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构成了该书所揭示出的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该思想将共同体分为原始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部分勾勒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线条。在理论层面上，这一思想能够有效指出滕尼斯区分共同体与社会的学说，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说，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学说等影响较大的共同体学说的启发与不足。而在应对现实这一层面，在当今世界普遍爆发的认同危机的背景之下，西方学界对自身的理论与制度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依然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通过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供的视角，能够揭示出当前认同危机背后的机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传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精髓，把握住了当今的时代脉搏，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唯物史观；共同体思想；虚幻性；认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诸神不得不共存的情况下实现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这是近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所聚焦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不断在现实中向人们提出挑战，因而也不断得到理论上的回响。在碎片化与民粹主义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当下，认同危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需要人们一方面使用现有的思想资源回应新问题，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建构唯物史观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而意涵深刻的共同体思想。一方面，这一思想依然有能力回应当下的问题，因为其所批判的现代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原有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它也因自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能够构成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
在西方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被以一种理性化的形式处理成诸神中的普通一员，这在客观上也就大大削弱了其批判性和超越性。然而，理论是否具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对现实的解释力是可以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的。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本身，并不断把文本与当下的现实进行对照。就在对共同体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马恩指出，有一些思想具有较强的一般性和概括性，它们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经验关系，而后时代的斗争也因此需要借助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1]。尽管马恩不可能完全预见到他们去世后一个多世纪所发生的新变化，但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所具有的意义与影响并不因此而局限于19世纪，这是为历史所不断证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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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要义
(一)共同体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共同体”是《形态》展开论证的关键线索，然而如果不明确这一概念在《形态》中，乃至在整个马恩学说中的地位，讨论的前提就会模糊不清。国内学界对马恩共同体思想的专门研究主要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展开的。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背景下，研究者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挖掘出新的知识增长点，而其中“共同体”概念在西学中亦是重要概念；此外，也有翻译上的原因：在收录《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译本中，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以及之后的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均将德语中意为“共同存在物”，用来指称古代共同体的“Gemeinwesen”以及意为“共同体”，用来指称自由人联合体的“Gemeinschaft”均翻作“共同体”；而在1956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Gemeinwesen”被翻作“共同体”，而“Gemeinschaft”一词被翻作“集体”——这样，在早先时期的翻译语境下，“共同体”一词并未与共产主义发生直接关联，其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相较于城镇消费环境来说，农村的消费环境建设还是比较落后，想要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势必要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只有消费环境建设的符合农村居民的理想状态，才能够让农民们自己想要去消费，想要在除了食物方面去消费。加强消费环境的建设，需要加强市场管理力度和执法力度，让三无产品从市面上消失，让不合格商铺从商场中消失。除此之外，还要利用多媒体加大不良店铺的宣传力度，彻底曝光不法销售行为，保障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从侧面提高农村消费经济结构。
最后，纵观《形态》全书，它有两大相互关联的任务和目的：其一是批判神秘化的、本末倒置的、缺乏实践精神的德国哲学主流思想；其二是破旧立新，孕育出一个能够揭开意识形态之谜，阐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学说。在揭露和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础上，马恩对于唯物史观的论证可以概括为以下的思路：“现实的个人”的提出与论证—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解释与未来设想。在《形态》里，“共同体”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散见于各处，却又统摄在这一思路之中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而共同体当然地归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因此，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中的一部分，不可能超越唯物史观或者成为与唯物史观并列的概念。具体而言，马恩的共同体思想始终对应着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演变是随着所有制形式的演变而发生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进而，对共同体的探索应当是服务于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揭示，带有较强的工具性。
