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治理是政治学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时代话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治理理念与后现代政治文化的融通，指出两者都会关注个体的经验和感受。但是，两者并不重合，其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环节，即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个体的经验和感受可以通过环境心理学的时空芭蕾和地方依恋理论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可以通过政治文化的方法进行测量。
关键词：政治文化；时空芭蕾；地方依恋；英格尔哈特
“治理”中的“治”回到汉字本源是指治水，治水的秘籍是宜疏不宜堵。中国古代也有顺民意而为之的政治智慧。这些要素转化为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就是要注重公民的意愿，体察公民的心理，塑造合宜的政治文化。从而，获得现代政治最宝贵的资源——政治合法性。
现代城市不仅是居民生存的空间，也是一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公民的权利落实为市民的待遇和福利。对于城市治理的研究一直是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内容，侧重探讨实践中管理的优化。本文尝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索城市治理的理论进路和现实方法。
1 政治文化：经典与后物质主义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标准的学术用语，起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作出的经典界定，“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阿尔蒙德将心理学的方法用于分析公民个人，尤其是普通公民个体。这与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传统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大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是“王侯将相”的宏大叙事。政治文化的兴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下沉到普通公民，与之相伴的行为主义研究的兴起，开启了政治科学的时代。所以，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研究。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以发达工业社会为对象，以量化的方法展开研究，阐释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集中于“社会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主要内容包括：美丽城市或自然、想法更重要、自由言论、人性化社会、在工作和社区中有更多话语权和在政府中有更多话语权。[2]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国家、合法性、权力和权利的基本框架，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社会领域。生活满意度成为政治文化考察的指标。[3]
2 从城市治理到后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联系与环节
政治文化除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外，它在后物质主义的研究结论实际就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内容。城市治理更加具体的表现为一系列指标[4]。城市治理是后物质主义阶段城市管理的基本规范。
大丰区为缺磷地区，每年磷肥施用量达4.5万吨。磷肥的施用不但对作物高产、稳产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在土壤速效磷显著提高后，为了探索磷肥施用增产效果及确定适宜的施用量，2016年秋播时开展了小麦磷肥试验，探索在现有土壤养分状况下，磷肥对小麦生长发育及其产量的影响。
大卫·西蒙（David Sermon）用“地方芭蕾”来描述有着共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们在特定时空和地点相聚，完成固定身体动作的行为。因为这些动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类似芭蕾舞蹈的动作，所以被比拟为“芭蕾”。能够形成“地方芭蕾”的空间可以给参与者提供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参与者的熟悉，而这种熟悉感是一种无意识常规的结果。[5]这时，该参与者就形成了对该地的“地方依恋”。[6]
当然，两者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成为城市治理的政策依据，城市治理的效果要通过政治文化的研究数据来表达。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除此之外，在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方面，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和城市治理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同公民参与的基础地位。后物质主义提出，公民应该在地方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城市治理的四个主要指标之一就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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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是社区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的“交叉地带”。那么，空间、场所和人的活动构成了治理和政治文化共同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赋予了空间与场所以意义，这些意义又影响人的活动和观念。所以，环境心理学“地方芭蕾”和“地方依恋”理论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提供了分析的进路。这一进路是城市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共用的”。
3 微观视角：“地方芭蕾”、“地方依恋”与政治文化的测量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研究放在生活的场景中，就可以发现其间的联系是由一些环节构成的。以社区公共图书馆为例，它是城市治理的内容之一。如果图书馆外形别致，具有社区特色，是文化地标，而且，图书馆经常组织公共活动，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那么，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喜爱之情就会逐渐积累。反过来，居民又会出于对社区的热爱，积极参与社区的治理。由此，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互相滋养，实现良性循环。所以，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是社区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发生联系的环节。
焦虑症是比较多见的精神科疾病,每年该疾病发病率都在增加,人们的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导致生存质量下降[3-6]。目前临床中采取的药物和心理治疗方式是主要的方法,可是治疗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因为焦虑症患者的病情比较复杂,发病机制还不清楚,单一模式治疗的难度比较大[3]。
