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有人却恣意地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即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所谓“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捏造。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因素 唯经济决定论 最终的决定作用 经济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①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充分肯定了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决定作用。
江淮总捕头秦铁崖，接到手下送来的一封信，封皮上写着：“江云飞台鉴”，内页笔墨淋漓，文字很短，霸气十足：
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人类思想认识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它们不从物质实践而从范畴观念出发，把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归结为精神因素，考察的只是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尽管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了要考察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原因，但终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了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为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因素是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性变革。
早在1842－1843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首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表态的“难事”。为了解决这一“难事”，马克思于1843年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深入批判，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正是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找到了理解法、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钥匙——物质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③这表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是以人的物质生活为前提和基础的。在该著作中，马克思还透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从人和物的关系中揭示出人和人的关系，表达了对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态度和观点，认识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④
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不仅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与感性，而不从主体方面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同时，还批判了唯心主义从观念意识出发忽视现实活动的根本错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⑤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⑥从而“萌芽”了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论证了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一历史基本条件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在社会历史领域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从而深刻揭示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共产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青辰的绳子已经被岩鹰啄断，而为了救青辰，唐玉烟的绳子也已经被斩断，现在只剩了手中不足三丈长的一段。他们无法再沿着绳子回到崖顶。
在早期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去探究和揭示精神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基础和根源，概括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交互作用角度论证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侧重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时并没有把经济视为唯一决定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和思想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经济的反作用，尽管不像恩格斯后来明确强调的那样。
二、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唯经济决定论”
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不少学者狭隘地理解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在《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一文中，当谈到所谓“经济决定论”时，陈先达教授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厘清三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决定论”、“唯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陈先达教授认为，“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含糊不清且内容多变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指称“唯经济决定论”，即把经济因素看成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不少学者都视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决定论”并加以反对，并没有对“经济决定论”的是非曲直加以分析。正如陈先达教授所提到，“经济决定论”的争论可不是什么新问题，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晚年遇到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当时就连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没有区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经济决定论”的界限，像拉法格这样与马克思最为亲近的人，也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 “经济决定论”。⑫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反对和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确立不同于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则，在唯物史观初创早期，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决定作用上，以便反对唯心史观在历史观领域的影响，确立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例如在《神圣的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4年)一书中，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只有把“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才能真正“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历史的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物质生产”，而不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⑬强调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⑭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概述中，侧重点也是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更多关注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不是考虑的重点，对其它社会因素的作用没有予以全面的论述。不可否认，这是时代和任务产生的必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始就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存在只强调一个方面而没有说到相反方面是片面性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性。要知道，没有这种片面性，就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奠定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⑮
值得期待的是，为了坚决地反对唯心史观，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这种局限与片面性，澄清和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与歪曲，恩格斯后来深刻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从经济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最终的决定性作用，成为继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一书中，针对杜林声称“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⑯等论调，恩格斯在该书的《政治经济学》编中用了三章“暴力论”的篇幅来深刻揭露杜林的错误观点，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原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⑰所有制并非是基于暴力，私有财产的出现也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阶级社会、暴力国家——古代奴隶制的出现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条件下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⑱此外，恩格斯还联系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批驳“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面对封建贵族掌握的政治暴力，资产阶级靠什么去战胜它们?靠资产者手中决定性的武器——经济上的权力手段。所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是先有“经济状况”的改变，政治状态或迟或早随之改变。如果像杜林所说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可以肯定“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⑲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杜林极力鼓吹“暴力”万能，熟不知暴力本身却是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中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⑳显而易见，恩格斯在阐述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和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强调是从“终极原因”的意义上而言的。
1.粉葛粉与提取液（30%乙醇）的比例对葛根素含量的影响。由表2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粉葛含量越高，提取液中的葛根素含量越高，达到每100ml中含153mg。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中，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颠倒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关系、把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说成是被国家所决定的因素，恩格斯重申“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㉑虽然从形式方面看，市民社会中的一切要求必须要通过国家用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获得普遍效力，但是如果从形式深入到内容，可以看到国家意志的内容都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需要，反映了经济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那个阶级的需要，而一定阶级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最终意义上则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法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表现，不论公法或是私法，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并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制度一样，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㉒只不过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往往容易使人忘记它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这一本质。面对唯心史观的种种谬误，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政治制度、法以及意识形态同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指出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由式(7)各广义坐标之间的关系知,q中实际上只有两个独立变量,为此定义独立变量p=[p1(t),p2(t)]T,则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人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集中论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决定作用，进一步阐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 (1890年9月21－22日)中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㉓，阐述了在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创造，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对此，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他和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另一方面的挑战是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教条化，鼓吹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对此同样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在写给“青年派”理论家保尔·恩斯特的信中严肃地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㉙