这样，马恩就已经勾勒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表面的平等所掩盖之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表面自由之下对个人自由深深的束缚。这就为进一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以上事实均说明，当今的西方社会不仅没有进入滕尼斯所设想的轨道，以传统共同体来使现代工业社会实现人性的回归，还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撕裂，引发了极端势力的愤怒。此外，网络等新技术的出现也加剧了上述现象的发酵。总之，当下发生的共同体危机具有形势新、范围广的特点，亟待于从理论上得到有效分析。
“共同体”的地位问题在国内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共同体是马克思“论证人类社会解放道路时所运用的范畴和工具”，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副产品”[2]；有学者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放到了并列的位置上，认为二者之间是“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4]笔者相对更赞成上述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总之，共同体思想在早期的马恩思想中是为揭示唯物史观，论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服务的，在讨论这一思想时应当围绕书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和原理展开。
此后,科学研究被纳入了社会建制,即便在战局混乱的动荡年代也不例外。中国有了一大批自己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文化的陶冶下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科学文化也开始沿着一个有目的的轨迹向前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续航动力。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的展开
马恩对共同体的讨论离不开对个人的分析。个人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是讨论和理解马恩早期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康德和黑格尔以来的德国哲学传统当中，个人始终带有非历史性的、无条件的、虚构的色彩。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人或是不处于任何关系之内的，或者仅仅处于抽象的关系之内。马恩则从人的生产和物质生活本身这一最为可靠的事实作为逻辑起点展开了他们的论证。作为马恩论证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的提出不仅在哲学史上留下了一种焕然一新的存在论，也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摆脱了唯心史观的窠臼，出现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人”的模型。个人现实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个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共同体。马恩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讨论了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按照社会形态演化过程的时间次序，马恩笔下的共同体可被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
1.自然的共同体及其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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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有制形式的区别，马恩将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区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521-523。每种所有制形式都能在《形态》中找到相应的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所对应的就是部落所有制；在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期的共同体被称为“古代的共同体”，而在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期的共同体被称为“封建的共同体”或“中世纪的共同体”。马恩并未具体描述自然的共同体，这部分的工作是恩格斯在之后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展开的。自然共同体在《形态》中仅作为私有制产生之前的一种状态出现。马恩认为，现代工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而“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1]584。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才称得上是纯粹的私有制。
因此，自然的共同体本身是一种状态，而其发展和蜕变是一个从原始部落所有制向纯粹私有制演进的过程。当然，从客观上讲，在《形态》写作过程中，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还未问世，马恩还未来得及对西欧以外的社会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有更进一步的研究，而马恩在主观上也未将古代共同体作为《形态》全书的重点论述对象。至于这一部分的展开，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
2.虚幻的共同体及其对个人的限制
马恩描绘历史上虚幻的共同体产生历程，这一历程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程：从封建领主那里逃出来的农奴或曰自由民成为市民，市民们因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团体，建立城市。在各地鼓励发展的城市通过商业交往而互相了解，形成了作为地域性市民团体的市民阶级。市民阶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资本的出现发生了分化、重组，大部分人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形成了无产阶级这一新兴阶级。在这一变化中，作为历史新生事物的无产者本是为追求个人自由而逃亡的农奴，然而他们被分工所产生的物的力量所束缚，遭遇了物对人的奴役。
马克思在《形态》写作之前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刻的讨论。他将市民社会成员与犹太教徒进行类比，称市民社会成员按照诡辩始终存在于国家生活中，正像公民按照诡辩始终是市民社会成员一样。他认为这是“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并将这种分裂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1]31。而在《形态》中，马恩进一步将这种诡辩和分裂之下的政治国家描绘成“虚假的共同体”。他们指出，在国家内部不同政体间的斗争以及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536在虚幻的，或者说冒充的共同体之中，个人自由仅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才是存在的，而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阶级身份导致的，并非共同体所赋予的[1]571。
此外，共同体思想地位的确立应当重视马恩的本意和语境。在马克思本人概括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并没有提及“共同体”或与之含义相近的概念[5]。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并未将共同体看作唯物史观中的核心范畴。还应当注意到的是，马恩讨论社会历史问题有着独特的语境和范式，其涵盖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在20世纪才出现的“政治哲学”，而且是与后者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因此试图以当下西学语境下流行的“共同体”“政治哲学”这样概念为核心而重构马恩学说，很容易造成理论因被裁剪而失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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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真正的共同体的设想和追求
