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研究·全球治理专题]特约主持人 刘 勇
摘 要: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遭遇挑战，特朗普式的新民粹主义悄然崛起，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气候。这一重大现象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陷入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越积越深。新自由主义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导致了新民粹主义的崛起。但是，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新民粹主义同样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具有克服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制度潜能，才能以社会自由的真实条件取代新自由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乌托邦。
关键词: 金融资本; 悖论逻辑; 新自由主义； 新民粹主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体系性危机。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陷入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强化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自身的矛盾，结果不但矛盾解决不了，反而使矛盾越积越深。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生产、流通革命等所实现的积累，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投机地产、股票、国债等所实现的积累。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所导致的体系性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原则式微的原因，也是新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但是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新民粹主义也无力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新民粹主义的统治将为社会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
一、 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
西方经济学一般把金融资本理解为虚拟资本，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金融资本则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和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体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金融资本理解为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经营资本等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而又高于这些职能资本的一种能动性更强、主体性更强的资本形态。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揭示了金融资本的生成机制。在《资本论》的逻辑规划中，金融资本是一个潜在的环节(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规划中潜在地包含着金融资本这一环节，这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写作规划的几次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早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提出“五篇构想”，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马克思还指出：《资本论》的第一篇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178页)。马克思1880年和美国《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时说：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只不过是一个片断而已，是一部三卷本著作的一卷，其余两卷尚未出版。整个三部曲是‘土地’‘资本’‘信用’”；马克思说，最后的一卷将用大量美国实例来说明问题，因为在美国信用已取得十分惊人的发展(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0-721页)。从上述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写作规划中，可以看出“信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等等是《资本论》逻辑规划的内在环节，这些环节正是后来希法亭提出“金融资本”理论时所借助的理论环节和理论资源；希法亭正是以“信用”为纽带，阐发了金融资本的形成机制，并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发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资本论》从“商品的价值形式”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出发[1]8，通过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分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形式，阐释了银行资本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形式上的统治地位。希法亭和列宁又在产业垄断、商业垄断、银行垄断以及这些职能资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揭示了银行资本形式上的统治地位如何发展为金融资本实质上的统治地位，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此阐述了金融资本的产生机制和积累机制(2)参阅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那么，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是什么呢？
在亲水性方面，通过低温等离子技术对聚四氟乙烯材料的表面进行处理，引入丙烯酸等亲水性单体，可以大大降低聚四氟乙烯与水的接触角。
首先，金融资本包含着生产性积累的逻辑。作为从职能资本垄断融合中产生的新的、能动性更强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延续和综合了各职能资本的积累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三种职能资本，即担负生产职能的产业资本、担负流通职能的商业资本、担负信用调节职能的银行资本。金融资本是从上述三种职能资本形式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也支配着市民社会和世界市场。就像主体通过变革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的一样，金融资本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革命来积累；金融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包含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因而可以叫作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积累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全球生产、全球流通和全球信用体系的革命，这些都是包含在金融资本中的“积极职能”，通过这些职能，金融资本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新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和强人政治相结合，以转嫁矛盾的形式来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把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归咎于其他国家，挑拨族群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舆论界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利益的代表，其性质是反金融寡头精英的。这是被新民粹主义的舆论宣传所蒙蔽了。表面上看，新民粹主义号称反精英，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公开批评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号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总统所反对的精英，只是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精英，而有意不把矛头指向华尔街的金融精英。
