法清醒认识当今中国和当前世界，一味地鄙视和否定新事物、新实践，愤世之余不得不自闭象牙塔、沉迷故纸堆，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表面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性约束进一步增强。欠发达省份普遍用水基数小、水质较好，在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背景下，国家基于现状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较紧，水功能区达标率要求较高。为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增长不突破国控指标，就必须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加大水染污治理力度。
其二，宗派主义。以拉山头、结帮派为特征的宗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性术语，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也具有某些圈子化或结团拉伙的特色，将宗派性的思想观念及其分歧无原则地延伸到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者个人乃至网络空间，产生实体性的争斗或对抗。
学术上的宗派主义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学术上的宗派主义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至秦汉时期为了争夺一家一派的国家意识形态统治权，出现了秦帝国焚书坑儒式的“独尊法术”与汉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派斗争。近代以来，先后表现为不同版本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主要有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的争论，维新运动中的“变”与“不变”的争论，新文化运动中西化与复古的学派斗争等等。宗派主义对中国学术生态的恶劣影响主要表现为：“左、右各派以意识形态为学术分界，从而将学术批评演变成了政治争议。学术批评之外的相互攻讦，或以学术批评为名的尖刻谩骂，或乱扣政治帽子、乱贴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化举措，随处可见于各派的舆论阵地(如学术刊物、新闻媒体、理论专著、网络帖子等)。这种让人担忧的学术倾向，不仅无益于在理论层面科学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将极大地损害学术领域本身的健康发展。”[4]更为突出的表现是，派系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舆论氛围和理性争鸣的学术风度，甚至相互排斥，相互打压，争夺要职，抢占资源。学术期刊不同程度地对不同派系的观点设置隐形的用稿障碍。学术关系“圈子化”“封闭化”“入圈子”“拜码头”的现象依然存在。学术生态缺乏“和而不同”、互鉴互赏，学术争鸣更加极端化、民粹化和非理性化，扣帽子、打棍子时有发生，并能迅速引爆舆论，甚至演变为网络空间的相互攻讦。
其三，文牍主义。学术文牍化在时下的突出表现是过度贩卖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和外来的学科术语。文牍主义者一方面自认为独占“知识”与“真理”，故作高深，脱离人民群众，既不能以理性的学识武装自己，又难有科学的理论去教育人民，而只能以堆砌名词术语为能事，与科学理论的大众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当然会产出许多没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垃圾。更有甚者，完全放弃节操，粗制滥造，东抄西抄，拼拼凑凑，改头换面，掩人耳目，形式日新月异，水平原地踏步。
在中国，文牍化的学风自古有之，尤以明清为甚。这种治学之道的要害是逃避现实、埋头考据、引经据典、寻章摘句、闭门造车，从理论到理论，脱离实际。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为治学方式，重视证据罗列、缺少理论发挥，文风简洁朴实，日渐发展为“汉学”“朴学”或“考据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文牍主义的不良学风一度曾经以断章取义方式转引革命导师的特定语录，既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科学体系，又随心所欲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如果说文牍主义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后果是容易产生泥古不化的复古主义情结，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下生产出一大堆不合时宜的学术垃圾，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牍主义则危害至深，其危害主要表现为：(1)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埋头考据，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从理论到理论，名为“文本研究”，实为脱离实际，缺乏针对性，即便是所谓的“学术争论”，也是“笔墨官司”打得多，现实关照很单薄，沿着这条道路，越是努力“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就越是将学术研究学院化，反而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疏离感，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掌握群众”“改造世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背道而驰。(2)通过生搬硬套的所谓“学科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外寻求理论资源，套用各种西方时髦的所谓“范式”“框架”“视域”“理念”“角度”，在各种新的“理论视域”下解读经典，表面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是解构或歪曲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理论体系。
学风问题实质上就是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时的一个根本性或前提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意味着将会有什么样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生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学风思想，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风。确切地讲，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其五，形式主义。学术上的形式主义把主要精力用于做表面文章，玩花拳绣腿，而不是老老实实地通过刻苦钻研形成扎实丰硕的学术成果。形式主义的学风是体制性的，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在体制层面，由学术评价指标的“数据化”引发的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的学术形式主义。在这种形式主义学风浸染渗透的学术生态中，全国各高校之间、各科研院所之间在攀比式地评估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和学术成果时，把各自的论文、著作、基金项目等类型的学术成果均简单地换算为一种可以相互比较的数据指标；对科研人员的年度考核或职称晋升，均以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的数量、学术期刊的级别和出版社的级别进行换算，结果是把各个学术期刊科层化为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把各个出版社等级化为普通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以期刊等级和出版社等级评价科研成果。于是，对学术问题的考评出现了“不重质量、只求数量”的“数量学术”，“不论实质、只看等级”的“等级学术”等形式主义学术现象。当前，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开始反思和纠正人才评价的“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标准，这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借鉴。(2)在个体层面，部分学者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体制内，为了应付一年一度的学术考核，发表应景文章，满篇官话、套话、空话，只喊口号、不谈实事，貌似积极弘扬主旋律，实际不切实关注国计民生，只是惺惺作态，媚上求宠。此类形式主义，缺少学术精神，写文章套用“党八股”格式，其效果犹如“大炼钢铁”，遍地“小高炉”却“炼”不出好“钢”来。有的学术形式主义者还特别推崇并营造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学术“大跃进”氛围，这种形式主义学风在表态时铿锵有力，在论证时苍白无力，看似“硕果累累”，实则“空洞无物”。学术形式主义者在有限的“学术圈”内自娱自乐，不会被学术界“喜闻乐见”，反而留下不可抹去的笑柄。