2099年，一个名叫弟弟弟的孩子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致全世界大人们的公开信》，痛陈了这种教育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成立一个"孩子王国"的设想。联合国秘书长在童年时代有过和弟弟弟一样的梦想，只不过当时压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弟弟弟的来信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启发，第二天他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各国代表宣读了小学生弟弟弟的来信。弟弟弟的来信犹如一声春雷，石破天惊，震动了联合国大会。全体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马上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经大会讨论并付诸实施。
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 (1890年10月27日)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了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国家权力、法、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都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在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彼此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具决定性的”。㉔
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 (1894年1月25日)中，把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概括为“经济关系”，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强调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都是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关系不管受到上层建筑诸多因素多大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构成了一条贯彻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㉕
2.《刑法修正案(八)》没有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单位犯罪，不利于打击非法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等单位。
三、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并不是所谓的“唯经济决定论”，一方面肯定经济对政治、法、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诸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经济、政治权力和思想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国家政治权力等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针对“经济唯物主义”把经济因素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起单方面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否认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作用，恣意地歪曲污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列宁对此作了坚决地揭露和彻底地批判。
针对上述两方面的挑战，恩格斯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的反作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㉚恩格斯强调，尽管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由经济决定，但它们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反过来”对决定自身的经济产生“第二性”的作用和影响，甚至不言而喻地“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㉛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还概括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大体上就是如前述在《反杜林论》中提及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朝两个方向所起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方向的反作用—— “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㉜此外，恩格斯还阐述了法及其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的反作用。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
在1859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经典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⑨恩格斯在1859年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也曾明确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⑩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反复强调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⑪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这一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出发，找到了科学解释和理解社会历史诸多关系和现象的钥匙，明确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而创立了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阐述并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方法，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性变革。
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恩格斯不仅详细论证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也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都是先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㉗恩格斯把政治权力朝两个方向起作用归纳为按照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加速作用和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阻碍作用。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决定政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政治对经济起作用，而是肯定政治对经济有加速发展和阻碍破坏两种不同性质的反作用。
从上述可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恩格斯特别强调是在“终极原因”、“归根到底”、“最本原”等的意义上而言的，“归根到底”意味着根源性和终极性。有鉴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不是“唯经济决定论”，甚至也不应称“经济决定论”。因为“经济决定论”已被一些学者固化为“唯经济决定论”，从而掩盖了其中包含的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合理原则，从而成为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经济决定论”的掩体。㉖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就它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的地位而言的，而不是指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解释。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诸多因素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归根到底经济因素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把经济因素比喻为中轴线，其他影响因素归根结底是围绕经济因素这个中轴线发生作用，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则是经济因素。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采用歪曲、捏造等伎俩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声称马克思只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只讲经济的作用，不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等，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地回击。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责难完全违背事实，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从来就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㉝列宁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研究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既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剖析、分析经济的决定作用，又随时随地探究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彼此依存与相互作用，科学地论证和检验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㉞
选取某神经精神病医院收治的心肌缺血患者80例，将患者随机分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龄38～80岁，平均（62.5±8.2）岁，病程3个月～12年，平均（5.2±2.3）年；对照组40例，男26例，女14例，年龄40～79岁，平均（63.1±7.5）岁，病程4个月～11年，平均（4.3±1.7）年。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病程长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有效地解决制药类专业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基于“一主二翼”(以新工科为一主体，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新工科的二翼)思想，采用经典的OBE法和CDIO法[5]，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对制药工程专业实验教学进行升级改造，强化实验教学对于实践教学的支撑作用，经过医药化工企业实践和评价，进行持续改进。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一书中，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恣意捏造马克思把经济因素当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定其他因素的力量。面对巴尔特的歪曲与挑战，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给予了坚决地批判。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针对巴尔特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恣意歪曲，恩格斯指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㉘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并承认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恣意歪曲和捏造。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绝不是“唯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它深刻阐述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㉟所以，在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仍然起着基础性的最终决定作用，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㊱，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涵要义和本质要求。
一是将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约束性指标纳入省委、省政府评价各设区市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全省开展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的县（市、区）达到67个，约占全省的39%，实现了“以点带面、梯次推进”；三是探索实践了浮动定额、阶梯水价、提补水价等节水激励机制；四是渠灌区创造性地实施了“渠改管”工程，解决了计量问题，实现了节水50%、省钱30%、节地3%的效果；五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民用水者协会、企业和社区用水管理组织，推进了公众参与、民主化节水、机制建设。
①㉑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306、309页。
②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1、59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⑬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196、499、501、531、544、350～351、287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⑫⑮㉖ 《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第21、21、22页。
⑯⑰⑱⑲⑳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7～538、539、542、543、797～798、563页。
㉓㉔㉕㉘㉙㉚㉛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91、601、668、591、583、597、598、597 页。
㉝《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㉞《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163页。
（1）假定制造商、零售商、物流服务集成商以及物流服务提供商均为风险中性且完全理性，各决策主体之间信息对称，均以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㉟㊱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6、11页。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1－0089－07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方法论意义研究”(项目号15YJA710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正峰，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广州 510642
［责任编辑 刘慧玲］
标签：恩格斯论文; 经济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历史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方法论意义研究”(项目号15YJA710011)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