在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否定了自身暗含的前提。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假设、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中产阶级主导的橄榄型社会、极小国家、“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终结论的理念、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等等，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面前面临全面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自动均衡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会带来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但是，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只是放纵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放纵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放纵了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导致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工人失业、中产阶级衰落。当资本逻辑处于上升期时，金融资本的积累顺利，生产性积累占主导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相对稳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可以顺利地确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当资本积累走向下降期时，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就很难维持了，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遭到抛弃，也是自然的了。
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新民粹主义改变了西方的政治气候。自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举起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打击旧殖民主义体系、引领后殖民主义时代全球化秩序建构以来，特朗普总统带头反对全球化，可谓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那么，新民粹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主义？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和前途是什么？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式微条件下金融资本的一个新的统治形式，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变体，是反金融资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不发达的产物，新民粹主义也不可能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因而新民粹主义也只是为社会民主运动深入发展准备条件的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统治形式。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使人脱离生产关系，而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它理解不了的。新自由主义不分析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不分析包含的劳动当中的矛盾、所有权关系当中的矛盾、国家当中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这套自由的体系是可以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相适应的，因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可以不违背契约自由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交易，都完全符合契约自由的形式条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只看到了金融资本统治秩序中形式自由的一面，而看不到金融资本正是利用契约自由、形式自由确立自己的积累方式，看不到在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造成社会分裂和中产阶级破产的必然性[3]。
对于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列宁曾有深刻的提示。就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来说，列宁曾指出金融资本时代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可以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就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来说，列宁曾指出金融资本的垄断必然产生寄生和腐朽的趋势。“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2]186-187列宁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也是基于金融资本越来越转向寄生性积累的发展趋势来论断的，这和本文所说的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越来越倾向于以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的趋势和悖论逻辑也是一致的。
二、 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原则的式微
新自由主义不是把人理解为现实的、需要在具体的物质关系中从事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的个人，而是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抽象的、精神性的人，也即把人理解为“自我”“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理性人”等抽象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般的个体，这种孤立个体的抽象权利，被新自由主义作为建立规范体系的出发点。新自由主义哲学或者从情感或心理学的角度来规定权利，权利被认为是与人之为人的惯常、羞耻相联系的，权利是适度的自豪，即自豪拥有值得他人爱和尊重的最低限度的自尊；或者从理性、自由意志来规定权利，例如就像康德那样，把权利看作是实践理性颁布的律令，是先验的、绝对的，尊重他人的权利是道德义务。在康德那里，道德义务虽是先天的、绝对的，却不包含任何取自幸福的或者与幸福相混杂的动机。在康德那里，道德义务是和具体内容、物质利益相割裂的。自罗尔斯以来，康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导师。在新自由主义哲学中，人作为抽象的权利主体所具有的权利被叫作人权。
花色：本次引进各类月季，花色达25个，大致分为红色系、粉色系、黄色系、白色系、复色系，涵盖了月季品种中的最主要颜色，且各类月季在高原强紫外线照射下，花色更为艳丽，极具观赏性。
从抽象的人权出发，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抽象的法权自由的规范体系。第一，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推论出的第一项权利，就是私有权。康德把人对物的占有分为两种，一种叫物理的占有，一种叫理性的占有。我说这个杯子是我的，我用手把它抓住，别人抢不走，这是物理占有。如果我说这个杯子是我的，并不是因为我抓住了它，而是别人在理性上承认这是我的，因此别人也不去抢占，我的这种占有，就叫理性占有。理性占有就是体现在占有中的自由意志，就是体现在物的占有中的、被别人尊重和认可的我的意志。这种体现在占有关系中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所有权。因而，对所有权的尊重就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因为自由意志都是不可侵犯的，因而，所有权也是不可侵犯的，所有权也就成了天然合理的永久权利。这是自由主义者对所有权天然合理性的论证。第二，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所做出的第二个基本推论，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这里，人权表现为做生意的权利，表现为经济人之间做买卖、做交易、缔结契约的权利。市场被认为是最好、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体系。第三，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所做出的第三个基本推论，就是从公民权中推论出极小国家。公民权就是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是，个人是作为抽象的公民，而不是作为现实的人来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共同体建立在每个人的抽象共性的基础上。