说共同体的虚假性，主要指当个人处于虚假的共同体当中时，自由、自主的活动就被限制住了。虚假的共同体不仅没有使个人获得自由，而且与个人失去了实质性的联系，成为个人自由的桎梏。而真正的共同体应当是允许并促进其中的每个个人进行自由、自主活动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共同体由虚假向真实的过渡呢？共同体形式的转换背后是所有制形式的转换，而能够改变所有制形式的依旧是现实的，能够进行自主活动的人。
奴役人的物的力量是由分工导致的，因此对这种物的力量的摆脱就要依靠分工的消灭，而分工的消灭又依赖于共同体的存在。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最终获得了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以及个人自由。《形态》中这一消灭劳动和阶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在《形态》完成之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提出了使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而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中将其发展为“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总之，共同体-联合体这一思路构成了马恩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一条重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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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代表性共同体理论的得失
在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尽管其始终饱受冲击并不断自我修正或衍生出不同的形态和流派。当下代表性的共同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但另一方面，它们都是对自由主义的修补而非超越，并未在基本原则层面对自由主义进行质疑和重建。而《形态》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却始终是直指要害的。站在马恩的高度和视角之下，有助于对当下若干代表性共同体理论有更充分的认识。
(一)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撰写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是共同体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该书初稿完成的时候，马恩都尚在世，滕尼斯也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此外由于滕尼斯在写作此书期间对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关于社会的讨论上能够看到鲜明的霍布斯学说印记。在滕尼斯看来，人们之间如血缘、地缘、宗教这样有机的结合形成共同体，而相互独立的个人因共同利益而纯粹的、机械的并存形成社会。人们通过本质意志形成共同体，共同体持久、稳定，靠着情感来维系，是本质性的关系；人们通过选择意志形成社会，社会中人们相互分离，并未结合在一起，但依靠契约而消极地和平共处，是表象性的关系。
可以看到，马恩关注的共同体是宏观层面的，而滕尼斯关注的共同体则主要是中观层面的。如聂锦芳教授所说，相比于滕尼斯在极狭窄的“纯粹社会学”意义上区分“共同体”与“社会”，马恩在《形态》中的“阐发与论证不仅带有先驱者的开拓之功，更有超越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6]。滕尼斯揭示了共同体与社会两种社会关系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对立与统一，也部分地通过对“社会”的阐释展现了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工业社会高度理性化所带来的虚无感和压抑感。然而，滕尼斯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诉诸一种浪漫主义和乡愁式的想象，试图以传统共同体及其赖以形成的抽象意识来纠偏。显然，滕尼斯的思路仅仅停留在纠偏的层面，而且在现实中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的理性化和虚无化不断加剧，而不同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纷纷产生了后现代的迷思。遥远的传统共同体一直被现代社会所冲淡，因此如果希望找回被“利己主义冰水”所淹没的“情感的神圣发作”，需要的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扬弃与超越，而非简单的回归。
新时期背景下，党史工作者应该建立“党史”的概念，构建“大党史”的模式，不怕困难，敢于挑战，克服困难，提高研究能力，加强理论基础，提高学习能力，加强理论创新，促进学术交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的党史工作者和理论素养。
马恩已经给这种扬弃和超越提供了一个相对坚实的论证，即通过对真正共同体的追求，获得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既可以适应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能够满足人们在传统共同体中所体验到的情感。视野上的短缺使得滕尼斯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困境的解决方案，而别觅他道了。
(二)社群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之争
在西文中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一词本身就是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演化而来的，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译为“共同体主义”。尽管被归为社群主义的学者几乎都不认可这一标签，然而他们对共同体的关注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上，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之处。社群主义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对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例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采取了历史主义进路，认为个人必然从属于一定的历史文化，对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进行的叙述一定有着一定的背景、历史和关联；泰勒(Charles Taylor)则将自由主义对个人的理解称为“原子主义”，认为这种将个人原子化的理解无法解释人的社会性。
社群主义就是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之中产生的，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影响最深远的争论就是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展开的。因此首先需要回顾较有影响力的当代自由主义学说。罗尔斯(John Rawls)设置了“无知之幕”下有理性但不知情的一群个体，通过这种情况下的推演而得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正义理论，即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正义原则：自由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后者还包括公平机会原则和差异原则。而诺奇克(Robert Nozick)更进了一步，他将洛克(John Locke)的学说进一步发挥，认为国家应当仅仅是“最弱意义上的”。诺奇克甚至不认可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认为只要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就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应当被剥夺。学界一般将诺奇克的学说归为“极端自由主义”。此外，尽管诺奇克对罗尔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然而他们观点的差异是相对而言的，社群主义在上一层面的前提下与罗尔斯和诺奇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存在着根本区别。