其六，西化主义。学术西化主义思潮有两种表现：(1)崇洋媚外，对西来的思想文化、学术理论极度推崇，处处以西方价值为准绳，试图在中国普及西方的“普世价值”，在过去“言必称希腊”，在当下“言必称美国”；“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更是足不出户即可“留声”，贩卖舶来概念和观念。(2)数典忘祖，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学科体系则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这些人心目中，西学是显学和真正的学术，西学之外无学术。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学界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是，为带有文化渗透性质的西方学术殖民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致使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的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体制，一方面，变成了“杂货铺”——无分辨无取舍的“拿来主义者”对外来学术思想和理论的译介堆砌；另一方面，也变成了“自留地”——西方别有用心的“送来主义者”不断成功移植其精神鸦片的自由场所。
显然，以上六种学风问题，分别侧重于不同的层面或方面，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教条主义从本本出发，与“实事求是”相悖；宗派主义是教条主义在学术组织层面的结果和体现，并通过“亚文化圈”的相互影响，对教条主义在思想层面起到强化作用；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不仅摒弃“实事求是”，而且可以相互援引，因而共享通病，其间常常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西化主义更是无视实事求是、不讲国情民情，因而是媚洋崇洋的形式主义的高级变种，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影响下，常常会落入西方的“意识形态陷阱”。因此，从思想内核来看，上述各种学风问题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即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
其中, ΔS为网格单元的面积, ΔΩ为网格单元对球心的立体角, θ为纬度角, 在0到π/2之间; φ为经度角, 在0到2π之间. Δθ为纬度角方向的间距, Δφ为经度角方向的间距, 都为定常值.
在常温(293 K)下取质量为m=0.01 g磁性纤维素加入体积10 mL初始浓度C0=50 mg·L-1的pH为7的亚甲基蓝溶液中，振荡吸附，在不同时间间隔内取样测量。由图4可以看出，磁性纤维素对亚甲基蓝的吸附在前10 min时，吸附容量快速增加，10 min后吸附容量缓慢增加且趋于平衡，120 min后吸附容量基本达到平衡，因此选择最佳吸附时间为2 h。
(一)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是学术创新发展的精髓
其四，利益主义。利益主义指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发展学术，而是为了获取物质、名誉和地位等社会利益，其突出表现就是“学术拜金主义”。在学术拜金主义者那里，学术不是“社会公器”，只是赚钱的工具和手段。在价值追求上，学术拜金主义者以拿项目为能事，以“能结项”为准绳，不求研究成果反映客观现实、分析实际问题，只求尽快通过鉴定、结项拿钱。在组织方式上，学术拜金主义的学者更加“老板化”，学术拜金主义的研究更加“标准化”，学术拜金主义的学生更加“劳工化”。学术拜金主义者做学问就像做“产品”，流水线作业，分工细致、效率优先。追求项目数量、科研经费，不断“接单”，来者必应，大量产出，按“劳”取酬。此种模式逐步演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学术研究更加“实证化”“工具化”，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有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支撑，传统的“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经过计算机模型化、公式化、图表化等程序的“点石成金”式的改造，变成了更加脱离实践、可以大批量产出各类模板化的“调研报告”或“监测报告”，学术活动因此更加成为赚钱的重要来源。此类拜金主义虽然钻了学术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和严谨的空子，但尚且能够“守法经营”。更可恶者，则是贪赃枉法、瞒天过海，“空手套白狼”，凭空捏造成果名单即可侵吞国家或企业项目巨款；或蝇营狗苟，沆瀣一气，集体腐败，利益均沾。更有甚者，投靠国外民主基金，“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先有西方立场后出研究结论，再找论据“证明”结论，以科学的形式包装价值立场，并借助互联网发惊人之语，表面上“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实际上不仅沦为金钱的奴隶，也堕为西方反华的工具，失去了基本的家国情怀。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9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应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
1941年5月，针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没有科学态度的人，针对那些只知背诵革命导师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许多同志“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3]799，“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800。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科学界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20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思想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完善。
第一，“学风问题不仅仅是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才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的关键。所以，学风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学风问题本质上就是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观点，并指出“实事求是”“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3]801。
为了更接近玉米群体真实转录水平，研究团队采用自然群体，以368份玉米自交系未成熟籽粒为实验材料，对转录本组，即一个基因通过可变剪接转录形成的多种成熟mRNA，进行重新组装，获得了以往未被研究的新转录本。
第二，学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6]学风不仅影响到党风，而且也是党风和社会风气好坏的基础；学风正则党风正，学风不正则党风不正：“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812“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7]299。 “从党的历史上看，什么时候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因此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7]223
学术创新指的是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只有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才会有真正的学术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倡导的“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2]814。
学风建设是学术创新发展的必然前提。优良学风是保证教育、学习和学术研究质量的重要条件，只有建设好良好的学风，才能通过学术创新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局面。我党历来重视学风建设，已把培育优良学风作为从严治党重要目标之一，学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课题。学风是每个人自身成长成才和每个学术群体自身学术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学风建设关乎每个人的自身成长和每个学术群体的长远发展。因此，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项事业创新发展，必须以优良的学风为基本前提，以科学的学风建设为根本保证。