每个人不管出身、财产、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大家都作为具有共性的公民获得同等的权利。在所有公民同等权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底线共识基础上的最小国家。底线共识是一种人人都能、都必须遵守的共识。从这种底线共识出发，国家只是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守护者，只履行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相联系的权力。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提倡人民主权，把民主看作是“多数的暴政”，必然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剥夺。比起民主来，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共和，更强调分权制衡，强调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强调三权分立。新自由主义没有国体的概念，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的阶级性。新自由主义只能看到不受限制的权力产生腐败，而看不到即便是清廉的政府也可以成为金融资本的奴仆。第四，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权所做出的第四个基本推论，是人权高于主权。在这里，人权表现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在康德看来，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公民宪法能够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是公开的一般的人类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为了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所颁布的不成文法典。只有建立在每个国家都必须服从的公共法律之上的国际法权，才能使各国之间避免战争，保护人权。要想建立和平状态，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是共和制。由此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共和制的国家对那些不是共和制的国家，可以以侵犯人权为借口进行合法干涉。第五，历史终结论。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上述人权的各项表现，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保证了个人的各项权利，形成了相互连接的、规范性的权利体系，保证了人的各项自由，与这些自由相联系的各要素，诸如个人独立、个性自由、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财产权、市民社会、自由市场、公民政治、三权分立、世界公民权等，被从金融资本的积累体系中孤立出来，被称为“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认为是理性的实现和表现，具有永恒的价值，代表历史的最终趋向。这种现代性是人类自由的体现，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已经实现了这种现代性、这种形式自由的西方，也就自认为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者。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无力解决金融资本造成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市场经济是自我均衡的，国家不能干涉市场经济的内部自由。新自由主义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新自由主义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经济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资本，这样设计的公共权力无法遏制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无力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导致的危机。有些自由主义者，例如《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也试图解决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但是，罗尔斯在试图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时，并不对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做生产关系的分析，他只是将经济不平等当成一个既成的结果。那么，又怎么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呢？他从抽象的法权原则和心理学出发，提出了“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解决原则。罗尔斯把工资最低的人群设定为“最少受惠者”，认为把他们的收入提高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的一半，这被认为是可以符合《正义论》的要求的。这些讨论被称为对平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讨论，其实它只是一种主观的、任意的设定。其一，为什么最少受惠者是低工资的就业者而不是失业者？其二，如何解决中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也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本身的问题，罗尔斯没有讨论。罗尔斯认为工资最低者的收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半收入，社会就是公平的、正义的了，这实际上暗含着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坚这一前提。但是，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中产阶级被剥夺，恰恰是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中产阶级衰落。最重要的缺陷在于，罗尔斯试图在形式主义的契约自由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但是只要遵循了形式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就不可能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因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都不会得到契约主体之一即金融家的认可。在新自由主义的前提和框架之内是不可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
传统的决策是由高级领导者根据各种不同渠道的数据个人分析所得到的，决策者需要调查很多的资料，未免太过繁琐。智能决策是指通过数据统计、指标显示、横向对比、趋势分析、钻研转换等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知识，以供学校各级领导作为参考，为相关业务人员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这可以解决数据分析中的难题，是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好处之一。为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更加充分、更加详细完整的决策依据，从而使决策者可以更快、更准确地作出决策[4]。
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是导致金融资本积累体系性危机的原因。金融资本试图以加强非生产性积累解决危机的方式只是使危机转移了，只会使危机叠加起来，造成更大的危机。金融资本从生产性积累向非生产性积累的转向，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像癌变扩散一样，终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免疫系统，破坏金融资本的积累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通常预期的那样很快过去，而是顺次蔓延、逐步展开、逐步深化，表现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的顺次转移和叠加。
以上这一包括私有产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最小国家、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终结论等条款的自由主义规范体系，曾长期支配着英美等国的文化、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按照这一规范体系说话和行事，就被英美等国的主流文化誉为“政治正确”。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加剧了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在经济、社会危机面前，国家拿什么来救助金融资本呢？在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的制度安排下，国家能力极度衰落，负债累累，那就只能借钱。向谁借钱呢？向金融资本借钱。可是金融资本已经陷入危机。那就只能是开动印刷机，发行货币。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货币发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联合的大金融资本家。结果就是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就印发更多的货币借给国家，而国家救助了金融危机，却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如此，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救助危机，还造成通货膨胀，使本已贫困化的社会生产者阶级再次遭到剥夺，使矛盾更加激化。新自由主义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无疑是在加深危机。