那么，社群主义所讲的，作为社会基础的共同体又是怎样的呢？据姚大志教授总结，社群主义视野下的共同体有以下特征：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感情的联系；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共享的信念；共同体对于其成员是构成性的[7]。
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这场争论中，马克思是被作为社群主义谱系中的一部分出现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毋庸置疑，但是两者还是有质的区别。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当代自由主义的话，首先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次展开：罗尔斯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当代世界，然而他所采取的论证方法是非历史的，是建立在抽象化的先验概念基础上的。而他所得出来的正义原则却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明确的现实主张，即现代社会在维系自由主义原则底线的基础上实施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而诺奇克通过建立在抽象原则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理论同样是在表达一种延续数百年的自由主义传统。从他们的论证过程来看，这些理论依旧体现着鲜明的颠倒性，即将意识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并以其作为历史的基础。例如罗尔斯的论证，通过“无知之幕”的设置而认为屏蔽掉了社会个体的复杂属性，从而走向了“现实的个人”的反面。而这种从抽象的个人所推演出来的抽象正义原则，最终却要作用于现实的、感性的社会之中。将这种颠倒性揭示过后就能够发现，罗尔斯和诺奇克所构想的理想形态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偶然的生活条件使人们“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但事实上，“物的力量的统治”使他们更不自由[8]86。《形态》中马恩曾经对施蒂纳(Max Stirner)用来指称“利己主义者自愿联合”的“联盟”概念进行了集中的批判[8]452-501，而呈现在当代人视野中的自由主义学说仍未跳出施蒂纳式的思维窠臼。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与滕尼斯的界定较为相似的地方在于，社群主义所关注的共同体是中观意义上的。尽管社群主义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然而它并没有达到马恩的批判深度。二者产生区别的原因主要在于，马恩关注的问题是全人类的解放，而社群主义所关注的对象是在既定的现代社会形态下如何进行修补和纠偏。故而二者反映出的旨趣和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置于社群主义的谱系之中，社群主义无意也无力回答马恩提出的虚假共同体问题。
(三)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框架
相较于滕尼斯和社群主义将共同体放在一种接近于本体论和中观的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运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学说则意识到了共同体的人为构建性和宏观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马恩采取了类似的思路，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想象的”这一定语更多的是一种中性的描述，而“虚幻的”则表现出强烈的贬义与批判倾向。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且被想象为有限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9]。此外，安德森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因进行了两个层面的概括，分别是三个古老文明概念地位的丧失和三个资本主义条件的形成。其中后者的三个条件分别是：资本主义印刷术、宗教改革、语言多元的宿命。显然，安德森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对于“想象”建构的巨大意义。
民族国家问题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讨论绝对主义国家确立主权的过程时指出：“主权话语”是共和制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而且绝对主义观念糅合了“个人拥有无上权力的主张”与“对国家权力更普遍化的解释”，使之更具有包容性。这样，被转化为政府原则的主权观念就能够同“公民权”关联起来，“公民权”的适用范围也因此成为“总体上的国家政治‘共同体’”[10]。与安德森不同的是，吉登斯从自由主义惯用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建构的视角对民族国家的生成做出解释。如果说安德森提供的是一种软性的文化视角的话，那么吉登斯提供的则是一种硬性的政治-军事视角。曼(Michael Mann)认为，社会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四种权力构成的网络[11]。综合来看，除了安德森和吉登斯的两种视角之外，还应增加一种经济的视角，才能不致遗失关键的变量。而马克思主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视角。正像马恩对政治共同体和市民社会之间深刻矛盾的揭示一样，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的束缚被政治外观所掩盖和压抑，而被意识形态所蒙蔽。从马恩的视角来看，民族国家框架就是整合虚幻的共同体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尽管在安德森那里充分强调了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却舍本逐末地回避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因素的作用，而去探寻资本主义运行中的文字印刷。相较而言，安德森的理论在涵盖现实全面性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而这也导致理论自身走向了虚幻性。
马恩在讨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时指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1]536由此可以看出，马恩在《形态》中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滕尼斯、社群主义者以及安德森等人所讨论的共同体形态，并且以一种自洽的体系，不仅解释了历史本身，还依然能够对上述诸学说做出有理有据的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态》中的共同体思想依然能够在当今的历史舞台拥有一席之地。
这样，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的论述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表面上看，马恩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与城邦之间理想关系的构想，实际上，真正的共同体从深度、广度到现实性上都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政治学说，不仅继承了其中的合理内核，也继承了工商业社会中的合理内核，不仅实现了对共同体学说的一种超越性发展，而且在进一步被完善为《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后，为未来的人类对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深刻的指导。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视野下的当下认同危机
(一)当下认同危机概貌与西方学界的讨论