(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基本原则是“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学习和研究科学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实践，进而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学风应包括以下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原则。
对于悬浮架，本文前述已对中低速磁浮轨道动态监测方法的适应性分析进行了论证，悬浮架的姿态对由4个间隙测点测量的轨道不平顺指标无影响。因此在仿真过程中，可忽略悬浮架的动态变化。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这一学术立场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的学术研究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学术的根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既要坚持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社会实践是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智慧源泉和源头活水，又要坚持人民的幸福和世界的祥和是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既不能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空对空”的学术研究者，也不能做只为才子佳人和少数精英大搞独门绝学的学术研究者，而是要紧跟人民大众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的时代步伐，及时关注并回答人民大众普遍倾心神往的时代主题，把人民群众对切身利益的诉求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点和立足点，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把自己当作最普通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做人民大众的忠实代言人，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原则，始终坚持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学者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最终标准，敢于将自己变成人民大众认识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的认识工具，善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变成人民大众改造内在主观世界和外在客观世界的精神武器。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思想，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全覆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风上的基本要求。
“当它们飞行或是栖息时，景深要足够大，确保不只是最近处的那只鸟清晰合焦。”David补充。对于鸟群的拍摄，应当使用慢速快门拍出鸟类的动感，以及上百只鸟扎堆喧闹所产生的戏剧艺术效果。
因此，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时刻牢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对于“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何谓“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801“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9]
评价标准是一个指挥棒，表面上看似是一种无形的“软约束”，实则是能够产生现实影响和后果的“硬约束”。自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中国学界带来的震撼之后，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在总体上呈现出某些西化的倾向，这就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科研课题指南的设定、课题项目的分配、课题成果的发表、课题成果的评价、课题成果的应用、研究者的评奖评优等各个环节，而且还催生了一些学风不正、立场不清、价值模糊的研究成果，使得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某种“西化主义”风气。这种风气还会进一步强化学术宗派主义、刺激学术形式主义和拜金主义。所以，克服西化模式的学术评价体系所带来的诸多恶劣学术风气，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坚持严谨求实守正创新的学术风气，促使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的发展决策和发展战略服务，这是刻不容缓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中，“实事求是”既是基本内核，又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不可忽视。
第一，要严格遵循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揭示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知行合一的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10]实践出真知，实践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产生科学知识的源，而书本仅仅是承载和传承科学知识的流。一个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一般都是将“亲知”(感性的直接经验)与“闻知”(理性的间接经验)有机结合的结果。
第二，要积极主动地克服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主观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和反科学的方法。各执一端的“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如何根治这两种极端化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11]818
学术体制属于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属性极强的文化体制范畴。中国特色的学术体制包括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机制、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监管体制。
3.坚持严谨求实的学术创新原则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永恒主题，是实现学术价值的根本途径。”[12]“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学术创新。科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形成有别于前人的创造性学术观点或理论。”[13]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是学术研究的本质所在，也可以说是学术的生命所在。学术研究如何创新，在中国，推动学术创新需要学者们自身要有责任意识，毕竟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学者身上，同时还要有思想的自由，否则，就不会有学术创新，没有学术创新，就不会有学术发展。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就要求严谨求实，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展开接地气的学术研究，实事求是地守正创新。具体来说，学术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地提出新选题、发掘新材料、创造新方法、发觉新思维、提出新观点、创新新理论，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三、优良学风的涵育力求完善中国特色学术体制
“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在现代中国学界和业界分别表现为：学院主义和实务主义。前者从学校到学校、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是对经典著作顶礼膜拜的“本本主义”者；后者淹没在职场杂务当中轻视乃至无视科学理论的充电，是重经验轻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应当鼓励象牙塔里的大学者到广阔的社会大天地里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同时也应当鼓励那些不重视理论的实干家到继续教育的大课堂里沐浴知识的阳光。
(一)在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新中涵养优良学风