最后，阅读速度。由于词汇障碍和语法障碍，英语思维能力缺乏、知识面狭窄、生活常识不足、跨文化知识不足等，导致考生反复阅读几遍，阅读速度跟不上，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有效阅读，影响考生阅读理解和答题结果；同时也影响学生的考试心态、信心、发挥。
三、 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再次，金融资本还包含着以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生产性积累危机的悖论逻辑。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爆发时，它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例如，通过释放“流动性”刺激股市、加强地产投机、国债投机等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例如，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来救助银行，这样固然避免了银行因挤兑而破产的局面，却导致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中产阶级被剥夺、国家陷入债务深渊。再如，以刺激金融地产来缓解危机，也是使危机在更深层次上积累的办法。金融投机使稀缺的不动产更加稀缺，这是地产、不动产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地产价格飙升，使社会中寄生阶层的收入越来越多，使工薪阶层生活成本上升进而使工资增加，这又进一步使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上升，使产业竞争优势丧失。再如，在危机时期，金融资本通过增加国债的方式解救危机，这也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使本已被剥夺的底层民众进一步遭到剥夺，于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全面转化。
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产物。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所造成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深刻危机导致了新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向极端主义的倾斜就成为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一个偏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德国，尤其是法国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很有可能与新民粹主义相结合，被新民粹主义所利用，成为进一步推动欧洲右转的动因。生产性积累占主导的时候，自由主义兴盛，金融资本积累体系的下降，是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的转化期，甚至会出现某种新形式的波拿巴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等。在金融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下，自由主义向民粹主义的转化，向波拿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转化是一个客观规律。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下新自由主义式微的表现，是金融资本积累在体系混乱时期的表现。
其次，金融资本包含着非生产性积累的逻辑，即金融资本不是通过生产、流通和信用革命，而是直接借助自身的垄断地位进行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一是金融资本通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专利权或流通过程中的直接定价权剥夺消费者。二是金融资本通过股票、证券市场，通过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从中小投资者、中产阶级中圈钱。金融资本的各种金融创新，其本来的职能是通过信用业务的革命来更方便地动员社会过剩资本，但是在金融资本的操纵下，却发生了信用异化，金融创新变成了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剥夺的技巧，随着金融投机的膨胀，剥夺的范围也越过了过剩资本的界限而蔓延到社会再生产的各类必要基金中。三是金融资本利用经济危机来进行积累。在危机中，中小产业资本因资金短缺而常常陷入信用危机，不得不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接受银行的贷款，或不得不在异常不利的情况下抛售股票，这都为金融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剥夺提供了条件。四是通过地产金融化来进行寻租性积累。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将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工人阶级、产业资本家阶级以及土地所有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对象。在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土地所有权都是作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对象来加以分析的。马克思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对“地体”某一部分的垄断来向市民社会征收的货币税(3)“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页)。。在金融资本的发展中，地产成为金融资本的一个部门，地租被合并到金融利润当中，金融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地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势力雄厚的地产商。五是金融资本投机国债，盗窃国库。在西方大社会、小政府的观念下，国家处于极度虚弱的位置，要通过举债维持正常的运转。金融资本经营国债，把税收、公共财政、公共工程等等变成自己的积累对象，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政府常常面临关门的窘境。例如，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资本的帝国中心，拥有三亿多人口，政府却欠下二十多万亿的国债，政府为保持对金融资本的信用，不得不削减福利以保证为国债支付利息。六是金融资本支配货币发行权和国家的货币政策。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在金融资本的绑架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发货币来稳定金融秩序，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对工薪阶层的盗窃，是工薪阶层在为危机买单。七是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策，比如主导国家的军备战略。金融资本经营军火、发战争财，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其例。以上诸种积累方式，都属于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