当今世界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共同体危机，其主要表现就是认同危机。不确定性、碎片化等关键议题构成了当下议题的主要特点。当今世界已经大面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这一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和碎片化。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频发，包括但不限于：1.仅在2016年，在相当大程度上违背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价值观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两件事都出乎包括理论研究者在内绝大部分人预料；2.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一改之前国际秩序引领者的角色而强调“美国优先”，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性难民和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3.传统主流政党衰落，新兴政党与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欧洲多国出现了带有极端色彩的政党获得大量选票甚至进入议会的情况，如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等均成为选举中的重要力量甚至直接进入议会获得执政权，欧洲多国出现了至少5个政党进议会的情形。此外，在非西方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在津巴布韦执政多年的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遭遇政变而被解职，等等；4.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地方分离主义势力，诸如英国苏格兰地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等等，对既有的主权国家体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80年来，刺绣已经成为老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一天不拿针拿线，她总觉得少了点啥。她的刺绣已被合肥市蜀山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二)西方主流学者对认同危机的分析
这场危机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而当代民粹主义又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浪潮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西方学界对这场危机的讨论夹杂着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和对民主的反思。例如在2017年11月，多位著名政治学家齐聚斯坦福大学，举行了《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威胁》主体研讨会。在会上，著名民主理论家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民主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蔓延到核心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倾斜、专制政体以威权主义国家为楷模；“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民粹主义的根源主要不在经济上，而是在于身份认同、尊严，即使是经济关切(相对剥夺感，对地位下降的恐惧)也落在身份问题上；著名比较政治经济学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则认为，美国社会关于经济不断增长的信念已经被动摇，当前经济不平等加剧使中产阶级对未来丧失信心，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歧和政治极化，但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只是恶化而非崩溃[12]。
福山上述观点还在其另一篇作品中得到了长期的展开和强化，他指出：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但是当前的这一转变表明，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当下人们还十分关注尊严被冒犯的事实以及对尊严的恢复。福山还就此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诘难，他承认在法律规定的平等之下存在着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不平等，但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的富有化，经济不平等这一矛盾的削弱使得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失去意义，而现存的不平等状况又是无解的，左翼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少数边缘群体[13]。
近几年，笔者在教授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中感觉到：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布置什么任务学生就做什么，教一步，学生就按照要求做一步,很少主动思考为什么这样做，也很少考虑在需要使用这些知识的场合时该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学过的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动手”训练，知识掌握不牢。因此，教师应该更新实践教学理念，不仅要教授学生如何去操作，还应该给学生创造一种竞争的理念和氛围，引导学生到真实的、具体的情景中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让学生明白在真实的情景中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三)基于《形态》共同体思想的分析与批判
上述西方学者对西式民主的现状展开的反思固然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普沃斯基还以经济不平等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那么他们的批判是否触及了问题的根本呢？福山的批评是否已经用时代的新问题超越了马恩描绘的共同体图景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区块是以太坊网络的核心，所有的交易、数据存储都是在区块头中进行的。不同的区块头之间通过头指针（ParentHash）函数指向前一个区块的头指针，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单项链表。
首先，经济不平等不仅依然存在于西方社会，并且影响依然深刻。在2011年，美国就爆发了以“1%反对99%”为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今，美国政治精英内部甚至出现了“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的声音[14]。这些事实的价值显然被福山等学者大大低估了。而尽管普沃斯基将美国民主危机归因于经济不平等，但他依然对西式民主制度本身抱有信心。然而，西式民主制度本身是与其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互为表里的，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还以“阿拉伯之春”等方式将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认同危机必然是结构性的，不可能通过强化和完善其自身的内在机制而得到改观。
其次，如果将视野放大，经济不平等是全球性的，而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是西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主要发端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依附理论，均提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些理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经济不平等的基本事实。另外，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资本以及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保证了不平等机制的延续。西方主流学者将目光聚集在西方社会内部思考，不仅难以理清头绪，也无法有效回应现实中诸如移民问题、难民问题等严重困扰西方社会的问题，更无法揭示出这些现象与极右翼政客涌现之间的关联。