第三，学风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学风问题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政治问题，反之，恶劣的学风害己害人、误党误国。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什么时候学风端正，我们党的事业就兴旺；什么时候学风不正，我们党的事业就受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左”或“右”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等，从不同视角佐证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之基，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伟业开拓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实证明，学术兴则国家兴。学术要复兴，首先必须坚持“洋为中用”的学术创新原则。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持续不断地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的中国化理论创新原则，才能利用国外的科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对于外来的科学理论都应该坚持这一创新原则，否则在西化主义不良学风的主宰下，中国的学术领地将会变成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跑马地。学术要复兴，还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学术创新原则。如果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传统文化要能为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实现其当代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使命，否则，就会食古不化以至于文牍化学风盛行。总之，对于外来和古代的学术资源，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化、当代化和科学化的创新原则：“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1]192
在学术创新发展中，不仅要眼睛向内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根据，还要眼睛向外彰显中华民族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坚持为解决人类问题而提供中国智慧。在学术的创新发展中，不仅要坚持对理论内容的创新，而且还要坚持对学术形式的创新，在“借鉴国外，挖掘历史”的基础上，使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既是涵养优良学风的基本学术土壤，也是优良学风发挥作用的直接场所。
(二)在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引导优良学风
对学术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默认了西方标准就可“不言自明”的问题。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接轨”以来，中国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胸怀努力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术亦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以西方为师，克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照搬苏联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诸多缺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中国的科技进步以及从“追赶”到“并跑”到逐步“领跑”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即便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习和借鉴，也存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然而，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在“中国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比自然科学领域更多更迫切，尤其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亦迫在眉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此类学术评价体系不仅要在“话语体系”上亟须努力重构，也要在“学科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借此要在学术评价体系上根本扭转以西方价值为学术是非判断标准、以西方评价体系为学术优劣评价准则的现象，引导实事求是优良学风不断成长发展。
在未划分时区之前的农业社会，世界各地采用着各自的计时方式，这种混乱的计时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1876年，苏格兰裔加拿大工程师Sandford Fleming（史丹佛·佛莱明）在爱尔兰旅行时，因误将上午的车票当成下午，而错过了列车。正是这件事促使他研究世界标准时间，以改善这种混乱计时的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天有不测风云，爷爷不幸撒手人寰，丢下奶奶和7个孩子相依为命。父亲成家后，奶奶被接到我家安度晚年，这对镯子也就跟着奶奶带到了我家。
同时，要发挥学术评价的引领作用。学术评价不仅是一种制度建设，而且是一种学风建设，是学术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扭转不良学风、弘扬优良学风的主要手段和工具。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包括学术本身的评价、学术期刊评价和人才评价等，学术期刊评价和人才评价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正由于有了学术评价，学风才能不断改善，学术质量才能不断提升。事实上，当下学风不正和学术不端的现实存在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学术评价问题，重视学术评价中的引领作用。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及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力求着力扭转“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评价体制带来的不良风气。国家已经把学术评价、人才评价放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说明了评价引领的重要性。在评价中，还要重视全评价、过程评价和效益评价[14]，制定宏观、中观、微观的适用于不同层级的学术评价制度，完善多元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拥有什么样的学术文化，完善学术评价制度是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建设中国特色优良学风的重要任务。充分说明，一流的学术标准，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是当今学术创新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三)在中国特色的学术监管体制中剔除学术腐败
如何将反对学术腐败与建设学术监管制度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所以，在学术监管体制建设方面，必须把学风建设与党风建设、把从严治学与从严治党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党风建设是学风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党风不正、党纪松弛，学风就不正，体制内的学术腐败就会成为屡禁不止的“灯下黑”。从严治党是从严治学的前提条件，党风廉政建设则是学术腐败得以遏制、学术生态风清气正的重要条件。
在学术监管体制建设方面，还必须把“依法治学”与“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依法治学”是“依法治国”在学术领域的具体化表现。有些人鼓吹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试图将中国的学术领域变为“法”外之地。事实上，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者，都应该遵纪守法，都必须把各自的学术活动纳入法治化运行的轨道上来，让学术活动不再有腐败的土壤和“特区”。“依法治学”首先要坚决反对学术界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学术是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的公器，以“家族式”或“学霸式”为特征的学界“朋友圈”，是利用国家公器谋取个体私利“利益共同体”，它是诞生学术宗派主义的温床，是学术生态不能健康发展的毒瘤。所以中国学人“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打破相互封锁的门户倾向，防止和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15]。“依法治学”其次要建立常态化、公开化、透明化、科学化的监督机制，包括党内监督、同行评议、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等。借此对于拜金主义和学术腐败绝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过多方面责任追究，将学术诚信记录与社会诚信体系相衔接，触犯法律者应依法予以惩治”[16]；对于学术剽窃者要通过舆论监督媒体曝光使其臭名昭著，通过党纪政纪处罚使其如过街老鼠一样无法容身于世。