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变体，是保守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民粹主义试图在优先满足大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条件下解决由金融资本积累自身所导致的问题，它利用其形式上的极端主张，掩盖其核心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性质。新民粹主义清除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装饰，却继承了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减少社会福利、取消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新民粹主义作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病态变体，是新自由主义之保守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新民粹主义是反金融资本的左翼社会民主运动乏力而致使民众运动受右翼保守自由主义操纵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不发展，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失去了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导致社会底层的某些阶层转而去支持新民粹主义。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曾一度给选民带来希望，有望阻止特朗普当选，但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内提名时败给了希拉里，这导致桑德斯的许多支持者转而去支持特朗普。桑德斯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矛头指向金融寡头，但仍然是不彻底的。要消灭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需要公有制支配国家战略性产业，需要有超越“极小国家”的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条件下桑德斯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策，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桑德斯主要的号召力就是为大学生提供免费上大学的保障；大学生贷款成了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钱从哪里出？桑德斯支持“现代货币理论”，就是要美国无限期发债，靠发债改善美国的福利。这和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蒲鲁东曾幻想通过银行信用向社会底层偏斜来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美国桑德斯所举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固然涉及对金融资本的局部否定，但无力从战略上改变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地位。反金融资本的左翼民主运动之所以相对弱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步向新自由主义靠拢，追求“第三条道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偏向于文化批判，寻求边缘群体作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方向不明确，方向分散，容易被利用，这也是民粹主义崛起、民众运动被金融资本的冒险势力所利用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新民粹主义恰恰是因为民主主义运动不发达而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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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粹主义是为社会民主运动深入准备条件的一种金融资本统治形式。新民粹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冒险政策和一系列试图转嫁危机而保留新自由主义核心主张的政策，不可能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导致的问题。新民粹主义的统治将为社会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创造条件。社会主义不是直接出自自由主义，而是从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造成的混乱和战争的基础之上，在破坏到极致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科学的方向，才能把民众运动从新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能克服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逻辑，才能超越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才能解决由金融资本悖论逻辑所导致的系统性社会危机。
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遭遇挑战、特朗普式的新民粹主义悄然崛起，这一重大现象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陷入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越积越深。新自由主义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新民粹主义同样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新民粹主义也终将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现实面前遭遇危机，从而为社会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准备条件，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的复兴带来一些曙光。
从版本角度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的创新发展成为主流。1978年图书出版的版本，以再版图书为主，一版一次的图书有562种，占年度图书出版的4.1%。2017年图书出版的版本，以新版图书为主，一版一次的图书有295275种，占年度图书出版的88.68%。为加强图书出版的系统化管理，1991年，我国学习借鉴国际图书出版管理的先进经验，引进了CIP图书在版编目，使图书出版版本管理的规范化、目录著录的标准化、服务公众的信息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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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朝龙.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J].前线，2019(2)：30-34.
TheParadoxicalLogicofFinancialCapitalandtheRiseofNewPopulismUtopia
Song Chaolo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r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neo-liberalism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the Trump-style neo-populism has risen, which has changed the political climate worldwide. And the root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paradox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al crisis caused by it. The paradoxical logic is that when the productive accumulation falls into crisis, financial capital tries to solve it by strengthening the unproductive accumulation. As a result, it can not solve the crisis, but deepens it. Neo-liberalism is unable to overcome the paradox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gives rise to neo-populism. However, like neo-liberalism, neo-populism is also unable to overcome the paradox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apital. Only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the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to overcome the logic of financial capital paradox, thus replacing the Utopia of neo-liberalism and neo-populism with the real conditions of social freedom.
Keywords: financial capital; paradoxical logic; neo-populism; Utopia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9)06-0001-07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9.062
收稿日期：2019-08-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87)；教育部重大专项课题(19JZDZ015)
作者简介：宋朝龙，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从事《资本论》、金融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主持人简介：刘 勇，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 张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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