对于“供给侧改革”，经济学人在报道中将这一术语与里根时期的供应经济策略相提并论，并将二者进行了对比。该报道中包含了两则概念隐喻——“经济问题是疾病”和“经济改革是旅程”。在例1中，在“经济问题是疾病”概念隐喻中，该报道承认中国的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经济弊病对应于人罹患疾病（例1），重大改革对应于真正的大手术（例2），刺激经济对应于暂时用药物刺激病人缓解痛苦。在“经济改革是旅程”概念隐喻中，政策的改变对应于旅程路线或方向的改变（例3），路线和方向的改变或可以使旅程更加顺利。上述表达一方面体现了外媒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体现了外媒对“供给侧改革”并不看好。
但是，两者的研究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城市治理研究着眼于治理的实务，以指标为框架，以绩效为结论。政治文化的研究着眼于对假设的验证，以观测公民的感受为内容，最终为政策建议提供理论基础。
地方芭蕾和地方依恋描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城市治理至关重要，它是治理政策制定的依据。但是如何有效的测量它？这就需要使用政治文化的量化分析方法。用抽样和问卷的方法搜集数据，从数据中分析居民政治情感和地方场所的关系。另外，定性的深入访谈法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到居民个体对地方场所的政治态度。这里的地方场所主要指代公共设施。
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可以借助这两个理论观点展开。地方芭蕾的形成过程是公民获得政治认知和积蓄政治情感的过程；作为结果的地方依恋，可以对应着政治潜/无意识的成熟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是进行政治评价的基本依据。
首先，梳理改善前流程图，确定改善重点。明确卒中患者入院便应进行吞咽功能评估，然后根据吞咽障碍情况，在防止肺部感染的同时，加强患者营养。
4 我国城市治理中的政治文化建设：基于信任的公民文化
前述的分析都是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当把它们置于当代中国的背景下时，就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首先，政治文化论域中的“公民”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一国范围内，它的地区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而城市治理是以居民为对象，居民首先是地理概念，其次是经济文化概念，它的地区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举个有趣，但可能真正发生的例子。西部某小城市的家庭有两个孩子，老大成绩优异，考上北京的大学后，在北京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在北京安家，成为北京居民。老二在本地上了中专后，就职于当地的一家企业，成为当地居民。两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作为居民的待遇可能差别很大。与居民紧密相连的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和环境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人才聚集地的政治原因。
户籍是被权威性分配的一种“价值”。在北京实行的积分落户政策，使这种分配更趋合理。这是城市治理进步的表现。
第二，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大都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平。这也意味着管理城市的水平要提高，与国际标准看齐。那么，在城市治理中，应该着重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文化作为城市的软实力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效力，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政治文化是城市共同体具有吸引力，使居民保有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愿意为城市付出的心理基础。
笔者认为，城市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可以围绕政治信任展开。政治信任可以分解为居民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方面。在政治认知方面，治理者应该全面准确地提供政策信息，使得被治理者获得全面准确的政治认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同时，治理者自身也要不断更新现有的政治认知，了解最新的政策信息。治理者与被治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应该消除，代之以服务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互相了解。在政治情感方面，感恩和忠诚要让位给以理解和宽容为基础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既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态度，也是治理者之间的态度，更是被治理者之间的态度。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理性的考量基础上，表现为依照规章办事之上的稳定预期。在政治评价方面，培养公民们，包括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树立客观和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共治的氛围。政治文化作为公民的心理积淀，不是朝夕就能养成，这也是治理作为高明的政治策略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2][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3]“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信任度、议政率和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往往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对所有世界之积极态度的症候群”。[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第40页。
[4]参见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城市治理指标（UGI，Urban Governance Index,http://mirror.unhabitat.org/content.asp?typeid=19&catid=25&cid=2167）
[5]David Seamon:“Body-Subject,Time-Space Routines,and Place-Ballets”,from Anne Buttimer,David Seamon: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London 1980,pp.162-163.
[6]关于地方依恋的更多文献，可以参阅Irwin Altman,Setha M.Low,ed.,Place Attachment,Plenum Press,1992.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9）04（C）-0145-02
作者简介：郑红（1977.10-），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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