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论争也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比较著名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推动学术创新发展需要践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学术体制是涵养学风的基本场域，学风直接体现并作用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之中。如前所述，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的基本内核，严谨求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因此，要切实扭转不良学风，就得在健全学术体制的过程中，在统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中，大力弘扬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践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推动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发展。
(一)要弘扬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严谨求实的精神，既是科学精神，也是学术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哲学社会科学规律与真谛的不断探求，离不开科学精神，离不开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这种精神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准则息息相关，也能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品行修养与胸怀。“坚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看待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人们在科学研究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方式又不断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逐渐成为创新精神的源头活水”[17]，会进一步在学术研究中催生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协作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与时俱进精神等。这些精神汇聚出一股巨大的合力，“促使人们摆脱各种消极精神枷锁的束缚，树立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17]，从而持久地推动学术创新发展。
(二)要保持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
严谨求实科学态度决定科学研究的成功与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而学风问题又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塑造与维护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种前提性素质和基本态度。具体而言，这种态度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恪守学术规范、抵制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还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经得住诱惑、守得住底线。”[17]遵守学术规范，使学科研究能发现新问题，达到思想的深化和学理的创新。
(三)应用严谨求实的学术方法
严谨求实的科学方法决定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高低。“做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仅有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还不够，同时还需要严谨求实的学术方法”[17]，规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研究边界和研究方式，学术问题的寻觅和探究，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而需要实实在在地俯下身子，深入在内容的探究之中。唯有对学术怀有敬畏之心，“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才能研究真问题，发现新问题，解决大问题”[17]。
(四)坚定严谨求实的学术自信
严谨求实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一直坚持坚守的一种无形的优良文化。它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新时代会发挥中华文化自信的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增添我们内心深处的自豪，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增强中华优秀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作为溶入中国血脉的文化素养和精神传承，已折射出了学术自信的光芒。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持续发展，为这种学术自信提供了富含养分的土壤，也为塑造与坚持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17]
结语：学风优良方能学术繁荣
学风建设是学术创新发展的前提，没有良好的学风建设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发展。优良学风是学术创新的基础，没有优良学风的学术创新毫无意义。学术创新必须要求有一套完善的、合理的、良好的学风建设制度去规范，同时，必须身体力行，严格遵从规范的学术制度，学风建设才能做好，才能发挥作用。学术创新是学风建设的内在旨趣，只有在实事求是优良学风基础上的学术创新，必将使我们事业发展壮大，反过来也会促进学风建设的优化和深化，形成良性循环。当然，中国的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还要求每位学者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情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
当前学风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与优良学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学风建设和学术创新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新时代，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加强学风建设，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陈出新的关键。中国学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真做学问，自觉践行优良学风，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
学生通过探究获取知识并在此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拓展或再次探究，使学生始终处于“深度学习”当中，并紧跟科学家的思维，核心素养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也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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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5-0063-10
基金项目：2018年度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新时代学风建设的价值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胡政平(1961—)，男，甘肃秦安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杂志社总编，编审；巨虹(1984—)，女，甘肃天水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暮雪 校对：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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