传统的图像压缩系统对于前端采集到的图像处理多使用芯片MAX9247和MAX9250进行数据的串化和解串,具有PCB布板空间大、信号线相互干扰、占用FPGA资源、以及前端数据传输速率慢导致后续图像的完整度和清晰度受到影响等问题。而FPGA芯片内部集成有SelectIO资源,通过配置其内部资源和IO端口,可以用内部资源实现功能要求,而不会占用FPGA的资源[2],同时可以节省PCB布板空间,减少布线之间的信号干扰,能够实现低压高速稳定的信号传输功能。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传统工业图像压缩系统的改进设计方案。
最后，物对人奴役的异化逻辑在西方社会依然存在并广泛地发生作用，并以消费主义等新的形式作用在生存于其中每个人的肉体和精神之上。在后工业社会，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品类繁多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们基本的需求，却迫使所有人不得不面对。因此，物对人的奴役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本在生存欲望驱使之下的异化劳动，而是更多地存在于不断被刺激起的消费欲望之上。
以上因素同民族、宗教、性别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才最终导致了尊严和认同的普遍缺失，而西方学者的概括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将矛盾焦点引向了浮于表面的现象或一些浅层次的原因，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如果形而上学地分析当下的认同危机，就会陷入为马恩所深刻批判的“虚假共同体”幻象之中。而认同危机的解决和认同的建立，有赖于打破对虚幻性背后的不平等与异化，从而追求真正自由人联合的共同体，这一点在当今依然是适用的。
四、促进共同体认同的中国方案
如同前文中所揭示的那样，马恩在《形态》中建构的共同体思想精髓主要是在批判和扬弃共同体虚幻成分的过程中追求建构真正的共同体。这一学说所具有的超越性意义在于：时代不断发展，时代的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换，但无论在什么时代，共同体只要不能解决虚假性就必然难以长期维系，未能准确解释共同体虚假性的理论也必然难以解决共同体出现的危机。从马恩所生活在其中的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到当今广泛陷入认同危机的欧美各国，从马恩在《形态》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学说到滕尼斯、安德森、社群主义者以及福山等西方理论家的各种学说，这些现实或理论所遭遇的困境都说明，不解决或者不彻底解决虚幻性问题，将导致共同体的危机。中国古代思想非常强调社会群体及其行动名实相符的重要性，这与马恩对共同体虚幻性的揭示与批判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孔子认为，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任何人群结成共同体，必然具有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这些目的和利益又能够依托一定的语词，以一定的名目来概括。恰如其分的名目才能反映共同体的目的和利益，进而推动共同体的运行和发展，并在最大限度内化解共同体内部存在的矛盾。反之，则很容易对共同体的部分乃至全体成员造成伤害，并出现认同危机。因此，如何找出当下认同危机背后的虚幻性所在并构建出符合时代境遇的共同体，就成为严峻的时代课题。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5]而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情况不断发展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历史。在世界乱局中彰显出独特优势的中国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构建起的共同体，在稳健改革，发展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了西式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民主陷阱”和“市场陷阱”，并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突破当前的乱局提供了十分可观的方案。这一方案破除了西方式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悖论，并为当今时代的国际社会找到了可以共同依赖的目的和利益。
面对着蔓延于世界各地的危机与乱局，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进行主旨演讲时，以“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概括[16]。在2019年3月26日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主题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原先概括的三种赤字基础上增加了“信任赤字”，并对四大赤字的破解方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17]。反过来看，这也就意味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由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没能实现其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与平等，而是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博弈与冲突，并以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广大地区及其人民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果说对世界范围内四大赤字的概括是从反面准确揭示出现存世界秩序的虚幻性，那么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则是从正面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共同体认同的中国方案。习总书记提出并不断论证和完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保留了西方式全球化中相互依存与分工的合理内核，又扬弃了其造成冲突与不平等的部分，代之以互利共赢的新逻辑，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等形式付诸实践。如王义桅教授所言：“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这一逻辑把握住了人们对于和平与稳定的共同追求，从而为认同的构建与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前提。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真正的共同体”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与历史方位赋予了新的内涵，为一种更多人能够参与并从中受益的发展方式指明了道路。
考虑到环境中光线条件的影响，物体本身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具体到本研究的具体做法是在普通摄像头采集酶标板区域图像时，将酶标板放在一块均匀的Led灯板上，使酶标板孔受到均匀的光照这样可以减少光线等环境因素带来颜色特征值计算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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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9-07-05].http：//www.gov.cn/xinwen/2019-03/26/content_5377046.htm.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5-002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17@ZH014)。
作者简介：王超奕(1979—)，女，满族，辽宁大连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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